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高等考试趣谈:戴季陶以貌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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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07 23:03:30 来源:网易历史跟贴 0 条手机看新闻有位名列前茅的考生叫李学灯,原打算任用他为立法委员,但这位仁兄其貌不扬,又天生卷发,一身学生装束,高领短袖,甚不入时,戴季陶很看不惯,认为“此人类似上海小开,轻浮之气未除,尚须磨炼”,竟改变原意,将他安排进入法官训练班学习,成了一名普通学员。
戴季陶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考试院曾大张旗鼓地举行过多次高等考试,其中正规的就有1931年的第一届、1933年的第二届、1935年的第三届、1936年的第四届及1939年的第五届。前四届地点都在南京,第五届在重庆。
这些高等考试的主要对象是大学毕业生,因为那时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很严重,参加高等考试被录取以后,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以后还可以晋升,薪俸亦可逐年增加。但录取者毕竟是极少数,特别是前三届高等考试皆关防严密,题旨艰深,且程序繁琐,由此曾出现一些趣事。现根据若干当事人的回忆,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扃闱及其引发的笑话
1931年7月,国民政府举行了轰动一时的第一届高等考试,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聘请了30多位名流学者及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为典试委员会委员(主持)和襄试委员会委员(协助)及监试委员会委员。襄试委员协助典试委员,负责命题、阅卷、评分等工作;监试委员则负责在整个考试过程中的保密、防弊及监考工作。
委员的名单事先绝对保密,在接到国民政府的聘书后,各位委员立即集中举行宣誓就职典礼,由国民政府主席授予梅花章和黄缎绶,以示对考官的礼遇与尊敬,然后致训词,勉以秉公取才,为国求贤。最后由院长欢送到“宁远楼”(考试院内办公大楼),亲自将楼门加锁,并以红纸封条加封,此为“入闱”。入闱后即扃闱,此后委员们的饮食起居都在宁远楼内,不得与外界有任何来往,不能同家人通任何音讯,形同禁锢。此举是为防止考官作弊,泄露试题,并保证委员们专心进行命题、阅卷、评分等工作。这种禁闭式的生活,至少要等到两个月后正式发榜时,委员们才得以出闱,参加发榜仪式。
当时由此闹出一个笑话:襄试委员于能模的夫人是法国人,于能模入闱之后,夫人因事前往闱中探夫,不想被门卫阻止,就改由寄信,谁知信又被退回。于是,她便认定丈夫被考试院逮捕了,跑到考试院大吵大闹,最后戴季陶亲自出面澄清,这位夫人才悻悻而退。事后,余怒未消的她又上书戴季陶,指责扃闱制是对委员人格的蔑视及不信任。
试题的一字风波
1935年第三届高等考试时,因试题中出现一字之误,曾引起一场风波:《国际公法》的试题中把“国际地役”误书为“国际地域”。当场就有考生站起来询问坐在台上的监试委员,“地域”是不是“地役”之误?监试委员明知有误,却不敢正面回答。因为从命题、审定、缮印、复校、加封,都必须经过典试委员会检查,不经过典试委员会的复审,监试委员是无权作答复的。于是他只好回答说:“题纸是典试委员会所印发,‘地域’之‘域’字是否有误,监试人与试务处均无权回答,应试诸生如认为‘域’字确为‘役’字之误,则按‘役’字意义作答,亦无不可。”于是,答卷形形色色,有位考生金绍先答得很圆滑,先解释了“地域”这一概念,又说明“地域”与“地役”的区别,附带引申“国际地役”的含义,目的是表示自己能回答那个“地役”,即使题目有错,也不致吃亏,如题目不错,也比交白卷好。
事后查明,这一字之误,是缮印疏忽,但主持考试的全体人员都不能推脱责任。考试完毕后,考试院将此报请国民政府严加议处。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四次会议讨论议决:试务处长陈大齐罚俸1个月,典试委员会委员长钮永建罚俸1个月,考试委员会委员长王用宾、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也分别予以处分。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赵子云)
 
院长戴季陶轶事
1931年第一届高等考试时,有几千人应考,三试发榜,仅录取了100人,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曾一一传见被录取者,以摆龙门阵的方式,作上下古今谈。当戴季陶看到有一位叫屠晋,号剑痕的同学名单时,恻然动容,自言自语地、意味深长地重复其词说:“屠晋号剑痕……”他把“屠”和“剑”字的音调读得特别重。在谈话中,戴对他说:“老弟,你这个名字杀气太重,甚为不祥!”屠晋答:“那就请院长给我另行赐名吧!”戴说:“正是,我就想这么办,但你的名已不可改了,不过今后不宜去山西工作。我想改你的号为‘希平’,就是希望和平的意思,这样可以起到相克相生的作用。”
1933年第二届高等考试时,论考试成绩,首名应为一个叫禹振声的青年。然而有个小道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院长大人的耳朵里,说禹振声是亲兄妹结婚。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只因他夫人也姓禹,所以引发这一无稽之谈。但是,戴季陶却根据这一传说,便主观臆断地认为禹振声“道德败坏至此,何以表率群僚”,便亲笔把朱大昌提为第一名,徐家齐提为第二名,可怜的禹振声竟因“莫须有”的罪名被降为第三名。
还有一件戴季陶以貌取人的事。那是在第二届被录取的考生中,有位名列前茅的考生叫李学灯,原打算任用他为立法委员,但这位仁兄其貌不扬,又天生卷发,一身学生装束,高领短袖,甚不入时,戴季陶很看不惯,认为“此人类似上海小开,轻浮之气未除,尚须磨炼”,竟改变原意,将他安排进入法官训练班学习,成了一名普通学员。不久,司法部长王用实(兼考选委员会委员长)想把李学灯提到部里当秘书,但戴仍以尚须磨炼为词,加以拦阻。直到抗战胜利后,司法部又提李学灯为贵州高等法院院长,戴仍有难色,最后不得已才勉强首肯,可见其对人成见之深。
女性也勇于应试
1931年10月,轰动全国的首届高考发榜了,100名佼佼者从几千考生中脱颖而出,然而遗憾的是,这100名优胜者中竟无一女性,一些女性应试者阅榜后禁不住当场失声痛哭。少数女性经典试,襄试委员也深感失望,特别是典试委员邵元冲的夫人张默君更是禁不住伏案流泪。究其原因,一则当时男女同学制实行不久,大学毕业生中女性比例较小;二则当时女性应考者在竞争的勇气、临场的镇定和多门学科的应付方面也较男生差些。
随着男女同学制的发展和应试制度的改进,到1933年第二届高等考试时,果然已有女性“攀登龙门”,一举成名。其中一位是中央大学法学院毕业的陈自观,另一位是倪光琼。张默君兴高采烈地将她们接到邵公馆,赠送两位“女状元”铜尺一对、亲书的中堂两幅。赠陈自观的中堂上绝句是:“玉堂金马倚娉婷,只眼平生为尔青”;赠倪光琼的则是:“一日声名四海知,千秋旷典重名时;秉彝毕竟同优美,漫说男儿胜女儿。”一时传为佳话。
摘自:《文史春秋》2008年第2期 作者:赵子云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赵子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