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谈谈国民革命军的中将加上将衔——说说国军的将军衔

民国时期，国军（）陆军（海空军还没有这么高的军衔）有一个现在无法理解的军衔称呼：中将加上将衔。
各国的军衔制度其实都大同小异，国军时期的军衔也不例外，分为二级上将（相当于现在的上将）、（相当于大将或元帅）。另外还有个特级上将，只有蒋介石一人，也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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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大家恐怕都熟悉：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何应钦、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可以看出来，所谓的不过是各派军阀妥协后的头衔，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自不必说，都是大军阀，湘军唐生智、粤军陈济棠、桂系李宗仁。而何应钦、朱培德则是中央军的代表。
而二级上将里，其实也主要是军阀头目，像韩复榘等，傅作义、白崇禧等，这是可以理解的，北伐之后形式上统一，上老蒋麾下的中央军占据主导地位，但数量其实很少，北伐时期黄埔系不过10万，而张作霖一系就30万。北伐后虽然黄埔系实力大涨而各派军阀被削弱，但瘦死的骆驼依然很大，黄埔系无法彻底消化各派军阀，各派军阀数量虽大，但无论单打还是合伙打又都打不过黄埔系，也有意妥协，这就是后来的中央军地方军的来历。
说的远了，继续说说这个军衔制度。上将以下，就是中将、少将。前面说过，各国军衔都大同小异，不过国军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中将加上将。张自忠将军以身殉国的时候，就是中将加上将，死后追授上将军衔（二级上将、下同）。所以很多人说他并非上将，而官方的宣传则称他是以“上将”军衔殉国的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中将加上将是指合于晋任上将者，因为员额所限，先加上将衔。待二级上将出缺，正式授予上将军衔。原来，当时的上将（二级上将）是有名额限制的，总共限额22人。美军也有类似的限额，美军现役上将（四星）：陆军不超过7个、空军9个、陆战队2个……有名额限制是为了避免将军满天飞的情况，要不然就像朝鲜一样将军比都多，元帅次帅一大把了！和平年代22位上将够用（我军现役上将也只有27人，但没有明确的名额限制），但到了战争年代，这么点名额就不够用了，诸如傅作义这样的都很年轻，一时半会这个名额也空不出来。怎么办呢？就设置了这么一个中将加上将。
中将加上将，其服制军衔与上将相同，行使上将职务，但俸薪仍照中将最高俸额支给。不是不想直接给你个上将，但俺们没名额。先给你配上将军衔、你先干着干上将的工作，但俺们可说好了，没名额，所以只给你中将工资！就这个意思。很可爱吧。
所以说张自忠将军，配上将军衔，行使上将职务（集团军司令，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仅仅是不拿上将工资而已。英勇杀敌，以身殉国，这个上将是实至名归，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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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后建立，逐步确立这么一套军衔制度的，抗战前基本完善。35年授予的少将也就200多个，军衔很严格。但到后期，由于国军已经濒临崩溃，军衔制度则毫无疑问的也跟着陷入崩溃，很多山大王也都得到了所谓少将中将的军衔，搞成将军满天飞了。败退台湾以后则逐步重建，在台湾沿用至今。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建立起独立的武装，许多后来的我军将帅当时都在国民革命军中任职，并且都有军衔（当时叫军阶或阶级）。譬如朱德就曾有过中将军衔。从近期发现的朱德亲笔撰写的一副对联中可以看出，朱德授中将的时间是在１９２２年春之前。１９２２年春，时任云南警察厅秘书长的杨廷材要回云南老家为母亲祝寿。他的好友——即将赴欧洲留学的朱德知道后，挥笔写下对联一副，上联：片瓦传千古，下联：懿型式一乡，横批：云蒸霞蔚。落款是“勋五位三等文虎章陆军中将朱德恭撰”。杨廷材回乡后，很快请人将此联用行书书写并镌刻在一块大石碑上。
后来，朱德从欧洲留学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兼代理政治部主任。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５日，授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国民革命军中将加上将衔的规定，是沿用了晚清和北洋政府的加衔制度。陆军中将符合晋升上将条件者，因受员额所限可先加上将衔，佩戴上将军衔，享受上将待遇，待上将空出缺额后，再从中将加上将衔者中择优正式晋升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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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革命军中，授过将官军衔的中共党员至少有２０人。他们是：
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刘伯承，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五军军长（未就职。１９２７年４月撤）；贺龙，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５日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１９２７年８月２日撤）。
中将有１０余人：郭沫若，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５日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１９２７年７月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１９２６年１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１９２６年９月８日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１９２５年８月２６日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叶剑英，１９２７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新编第二师师长、第四军参谋长；叶挺，１９２７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李之龙，１９２６年３月任国民政府海军局党代表兼代理局长；刘伯坚，１９２７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１９２７年７月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等等。
