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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对军事术数和兵阴阳思想的批判
发布时间： 2010-8-9 15:41:23       来源： 中国经济史论坛
军事术数和兵阴阳家，是唯心主义在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和理论中的集中体现，并深深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军事史，为之打上了自己的独特烙印：中国古代战争既是武装力量的激烈冲突，同时也是术数行为的诡谲对抗[1]。但是，如果仅仅看到事情的这一面，则不但不能认识中国军事史的全貌，即对军事术数和兵阴阳家的历史亦不能有深刻了解。何况即使在今天，批判迷信、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仍然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想概要探讨一下中国历史上批判军事术数和兵阴阳家的有关情况，以及这种批判的特点、历史意义及其局限性。
一、批判军事术数和兵阴阳思想的历史发展
尽管军事术数体现了古人对军事科学的某种探索和努力，然其既非科学，自然不能正确指导战争进程。在理论上，阴阳术数漏洞甚多且往往彼此矛盾，经不起理性的思辩，更重要的是，“自古以来，信妖人之言而丧师亡师者多矣！”[2]历代战争实践一次次惨痛教训充分证明，术数对战争只有消极影响，迷信军术，放弃人的努力，只能带来悲剧性结局。反之，只有充分注重政治、经济、军事和自然等多方面因素，遵循战争的客观规律，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准备和指挥，才能赢得胜利。因此在军事术数的对立面，反对军事迷信的思想很早也已产生。纵观中国军事史，军事领域中的理性和迷信、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过。这种斗争，随着军事术数的发展而发展，正是通过这种斗争，中国古代军事唯物主义思想得到不断进步，并越来越确立了自己的优势。
商代西周以前，在浓烈的神秘主义和术数支配下，军事活动具有高度的术数战争的特点。当时是否出现了某种程度否定、批判军术的思想和行为，因史料缺乏，暂可不论。但是至晚在商末周初，军事领域中反对术数的思想已经萌发。《荀子·儒效》:“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泛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厌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
这个故事是说周公根据现实政治分析，不顾进军途中出现的不吉事像，坚主讨伐商纣而终获胜利。古书中，多将此事的主角说成是太公，如《六韬》：“武王伐纣，师至汜水牛头山，风甚雷疾，鼓旗毁折，王之骖乘惶震而死。太公曰：‘用兵者，顺天之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且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智将不法，而愚将拘之。若乃好贤而能用，举事而得时，此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祷祀而福从。’遂命驱之前进。周公曰：‘今时逆太岁，龟灼告凶，卜筮不吉，星变为灾，请还师。’太公怒曰：‘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所知乎？ ’乃焚龟折蓍，援枹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从之。遂灭纣。”（《通典》卷一六二，《兵》十五引）
此事又见《尸子》、《尉缭子》、《史记》、《说苑》、《韩诗外传》和《论衡》等许多古籍，但以《太公》或《六韬》记载最多也最详细。其虽较晚出，然既有如此之多的记载，一定有所根据，因而姜尚应是中国历史上已知最早反对军术迷信的伟大军事家。我们知道，周初接受商人“重鬼”而行暴政终被推翻之鉴，崇尚“重德爱民”而不一味迷信上天眷顾，在此大背景下周人在军事上开始注重政治因素，某些优秀将领进而开始怀疑和反对术数支配，是可以理解的。《逸周书·史记解》历数上古许多国家的亡因，其中讲到：“昔者玄都贤鬼道，废人事天，谋人不用，龟策是从，神巫用国，哲士在外”。由此看来，周人的上述认识，还有更久远和更丰富的来源。
