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经济》李零：读《西洋世界军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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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零
简介
此书共三卷，是个译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原书最初叫《决定性会战史》，只有两卷，出版于1939－1940年，后经增订，扩大为三卷，再版于1954－1956年。这个译本就是译自增订本。作者是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译者是台湾学者钮先钟。
欧洲兵学有个特点，它很看重战史，这是古典时代就有的传统。
这本书就是讲战史，从埃及、亚述讲到二战结束，时间跨度约3400年（原序说，他写的是“3500年来的战争史”，但实际算下来，只有3424年）。讲战史，此书是经典。
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1878－1966年），军人出身，21岁当兵，55岁退役，退役时，军衔为少将。他比丘吉尔小4岁，比罗斯福大4岁，比斯大林大1岁，和这“三巨头”是一代人。
他活了88岁，两次世界大战，他都碰上了。他参加过布尔战争和一次大战，没参加过二次大战。二次大战，他只是个旁观者。1933年，他退役后，埋头写作，著述甚丰，据说有45种书。这书是他的代表作，写了30年。
富勒很有名。欧洲兵家，讲制海权有美国的马汉，讲制空权有意大利的杜黑，他是“装甲战之父”。1963年，他和利德尔·哈特（Sir. Basil Henry Liddell Hart，钮先钟作“李德哈特”）一起荣获英国三军学会（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最高荣誉奖章（Chesney Gold Medal）。
钮先钟（1913－2004年），也是老先生，不久前才去世，活了91岁。他很高产，译著上百种。他的军事译著，广西师大出版社出过九种，这是其中之一。
16年前，我就接触过富勒的大名。我翻译过利德尔·哈特为格利菲斯《孙子兵法》英译本写的序言（《孙子学刊》1992年4期，12－13页）。序言说，抗战期间，有个国民党军官多次造访。他说，中国的军校是拿富勒和利德尔·哈特的书当主要教材。利德尔·哈特就问他，你们读不读《孙子》？他说，在机械化战争的时代，《孙子》已过时，不读。利德尔·哈特正言厉色说，不，正是现在，才应重归《孙子》。
欧洲兵家，有四个人最有名。19世纪，拿破仑战争时代，他们出过两个大师，瑞士的约米尼和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他们也出过两个大师，富勒和利德尔·哈特。富勒是利德尔·哈特的老师。
二次大战前，英国是横绝四海地球上最强盛的殖民帝国。二次大战后，英国衰落了。英国衰落，是富勒的心病。
保守主义是英国的传统。他很保守，不是一般保守，而是非常保守。他讲的战史，是帝国主义史，不但反苏反共，也反自由主义（自由资本主义），赤裸直白，毫不掩饰。
战争，是帝国主义的硬道理，硬得不能再硬，但也恰恰是其道义上的软肋。
读他的书，通过战争学历史，对了解西方右翼思潮的源头很有帮助。
（上）
一、主题：“帝国主义的兴起”
此书原名是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ir Influence on History，直译出来是“西方世界的决定性会战和它们对历史的影响”。它讲的“决定性会战”（原序说，是“西方民族所打的”）一共有61个：第一卷27个，第二卷18个，第三卷16个。
它以潮汐比战争，潮起潮落，中间有间隙。它是把战争和历史穿插着讲，每组会战前都有一个“大事记”，专门讲相关的历史事件（只有卷一的第一章，前面是导言）。战争和历史是互为表里。
这里，“西洋世界”即西方世界（注意：“西洋”和“世界”要连读），“战争史”就是指这些“决定性会战”对历史的影响。
毫无疑问，它是从“西洋世界”的眼光看战争和历史。
什么叫“西洋世界”的眼光？我们要看它的导言。这篇导言的题目很有意思，叫“帝国主义的兴起”。
读西洋史，大家总是抱怨读不懂。不懂的原因是什么？主要是没抓住它的特点，和中国史形成对照的特点，不是让中国史迁就西洋史，就是让西洋史迁就中国史，把两边的历史都搞乱。
我们要知道，欧洲史和我们不同，别的不谈，有一点没法回避。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帝制很发达，父死子继二三百年一轮的“大一统”王朝，一个接一个，长达两千多年。他们的历史什么样？正好相反，王系继承混乱，长期四分五裂，“合”是暂时，“分”是长期。他们的“合”都是“联合”，“联”是“独联”，把各自独立的小国凑起来，“合”也是松散的“合”。
他们的“帝国”，古典时代有两个：
（1）马其顿帝国。希腊的特点是小国寡民，很长时间，只有城邦，没有帝国。好不容易出个帝国，还是昙花一现。这个帝国，从亚历山大东征到他去世，前后只有11年（公元前334－前323年）。他一死，帝国就土崩瓦解，分成三个国家。
（2）罗马帝国。本来就是由两部分组成，西边是罗马，东边是被征服的希腊。西罗马帝国是以罗马为中心，有503年（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东罗马帝国是以拜占庭为中心，有1058年（395－1453年）。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东罗马帝国还在，又延续了977年。
这两个帝国都是以城市自治为基础，非常松散。
整个中世纪，欧洲四分五裂，有如五胡十六国。他们只有“宗教大一统”，没有“政治大一统”。“宗教大一统”的象征是罗马和拜占庭。它们册封过三大帝国：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俄罗斯帝国（都是以罗马和拜占庭的继承者自居）。这三大帝国，除了俄国，都是短命和松散的帝国。直到今天，欧洲还是小国林立。大英帝国叫United Kingdoms，美利坚合众国叫United States，它们都是靠相对独立的小邦小州，United（联合）一下，凑起来的。
“帝国主义”一直是欧洲的梦。
富勒说的“帝国主义”就是指这种梦。它不同于列宁定义的“帝国主义”。列宁说的“帝国主义”只是近百年的帝国主义，富勒说的“帝国主义”是上下几千年的帝国主义。
他的书，每卷各有一个重点，第一卷是“罗马帝国的产生”，第二卷是“不列颠帝国的产生”，第三卷是美、苏称霸。他预言，两霸中获胜的一方将成为“全球性”的“帝国”。
总之，富勒的西方战争史是帝国主义史，在他眼里，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帝国主义史。
前一阵儿，有个时髦话题，叫“大国崛起”。电视台热播的《大国崛起》，历述近500年世界九大国的崛起，就是配合这一话题。它和当年的《河殇》真是相映成趣，只不过一个是悲情版，一个是豪情版。
富国强兵的大国梦，不仅是西方的梦想，也是中国的梦想。无数志士仁人，抛头颅，撒热血，前仆后继，谋民族解放，谋民族统一，为什么？不就盼着这一天。几乎所有被压迫民族，因为挨打，自然而然，不可遏制，都会有这种梦想——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但我们别忘了：
（1）“大国崛起”就是“帝国主义的兴起”，“八国联军”的“八国”就是这类国家（现在的G8还是这类国家）。
（2）反对和被反对，往往具有对称性、传染性。前苏联也好，亚非拉也好，武装冲突也好，和平竞赛也好，“崇洋媚外”也好，“超英赶美”也好，都是冲着同一个榜样，好像飞蛾赴火，弃暗投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3）中国就是当了大国，像某些人梦想的那样，代替美国做世界老大或与美国联手共治世界（有人叫G2），又怎么样？
毛泽东说，中国永远不要称霸。邓小平说，中国要夹起尾巴做人。这才多少年？大家就忘了。有人说，中国的尾巴已经太大，两腿之间夹不住了。
苏联的教训，我们不要忘：
反对帝国主义，却被帝国主义化。
这不是喜剧，而是悲剧，于连式悲剧。
二、时间安排
富勒的书很长，上面说的3424年，他怎么分配？我看是这样：
（一）第一卷，“从萨拉米斯会战到勒班陀会战”，加上导言说的会战，从公元前1479年到1571年，前后3050年，大体相当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到明晚期。
导言是序幕，讲埃及、亚述和希腊，从美吉多会战（公元前1479年）到马拉松会战（公元前491年），前后988年，以雅典战胜波斯作高潮和结尾。作者说，“马拉松战役可以算是欧洲出生时的啼声”（卷一：24页）。
埃及、亚述、巴比伦是最早的帝国。欧洲人讲历史，他们也知道，这些帝国比希腊、罗马早得多，绕是绕不开，但它们的地盘，先被波斯帝国接收，后被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接收，他们宁愿把这些伟大文明归入“东方”的范畴，视为异质的文明，绝不认同，认祖归宗还是希腊、罗马。所以正题是从希腊讲起。
下来，第一至第三章是讲希腊；第四至第十一章，是讲罗马；第十二至第十八章是讲拜占庭；第十九至第二十章是讲西班牙。它是从萨拉米斯会战（公元前480年）讲到勒班陀会战（1571年），前后2051年，最后的高潮和结尾是西班牙战胜奥斯曼，暗示的是西方战胜东方。
这一卷主要是讲“三个时代”、“两个大帝”。“三个时代”即希腊时代、罗马时代和西班牙时代（或西班牙、葡萄牙称雄的时代），“两个大帝”，即亚历山大和凯撒。
（二）第二卷，“从西班牙无敌舰队失败到滑铁卢会战”，从1571年到1815年，前后244年，大体相当中国的明末清初。
第一至第七章是讲英西争霸，并介绍法、俄、普的崛起和西、葡、荷的衰落，第八至第十五章是讲英法争霸和拿破仑战争。它是从无敌舰队之战（1588年）讲到滑铁卢会战（1815年），最后的高潮和结尾是威灵顿打败拿破仑，暗示的是英国的辉煌。
这一卷主要是讲英国打败西班牙和法国，代表人物是“三大英雄”和“三大君主”。“三大英雄”是英国的纳尔逊、威灵顿和法国的拿破仑，“三大君主”是法国的路易十四、俄国的彼得大帝、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
（三）第三卷，“从美国南北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从1815年到1945年，前后130年，大体相当中国的清代末年和民国时期。
第一至第四章是讲两次大战前的100年（1815－1914年）。这段时间，基本没有大的战争，作者叫“不列颠的和平”，即英国霸权下的和平。这是英国的鼎盛时期。美、日的崛起和普鲁士的扩张是在这一段。接下来的篇幅，主要是讲两次世界大战。第五至第九章是讲一次大战，第十至第十六章是讲二次大战。
这一卷主要是讲“一个和平”、“两个战争”。“一个和平”是“不列颠和平”，“两个战争”是两次世界大战。重点是二次大战。人物最有名，是“世界三巨头”和“三大战犯”。“世界三巨头”是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三大战犯”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他是代日本天皇服罪）。