少将则有孙炳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季方（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十二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萧劲光（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刘志丹（国民革命军平凉甘军新编第十三师十一旅旅长）、蒋先云（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团长，追授陆军少将）等１０余人。
他们的军衔，都是在南昌起义前获得的，即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武装之前。１９２７年南昌起义后，许多国民革命军军官放弃了军衔和高官厚禄，脱下了将校呢军服，换上了粗布军装，投身革命阵营。被称为“红军之父”、“布衣司令”的朱德有一副对联，生动描述了红军将士同甘共苦的情景：“白军中，将校尉薪饷各有不同；红军里，官兵夫待遇完全平等。”
抗日战争初期，大敌当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等，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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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９３８年３月八路军一二○师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的关于营以上干部履历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八路军的高、中级干部均有军衔：师长、副师长为中将；师参谋长、旅长、副旅长一般为少将；师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政治部主任、团长、支队长一般为上校。如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均为中将；一二○师参谋长周士第，三五八旅旅长卢冬生、副旅长张宗逊，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等均为少将；一二○师参谋处处长彭绍辉、三五九旅参谋长郭鹏、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谢扶民、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七一六团团长贺炳炎、七七○团团长张才千、一二○师雁北游击支队支队长宋时轮等均为上校。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３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给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关于少校以上干部战绩的报告中也提到，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六八六团团长杨勇等均为上校。
红军刚刚改编为八路军不久，一位旅长到延安见毛泽东，递上了“少将旅长”的名片。毛泽东先有三分不快。随后，毛泽东问了几个有关部队的问题，该旅长的回答令毛泽东不是很满意，于是毛泽东斥之：“什么少将芝麻酱！”这就是所谓的“少将旅长名片事件”。可以看出，当时至少旅级干部的军衔是公开的。
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军衔，主要见于履历表、报告中，本人一般也知道，因未普遍实行，而且只是在抗战初期有过记载，以后就逐渐不再提军衔而只提干部的职务了。我军在这一时期佩戴过军衔的只是少数指挥员，如北伐名将叶挺等。在日寇铁蹄蹂躏中华大地、神州四处燃起抗日烽火的形势下，叶挺临危受命，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出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在《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一文中写道：“改编为新四军后，游击队员们必须识别不同的军衔，服从他们不认得的人的命令。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严格的军事纪律的约束，这是他们以前不习惯的。”
由于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派出部分干部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他们也曾有过军衔。如周恩来就曾有过中将军衔。周恩来那时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的首席代表。抗战爆发后的１９３７年９月，蒋介石为表示与各党派的团结和笼络人心，特邀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还授给他中将军衔，享受上将待遇。按国民政府的规定，中将的月薪为１６０块大洋，而周恩来却被特准享受每月２４０块大洋的上将待遇。但周恩来律己甚严，每月领到这笔“巨款”后，都一文不留地作为党费上缴，自己也和长江局其他同志一样，过着与延安一样的供给制生活。
南京陷落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等党政军机关已迁至武汉，周恩来住进中共中央长江局驻地。当时，长江局大楼内住有两名中将，即周恩来和叶剑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还有四个高级参谋即李涛、聂鹤亭、张经武、边章五。时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曾口占一对联：“一门两中将，三楼四参谋。”另外，受国民政府之邀，郭沫若于１９３７年９月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中将军衔。
抗战初期，为了与国民党军打交道方便，在国统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有过军衔。如在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２日“平江惨案”中被国民党军杀害的新四军平江通讯处主任涂正坤、副官罗梓铭，军衔分别为上校和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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