东周是军事术数的大发展时期，兵阴阳家逐渐形成并成为中国古代军术的主流形式。与此同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批判军事术数的高潮。详述春秋政治和军事历史的《左传》一书，展现了郑子产等人在“天道远，人道迩”的观念下反对术数迷信的卓荦之举，也记录了不少军事人物菲薄术数却取得胜利的战例。这一时期出现的中国最早兵书如《军志》等，开始认真研究和阐释战争规律和要求。春秋晚期以降，面对兵阴阳家的汹涌浪潮，更出现了一批坚决反对兵阴阳的人物和著作。兵圣孙武在武学经典《孙子兵法》十三篇中，基本上避而不谈军术[3]，并明确提出了“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也”的真知卓见和“禁祥去疑”等反对军事迷信的观点[4]。与孙子齐名的吴起则有“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有不占而避之者六”的警句[5]，强调客观条件的决定性和将领不应绝对依赖军术。稍后出现的《太公兵法》的部分篇章，则借太公之口对军事术数予以否定。除上引外，又如：“太公曰：圣人之所生也，欲正后世，故为谲书，而寄胜于天道，无益于兵也”;“任贤使能，不时日而事利; 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赏劳，不禳祀而得福”[6]，提出了一系列足称光辉的命题[7]。
战国最坚决有力的军术批判者应属尉缭。《尉缭子》开篇即《天官篇》，其通过战例和事理分析，对当时极为流行的“天官”、“刑德”之兵阴阳说进行了尖锐批判，根本否定了依靠术数“可以百战百胜”的观念，又将黄帝的“刑德”理论解释为“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从而得出“黄帝者，人事而已矣”的结论。从兵阴阳家文献看，这种解释并不符合托名黄帝的有关著作之原意，但其立场的明确坚决却由此可见。同书《战威》亦云：“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政养劳，不祷祠而德福。故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 （《武议篇》同，惟末句作“古之圣人，谨人事而已。”）“今世将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欲以成胜立功，臣以为难。”尉缭反对军术态度的坚定不二，此后二千多年中亦少有出其右者，实可称为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军事家。
战国时期尖锐批判兵阴阳家的并不只有兵家人士。儒家大哲孟子以雄辩的说理，论证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千古名论 [8]，荀子以周公为榜样肯定政治好坏而非天道兵忌是决定战争结局的根本因素。法家韩非，则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统治者一味迷信星占、卜筮等术，以为克敌制胜之法宝，指出：“龟策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9]类似的观念，在道家的《管子》和杂家的《吕氏春秋》等书中亦可见及。可见在战国时期，批判兵阴阳家也形成了一股潮流，而这正是当时兵阴阳家大发展的必然结果。战国思想家的有关批判尖锐而深刻，确立了中国古代反对军事迷信的思想传统，也奠定了反军术理论的基础。后来者虽然还有新的发展，但实际上已难有质的突破和变化。战国是中国古典军事学的高峰，在这一方面同样如此。
秦汉至隋唐时期，兵阴阳家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发展，其恶果更多暴露。虽然对军术的批判在秦与西汉一度略显沉寂，但并未间断。西汉贾谊的《新书》，东汉王符《潜夫论》，王充《论衡》等著作，都对术数迷信和兵阴阳家有所抨击。其中《论衡》对卜筮、日忌、相法、堪舆等流行术数指斥尤厉。晋嵇康作《声无哀乐论》驳斥以声律风角定吉凶，傅玄告诫人们应以史为鉴，不迷信术数，《傅子》卷四：“宋建椎牛祷赛，终自焚灭;文钦日祠祭事天，斩于人手;诸葛诞夫妇聚会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举族夷灭。此天下所共见，足为明鉴也。”
正是在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唐代形成了第二次批判军事术数和兵阴阳家的高潮，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军事家及其著作。较著者如卢藏用，针对“竞称怪力，争诵诡言，屈政教而就孤虚，弃刑赏而从推步”之世风，作《析滞论》，列举历史上大量战例史实，阐明兵之强弱，国之安危完全取决于人事良劣，“得丧兴亡，并关人事，吉凶悔吝，无涉天时。”[10]如沈颜《时日无吉凶解》：“凶吉由人，焉系时日，……七雄之世，战伐未尝已也，其凶也必由于人，其吉也必由于人。故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一于人之所为而已矣。然则惑者不知其在人，有一不知，则罪于时日矣。且以不谋之将，不练之士，有能以时日胜乎？……夫王者之兵，以德胜。霸者之兵，以义胜。其次以智，其次以勇，故古之名将，未尝不以此而战胜也。”[11]如杜佑《通典》卷148：“若以风鸟可征，则谢艾枭鸣牙旗而克麻秋，宋武麾折沉水而破卢循。若以日辰可凭，则邓禹因癸亥克捷，后魏乘甲子胜敌。略举一二，不其证欤？似昔贤难其道，神其事，令众心之莫测，俾指顾之皆从。语有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诚谓得兵术之要也。”卷163：“用贤使能，则不占而事利；令明法审，则不筮而计成；封功赏劳，则不祷而福从；共苦同甘，则犯逆而功就。”更不能不提到的，是唐代最著名的两部兵书，即《李卫公问对》和《太白阴经》。