最后是结论，题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前瞻”。
三、地理形势
富勒说：
本书所讨论的战争可以根据其地域特征分为三个类别：（1）那些从远古时代一直到勒班陀（Lepanto）会战（1571年）为止的战争，多数都是在地中海地区和西南亚打的；（2）从此以后到滑铁卢之战为止的战争，大部分都发生于大西洋边缘，或是在与它有关系的地区中；（3）1815年以后，因为工业、科学和运输的进步，战争才开始以整个世界为其舞台。（卷一：1页）
他说的“三个类别”是对应于他的三卷书。
第一卷，欧洲古战场，主要集中在地中海沿岸，希腊、罗马的扩张主要在这一圈。马其顿东征，征服今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和印度河流域，只是暂时。这一大片土地，原本是波斯帝国的地盘。罗马穷兵黩武，四面出击，四面树敌，最后是被北方的“蛮族”灭亡。拜占庭是被来自东方的阿拉伯人灭亡。
第二卷，欧洲古战场，主要集中在西欧。英国打败西班牙和法国，主要在这一带。拿破仑东征西讨，几乎席卷欧洲，但一挫于俄罗斯，二挫于西班牙，三挫于普鲁士，所得之地尽失，最后被英国率领的联军从四面合围，兵败滑铁卢。
第三卷，两次世界大战，范围扩大，但欧洲仍是主战场。一次大战，德国与奥、土（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合纵，英国与法、俄、美连横，德国败；二次大战，德国与意、日合纵，英国与美、苏、中连横，德国还是战败国。故事好像重演了一遍。
德国为什么屡战屡败，地理位置很关键。
德国是内陆国家，虽有欧陆强大的陆军，但四面受敌，难以突围。这种环境，我国古代叫“四战之地”。比如洛阳为“天下之中”（有如“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罗马），就是“四战之地”。
近代欧洲，有如战国。如果拿中国打比方，那么欧陆以西的英、美就是秦和西戎，欧陆西岸的荷、比、法和中欧的德、奥就是三晋两周，南欧四半岛的西、葡、意、希、土就是楚和吴、越、巴、蜀，北欧的芬、瑞（瑞典）、挪、冰、丹就是燕和匈奴、东胡，东欧和俄国就是齐和东夷。
读战国史，大家都知道，外线作战的国家总是占便宜（如晋、楚、齐、秦），内线作战的国家总是吃亏（如中原各国）。这是一般规律。德国不能得志于天下，是因为它被挤压在中间，两面作战，腹背受敌（卷二：150页和卷三：5页）。法国的处境也有类似之处。
欧亚大陆北部，俄国据其半。它也有两面作战的问题，但它比整个欧洲都大。俄国继承了蒙元征服的辽阔疆域，在大陆国家中得天独厚，有战略纵深，有缓冲余地，难以包围，难以深入，德、日夹击不能得手者以此。西方的长策是瓜剖豆分，俄国的反制是扩张外围（如苏联的波罗的海四国、东欧七国、中亚五国和外蒙古等）。
近代，西方战胜东方，主要靠海洋。
海洋包围大陆，海洋是外线，陆地是内线。
比如英国，最重海军建设和制海权。他们深知控制海岸和海道的好处：海洋可以阻隔入侵，海洋可以迂回包抄，海外殖民地，星罗棋布，也为英国提供了无数的基地。
英国曾先后打败西班牙和法国，无敌于海上。但为什么它还是衰落了？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原因很简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英国的背后，还有一个大国，即现在的世界老大。美国才是处于最外层。它既可从大西洋包抄欧洲，也可从太平洋包抄远东。
地缘政治（geopolitics，钮先钟叫“地略”），陆地包围陆地，海洋包围陆地（现在还加上天空和外太空，从天上包围地上），有如中国的围棋。
包围反包围，这是老话题，也是新话题。中国，有山下包围山上（如五次反围剿）、农村包围城市（如延安/西柏坡与重庆/南京的斗争）。美国，也有黑人占领城市、白人往农村跑（连美国首都华盛顿都如此）。
冷战，在本质上还是包围反包围，这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四、西方的“敌人”
“西方”和“东方”的对立，欧洲和“亚洲”的对立，对欧洲历史学家来说，是一种古典对立，太天经地义，太理所当然。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偏见，既含种族、宗教的偏见，也含历史、文化的偏见。你不懂这种偏见，就读不懂西洋史。
我们要知道，“西方”是相对于“东方”，“东方”是相对于“西方”。这两个概念，都是边缘不清的混沌，各个历史时期，概念不一样。
古典时代，“西方”是希腊、罗马，“东方”是波斯和中近东（或西亚、北非），“西方”并不等于今天的欧洲。
中世纪，“蛮族入侵”，把罗马以北的地区加进来，“西方”才等于今天的欧洲。
近现代，“西方”的概念进一步扩大，加进了美国，加进了英联邦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东方”也加进了南亚、东南亚、东亚和北亚等概念（“东亚”也叫“远东”）。世界依然被两分：“西方”是欧亚大陆的西部，即今欧洲，扩大的概念，还包括欧洲以外的发达地区；“东方”是欧亚大陆的东部，即今亚洲，扩大的概念，还包括亚洲以外的落后地区。
现在，“西方”是代表“光明”，在概念上几乎等于“自由世界”、“民主国家”。其他国家，当然全都属于“不自由”、“不民主”。绝大多数国家，还一直笼罩在“东方”的阴影之下。“东方”的概念是“非西方”，但“影子”的来源却是“光”。
在富勒的书中，我们到处都可看到这种对立。
欧洲人当然知道，西亚、北非的文明相当古老，其他“东方”，如中国和印度，也一点儿不比他们嫩。这点，他们承认。但他们说你“早”，并不等于说你“好”，“早”是“早熟”的“早”。在他们看来，“东方”只是长不大的小孩儿，有什么可自豪？
富勒推崇“帝国主义”。但帝国主义从哪来？有趣的是，他说，“帝国主义本是一个东方的观念”（卷一：82页），亚历山大的爸爸还没这个念头，有之是自亚历山大始。原来，他的“四海为家”的伟大理想，竟然是从希腊的老敌人那里偷来。
马其顿帝国是接收波斯帝国。
波斯是希腊的宿敌。波斯帝国是个大地域国家，领土极广，包括今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阿富汗，以及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利比亚。亚历山大东征，主要就是征服这些地区。
罗马帝国，敌人很多，但灭它的不是别人，恰好是欧洲人。“蛮族入侵”的“蛮族”，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匈奴人、斯拉夫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罗马帝国以北现在很多国家的祖先。“蛮族入侵”是反客为主，他们接收了罗马，皈依了基督教，就不再是西方的“敌人”，而是西方的“主人”。
中世纪，西方的大敌主要有两个：
第一是伊斯兰世界，来自阿拉伯半岛，它是波斯帝国的继承者，因此顺利成章，代替了波斯的想象。
第二是蒙古人，来自欧亚草原，也代替了匈奴的想象。
近现代，作为传统“东方”的化身，西方一直是把俄罗斯（特别是苏联）视为最大的邪恶。他们有三个理由：
（1）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与拜占庭帝国联姻，皈依东正教，与天主教西欧形成对立，分裂了东西欧。
（2）13世纪，俄罗斯曾被蒙古统治，是个具有亚洲性格的野蛮国家。它接收的辽阔疆土，很多正是蒙古占领的地区。其国多暴君，百姓也粗鲁无知。
（3）1917年后，俄国是“共产暴政”的国家。二次大战后，它还控制了整个东欧。
富勒仇俄，总是喜欢渲染俄国的东方色彩。他说：
两百年来，俄罗斯人都一直在攻打欧洲东面的门户，差不多在一个多世纪的时代中，欧洲的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都在警告欧洲人应提防俄罗斯人的阴谋……
这些人所认清的，是俄罗斯从来就不属于欧洲的范围，它的文明与拉丁的文化毫无渊源；它从来不曾参加过十字军、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而且也不曾受到新世界的发现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卷三：551－552页）
在他看来，俄罗斯人不过是穿着西方甲胄的蒙古骑士（卷二：149页）或“北方的土耳其人”（卷二：149页引莱布尼茨语，又卷三：552页）。总之，俄国是“一切自由国家的公敌”（卷二：125页）。
当然，富勒最想说的是，苏联才是西方的大敌。
这个想法，在西方人的头脑里已经生根发芽，从1917年到现在，始终挥之不去。苏联易帜，不变；苏联解体，也不变——只要不缴枪（关键是弃核），就不会变。
中）
五、摘录（第一卷）
（1）我们还生活在战国时代。
“从人类的最早记录起，到现在的时代为止，战争一直是他们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因素。在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时代是完全没有战争的，也很少有一代以上的人是不经过大型战乱的。大战几乎和潮汐一样，具有规则的起落。（原序）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战国（wardom）的状态中——在这种条件之下，战争支配了所有其他的人类活动。”（原序）
（2）亚历山大的“和谐世界”。
“他认为既然太阳神阿蒙是普照全人类的，对于善恶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就联想到所谓Homonoia的观念，那就是和谐团结，万众一心的意思……他放弃了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的界线，他勇敢地宣称：四海之内皆兄弟。”（89页）
“亚里士多德告诉亚历山大，对待希腊人应如朋友，对待野蛮人应如禽兽。但是亚历山大所知道的却更好，他宁肯把人类分为善恶两种，不考虑种族的区别……他认为善人才是希腊人，而恶人才是真正的野蛮人。
……从此，‘Homonoia’的观念，已经不再限于希腊人与希腊人的关系，而是要把希腊人与野蛮人联合为一体。”（89页引塔恩语）
“色诺芬曾经用居鲁士为例证，把一个世界统治者的图景说给亚历山大。……通过亚历山大，西方世界才从东方接受了神权帝国和君主崇拜的观念。这第一个观念在罗马帝国中和它的继承者基督教帝国中，就更发扬光大了起来；而第二个观念则演变成为王权神授的观念。”（89－90页）
案：西方有三次东征，一次是亚历山大东征，一次是十字军东征，一次是地理大发现后的东征。美国样板戏《亚历山大》就是以第一次东征暗示美国打伊拉克和伊朗。亚历山大在西方有象征意义。象征什么？世界主义。古代的帝国主义是世界主义，现代的帝国主义也是世界主义。凡一国为他国立普遍原则的都是世界主义。秦始皇的席卷天下、车书一统是世界主义，美国的全球化也是世界主义。“和谐世界”的想法并非中国独有，其他国家也有。凡是聪明的征服者，都讲怀柔远人。马其顿帝国是欧洲的第一帝国，当然为西人盛道，但它是靠接收波斯才成就其大。波斯是希腊的宿敌，远比希腊强大。亚历山大征波斯，犹“小邦周之克大邑商”，不容易。富勒说，“帝国主义”是一种志在天下的世界观念，很对。亚历山大装神弄鬼，以埃及法老自居，与波斯通婚，举行万人大婚礼，倡种族融合、宗教融合、文化融合，都是为了这种理想。这里有趣的是，富勒承认，亚历山大的想法是来自东方。波斯是埃及、亚述、巴比伦的伟大继承者，历史悠久，幅员广阔，文明程度极高。要论当“帝国主义”的资格，这些前辈，哪个不是他的老师？历史上，小国胜大国，征服者是学生，被征服者是老师，例子很多。亚历山大是波斯的学生。
