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揭秘：四人帮垮台消息如何传到民间

时间：2006年10月24日11:13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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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荆楚网-楚天都市报】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半个月后，官方媒体才予以公开报道，而此时全国人民早就已经知道了这个喜讯。那么，“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是如何迅速传遍全国各地的呢？1976年10月6日晚8时至8时30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及毛远新，被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党中央“隔离审查”。
当晚10时许至次日上午，在京及外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通过华国锋等人召集的紧急会议，和随后汪东兴的电话通知，得知“四人帮”被捕，一致表示赞同逮捕“四人帮”的行动。7日至14日，中共中央分批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一连串“打招呼”会议，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据廖汉生回忆，当晚及8日下午5时至9日凌晨2时，中央召集奉命到京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等省市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军区的负责同志开会，其中有湖北的赵辛初、赵修，武汉军区的杨得志、王平等。同时，个别告知少数老干部，比如，李先念约邓颖超谈话，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告诉胡耀邦。8日，中央向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发出“打招呼”的15号文件———《中央关于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通知》。18日，中共中央发出16号文件:《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发至县团级，要求传达到全体党员群众。文件还说，有关这个反党集团的材料，“中央将继续印发”。至此，事隔12天以后，基层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才正式得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
特殊时期中央对新闻的处置
10月7日至21日，中央对新闻机构和新闻报道作了特殊处置。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后，华国锋、叶剑英立即召见了吴忠、耿飚。叶剑英对吴忠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严密控制新闻媒介。中央已经决定由耿飚同志接管宣传口，你从卫戍区选调一批精干、可靠的干部，随耿飚同志到广播电台。”华国锋对耿飚说:“究竟怎么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来。”叶剑英说:“要注意两条: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向外泄密。”当晚10时，在卫戍区副司令员及警备一师副师长的陪同下，耿飚持华国锋手令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随后，迟浩田率三人小组控制人民日报社。新闻的内容发生了明显变化，正如河北日报社的夜班编辑所说:“接收的新华社稿件，突然间由过去每天四五万字减少到万儿八千字，这是为什么？那些天天大喊大叫的几位‘人物’，怎么持续几天不见面了？稿件行文中的有些人们听惯了的‘时尚’语言，开始改调了，这是为什么？”21日晚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打破了多天的沉默，播发了新华社报道的北京游行盛况:“广大游行群众热烈欢呼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次日，《人民日报》以套红标题《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伟大胜利》，刊登新华社21日夜报道的北京群众的庆祝活动。此后，全国其他传媒才开始公开报道“四人帮”垮台的消息。
小道消息在北京传播
尽管严密封锁消息，但“小道消息”仍在北京、武汉等大城市迅速传播开来。6日，首先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内的人员“近水楼台先得月”，晚10时电台被接管以后便心知肚明了。驻中南海的记者杜修贤也是较早获悉的一个:“半夜，床头的电话震碎了我的苦梦:‘江青抓起来了，还有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真的，我不骗你！’”7日清晨，因“告江青状”从4月起就被停职反省的新华社朱穆之、穆青、李琴三人，在不同时刻，分别得知消息。一大早，在友谊医院住院的姚依林，从匆匆赶来报信的女儿口中得知喜讯，立即出院赶到陈云家报喜去了。7点多钟，住在万寿路干休所的陶铸之妻曾志接到罗荣桓之妻林月琴打来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四个人昨晚被抓起来了！”曾志放下电话，赶紧把消息告诉给女儿、女婿。邓小平也是在7日得知消息的。邓小平的亲家、邓榕的公公贺彪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告诉正在单位工作的儿子贺平，并要他立即去通知邓家。邓榕回忆，邓小平夫妇和邓林、邓楠、邓榕，是在紧闭房门、厕所里放开自来水的状态下，听贺平“传达”的。邓榕记述:“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82岁的叶圣陶只在日记上略略写道:“临睡时听到可惊消息，今暂不记之。”《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也是在这天知道的:“8日下午，老友李孔嘉同志来报喜，连说‘三个公的一个母的都抓住了’。”10日，消息在北京市民中传开，人们半公开地议论，市场上白酒的销售量突然猛增。许多人去买三公一母一串的螃蟹，有人还敲打螃蟹:“看你还横行霸道不！”
武汉是较早知道的城市
10月8日，武汉。黄昏时分，周而复正在修改《上海的早晨》，突然得知消息：“没打一枪，没费一弹，就把反革命‘四人帮’粉碎了。湖北省委今天下午召开了紧急会议，向厅局级干部传达了。”周而复回忆:“我向市中心方向走去，走到武汉市委附近的丁字形马路上，看到一条从未见过的大标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四人帮’！”上海，是“四人帮”的根据地。7日，上海市南京西路等处贴出了标语:“打倒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已被捕了！”警察把标语撕了，对围观群众说:“这都是谣言，快走开，不许乱说！”14日，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开始传达到上海一般群众。从15日开始，上海群众自发地连日举行游行集会，络绎不绝。数以万计的群众拥进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质问上海市委为什么不传达中央关于上海是“四人帮”基地的指示。农村的消息传播迟钝一些。在北京延庆县插队落户的知青季思聪回忆说：“这一天，老党员宋长有来知青点串门，他谈起了刚听完的只传达到党员的中央文件，一脸严肃地说:中央又揪出四个人来。”季思聪说，他用的那个“又”字我记得很清楚，大概他觉得这次的四个人和以前的刘邓陶、彭罗陆杨、王关戚、杨余傅的被“揪出”是一回事。他点出的第一个名字竟是江青，我脑子刷地一亮，除了震惊之外，我感到了这次可不是个‘又’的问题了———这回可是要翻天了！也有闻讯后怀疑是“右派政变”，甚至议论要“举行武装起义”、“上山打游击”的。上海、武汉、成都、吉林等地都有。据《北京日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