《李卫公问对》是中古兵书和反兵阴阳的代表作。全书屡屡论及“天官时日，明将不法，谙者拘之”，反对为将者信从术数。书中还特别编排了这样一段对话：“太宗曰：‘朕思凶器无甚于兵者，行兵苟便于人事，岂以避忌为疑。今后诸将有以阴阳拘忌失于事宜者，卿当丁宁诫之。’靖再拜谢曰：‘臣按《尉缭子》云：“黄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谓刑德。非天官时日之谓也。然诡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不可不戒也。陛下圣训，臣即宣告众将。’”
此用被称为古今帝王“能军”第一的唐太宗“圣训”，反复叮咛告诫为将不可为术数所束缚。《太白阴经》作者李筌则在《天无阴阳篇第一》中开宗明义：天地阴阳运动变化是自然规律，并不能决定人谋成败，“凡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指虚无之状，不可以决胜负，不可以制生死，故明将弗法。”又列举史事，说明不靠人的努力而专赖鬼神占候，根本无益于军事。李筌和尉缭一样，在自己的著作之首论列此意，显然是把破除军事迷信看成是当代将领必须树立的最基本的观念。
上述两书都坚决反对用术数指挥战争，论证也较为有力。特别是《李卫公问对》，论兵精辟高明，更加强了其批判的影响和力量。五代或宋初，有人汇集《司马法》、《孙子》、《吴子》、《尉缭子》、《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为《兵法七书》[12]，即后来著名的《武经七书》，这七部兵书均属很少兵阴阳文字和反对术数的军事著作，只有《六韬》情况较特殊，两类文字兼有，因而北宋元丰年间将其中军术文字大部删去[13]。《李卫公问对》和《太白阴经》的问世，《兵法七书》的汇编，可以看做是唐五代反对兵阴阳家的军事学理论和著作已成为兵学主流的标志。杜佑说，兵阴阳家“虽非兵家本事，所要资以权谲以取胜也。”[14]“非本事”者，也说明唐时正统兵家已不把兵阴阳视为兵学的主流和正途。
另还应提到的是，汉代以来，还有不少将帅在沙场上敢于渺视和打破兵阴阳家的清规戒律，从而成为战争的胜利者，如赵充国、刘裕、慕容垂、拓拔圭、李成、马成、李愬、郭崇韬等[15]。他们的所作所为，从实践上给兵阴阳家以有力的否定。又汉代以来，鉴于术数对专制统治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各王朝对其逐步施以限制。从汉末“科禁止内学与兵书”，私人有藏者皆送官治罪[16]，到唐代唐宝应元年，敕令禁藏天文图谶及僧道卜筮[17]，类似诏命不绝于史。这当然不是否定术数迷信，恰恰相反，它们是统治者为了垄断术数以维护其统治，但其客观上使民间不敢轻易学习传播术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兵阴阳家的发展及其在军事中的应用。
宋代以来，主流兵学对术数的批判更为深入和广泛。这期间著名兵书如《百战奇法》、《草庐经略》、《投笔肤谈》、《练兵实记》、《兵经百篇》等，从许多方面对军术进行了批判和剖析。宋代《百战奇法》对“天时”作了新的解释：“凡欲兴师动众，伐罪吊民，必在天时，非孤虚向背也。”“天时”是敌国政治腐败从而最有利的讨伐时机，而非兵阴阳家所谓的吉利天象。[18]所以，将帅作战必须“推人事而破妖祥”，“行军之际，或枭集牙旗，或杯酒变血，或靡竿毁折，惟主将决之。若以顺讨逆，以直伐曲，以贤击愚，皆无疑也。法曰：禁邪去疑，至死无所之。”明代的《草庐经略》，一针见血地指出兵阴阳本为人所创造，不过是古人“使愚之计”，“可知而不可恃”，根本不能靠这些东西指挥作战。“夫兴国之君，先修人事，人事既修，我操其必胜之势，即天象茫茫尚不可拘，况卜兆时日，河足深信？而乃簧惑于此，自失机会。从古以来，蹈之者多，如此溺习，亟宜破除。”名将戚继光的《练兵实记》云：“夫天时不足忌，在尽吾人事，自能感召天禄，所谓人定胜天。阴阳时日，何足为哉？”明清之际揭暄著《兵经百篇》，明确说：“用兵贵谋，曷可言数？而数本亦无”，“兵家不可妄有所忌，忌则有利不乘；不可妄有所凭，凭则军气不利。必玄女力士之阵不搜，活曜遁甲之说不事，孤虚风角日者灵台之学不究。迅风疾雨，惊雷赫电，幡折马跑，适而不惑。以人事准进退，以时务决军机，人定有不胜天，志一有不动气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投笔肤谈》，该书《方术篇》：“方术，多方之巧法也。幻术，妖妄之邪行也。”“夫方术之术，实理也。幻妄之术，妖邪也。御方术者以机权，破幻妄者以刚正。则我有以胜敌，而敌无以胜我矣！”第一次把军事科技和术数加以明确区分，虽然其并没有科学地揭露术数的本质，但把它们归之于幻术和虚无，乃是一个重要的进步。还有很多兵书，则完全摆脱兵阴阳家的影响，不收军术内容，其典型如明唐万龄的《闲暇清论》，何良臣的《阵记》，郑若曾的《海防图论》、《江南经略》，清初魏禧的《兵谋》、《兵迹》，无名氏的《三十六计》等，均其例。