（3）穆罕默德二世是聪明的。
“穆罕默德是聪明的，他对于希腊正教表现出极大的容忍，他指派金纳迪乌斯为大主教，虽然他取消了原有的封建制度，但是他却不干涉人民旧有的风俗习惯。这个政策是很毒辣的，他支持希腊正教，遂使欧洲的东方与欧洲的西方永远分裂了。”（457页）
案：这里的“穆罕默德”是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1432－1481年）。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并没消灭东正教，而是采取怀柔政策，这是他很聪明的地方。对这一事件的评价，富勒用了三个词：“聪明”、“容忍”、“毒辣”，最后是落实于“毒辣”。他用“毒辣”这个词，是出于基督教立场。西方的保守主义，宗教立场总是第一位。富勒是基督教本位，对东正教的俄国，对伊斯兰教的奥斯曼都怀有敌意。他用“毒辣”这个词，是痛心欧洲宗教的分裂。其实，这个策略和亚历山大并无不同，厚此薄彼，全是因为立场不同。
（4）格拉纳达的陷落。
“自从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越过赫勒斯滂以来，在西方历史上再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两者更不是偶合的，当一个充满了活力的民族，达到成长的阶段时，就往往能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因此要了解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剧本——新世界的发现——关键就必须要从隐藏在格拉纳达征服后面的思想中去寻找。这是西班牙时代的开始，这也是对抗伊斯兰教的最后一次十字军运动。”（476页）
案：1492年，格拉纳达的陷落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对伊斯兰世界，对基督教世界，都是如此。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在同一年。西方的殖民战争就是由此揭开序幕。“地理大发现”缘何而起？富勒说，有两个原因，一是土耳其人切断了欧亚间的贸易关系，必须开辟新航路；二是相信可以绕道东方，与印度的大可汗接洽，劝他从背后攻击伊斯兰教徒。这是西方对东方的大反攻。接着，1493年，“教皇子午线”的划分，使葡、西两国分享了发现的利益。这是西方第一次瓜分世界，意义也非同寻常。从此，西方才跨进了列强瓜分世界的门槛。这个过程充满血腥，但富勒却轻描淡写。他说，“他们虽然非常残酷，但当他们征服了该地之后也带来了文明。马匹、火药、钢铁、小麦、葡萄和橄榄都是他们带去的。他们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也使旧世界发生了改变”（481页）。帝国主义的“文化馈赠”，光是这些吗？不止。他们的海外扩张，还包括各种“卸包袱”和转移灾祸，转移工业，转移污染，转移贫穷、动乱和战祸。转移完了还可以骂他们，骂他们跟自己怎么不一样。
六、摘录（第二卷）
（1）现代的帝国主义是海洋化的帝国主义。
“自从发现了新世界和绕过好望角以达东印度群岛的航线之后，欧洲的商业重心遂逐渐西移，逐渐远离地中海地区，而趋向大西洋海岸……自此，一直到最近，帝国主义的发展都是趋向于海外的殖民主义，而帝国也趋于海洋化的形式。”（1页）
（2）欧陆曾是英国的防御外围。
“在1558年加来尚未丧失之前，从理论上来说，英国人为了安全，必须在欧洲大陆上作战以来保护其海岸，换言之，欧陆变成了英国防御上的外围”。（7页）
案：英国的脸一直是朝向欧洲的西海岸，朝向荷、比、法、西、葡五国，特别是离它最近的法国。两次大战，英国的陆战都是在法国打。二次大战，第二战场的开辟，也是选择了诺曼底登陆，这有很深的历史背景。对英国人来说，大西洋比地中海更重要，法国比地中海国家更重要。
（3）赢得海洋比赢得陆地更重要。
“尽管是小国，其资源和本国的的权力都极为有限，可是只要他们控制了海洋，则照样可以赢得和守住巨大的海外领土。反而言之，即令是泱泱大国，虽然他们可以在海外获得广大的土地，可是除非他们能够控制海洋，否则一旦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即会感到无法应付了。
……在一个商业的时代中，赢得海洋要比赢得陆地更为有利……”（31页）
（4）英国是上帝选中的国家。
“在国内，一种积极信仰的教条帮助工业主义开始成长。在国外，它也象征着帝国主义的开始。一个上帝的选民，应该比其侪辈居于较高的地位，基于同样的理由，一个上帝所选择的国家，也应该支配他的邻国。”（90页引詹姆斯语）
“牺牲已经烧过，神签的表示也是吉兆，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不久英格兰在这个时代中所担负的角色，即可以与古罗马相提并论，在以后的250年之内，把它的帝国之网撒遍了七海。”（90页）
（5）特拉法尔加会战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特拉法尔加会战都是一次值得记忆的会战，它对于历史具有广泛的影响。它把拿破仑的侵英梦想完全击碎了。它也使一百年来的英法海上争霸从此告一结束。它使英国成为一个海洋帝国，这个帝国维持达一个世纪以上，使所谓的‘不列颠的和平’（Pax Britannica）变得具有可能性。比较直接的重要后果是，它告诉了1905年的世界，拿破仑并非天下无敌。它也迫使拿破仑不得已而采取他的‘大陆组织’（Continental System），企图建立一个大帝国，以求在经济上绞杀英格兰，而结果却是作茧自缚，使自己在政治上受到了绞杀。若无特拉法尔加之战，则不可能会有半岛战争，若无半岛战争，则又不可能会有滑铁卢会战了。”（325页）
案：此卷的后三分之一是写拿破仑战争。其中最重要的会战是特拉法尔加会战和滑铁卢会战。特拉法尔加会战是1805年英国和法国为了争夺海上霸权，在西班牙的特拉法尔加海面上（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与法国打的一场海战，英国胜，法国败。半岛战争是1808－1813年英国趁法国深陷于俄国，在伊比利亚半岛与法国打的一场陆战，英国胜，法国败。
（6）滑铁卢会战
“莱比锡之战所代表的为欧洲民族主义对于法兰西军国主义和大一统主义的胜利，而滑铁卢之战所代表的却是英国体系的胜利——这是拿破仑所使用的名词。它不仅战胜了法国，而且也压倒了欧洲和大部分的世界。对于大英帝国而言，特拉法尔加之战是最初的一块奠基石，而滑铁卢之战却是最后的一块墙顶石。前者使英国获得了制海权，而后者则为它打开了通往世界市场的门户。在此后两代以上的时间中，英国都一直是全世界的工厂和银行。”（446页）
案：莱比锡之战，是1813年拿破仑与奥、普、俄、瑞（瑞典）联军的一次大战，法国败，联军胜。滑铁卢会战是1815年拿破仑与英、荷、比、德联军在比利时滑铁卢进行的一次大战，法国败，联军胜。滑铁卢会战，是拿破仑战争的最后一战，很重要，但拿破仑走下坡路是从法国打俄国开的头。1812年的博罗季诺（钮先钟作“波罗的诺”）会战、莫斯科大火和法军在寒冬中撤退，让俄国很自豪。但富勒只把它放在“大事记（十四）”（364－366页）里，当作莱比锡会战的序幕，并不算决定性会战，这不太公允。拿破仑说，“俄国是英国的最后法宝”（365页），“所有的人都应该把俄国人当做瘟疫看待，对俄国的战争是为整个欧洲和它的文明而战的。法国的这一次挫败，应该使所有妒忌它的心理和害怕它的心理都完全一扫而空。欧洲人应该认清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这个俄罗斯巨怪”（366页），可见此役对他是重创。参看保罗·K·戴维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场决定性战役》（张轶西等译，海南：三环出版社，2006年）。戴维斯说，富勒的书是他的主要参考书（见前言），但他补进了非西方世界的决定性战役，并续写了1945年以后的战役。他的100场战役，其中就有博罗季诺战役。博罗季诺战役的重要性是什么？他说，“拿破仑自1798年以来一连串的胜利在博罗季诺战役之后结束了。由于未能打垮俄军，他也未能打败俄国，他的命运开始衰败”。
七、摘录（第三卷）
（1）三卡尔。
“对于这个权力的时代，其精神上的铸造者为三位“卡尔”（Charles）——即克劳塞维茨、马克思和达尔文。克劳塞维茨在他的《战争论》（1823年出版）中，主张回到斯巴达主义的旧路，即要把一个国家变成一个军事机器。马克思在他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发表的）中，以阶级斗争的观念来当做其社会理论的基础。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1859年出版）一书中，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这三个人都是“群众斗争”的先知者——第一个是在战争方面，第二个是在社会生活方面，第三个是在生物学方面。”（6页）
案：克劳塞维茨和马克思，名字都叫“卡尔”（Karl），他们是德国人。达尔文的名字“查尔斯”（Charles）就是英国的“卡尔”。克劳塞维茨讲战争，马克思讲革命，达尔文讲生存竞争，都讲斗争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影响很大，但在美国却备受攻击。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从最保守的宗教立场出发，把达尔文视为洪水猛兽，甚至把达尔文当马克思的源头，攻击达尔文，甚于马克思。现在，已经没有人讲斗争哲学了，但这三类斗争却依然存在。
（2）英国的地缘政治。
“当英国投入一个欧陆性的战争时，历史上的教训就会告诉我们：只要它仍然控制着海洋，则其疆界就会是不可攻击的，并且海上的交通也就能够确保。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欧陆性国家，不管它的陆军兵力是如何的强大，却还是无法从英国的手中把主动权夺过去。1918年德国失败一次，1945年它又失败一次，这都是不曾认清这一条真理的缘故，悲夫！”（200页）
“当任何欧洲国家都必须维持一个庞大的陆军时，我们却是最幸运地处于岛国的地位，可以使我们不必负起这种双重的负担，于是可以集中去发展海军了。我们为什么要牺牲有必胜把握的游戏，而去玩那个必然会失败的游戏呢？”（282页引丘吉尔语）
“假使希特勒胜利了，他就会在欧洲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英国的传统政策就是要使欧洲处于分裂的状态之中，所以英国对于希特勒的成功当然是不能忍受的。但因为英法两国对战争都尚无准备，所以他们的政策应该是放任希特勒向东欧发展，其结果必然会与苏联一战，此时西方国家即可以乘机加速再武装。如果他们采取这样的政策，则无论这两个国家孰胜孰败，而英法两国却一定都可以坐收渔人之利，而使欧洲权力平衡的局势扭转过来。”（325页）
案：英国的利益主要在海上。它的欧洲战略是“使欧洲处于分裂的状态之中”，最好是隔岸观火，或者在法国打仗。其实，这套挑拨离间的把戏也是英国的世界战略。当初，列强瓜分中国，就是把中国画成一块蛋糕。蛋糕太大，一定要切着吃。
（3）世界进入战国时代。
