神马文学网中国皇帝们的维稳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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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09-12-8
自秦灭六国至辛亥革命，中国两千多年动荡频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但有意思的是，所有的动荡都无一例外地走向新的皇朝，改朝换代后，中国的正统和法统依然，即新王朝取代旧王朝，而没有发生社会形态的交替。中国历史书将这种现象叫做“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这种情况和这一称呼说明一个事实：社会内部存在很深刻的稳定因素，不论我们曾如何诅咒由此的死水一潭和落后于世，但仅就维持稳定这一点而言，对其求得究竟，对于当下的维稳，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是一桩历史分期方面的陈旧争议案，因详情无关本文，在此不表。笔者倾向于春秋战国封建说，即至秦统一六国，分封制从主流方面而言消亡，中国的封建社会结束，皇权专制时代开始。
笔者认为原因主要如下：
以科举制度为代表的文官制度，保证了管理体制的动态，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场腐败。
科举制度正式形成于隋代，但此前就有各种各样的选官制度，从汉代的举孝廉，到曹魏的九品中正制，虽然不乏作弊的笑话，但在选拔官僚方面，主流作用是积极的，曹操的唯才是举，“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尤其表现出对人才的渴望。到了隋唐，中国的皇权社会达到繁荣，人才荟萃，不能说与此时正式成型的科举制度无关。科举制度不仅延续到清末，而且被以后的英国等吸纳，其至今通行的文官考试，就是科举制度正面意义的说明。需要指出的是，科举考试的价值不在于考试内容，而在于通过这种形式保持了官场的流动，不利于形成盘根错节、难以清理的腐败，从而对社会的正常运作提供一定保证。
皇帝、宰相、御史的三权分立，防止了高度集权，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监督机制。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皇权社会延续两千多年的原因是高度集中的皇权。不敢说这个原因微不足道，但将其作为唯一归因肯定失实。不争的事实在于，世界上几乎没有高度集权和以专制维护的政统与法统最终土崩瓦解的例外，法西斯德日意和斯大林体制的结局就是最好的例子。不仅如此，专制程度常常以物极必反的规律性，与体制的崩溃速度构成正比。由此可见传统结论是站不稳脚跟的，中国的皇权并没有达到平时所说的专制高度。这种结论并非猜想，从秦以来的政体设置上就得到明确反映。那就是皇帝行决策权、宰相行执行权、御史行监督权，向下以此类推，各不从属。这种设置预先映证了中国皇权集团对近代政治学的著名铁则“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认同。也就是说，皇权时代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权力之间的监督，维护了社会稳定，防止了法西斯式的最后崩溃。
家族制度和乡绅文化对维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秦代实行郡县制，亦即官僚体制只下行到这一级别就基本为止，广大农村处于自治状态，全凭家族关系维系秩序。中国是一个家族观念非常浓厚的国家，乡绅往往是一地族长，具有很高的统摄能力和威望。在小家庭里，家长的威信举足轻重；在公共事务中，社会成员不相信官方而相信血情；不服从国法而服从家法，这些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由于官方势力在基层农村非常薄弱，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相对稳定中，官吏对下层百姓的侵害也被限制到了很低的程度，乡绅和族长、家长对维稳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尤其在五四提倡的个性解放思潮影响下，思想解放将矛头直指家族，导致了基层组织的紊乱，也使几千年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因素遭受破坏。
回观当前的社会矛盾，权力缺乏监督，官僚机构和利益集团固化，越到基层吏治越黑暗，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疑难病症，维稳难题的破解，从历史经验中本可以得到不少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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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灭六国至辛亥革命，中国两千多年动荡频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但有意思的是，所有的动荡都无一例外地走向新的皇朝，改朝换代后，中国的正统和法统依然，即新王朝取代旧王朝，而没有发生社会形态的交替。中国历史书将这种现象叫做“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这种情况和这一称呼说明一个事实：社会内部存在很深刻的稳定因素，不论我们曾如何诅咒由此的死水一潭和落后于世，但仅就维持稳定这一点而言，对其求得究竟，对于当下的维稳，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是一桩历史分期方面的陈旧争议案，因详情无关本文，在此不表。笔者倾向于春秋战国封建说，即至秦统一六国，分封制从主流方面而言消亡，中国的封建社会结束，皇权专制时代开始。
笔者认为原因主要如下：
以科举制度为代表的文官制度，保证了管理体制的动态，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场腐败。
科举制度正式形成于隋代，但此前就有各种各样的选官制度，从汉代的举孝廉，到曹魏的九品中正制，虽然不乏作弊的笑话，但在选拔官僚方面，主流作用是积极的，曹操的唯才是举，“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尤其表现出对人才的渴望。到了隋唐，中国的皇权社会达到繁荣，人才荟萃，不能说与此时正式成型的科举制度无关。科举制度不仅延续到清末，而且被以后的英国等吸纳，其至今通行的文官考试，就是科举制度正面意义的说明。需要指出的是，科举考试的价值不在于考试内容，而在于通过这种形式保持了官场的流动，不利于形成盘根错节、难以清理的腐败，从而对社会的正常运作提供一定保证。
皇帝、宰相、御史的三权分立，防止了高度集权，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监督机制。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皇权社会延续两千多年的原因是高度集中的皇权。不敢说这个原因微不足道，但将其作为唯一归因肯定失实。不争的事实在于，世界上几乎没有高度集权和以专制维护的政统与法统最终土崩瓦解的例外，法西斯德日意和斯大林体制的结局就是最好的例子。不仅如此，专制程度常常以物极必反的规律性，与体制的崩溃速度构成正比。由此可见传统结论是站不稳脚跟的，中国的皇权并没有达到平时所说的专制高度。这种结论并非猜想，从秦以来的政体设置上就得到明确反映。那就是皇帝行决策权、宰相行执行权、御史行监督权，向下以此类推，各不从属。这种设置预先映证了中国皇权集团对近代政治学的著名铁则“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认同。也就是说，皇权时代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权力之间的监督，维护了社会稳定，防止了法西斯式的最后崩溃。
家族制度和乡绅文化对维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秦代实行郡县制，亦即官僚体制只下行到这一级别就基本为止，广大农村处于自治状态，全凭家族关系维系秩序。中国是一个家族观念非常浓厚的国家，乡绅往往是一地族长，具有很高的统摄能力和威望。在小家庭里，家长的威信举足轻重；在公共事务中，社会成员不相信官方而相信血情；不服从国法而服从家法，这些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由于官方势力在基层农村非常薄弱，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相对稳定中，官吏对下层百姓的侵害也被限制到了很低的程度，乡绅和族长、家长对维稳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尤其在五四提倡的个性解放思潮影响下，思想解放将矛头直指家族，导致了基层组织的紊乱，也使几千年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因素遭受破坏。
回观当前的社会矛盾，权力缺乏监督，官僚机构和利益集团固化，越到基层吏治越黑暗，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疑难病症，维稳难题的破解，从历史经验中本可以得到不少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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