因此宋代以来，兵阴阳家开始走下坡路。北宋庆历七年（1047），仁宗诏“自今策试武举人，毋得问阴阳诸禁书”[19]。这固然是前代限制阴阳术数政策的延续，但另一方面，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术数无助于军事的产物。对传世兵书中的一些兵阴阳家内容，王朝也作了必要处理。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六韬》的整理删改。元丰中，神宗命武学教授何去非校定“兵法七书”，将此后的定本《六韬》和中古本对照可以看出，整理者除调整篇目、简易文字外，大量删去了原有的术数内容[20]，这和仁宗时武举不得研习兵阴阳的诏令完全一致。《武经七书》后来一直是历代武举考试内容，其兵学主流的地位至此最终奠定。而考试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考试内容的上述变化，使宋以来军队将领的术数知识更加缺乏，对兵阴阳家的衰落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此以后，尽管还有不少兵阴阳著作继续面世，其比重则明显地逐步下降。笔者据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一书统计，宋代兵阴阳著作尚占兵书总数的22.4％，金元时期为14.3％，明代6.8％，清代则仅为1.8％，这和兵书创作自宋以来急剧增长的态势恰好形成鲜明对比[21]。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军事术数和兵阴阳家总的趋势是逐渐衰落，这和上述批判和限制无疑是分不开的。
当然，宋以后兵阴阳家对军事的影响仍然存在而且巨大。这一点，只要看若干著名兵书如宋曾公亮《武经总要》、许洞《虎钤经》，明王明鹤《登坛必究》、茅元仪《武备志》、庄应会《经武要略》、施永图《武备三大秘书》，清汪祓《戊笈谈兵》等就很清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作一般都会程度不同地声明反对“舍人事、任鬼神”，有的还明确表示之所以收入此类“无裨实用”的内容，是为了“姑悉存之以备参考，其间可信与否，智者自能辨之。一或删削，恐好事者疑为未备，妄增奇异，愈繁愈诡，徒乱耳目。”［22］这与宋以前兵阴阳家著作很是不同。到近代，术数仍是战争工具和手段，兵阴阳家著作和文字也还有出现，其流风余韵甚至民国犹在。但自19世纪后期西方军事思想和作战方法被和新式武器及军制一起被引入中国后，新军事著作一般“不载吉凶占验诸异说”[23]，军事术数和兵阴阳家不可避免地将要退出历史舞台。
二、军事术数和兵阴阳家批判的其他形式
以上，我们叙述了中国古代进步思想家和军事家批判军事术数和兵阴阳家的简要情况。除了这种正面、直接和尖锐的批判之外，历史上还有许多否定兵阴阳家的思想和行为，是在承认鬼神存在和术数力量的前提下发生的，而以较为策略或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们也应是必须关注的重要方面，因为其同样对古代军事唯物主义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思想和行为包括：不疑不卜。商代西周时代，几乎无事不卜。春秋时期，一些进步的军事家为了摆脱军事术数的绝对支配，开始提出“不疑何卜”的口号。《左传·桓公十一年》，楚师对敌作战，主帅欲占卜增兵 ，斗廉批评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遂败敌军。比这更进一步，时人甚至有“圣人不烦卜筮”的说法[24]。这一思想，表面上肯定了卜筮占候可决定疑难的力量，实际上却减少了占卜的效用空间，强调了理性的决定作用。这一思想一经提出，就成为中国传统兵学格言和定理，如上引吴起“八不卜”，“六不占”之说，又如《旧唐书·张公谨传》：玄武门之变前夕，李世民“遣卜者灼龟占之，公谨自外来见，遽投地而进曰：‘凡卜筮者，将以决嫌疑，定犹豫，今既事在不疑，何卜之有？纵卜之不吉，势不可已，愿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