“在这些许多的悲剧中，俄国的革命和国际联盟代替‘不列颠和平’，从历史上看来又是最重要的。前者的目的是‘世界革命’，后者的目的是‘世界和平’，因为在它们两者之间是并无一个仲裁人的存在，所以整个世界在思想上被分为两部分了。于是克劳塞维茨的格言被反转了过来，和平倒成了战争的继续。换言之，因为双方的政策都是全球性的，所以世界遂进入了‘战国’（wardom）的状态。“（281页）。
案：他说的“悲剧”是德国割地赔款，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灭亡，英国负债累累，法国降为二等国家，俄国推翻沙皇，美国为战争买单。有意思的是，他说，“只有并未太出力的日本，却是一个真正的胜利者”（281页）。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同样是一次大战的产物。富勒，一门心思只想消灭“世界革命”，但愿德国能替英国消灭苏联，没想到德国对英国照打不误。这场战祸是由“自由世界”一手造成。法西斯主义是一次大战的果，也是二次大战的因。从一开始，它就和《凡尔赛和约》有关，和大国的制裁有关。同样，苏联的帝国主义化（因高度军事化而造成制度扭曲），也是列强围剿的产物。
（4）富勒的立场。
“在信仰的时代中，人类的地位被估计得颇高，似乎是仅次于天上的安琪儿，现在却降低到了‘经济动物’（economic animal）的地位’。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是不信上帝而信财神（Mammon），这样也就引发了阶级斗争的观念。经济性的宿命论结果是造成了社会形态的分裂而不是统一。”（287页）
“在这些权力艺术家之中，有两个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具有一种新的哲学思想。他们敢向经济人（Economic Man）的神话挑战，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基本因素，而想用‘英雄人’（Heroic Man）的神话来代替它。
……
从希特勒的眼中看来，国际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一样的东西。”（314－315页）
案：富勒的立场是保守的基督教立场。对他来说，“不信上帝”是万恶之源。他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不信上帝而信财神”。这话根本不对。资本主义信财神，没错，但它并不拒绝宗教。相反，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恰恰充满商业精神，欧洲的海外贸易也一直是和传教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不信上帝，也没错，但它也不信财神。《资本论》的第一章讲什么？恰恰就是讲，现代的商业社会把财神变成了上帝。作者说，希特勒用“英雄人”反对“经济动物”，既反资本主义（他是拿犹太人当替罪羊），也反社会主义（马克思是犹太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卢森堡也是犹太人），同样没有信仰。在他看来，“不信上帝”（不信他说的上帝）都该反对，都可以放在一个锅里烩。
（5）富勒的假设。
“苏联是一个由多民族所组成的混合体。假使希特勒能够明了苏联内部的民族矛盾，那么他就应该公开表示，帮助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土耳其人以及其他一切非俄罗斯民族获得独立。当他进入俄罗斯之前，即应决定以解放者的姿态出现，而不应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若果能够如此，则他就会像触发一颗炸弹一样把整个苏维埃联邦炸成碎片。诚然的，专门依靠这种手段，也许并不能使他获得其所需要的‘生存空间’，可是一旦苏联被毁灭，对于那些碎片他也就很容易地贯彻其意志了。所以除了道义的问题不谈以外——他对被征服民族也和对俄罗斯民族一样不分区别地加以虐待的行为——他在空间上的错误，也许还不如在时间上的错误那样巨大。”（359页）
“假使希特勒能够把握他自己的这个主要问题，也许即可以阻止美国的参战，或至少可以减少其效果。虽然这是一个纯粹假想的问题，不过那却是非常可能的。假使希特勒能以一个解放者的姿态出现在苏联的境内，则他可以使苏联的陆军大部分自动瓦解，也许在罗斯福团结其内部的工作尚未完成之际，即已推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统治。若果能够如此，则他所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绝对可以避免——两面的战争。所以希特勒所犯的最大错误还是在政治方面，而不是在战略方面，他打击在这个巨怪的铁头上面，而没有想到它的脚却是粘土做成的。假使他能够打击在这个脚的上面，换言之就是造成革命而不是征服，那么这个转捩点也许就根本不可能发生。无论如何，这场战争的全部后果都会变得完全不同了，或者是西方国家在没有苏联协助之下而击败了德国，不然就是战争会以一个谈判的和平来结束，而在这个和平的谈判中，克里姆林宫已经丧失了参加的资格。”（388页）
案：让希特勒当苏联的“解放者”，亏他想得出。富勒奉行“反共至上”，对苏联恨之入骨，宁肯替德国吃后悔药。二次大战，全世界死了5000万人，苏联就占了一半，另一半主要是中国，其次是德国和日本，美、英、法全部加起来，只是个零头（约100万）。他这么讲，对得起死者吗？政治偏见也太深了吧？
下）
八、从“不列颠和平”到“美国和平”
富勒的书，最后是结论。这个结论，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前瞻”。“回顾”主要是吃后悔药，后悔没有消灭苏联。“前瞻”主要是盼美国战胜苏联。
我们先看“后悔”。
富勒的“后悔”，大体可以归纳为五条（有些是从前面的章节归纳）：
（1）苏联是西方之大敌，共产主义比法西斯主义更危险。英国的上策是移祸苏联，让斯大林和希特勒死掐，两败俱伤，正好坐收渔翁之利。德国打苏联是好事，让英国感觉很安全，丘吉尔不该感情用事，不计代价，不问后果，选择与苏联结盟。
（2）希特勒没惹美国，美国凭什么参战？珍珠港事件，罗斯福完全知情，他是故意让美国挨打，为美国参战找借口，这是阴谋。如果美国不参战，只为英国作后援，不会有后来的局面（注意：两次大战，富勒都反对美国参战）。
（3）英、美在如何结束战争的问题上不该讲“无条件投降”，令德、日作困兽斗，既摧毁了德、日的反共力量，也坐大了苏联，这是得不偿失。
（4）美国怕死人（估计要死100万人），让苏联出兵东北，替美国人当炮灰，导致共产主义统治中国。
（5）美国在广岛、长崎投原子弹，不像基督徒所为，更像成吉思汗。这样大规模屠杀平民，是给西方抹黑，让西方备受道德谴责，一直抬不起头。
战争结果，无可挽回的是，英国衰落了，它导致了美、苏称霸的冷战格局。
世界三巨头，他都骂。一骂斯大林，骂他暴虐无道，超过希特勒；二骂罗斯福，骂他为了安抚苏联，不惜出卖老朋友（英、法）；三骂丘吉尔，骂他被希特勒打昏了头，竟然与苏联结盟，违背初衷（“反共至上”的初衷）。
他很后悔，后悔不能回到“不列颠和平”，后悔英国最辉煌的100年已经一去不复返。
二战，希特勒失败，活该。没有苏联的牺牲，就没有二战的胜利，也是明摆。但战后的西方宣传，却老是把苏联与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这是毫无根据的。
第一，苏联的意识形态是来源于19世纪上半叶，政治体制是肇始于1917年。法西斯主义是20世纪20和30年代的产物。法西斯主义还没出现，苏联就存在。
第二，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来源完全不同，主张完全不同，苏联从未采用过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也从采用过共产主义。
第三，法西斯主义是右翼思潮（而且是极端右翼），而马克思主义是左翼思潮，德国和苏联都强烈反对对方的主义。
第四，英、美和德国的冲突，主要是利益冲突，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冲突，在反共立场上完全一致。如果不是因为单凭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战胜德国，它们是不会与苏联结盟的。
俗话说，“观棋不语是君子”，原因是观棋总有立场，只要开口，就有立场，不是站在这边，就是站在那边。看球也是如此。富勒的立场是什么？很清楚。他替英国担忧，替西方担忧，甚至替德、日法西斯担忧，就是不替苏联担忧。因为他恨苏联，恨得咬牙切齿。为了消灭苏联，他宁肯设身处地，替希特勒“复盘”，替他吃后悔药。
“前瞻”，是对冷战前景的展望。
在本书的最后几行（卷三：555页），作者说，英国“保护着欧洲的政治自由”，而俄罗斯是“欧洲政治的天生对头”。二次大战后，英国的米字旗已黯然失色，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星条旗，这面大旗是和苏联的镰刀斧头旗作对。关键是，哪面旗子会扯下来。
在他看来，冷战还是来源于上面提到那个古典对立：
在未来的时代中，我们所要看到的是一个“美国的和平”（Pax Americana），还是一个“鞑靼的和平”（Pax Tartarica）。（卷三：555页）
他说，对这个问题，他“可以冒险地提出一个答案”（卷三：555页）：
决定胜负成败的不是美苏两个军事力量的对比，而是要看这两种对立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制度孰为优秀。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一个充分机械化的世界中，人类的地位、政治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究竟应该怎样？那么就要看这两种制度哪一种比较适宜于解决这个难题了。（卷三：555页）
什么叫“制度优秀”？这是个很大的话题，三言两语说不清，还是拣点儿重要的吧。
我们要注意，富勒说的难题是人类的难题，不是哪一国的难题。
世界，有穷国，有富国。一个国家好不好，不能光看国内。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对自己的国民特好，里面歌舞升平，外面穷兵黩武，反差很大。
富勒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
战后，美国是世界体系和全球化的龙头老大，既是军备竞赛的领跑人，也是赌博经济的大庄家，比武器装备，比经济实力，两手都很硬。他们对自己的国民别提多好。国内，经济繁荣，生活水平高，秩序井然，法律保障好。这些，谁都不否认。但制度有制度的成本，制度有制度的代价，强国离不开垫背的，这条不能忘。
美国的工，全世界打；全世界的钱，美国花；能源，全世界供；污染，全世界担。这样的大国瘾，谁都想过。但穷富相依，祸福相随，全世界的贫弱和动乱就是这个代价。我们别忘了，全世界的乱子也归美国管。
这样的大国不好当。
九、战争与“普世价值”
历史上的帝国，毫无例外，都是战争的产物。所谓大国，原来往往都是小国，因为受人欺负，缺乏安全感，才卧薪尝胆，生聚教训，联合某些小国，征服某些大国，走上武装崛起的道路。
西方列强只听说过“武装崛起”，没听说过“和平崛起”。什么叫“和平崛起”？他们听不懂。比如富勒，他说的“和平”是什么意思？读他的书，你会明白，那是指英国独大，打败天下无敌手，把所有强国摆平。同样，“美国的和平”也是如此。