占候参以人事。战争实践使人们逐渐认识到，良好的政治和人心向背，强大的军队和经济实力，以及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等等，都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因此至晚从春秋开始，一些君主和将帅在思考、运筹战争进程和预测结局时，便较多地注意对上述因素进行考察分析，讲究“天兆既占，人事又见” [25];“下卜上谋，是谓参之”[26]，从而降低了术数在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尽管这并没有否定军术的重要性，其实已为否定术数支配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为以重视客观因素对战争深刻影响的中国兵学传统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古代，一味迷信术数的君主将帅很早就被视为愚蠢和昏黯，原因就在于即使是相信鬼神术数的人们也大都懂得“天命”和“人事”不可偏废的道理。讨论问题，说服他人，都必须二者兼顾，否则即为不智。
反训吉凶。所谓“反训吉凶”，是指根据理性判断对占候结果做出相反解释或是曲解，以摆脱术数约束，贯彻将帅的正确意图。从前文提及的太公故事看，这种智慧很早就有人运用，例子也相当之多。如春秋著名的城濮之战前夕，晋文公梦楚王压在自己身上，食己之脑髓，大为恐慌。子犯说梦曰： “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坚定了文公的决心，果大胜。[27]《资治通鉴》卷97，穆帝永和二年：后赵攻凉，谢艾出御，夜有二枭鸣于牙中，按兵阴阳家说很不吉利。“艾曰：‘六博得枭者胜，今枭鸣牙中，克敌之兆也。’进与赵战，大破之，斩首五千级。”《啸亭杂录》卷一：“噶尔丹叛时，侵犯乌兰布通，其势甚急。上（康熙）命李文贞公占易，得《复》之上六，文贞变色。上笑曰：‘今噶尔丹背天犯顺，自蹈危机，兆乃应彼，非应我也。’因下诏亲征，果大捷焉。” （按：《周易·复卦》“上六”爻辞为：“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这些都是典型的从权说占，将不利占象解为有利，以免军事行动为术数阻挠并鼓舞士气。在有些场合，也有将有利的占卜结果说成是不利的例子。两种情况表现相反，但实质是一样的，都是用理智代替术数决定，只不过这种代替是策略的，并不公然否定术数。
以上三种情形的共同点，都是在表面肯定术数神圣的前提下，否定术数的正确性、权威性和决定性。有些当事人可能真相信这种解释，许多笃信术数的人士在事后寻找占卜失误原因时也常用反训来解释，但更多的当事人是以此服从理智决断和形势的要求，乃至安慰自己和他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当时社会氛围中，公开否定术数效用是困难的，也难达到服众的目的。但很明显，当占卜可以用如此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时，军事术数的支配地位就被动摇了。这种实用主义与坚决的批判态度相比似有高下之分，然而却是中国古代军事领域中对待术数更为普遍的立场和方式。
另外还有两种情况值得一说，这就是“神道设教”和“禁止妖祥”。
两汉之际的方望曾说：“所谓‘神道设教’，求助人神者也”[28]，也就是利用常人的迷信观念和心理，借助鬼神来达到使用一般政治、军事手段达不到的目的。《易·观卦·辞》：“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淮南子·氾论训》：“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所由来者远矣。而愚者以为禨祥，狠者以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可见其由来已久，且向为古代统治者的法宝。在军事领域，由于神秘主义的广泛影响，神道设教也成为历代治军作战的常用伎俩。诸如造作谶书，托梦设奇，伪称神灵，传播流言等等，史不绝书。战国时燕国攻齐，田单守既墨，以一卒为神师，“每出约束，必称神师”，以稳定军心。后田氏用火牛大破燕军，也是“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以恐吓敌人。[29]晋元帝建武元年，汉刘畅攻晋荥阳，太守李矩“欲夜袭之，士卒皆匡惧。矩乃遣其将郭诵祷于子产祠，使巫扬言曰：‘子产有教，当遣神兵相助。’众皆踊跃争进，掩击畅营，斩首数千级，畅仅以身免。”[30]隋末王世充攻李密，立祠于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托梦讨密，当有大功，否则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无不请战，遂大破之。[31]最有戏剧性的，当属北宋狄青征侬智高：进兵前青取百钱于神前发誓，此行如大捷，则掷钱落地全部正面朝上。部下劝说如不然会使全军沮丧，万万不可。青挥手一掷，百钱皆面，士兵欢呼动地。因士气高昂，是役宋军果获大捷，回师时狄青才告诉幕僚，这些铜钱是他特制的两面钱。[32]还可注意的是，统治者善用其术，被统治阶级也同样长于此道。陈胜、吴广从卜者之教，以鬼道威众，丹书鱼腹，篝火狐鸣，起与大泽;赤眉军以城阳景王和齐巫为凭依，转战南北;黄巾军以太平道组织号召天下，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此后历代，各种“妖贼”此伏彼起，绵延不断，直到义和团运动，其脉相承未绝。这都是治史者熟悉的例子。
可见，术数迷信拥有广泛的社会土壤，神鬼术数确实经常能够起到鼓舞士气，维系稳定军心和威摄敌人的特殊作用。“神道设教”因而成为军事活动中不可缺少、行之有效的手段和谋略也就不足为奇了。对此，《李卫公问对》说得最为清楚：“太宗曰：‘阴阳术数，废之可乎？’（李）靖曰：‘不可。兵者，诡道也。托之以阴阳术数，则使贪使愚，兹不可废也。’……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无泄于外。’”历来兵家，也多有此论，如杜佑《通典》，叙兵专写一节“假托安众”[33]，强调其可“令众心之莫测，俾指顾之皆从”，“临机制用，亦有此为助焉”[34]。《太白阴经·术有阴谋篇》：“用计谋者，荧惑敌人之主，惑以巫觋，使其尊鬼敬神，信蓍龟、卜筮、鬼神、祷祠”;《选士篇》亦说要选用“有步五行、运三式，多言天道、阴阳、诡谲”的“技术之士”。《投笔肤谈·方术》：“兵可为妖，可为怪，可为神灵，可为鬼魅。”《草庐经略·选能》：“大将受任，先访奇才异能之士，悉置幕府……达天象、善卜者可使佐胜。”“惑以巫觋”、“多言天道阴阳诡谲”云云，不是要依赖术数的神秘力量来克敌，而是利用它们作为“佐胜”的巧妙手段。所以，几乎所有极力反对军事术数的兵书，都有诸如“矫言定众”、“假托鬼神”之类的内容。直到近代，著名思想家魏源在《城守篇》中仍然说“托神设誓，所以固众”，“此制胜之本也”。
术数是一柄双刃剑，可以用来损敌，也会被敌用来祸己。《投笔肤谈·天经》：“时日之孤虚，支干之旺相，皆可以乘人而亦防人之乘我也，此实将之当熟谙者。”而防范这种损害的重要方面，则有所谓“禁止妖祥”。“禁止妖祥”一般指在军队中禁止各种异常事象和鬼神诡道的私下传播扩散。此事向为兵家和王朝所禁止，《孙子兵法·九地》：“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曹注：“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计。”《吴子·料敌》：“妖祥数起，上不能止”，为必败之征兆。《六韬·文韬·上贤》：“伪方异技，巫蛊左道，不详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三略·中略》引《军势》：“禁巫祝，不得为吏士卜问军之吉凶。”《将苑·逐恶》：“夫军国之弊，有五害焉：……三曰虚夸妖术，诡言神道。”其中道理，《李卫公问对》说得明白：“用众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倘主将有所疑忌，则群情摇; 群情摇，则敌乘衅而至矣。”鬼怪异常在军中的流传，必然导致军心动摇涣散，因而是治军大忌。《太白阴经·誓众军令篇》：“诳惑讹言，妄说阴阳卜筮者斩，妄说鬼神灾祥以动众者同”。《练兵实记·练胆气第二》：“禁妖妄讹言逛惑。妄说阴阳卜筮道释鬼神灾祥祸福摇动众心者，重治。”清魏源《圣武记》附录卷十四 “守御中”：“禁约之宜申者数事：禁讹言，禁方士，恐煽众而泄奥也。”这三个文献都带有军令性质，为中唐到清代军队有关禁令的实际反映。 “神道设教”和“禁止妖祥”，都具有两重性。其对军事术数和兵阴阳家既有否定的影响，也有强化的作用。关于其消极面下一节另谈，这里要强调的，是它们确实对军事术数和兵阴阳家有否定的影响。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术数的本质，淡化了其神圣性，后者则有助于限制术数在军队中的传播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从特定的方面促成了中国古代兵阴阳家的衰落。正因为此，我们也把它们看成是兵阴阳家的一种特殊的批判形式。
三、中国古代批判军事术数的思想与实践的历史意义及其局限 中国古代进步的军事家、思想家对军事术数和兵阴阳家的批判和有关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这种批判和实践，不断削弱和限制了中国古代军事术数迷信的传播和发展。如上所述，军事术数和兵阴阳家自先秦以来，其绝对支配的影响逐渐下降，唐宋以后又在被排除出正统兵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否定。而这种变化，是和历代人们对军事术数的批判，并由此逐步从术数迷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是分不开的。唐卢藏用在《析滞论》中描述持兵阴阳家观点者被批驳的“循墙匍匐，帖然无气，口欪心醉，不知所以答矣”，那是艺术的夸张，其中却有象征的意义。
第二，这种批判和实践，逐步确立了中国古代军事学中的唯物主义传统，推动了中国兵学的不断进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浩如烟海的兵学著作和灿若群星的杰出军事家，这些优秀军事著作和人物的共同特点，就是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能够较正确掌握军事的客观规律，从而程度不同地摆脱了术数和神秘主义的支配，正确指导战争实践。没有这种批判精神和理性的实践，就没有中国古代灿烂的军事文化。这一点，也是明显的事实。