西方的“和平”有两个含义，一是战争的结果，二是战争的间歇。它与交战国相互媾和有关，与战胜国强迫战败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解除武装、割地赔款）有关，与战胜国划分势力范围，用武力维持大国间的权力平衡有关。
战争最需要统一指挥和绝对服从，这常常让人想起专制的起源。不错，专制的一切合理设计都起源于战争。但我们不要忘记，民主和战争也有不解之缘，追根儿可以追到“军事民主制”。“穷大同”、“富小康”，一切硬道理，都跟战争有关。
战争最能体现西方的价值观，特别是保守主义的价值观，特别是帝国主义的价值观（现在多冒称“自由主义”）。
西方的价值观，二元对立，莫过于“西方民主”、“东方专制”。在《读〈动物农场〉》一文中，我曾指出，这种对立在西方的价值观中是根深蒂固。
这里再重申一下吧：
第一，古典时代的民主，最初是小国之中的平民政治。民主的本义是“人民统治”，民主的核心是“主权在民”，它可能与暴民有关，可能与暴君有关，唯独与贵族政治（无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无关。当时，拥护贵族制的人都害怕百姓，害怕原本意义上的民主。
第二，后世的民主是代议制民主。“主权在民”总是毫无例外地变成定期“为人民选主子”，让他们代表人民（富人代表穷人，聪明人代表傻子，男人代表女人），让他们替人民作主。现代政党选举，是选利益集团的代表。选是自愿，没错，就像飞机送餐，空中小姐总是满脸堆笑，左顾右盼，重复同一个问题：Chicken or beef（鸡肉还是牛肉）? 你别无选择。
第三，现代民主，不是来自希腊，不是来自罗马，而是起源于中世纪，并最后完成于资产阶级反抗教权、反抗君权的革命。它还是一种平民反贵族的斗争，但不是反古代意义上的暴君，而是反各国的绝对主义。很多诋毁“革命”的人都数典忘祖。他们忘了，“民主”他爹叫“革命”，而“革命”和“战争”也是如影随形。
民主和革命分不开，还是一国之内的事。
民主和战争分不开，却是全世界的事。
前面我们说过，大国只有一个或几个，但大国梦却是全球共享。谁都梦想，自己的国家能像这些大国一样，民也这般富，兵也这般强。比如核弹，就是惹多少国家梦寐以求不吃不喝也想搞出来的东西——大国都有这玩意儿。但大国说，没门，绝对不许搞。要学，只有四个字，曰“普世价值”。
什么叫“普世价值”？我想说一下我的理解，当这篇文章的结尾。
（一）西方的“普世价值”，核心的核心是宗教观。
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宗教和军事最重要。西方的传统也是如此。他们，宗教归上帝，军事归凯撒。凯撒者，是天下的帝，地上的帝，管世俗事务的帝，帝国主义的帝。
西方传统，帝制不发达，世俗君主，权力有限，谁也没有“大一统”的权力，“大一统”的权力是在教会手里。上帝具有唯一性，耶稣才是“万王之王”。老百姓，想法很简单，领导要有，但领导都当不长，老板要换，总统要下台。千年王八万年龟，你活得再长，也比不了上帝（我们叫“老天爷”）。
上帝是“虚拟领导”。富勒说，“宗教改革使财神战胜了上帝（卷一：459页），他很遗憾。现在，上帝姓钱，亚当·斯密叫“看不见的手”。马克思把市场崇拜和拜金主义叫“商品拜物教”（参看《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钱也是“虚拟领导”。
富勒反对“财神代替上帝”的自由资本主义，也反对挑战这种制度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保守主义的底线是传统宗教（原来，还有王权和贵族政治）。
（二）西方的“普世价值”有四大口号，值得深入理解。
“自由、平等、博爱”曾经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鼓舞人心，响彻云霄。“民主”也是古典政治遗产被高度理想化的东西，梦一样的东西。现在，我要说的问题是，这些好词，它们跟战争也有关系吗？我说有。比如拿破仑战争，就是推广这一理想。自由主义的底线是这类口号。
（1）自由。什么叫“自由”？启蒙思想家说，人是生而自由。自由人的假设是，大家都是买卖人，五湖四海，大家是为了同一个目标（钱），走到一块儿来了。早期殖民史，讲得最清楚，天底下，最大自由是贸易自由，谁也不能妨碍这个自由。古代商旅，Traders（买卖人）和Raiders（劫掠人）有不解之缘，抢人也好，防人抢也好，都得有武装。现代贸易也是如此。买卖大了，做到海外，自己的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人权要素），全得靠自己的军队去保护。美国人说，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就是到海外打仗。西方的政治家都懂得，要想维护海外的贸易秩序，海外驻军，绝对不可少（起码出了乱子，可以撤侨护侨）。打仗归政府管，买卖归老板管。老板是财神，政府是战神。这是自由和战争的基本关系（我国的关公，就是集二任于一身）。
（2）民主。现代民主，主要是政治民主。具体讲，就是选举文化、代议制、两院、三权、多党这一套。他们定期选主子，选出的主子，只管收税和打仗。社会上的事，主要归老板管，政府不管。打仗才是政府的主业。用“最文明的民主”通过“最野蛮的战争”，一直是西方的古老传统，古典时代就有。这个世界真奇怪，有个“最最民主的国家”，偏偏最爱打仗。所有人，无论选“牛肉党”，还是选“鸡肉党”，选出的总统都热衷打仗，当政期间一定要打一两个“漂亮仗”，给人民一个交待。用战争保护本国公民，保护本国利益（美国人最有理由相信“美国的利益就是全世界的利益”），向海外派兵和驻军，为军事预算、战争拨款、宣战媾和而投票，一直是民主的主要话题（参看《人权宣言》的第十三条）。近500年来，西方世界一直有“战争依赖症”，民主和战争也是如影随形。事关本国利益谁敢拦，只有本国人民死伤惨重，我们才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不是反对战争，而是反对死人。“怕死人”，据说是“文明国家”的标志。但“死人”的“人”是指本国人民，不包括其他国家的人，特别是不包括“野蛮人”。
（3）平等。主要是法律意义上的平等，而不是事实上的平等。事实上的平等，简直难于上青天，在所有人看来，不是“蠢话”就是“疯话”，谁都不敢讲（除了共产主义者）。比如老板，他跟你讲什么平等？简直就是君主（可以独裁，可以世袭）。你要觉得不平等，他说很好，你有自由，可以花钱雇律师，跟他打官司，像他跟别的老板一样。还有宗教，中世纪，天主教统治，那才叫绝对专制，教权大于一切权，帝王都比不了。现在讲宗教平等，那也是法律意义上的。比如你有你的庙，人家有人家的庙，你不能砸别人的庙。你的自由是在你的庙里。但西方宗教的格局是什么？还是“众生平等，唯我独尊”。“平等”只是“独尊”下的“平等”，天主教、基督教下面的平等。国与国的平等，更是从来没有——联合国里排座次，大国的地位，全是打出来的（这个“世界议会”，本身就是二次大战的产物）。
（4）博爱。就是西方的“国际主义”。通俗的解释是“让上帝的光照亮世界”。到底谁来照？富勒说，那是“上帝的选民”，比如两次大战前，那是英国；现在，当然是美国。对西方世界来说，传教、贸易、打仗，才是他们的“国际主义”。这是上帝的三个化身，用基督教的话来讲，就是“三位一体”。
总之，战争和这套价值观并不矛盾。不但不矛盾，还是支撑它的东西。西方列强，经营数百年，文治武功，相须而用，是个完备的体系。舍战争而论“普世价值”者，犹得鱼而忘筌也。
没有说完的话
战争是人类走不出的怪圈。它一手造就了天堂，一手造就了地狱。
二战结束后的世界是个冷战的世界。冷战才是大格局。
冷战是两次大战的延续。在本质上，它仍然是一种战争，只不过换了方式。它是以核武库为后盾，调动所有军事手段，同政治战、经济战、外交战、心理战结合在一起的全面战争和总体战争。表面的和平掩盖不住固有的冲突。
战后，“礼乐征伐”出于美国。
美国有六大战区覆盖全球。欧洲战区是对付前苏联（后苏联仍然是最大假想敌），为冷战前沿；中央战区是对付伊斯兰世界，为热战前沿；太平洋战区是对付前苏联和中国（后苏联也照围不误），冷战、热战都有。热战是包在冷战里面打。所谓“民主国家不打仗”，主要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太民主，而是因为他们的防务被打包成捆，装进了美国的冷战体系。
美国围剿全世界。
这场围剿反围剿的较量，其实并没结束。已经发生的事惊心动魄，将要发生的事动魄惊心，“决定性战役”的历史，还有待续写。
西方的“敌人”，概念已经发生变化。
极权主义，本来是法西斯主义的发明，现在却被当作共产主义的别名（英国人最爱这么讲，奥威尔也受了传染）。
恐怖主义也代替了“东方的野蛮人”。
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我们不难发现，如何退出军备竞赛，结束长期对抗，一直是他的最大心病。冷战虽冷，仍然是战。
今天，我们应该明白：
（1）极权主义的根源，不是革命，而是战争。它是一种四面受敌的战时体制。恐怖主义，也是遭受围剿的反应。
（2）资本主义不是几个孤零零的国家，而是个铺天盖地的世界体系。上述问题绝不是少数“民主国家”以外的问题，而是这个世界体系之中的问题。
脓疮溃烂，不是脓疮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出了问题。
只有消灭战争，才能消灭灾难。
越战期间，全世界的反战呼声，是我们唯一能够看到的世纪曙光。
附记：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我参加过一个战争讨论会，主办者宣称，讨论的前提是“美国代表先进”，“美国代表普世原则”。他们的表态令人惊讶：绝大多数人都支持这场战争。我很奇怪，在中国这样具有反帝光荣传统的国家，中国的精英怎么如此狂热，竟然同美国的愚夫愚妇一般见识，很多连美国人都羞于启齿的右翼言论，在我国却是时髦话题。
这事让我深受刺激
简介
此书共三卷，是个译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原书最初叫《决定性会战史》，只有两卷，出版于1939－1940年，后经增订，扩大为三卷，再版于1954－1956年。这个译本就是译自增订本。作者是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译者是台湾学者钮先钟。
欧洲兵学有个特点，它很看重战史，这是古典时代就有的传统。
这本书就是讲战史，从埃及、亚述讲到二战结束，时间跨度约3400年（原序说，他写的是“3500年来的战争史”，但实际算下来，只有3424年）。讲战史，此书是经典。
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1878－1966年），军人出身，21岁当兵，55岁退役，退役时，军衔为少将。他比丘吉尔小4岁，比罗斯福大4岁，比斯大林大1岁，和这“三巨头”是一代人。
他活了88岁，两次世界大战，他都碰上了。他参加过布尔战争和一次大战，没参加过二次大战。二次大战，他只是个旁观者。1933年，他退役后，埋头写作，著述甚丰，据说有45种书。这书是他的代表作，写了30年。
富勒很有名。欧洲兵家，讲制海权有美国的马汉，讲制空权有意大利的杜黑，他是“装甲战之父”。1963年，他和利德尔·哈特（Sir. Basil Henry Liddell Hart，钮先钟作“李德哈特”）一起荣获英国三军学会（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最高荣誉奖章（Chesney Gold Medal）。