第三，这种批判和实践，还促进了中国古代哲学和政治思想中唯物主义的发展。战争是决定国家和军队生死存亡的激烈对抗，最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排除唯心主义的指导和支配，这是中国古代军事唯物主义得到不断发展的基本动力。而军事领域里唯物主义的不断发展，又必然推动和帮助其在哲学和政治领域里的扩展。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各种唯心主义思想，他们的论据和观念，往往就来自军事领域。上文引述的孟子、荀子和韩非子诸人的思想和论述，就是明证。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曾说，《孙子》“是古代一部优秀的兵书，也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以研究中国古代兵书著名的许保林先生认为，中国兵书的哲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兵家是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源头，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思想成为后世中国的一种思想传统；第二，兵书中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军事辩证法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有些兵书对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阐述，推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35]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古代军事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确实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唯物主义的一个来源和推动因素。而哲学方面的这种进步，又势必对古代政治思想起到积极的影响。
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中国历史上对军事术数和兵阴阳家的批判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对绝大多数的批判者来说，他们的批判是不彻底的。这种不彻底不仅表现在他们并非无神论者，对术数迷信多只是抱着远而不究的观念，而没有真正否定整个术数迷信，而且表现在他们主要地只是否定术数对战争决策的绝对支配，对许多军事术数如祭祀、祷诅和拜神等并不特别反对，甚至普遍主张利用军术迷信“使贪使愚”。即使是很多兵阴阳家的尖锐批判者，也往往在其著作中给术数留下一席之地。最典型者，莫如唐代以《天无阴阳》开篇的《太白阴经》，依然大量收入军术文字，“其阴阳天道，风云向背，虽远人事，亦存而不忘”，《祭文》、《杂占》、《遁甲》、《杂式》占了全书十卷中的四卷篇幅。明戚继光也曾主张武学教学内容应包括“阴阳星历”、“秘书奇技”之类“可裨军机者”[36]，他的《纪效新书》则谈及用相术选士，按阴阳五行术数之说决定出兵吉时吉向等。这种不彻底的立场决定了，他们的批判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军事术数的理论和思想基础，从而彻底消除其在军事领域里的影响。中国古代军事术数和兵阴阳家在历史上虽然逐步衰落，但直到近代一直保持相当的影响，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中国古代对军事术数的批判本身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在自然科学很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对术数迷信的批判，只能依赖于对物质世界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特别是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而不可能用科学实证方法证明并使大众接受世界的物质性和术数的虚妄。比如他们中最优秀的人物之一李荃，能说出“阴阳之于万物有何情哉”的高明见解，但他既然使用的还是“天圆地方，本乎阴阳，阴阳既形，逆之则败，顺之则成”的范畴，也就很难跳出阴阳五行学说划定的框框。