钮先钟（1913－2004年），也是老先生，不久前才去世，活了91岁。他很高产，译著上百种。他的军事译著，广西师大出版社出过九种，这是其中之一。
16年前，我就接触过富勒的大名。我翻译过利德尔·哈特为格利菲斯《孙子兵法》英译本写的序言（《孙子学刊》1992年4期，12－13页）。序言说，抗战期间，有个国民党军官多次造访。他说，中国的军校是拿富勒和利德尔·哈特的书当主要教材。利德尔·哈特就问他，你们读不读《孙子》？他说，在机械化战争的时代，《孙子》已过时，不读。利德尔·哈特正言厉色说，不，正是现在，才应重归《孙子》。
欧洲兵家，有四个人最有名。19世纪，拿破仑战争时代，他们出过两个大师，瑞士的约米尼和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他们也出过两个大师，富勒和利德尔·哈特。富勒是利德尔·哈特的老师。
二次大战前，英国是横绝四海地球上最强盛的殖民帝国。二次大战后，英国衰落了。英国衰落，是富勒的心病。
保守主义是英国的传统。他很保守，不是一般保守，而是非常保守。他讲的战史，是帝国主义史，不但反苏反共，也反自由主义（自由资本主义），赤裸直白，毫不掩饰。
战争，是帝国主义的硬道理，硬得不能再硬，但也恰恰是其道义上的软肋。
读他的书，通过战争学历史，对了解西方右翼思潮的源头很有帮助。
（上）
一、主题：“帝国主义的兴起”
此书原名是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ir Influence on History，直译出来是“西方世界的决定性会战和它们对历史的影响”。它讲的“决定性会战”（原序说，是“西方民族所打的”）一共有61个：第一卷27个，第二卷18个，第三卷16个。
它以潮汐比战争，潮起潮落，中间有间隙。它是把战争和历史穿插着讲，每组会战前都有一个“大事记”，专门讲相关的历史事件（只有卷一的第一章，前面是导言）。战争和历史是互为表里。
这里，“西洋世界”即西方世界（注意：“西洋”和“世界”要连读），“战争史”就是指这些“决定性会战”对历史的影响。
毫无疑问，它是从“西洋世界”的眼光看战争和历史。
什么叫“西洋世界”的眼光？我们要看它的导言。这篇导言的题目很有意思，叫“帝国主义的兴起”。
读西洋史，大家总是抱怨读不懂。不懂的原因是什么？主要是没抓住它的特点，和中国史形成对照的特点，不是让中国史迁就西洋史，就是让西洋史迁就中国史，把两边的历史都搞乱。
我们要知道，欧洲史和我们不同，别的不谈，有一点没法回避。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帝制很发达，父死子继二三百年一轮的“大一统”王朝，一个接一个，长达两千多年。他们的历史什么样？正好相反，王系继承混乱，长期四分五裂，“合”是暂时，“分”是长期。他们的“合”都是“联合”，“联”是“独联”，把各自独立的小国凑起来，“合”也是松散的“合”。
他们的“帝国”，古典时代有两个：
（1）马其顿帝国。希腊的特点是小国寡民，很长时间，只有城邦，没有帝国。好不容易出个帝国，还是昙花一现。这个帝国，从亚历山大东征到他去世，前后只有11年（公元前334－前323年）。他一死，帝国就土崩瓦解，分成三个国家。
（2）罗马帝国。本来就是由两部分组成，西边是罗马，东边是被征服的希腊。西罗马帝国是以罗马为中心，有503年（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东罗马帝国是以拜占庭为中心，有1058年（395－1453年）。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东罗马帝国还在，又延续了977年。
这两个帝国都是以城市自治为基础，非常松散。
整个中世纪，欧洲四分五裂，有如五胡十六国。他们只有“宗教大一统”，没有“政治大一统”。“宗教大一统”的象征是罗马和拜占庭。它们册封过三大帝国：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俄罗斯帝国（都是以罗马和拜占庭的继承者自居）。这三大帝国，除了俄国，都是短命和松散的帝国。直到今天，欧洲还是小国林立。大英帝国叫United Kingdoms，美利坚合众国叫United States，它们都是靠相对独立的小邦小州，United（联合）一下，凑起来的。
“帝国主义”一直是欧洲的梦。
富勒说的“帝国主义”就是指这种梦。它不同于列宁定义的“帝国主义”。列宁说的“帝国主义”只是近百年的帝国主义，富勒说的“帝国主义”是上下几千年的帝国主义。
他的书，每卷各有一个重点，第一卷是“罗马帝国的产生”，第二卷是“不列颠帝国的产生”，第三卷是美、苏称霸。他预言，两霸中获胜的一方将成为“全球性”的“帝国”。
总之，富勒的西方战争史是帝国主义史，在他眼里，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帝国主义史。
前一阵儿，有个时髦话题，叫“大国崛起”。电视台热播的《大国崛起》，历述近500年世界九大国的崛起，就是配合这一话题。它和当年的《河殇》真是相映成趣，只不过一个是悲情版，一个是豪情版。
富国强兵的大国梦，不仅是西方的梦想，也是中国的梦想。无数志士仁人，抛头颅，撒热血，前仆后继，谋民族解放，谋民族统一，为什么？不就盼着这一天。几乎所有被压迫民族，因为挨打，自然而然，不可遏制，都会有这种梦想——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但我们别忘了：
（1）“大国崛起”就是“帝国主义的兴起”，“八国联军”的“八国”就是这类国家（现在的G8还是这类国家）。
（2）反对和被反对，往往具有对称性、传染性。前苏联也好，亚非拉也好，武装冲突也好，和平竞赛也好，“崇洋媚外”也好，“超英赶美”也好，都是冲着同一个榜样，好像飞蛾赴火，弃暗投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3）中国就是当了大国，像某些人梦想的那样，代替美国做世界老大或与美国联手共治世界（有人叫G2），又怎么样？
毛泽东说，中国永远不要称霸。邓小平说，中国要夹起尾巴做人。这才多少年？大家就忘了。有人说，中国的尾巴已经太大，两腿之间夹不住了。
苏联的教训，我们不要忘：
反对帝国主义，却被帝国主义化。
这不是喜剧，而是悲剧，于连式悲剧。
二、时间安排
富勒的书很长，上面说的3424年，他怎么分配？我看是这样：
（一）第一卷，“从萨拉米斯会战到勒班陀会战”，加上导言说的会战，从公元前1479年到1571年，前后3050年，大体相当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到明晚期。
导言是序幕，讲埃及、亚述和希腊，从美吉多会战（公元前1479年）到马拉松会战（公元前491年），前后988年，以雅典战胜波斯作高潮和结尾。作者说，“马拉松战役可以算是欧洲出生时的啼声”（卷一：24页）。
埃及、亚述、巴比伦是最早的帝国。欧洲人讲历史，他们也知道，这些帝国比希腊、罗马早得多，绕是绕不开，但它们的地盘，先被波斯帝国接收，后被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接收，他们宁愿把这些伟大文明归入“东方”的范畴，视为异质的文明，绝不认同，认祖归宗还是希腊、罗马。所以正题是从希腊讲起。
下来，第一至第三章是讲希腊；第四至第十一章，是讲罗马；第十二至第十八章是讲拜占庭；第十九至第二十章是讲西班牙。它是从萨拉米斯会战（公元前480年）讲到勒班陀会战（1571年），前后2051年，最后的高潮和结尾是西班牙战胜奥斯曼，暗示的是西方战胜东方。
这一卷主要是讲“三个时代”、“两个大帝”。“三个时代”即希腊时代、罗马时代和西班牙时代（或西班牙、葡萄牙称雄的时代），“两个大帝”，即亚历山大和凯撒。
（二）第二卷，“从西班牙无敌舰队失败到滑铁卢会战”，从1571年到1815年，前后244年，大体相当中国的明末清初。
第一至第七章是讲英西争霸，并介绍法、俄、普的崛起和西、葡、荷的衰落，第八至第十五章是讲英法争霸和拿破仑战争。它是从无敌舰队之战（1588年）讲到滑铁卢会战（1815年），最后的高潮和结尾是威灵顿打败拿破仑，暗示的是英国的辉煌。
这一卷主要是讲英国打败西班牙和法国，代表人物是“三大英雄”和“三大君主”。“三大英雄”是英国的纳尔逊、威灵顿和法国的拿破仑，“三大君主”是法国的路易十四、俄国的彼得大帝、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
（三）第三卷，“从美国南北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从1815年到1945年，前后130年，大体相当中国的清代末年和民国时期。
第一至第四章是讲两次大战前的100年（1815－1914年）。这段时间，基本没有大的战争，作者叫“不列颠的和平”，即英国霸权下的和平。这是英国的鼎盛时期。美、日的崛起和普鲁士的扩张是在这一段。接下来的篇幅，主要是讲两次世界大战。第五至第九章是讲一次大战，第十至第十六章是讲二次大战。
这一卷主要是讲“一个和平”、“两个战争”。“一个和平”是“不列颠和平”，“两个战争”是两次世界大战。重点是二次大战。人物最有名，是“世界三巨头”和“三大战犯”。“世界三巨头”是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三大战犯”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他是代日本天皇服罪）。
最后是结论，题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前瞻”。
三、地理形势
富勒说：
本书所讨论的战争可以根据其地域特征分为三个类别：（1）那些从远古时代一直到勒班陀（Lepanto）会战（1571年）为止的战争，多数都是在地中海地区和西南亚打的；（2）从此以后到滑铁卢之战为止的战争，大部分都发生于大西洋边缘，或是在与它有关系的地区中；（3）1815年以后，因为工业、科学和运输的进步，战争才开始以整个世界为其舞台。（卷一：1页）
他说的“三个类别”是对应于他的三卷书。
第一卷，欧洲古战场，主要集中在地中海沿岸，希腊、罗马的扩张主要在这一圈。马其顿东征，征服今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和印度河流域，只是暂时。这一大片土地，原本是波斯帝国的地盘。罗马穷兵黩武，四面出击，四面树敌，最后是被北方的“蛮族”灭亡。拜占庭是被来自东方的阿拉伯人灭亡。
第二卷，欧洲古战场，主要集中在西欧。英国打败西班牙和法国，主要在这一带。拿破仑东征西讨，几乎席卷欧洲，但一挫于俄罗斯，二挫于西班牙，三挫于普鲁士，所得之地尽失，最后被英国率领的联军从四面合围，兵败滑铁卢。
第三卷，两次世界大战，范围扩大，但欧洲仍是主战场。一次大战，德国与奥、土（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合纵，英国与法、俄、美连横，德国败；二次大战，德国与意、日合纵，英国与美、苏、中连横，德国还是战败国。故事好像重演了一遍。
德国为什么屡战屡败，地理位置很关键。
德国是内陆国家，虽有欧陆强大的陆军，但四面受敌，难以突围。这种环境，我国古代叫“四战之地”。比如洛阳为“天下之中”（有如“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罗马），就是“四战之地”。
近代欧洲，有如战国。如果拿中国打比方，那么欧陆以西的英、美就是秦和西戎，欧陆西岸的荷、比、法和中欧的德、奥就是三晋两周，南欧四半岛的西、葡、意、希、土就是楚和吴、越、巴、蜀，北欧的芬、瑞（瑞典）、挪、冰、丹就是燕和匈奴、东胡，东欧和俄国就是齐和东夷。
读战国史，大家都知道，外线作战的国家总是占便宜（如晋、楚、齐、秦），内线作战的国家总是吃亏（如中原各国）。这是一般规律。德国不能得志于天下，是因为它被挤压在中间，两面作战，腹背受敌（卷二：150页和卷三：5页）。法国的处境也有类似之处。
欧亚大陆北部，俄国据其半。它也有两面作战的问题，但它比整个欧洲都大。俄国继承了蒙元征服的辽阔疆域，在大陆国家中得天独厚，有战略纵深，有缓冲余地，难以包围，难以深入，德、日夹击不能得手者以此。西方的长策是瓜剖豆分，俄国的反制是扩张外围（如苏联的波罗的海四国、东欧七国、中亚五国和外蒙古等）。
近代，西方战胜东方，主要靠海洋。
海洋包围大陆，海洋是外线，陆地是内线。
比如英国，最重海军建设和制海权。他们深知控制海岸和海道的好处：海洋可以阻隔入侵，海洋可以迂回包抄，海外殖民地，星罗棋布，也为英国提供了无数的基地。
英国曾先后打败西班牙和法国，无敌于海上。但为什么它还是衰落了？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原因很简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英国的背后，还有一个大国，即现在的世界老大。美国才是处于最外层。它既可从大西洋包抄欧洲，也可从太平洋包抄远东。
地缘政治（geopolitics，钮先钟叫“地略”），陆地包围陆地，海洋包围陆地（现在还加上天空和外太空，从天上包围地上），有如中国的围棋。
包围反包围，这是老话题，也是新话题。中国，有山下包围山上（如五次反围剿）、农村包围城市（如延安/西柏坡与重庆/南京的斗争）。美国，也有黑人占领城市、白人往农村跑（连美国首都华盛顿都如此）。
冷战，在本质上还是包围反包围，这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四、西方的“敌人”
“西方”和“东方”的对立，欧洲和“亚洲”的对立，对欧洲历史学家来说，是一种古典对立，太天经地义，太理所当然。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偏见，既含种族、宗教的偏见，也含历史、文化的偏见。你不懂这种偏见，就读不懂西洋史。
我们要知道，“西方”是相对于“东方”，“东方”是相对于“西方”。这两个概念，都是边缘不清的混沌，各个历史时期，概念不一样。
古典时代，“西方”是希腊、罗马，“东方”是波斯和中近东（或西亚、北非），“西方”并不等于今天的欧洲。
中世纪，“蛮族入侵”，把罗马以北的地区加进来，“西方”才等于今天的欧洲。
近现代，“西方”的概念进一步扩大，加进了美国，加进了英联邦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东方”也加进了南亚、东南亚、东亚和北亚等概念（“东亚”也叫“远东”）。世界依然被两分：“西方”是欧亚大陆的西部，即今欧洲，扩大的概念，还包括欧洲以外的发达地区；“东方”是欧亚大陆的东部，即今亚洲，扩大的概念，还包括亚洲以外的落后地区。
现在，“西方”是代表“光明”，在概念上几乎等于“自由世界”、“民主国家”。其他国家，当然全都属于“不自由”、“不民主”。绝大多数国家，还一直笼罩在“东方”的阴影之下。“东方”的概念是“非西方”，但“影子”的来源却是“光”。
在富勒的书中，我们到处都可看到这种对立。
欧洲人当然知道，西亚、北非的文明相当古老，其他“东方”，如中国和印度，也一点儿不比他们嫩。这点，他们承认。但他们说你“早”，并不等于说你“好”，“早”是“早熟”的“早”。在他们看来，“东方”只是长不大的小孩儿，有什么可自豪？
富勒推崇“帝国主义”。但帝国主义从哪来？有趣的是，他说，“帝国主义本是一个东方的观念”（卷一：82页），亚历山大的爸爸还没这个念头，有之是自亚历山大始。原来，他的“四海为家”的伟大理想，竟然是从希腊的老敌人那里偷来。
马其顿帝国是接收波斯帝国。
波斯是希腊的宿敌。波斯帝国是个大地域国家，领土极广，包括今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阿富汗，以及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利比亚。亚历山大东征，主要就是征服这些地区。
罗马帝国，敌人很多，但灭它的不是别人，恰好是欧洲人。“蛮族入侵”的“蛮族”，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匈奴人、斯拉夫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罗马帝国以北现在很多国家的祖先。“蛮族入侵”是反客为主，他们接收了罗马，皈依了基督教，就不再是西方的“敌人”，而是西方的“主人”。
中世纪，西方的大敌主要有两个：
第一是伊斯兰世界，来自阿拉伯半岛，它是波斯帝国的继承者，因此顺利成章，代替了波斯的想象。
第二是蒙古人，来自欧亚草原，也代替了匈奴的想象。
近现代，作为传统“东方”的化身，西方一直是把俄罗斯（特别是苏联）视为最大的邪恶。他们有三个理由：
（1）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与拜占庭帝国联姻，皈依东正教，与天主教西欧形成对立，分裂了东西欧。
（2）13世纪，俄罗斯曾被蒙古统治，是个具有亚洲性格的野蛮国家。它接收的辽阔疆土，很多正是蒙古占领的地区。其国多暴君，百姓也粗鲁无知。
（3）1917年后，俄国是“共产暴政”的国家。二次大战后，它还控制了整个东欧。
富勒仇俄，总是喜欢渲染俄国的东方色彩。他说：
两百年来，俄罗斯人都一直在攻打欧洲东面的门户，差不多在一个多世纪的时代中，欧洲的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都在警告欧洲人应提防俄罗斯人的阴谋……
这些人所认清的，是俄罗斯从来就不属于欧洲的范围，它的文明与拉丁的文化毫无渊源；它从来不曾参加过十字军、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而且也不曾受到新世界的发现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卷三：551－552页）
在他看来，俄罗斯人不过是穿着西方甲胄的蒙古骑士（卷二：149页）或“北方的土耳其人”（卷二：149页引莱布尼茨语，又卷三：552页）。总之，俄国是“一切自由国家的公敌”（卷二：125页）。
当然，富勒最想说的是，苏联才是西方的大敌。
这个想法，在西方人的头脑里已经生根发芽，从1917年到现在，始终挥之不去。苏联易帜，不变；苏联解体，也不变——只要不缴枪（关键是弃核），就不会变。
中）
五、摘录（第一卷）
（1）我们还生活在战国时代。
“从人类的最早记录起，到现在的时代为止，战争一直是他们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因素。在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时代是完全没有战争的，也很少有一代以上的人是不经过大型战乱的。大战几乎和潮汐一样，具有规则的起落。（原序）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战国（wardom）的状态中——在这种条件之下，战争支配了所有其他的人类活动。”（原序）
（2）亚历山大的“和谐世界”。
“他认为既然太阳神阿蒙是普照全人类的，对于善恶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就联想到所谓Homonoia的观念，那就是和谐团结，万众一心的意思……他放弃了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的界线，他勇敢地宣称：四海之内皆兄弟。”（89页）
“亚里士多德告诉亚历山大，对待希腊人应如朋友，对待野蛮人应如禽兽。但是亚历山大所知道的却更好，他宁肯把人类分为善恶两种，不考虑种族的区别……他认为善人才是希腊人，而恶人才是真正的野蛮人。
……从此，‘Homonoia’的观念，已经不再限于希腊人与希腊人的关系，而是要把希腊人与野蛮人联合为一体。”（89页引塔恩语）
“色诺芬曾经用居鲁士为例证，把一个世界统治者的图景说给亚历山大。……通过亚历山大，西方世界才从东方接受了神权帝国和君主崇拜的观念。这第一个观念在罗马帝国中和它的继承者基督教帝国中，就更发扬光大了起来；而第二个观念则演变成为王权神授的观念。”（89－90页）
案：西方有三次东征，一次是亚历山大东征，一次是十字军东征，一次是地理大发现后的东征。美国样板戏《亚历山大》就是以第一次东征暗示美国打伊拉克和伊朗。亚历山大在西方有象征意义。象征什么？世界主义。古代的帝国主义是世界主义，现代的帝国主义也是世界主义。凡一国为他国立普遍原则的都是世界主义。秦始皇的席卷天下、车书一统是世界主义，美国的全球化也是世界主义。“和谐世界”的想法并非中国独有，其他国家也有。凡是聪明的征服者，都讲怀柔远人。马其顿帝国是欧洲的第一帝国，当然为西人盛道，但它是靠接收波斯才成就其大。波斯是希腊的宿敌，远比希腊强大。亚历山大征波斯，犹“小邦周之克大邑商”，不容易。富勒说，“帝国主义”是一种志在天下的世界观念，很对。亚历山大装神弄鬼，以埃及法老自居，与波斯通婚，举行万人大婚礼，倡种族融合、宗教融合、文化融合，都是为了这种理想。这里有趣的是，富勒承认，亚历山大的想法是来自东方。波斯是埃及、亚述、巴比伦的伟大继承者，历史悠久，幅员广阔，文明程度极高。要论当“帝国主义”的资格，这些前辈，哪个不是他的老师？历史上，小国胜大国，征服者是学生，被征服者是老师，例子很多。亚历山大是波斯的学生。
（3）穆罕默德二世是聪明的。
“穆罕默德是聪明的，他对于希腊正教表现出极大的容忍，他指派金纳迪乌斯为大主教，虽然他取消了原有的封建制度，但是他却不干涉人民旧有的风俗习惯。这个政策是很毒辣的，他支持希腊正教，遂使欧洲的东方与欧洲的西方永远分裂了。”（457页）
案：这里的“穆罕默德”是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1432－1481年）。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并没消灭东正教，而是采取怀柔政策，这是他很聪明的地方。对这一事件的评价，富勒用了三个词：“聪明”、“容忍”、“毒辣”，最后是落实于“毒辣”。他用“毒辣”这个词，是出于基督教立场。西方的保守主义，宗教立场总是第一位。富勒是基督教本位，对东正教的俄国，对伊斯兰教的奥斯曼都怀有敌意。他用“毒辣”这个词，是痛心欧洲宗教的分裂。其实，这个策略和亚历山大并无不同，厚此薄彼，全是因为立场不同。
（4）格拉纳达的陷落。
“自从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越过赫勒斯滂以来，在西方历史上再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两者更不是偶合的，当一个充满了活力的民族，达到成长的阶段时，就往往能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因此要了解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剧本——新世界的发现——关键就必须要从隐藏在格拉纳达征服后面的思想中去寻找。这是西班牙时代的开始，这也是对抗伊斯兰教的最后一次十字军运动。”（476页）