又如能够分别出军事科技和幻术的《投笔肤谈》作者，却不能说明幻术究竟是什么，因而相信幻术确实能够制造出种种幻象于战场，虽然只要勇敢有胆气就可以冲破这种不能真正为害的魔障。从另一个角度说，尽管有大量事实证明术数迷信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但没有科学的解释也无法说清楚其中的道理，更无法证明在古书中大量记载、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众多神怪奇闻之伪。这是中国古代兵阴阳家始终拥有市场的根本原因。再次，中国古代兵阴阳家的批判者们几乎无不主张的“神道设教”，对军事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发展存在着消极影响。这种实用主义策略固然有利于揭露军术的本质，但同时也宣扬了术数的神秘和效能，强化了术数对民众和军队成员的束缚。不言而喻，广大民众的迷信程度，乃是术数和阴阳学说最主要的社会基础，所以“神道设教”之类的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和宣扬术数迷信的各种文字和传言所起的作用又是一致的，从长远来说不利于消除术数和阴阳学在军事领域的消极影响。总之，对术数迷信和兵阴阳家的批判和理性立场是中国古代兵学的优秀传统，是灿烂的中华军事文明的体现和推动者，今天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但同时，它们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中国传统兵学始终不能摆脱术数迷信深刻影响的基本原因。军事的特点使军事学领域可以有更多的理性的进展，但这种进展终究要受到当时社会整体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制约。（文/绍鸿）
注释：
［1］参拙作《春秋军事术数考述──以〈左传〉为中心》，《南昌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兵阴阳家与汉代军事》（待刊）。
［2］《资治通鉴》卷186胡三省注。
［3］战国秦汉时期晚出的《孙子兵法》文字，具有强烈的兵阴阳家特征，并非孙子原著而只是借名之作。
［4］《用间》、《九地》
［5］《吴子兵法·料敌》
［6］《太白阴经·天无阴阳》引《太公》
［7］［13］[20]参拙作《〈六韬〉二题》，《求是学刊》1998年第3期。
［8］《孟子·公孙丑》
［9］《韩非子·饰邪》
［10］《旧唐书·卢藏用传》
［11］《全唐文》卷868
［12］宋初修《太平御览》，引用书目已有《兵法七书》，知其出现时间早于此。
［14］《通典》卷148。
［15］ 这些将帅均有不为术数所拘、克敌制胜的故事，如刘裕攻南燕，“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师。’ 裕曰：‘我往彼亡，何为不利！’”遂灭燕。北魏道武帝攻后燕将慕容贺麟，太史令晁崇奏是日为甲子，昔纣以甲子日亡，兵家忌之，不可出。道武帝说：纣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胜乎？崇无以对。唐李朔将攻吴房，“诸将曰：‘今日往亡。’朔曰：‘吾兵少，不足战，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击也。’遂往，克其外城，斩首千余级。”后唐郭崇韬长驱奔袭汴梁，司天言岁不利用兵。崇韬曰：“古者命将，凿凶门而出，况成算已决，区区常谈，岂足信也！”八日而灭梁。见各史本传。
［16］ 《三国志·魏书·常林传》注引《魏略》
［17］ 《全唐文》卷410
［18］ 《天战》
［19］ 《宋会要辑稿》第114册，《选举十七》。
[21]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兵书创造的急剧增长情况，见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22] 《登坛必究·凡例》
[23] 张罗澄《兵学新书序》，转引自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第392页。
[24] 《左传·哀公十八年》引《志》
[25] 《国语·吴语》
[26] 《司马法》
[27]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28] 《后汉书·隗嚣传》
[29] 《史记·田单列传》
[30] 《资治通鉴》卷90
[31] 《隋书·王世充传》
[32] 《三十六计》
[33] 卷一五六，《兵》九。
[34] 卷148，《兵》一；卷162，《兵》十五。
[35] 《中国兵书通览》，第34—37页。
[36] 《请设三武学疏》，《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第一一九卷，《武举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