案：1492年，格拉纳达的陷落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对伊斯兰世界，对基督教世界，都是如此。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在同一年。西方的殖民战争就是由此揭开序幕。“地理大发现”缘何而起？富勒说，有两个原因，一是土耳其人切断了欧亚间的贸易关系，必须开辟新航路；二是相信可以绕道东方，与印度的大可汗接洽，劝他从背后攻击伊斯兰教徒。这是西方对东方的大反攻。接着，1493年，“教皇子午线”的划分，使葡、西两国分享了发现的利益。这是西方第一次瓜分世界，意义也非同寻常。从此，西方才跨进了列强瓜分世界的门槛。这个过程充满血腥，但富勒却轻描淡写。他说，“他们虽然非常残酷，但当他们征服了该地之后也带来了文明。马匹、火药、钢铁、小麦、葡萄和橄榄都是他们带去的。他们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也使旧世界发生了改变”（481页）。帝国主义的“文化馈赠”，光是这些吗？不止。他们的海外扩张，还包括各种“卸包袱”和转移灾祸，转移工业，转移污染，转移贫穷、动乱和战祸。转移完了还可以骂他们，骂他们跟自己怎么不一样。
六、摘录（第二卷）
（1）现代的帝国主义是海洋化的帝国主义。
“自从发现了新世界和绕过好望角以达东印度群岛的航线之后，欧洲的商业重心遂逐渐西移，逐渐远离地中海地区，而趋向大西洋海岸……自此，一直到最近，帝国主义的发展都是趋向于海外的殖民主义，而帝国也趋于海洋化的形式。”（1页）
（2）欧陆曾是英国的防御外围。
“在1558年加来尚未丧失之前，从理论上来说，英国人为了安全，必须在欧洲大陆上作战以来保护其海岸，换言之，欧陆变成了英国防御上的外围”。（7页）
案：英国的脸一直是朝向欧洲的西海岸，朝向荷、比、法、西、葡五国，特别是离它最近的法国。两次大战，英国的陆战都是在法国打。二次大战，第二战场的开辟，也是选择了诺曼底登陆，这有很深的历史背景。对英国人来说，大西洋比地中海更重要，法国比地中海国家更重要。
（3）赢得海洋比赢得陆地更重要。
“尽管是小国，其资源和本国的的权力都极为有限，可是只要他们控制了海洋，则照样可以赢得和守住巨大的海外领土。反而言之，即令是泱泱大国，虽然他们可以在海外获得广大的土地，可是除非他们能够控制海洋，否则一旦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即会感到无法应付了。
……在一个商业的时代中，赢得海洋要比赢得陆地更为有利……”（31页）
（4）英国是上帝选中的国家。
“在国内，一种积极信仰的教条帮助工业主义开始成长。在国外，它也象征着帝国主义的开始。一个上帝的选民，应该比其侪辈居于较高的地位，基于同样的理由，一个上帝所选择的国家，也应该支配他的邻国。”（90页引詹姆斯语）
“牺牲已经烧过，神签的表示也是吉兆，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不久英格兰在这个时代中所担负的角色，即可以与古罗马相提并论，在以后的250年之内，把它的帝国之网撒遍了七海。”（90页）
（5）特拉法尔加会战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特拉法尔加会战都是一次值得记忆的会战，它对于历史具有广泛的影响。它把拿破仑的侵英梦想完全击碎了。它也使一百年来的英法海上争霸从此告一结束。它使英国成为一个海洋帝国，这个帝国维持达一个世纪以上，使所谓的‘不列颠的和平’（Pax Britannica）变得具有可能性。比较直接的重要后果是，它告诉了1905年的世界，拿破仑并非天下无敌。它也迫使拿破仑不得已而采取他的‘大陆组织’（Continental System），企图建立一个大帝国，以求在经济上绞杀英格兰，而结果却是作茧自缚，使自己在政治上受到了绞杀。若无特拉法尔加之战，则不可能会有半岛战争，若无半岛战争，则又不可能会有滑铁卢会战了。”（325页）
案：此卷的后三分之一是写拿破仑战争。其中最重要的会战是特拉法尔加会战和滑铁卢会战。特拉法尔加会战是1805年英国和法国为了争夺海上霸权，在西班牙的特拉法尔加海面上（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与法国打的一场海战，英国胜，法国败。半岛战争是1808－1813年英国趁法国深陷于俄国，在伊比利亚半岛与法国打的一场陆战，英国胜，法国败。
（6）滑铁卢会战
“莱比锡之战所代表的为欧洲民族主义对于法兰西军国主义和大一统主义的胜利，而滑铁卢之战所代表的却是英国体系的胜利——这是拿破仑所使用的名词。它不仅战胜了法国，而且也压倒了欧洲和大部分的世界。对于大英帝国而言，特拉法尔加之战是最初的一块奠基石，而滑铁卢之战却是最后的一块墙顶石。前者使英国获得了制海权，而后者则为它打开了通往世界市场的门户。在此后两代以上的时间中，英国都一直是全世界的工厂和银行。”（446页）
案：莱比锡之战，是1813年拿破仑与奥、普、俄、瑞（瑞典）联军的一次大战，法国败，联军胜。滑铁卢会战是1815年拿破仑与英、荷、比、德联军在比利时滑铁卢进行的一次大战，法国败，联军胜。滑铁卢会战，是拿破仑战争的最后一战，很重要，但拿破仑走下坡路是从法国打俄国开的头。1812年的博罗季诺（钮先钟作“波罗的诺”）会战、莫斯科大火和法军在寒冬中撤退，让俄国很自豪。但富勒只把它放在“大事记（十四）”（364－366页）里，当作莱比锡会战的序幕，并不算决定性会战，这不太公允。拿破仑说，“俄国是英国的最后法宝”（365页），“所有的人都应该把俄国人当做瘟疫看待，对俄国的战争是为整个欧洲和它的文明而战的。法国的这一次挫败，应该使所有妒忌它的心理和害怕它的心理都完全一扫而空。欧洲人应该认清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这个俄罗斯巨怪”（366页），可见此役对他是重创。参看保罗·K·戴维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场决定性战役》（张轶西等译，海南：三环出版社，2006年）。戴维斯说，富勒的书是他的主要参考书（见前言），但他补进了非西方世界的决定性战役，并续写了1945年以后的战役。他的100场战役，其中就有博罗季诺战役。博罗季诺战役的重要性是什么？他说，“拿破仑自1798年以来一连串的胜利在博罗季诺战役之后结束了。由于未能打垮俄军，他也未能打败俄国，他的命运开始衰败”。
七、摘录（第三卷）
（1）三卡尔。
“对于这个权力的时代，其精神上的铸造者为三位“卡尔”（Charles）——即克劳塞维茨、马克思和达尔文。克劳塞维茨在他的《战争论》（1823年出版）中，主张回到斯巴达主义的旧路，即要把一个国家变成一个军事机器。马克思在他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发表的）中，以阶级斗争的观念来当做其社会理论的基础。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1859年出版）一书中，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这三个人都是“群众斗争”的先知者——第一个是在战争方面，第二个是在社会生活方面，第三个是在生物学方面。”（6页）
案：克劳塞维茨和马克思，名字都叫“卡尔”（Karl），他们是德国人。达尔文的名字“查尔斯”（Charles）就是英国的“卡尔”。克劳塞维茨讲战争，马克思讲革命，达尔文讲生存竞争，都讲斗争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影响很大，但在美国却备受攻击。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从最保守的宗教立场出发，把达尔文视为洪水猛兽，甚至把达尔文当马克思的源头，攻击达尔文，甚于马克思。现在，已经没有人讲斗争哲学了，但这三类斗争却依然存在。
（2）英国的地缘政治。
“当英国投入一个欧陆性的战争时，历史上的教训就会告诉我们：只要它仍然控制着海洋，则其疆界就会是不可攻击的，并且海上的交通也就能够确保。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欧陆性国家，不管它的陆军兵力是如何的强大，却还是无法从英国的手中把主动权夺过去。1918年德国失败一次，1945年它又失败一次，这都是不曾认清这一条真理的缘故，悲夫！”（200页）
“当任何欧洲国家都必须维持一个庞大的陆军时，我们却是最幸运地处于岛国的地位，可以使我们不必负起这种双重的负担，于是可以集中去发展海军了。我们为什么要牺牲有必胜把握的游戏，而去玩那个必然会失败的游戏呢？”（282页引丘吉尔语）
“假使希特勒胜利了，他就会在欧洲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英国的传统政策就是要使欧洲处于分裂的状态之中，所以英国对于希特勒的成功当然是不能忍受的。但因为英法两国对战争都尚无准备，所以他们的政策应该是放任希特勒向东欧发展，其结果必然会与苏联一战，此时西方国家即可以乘机加速再武装。如果他们采取这样的政策，则无论这两个国家孰胜孰败，而英法两国却一定都可以坐收渔人之利，而使欧洲权力平衡的局势扭转过来。”（325页）
案：英国的利益主要在海上。它的欧洲战略是“使欧洲处于分裂的状态之中”，最好是隔岸观火，或者在法国打仗。其实，这套挑拨离间的把戏也是英国的世界战略。当初，列强瓜分中国，就是把中国画成一块蛋糕。蛋糕太大，一定要切着吃。
（3）世界进入战国时代。
“在这些许多的悲剧中，俄国的革命和国际联盟代替‘不列颠和平’，从历史上看来又是最重要的。前者的目的是‘世界革命’，后者的目的是‘世界和平’，因为在它们两者之间是并无一个仲裁人的存在，所以整个世界在思想上被分为两部分了。于是克劳塞维茨的格言被反转了过来，和平倒成了战争的继续。换言之，因为双方的政策都是全球性的，所以世界遂进入了‘战国’（wardom）的状态。“（281页）。
案：他说的“悲剧”是德国割地赔款，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灭亡，英国负债累累，法国降为二等国家，俄国推翻沙皇，美国为战争买单。有意思的是，他说，“只有并未太出力的日本，却是一个真正的胜利者”（281页）。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同样是一次大战的产物。富勒，一门心思只想消灭“世界革命”，但愿德国能替英国消灭苏联，没想到德国对英国照打不误。这场战祸是由“自由世界”一手造成。法西斯主义是一次大战的果，也是二次大战的因。从一开始，它就和《凡尔赛和约》有关，和大国的制裁有关。同样，苏联的帝国主义化（因高度军事化而造成制度扭曲），也是列强围剿的产物。
（4）富勒的立场。
“在信仰的时代中，人类的地位被估计得颇高，似乎是仅次于天上的安琪儿，现在却降低到了‘经济动物’（economic animal）的地位’。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是不信上帝而信财神（Mammon），这样也就引发了阶级斗争的观念。经济性的宿命论结果是造成了社会形态的分裂而不是统一。”（287页）
“在这些权力艺术家之中，有两个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具有一种新的哲学思想。他们敢向经济人（Economic Man）的神话挑战，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基本因素，而想用‘英雄人’（Heroic Man）的神话来代替它。
……
从希特勒的眼中看来，国际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一样的东西。”（314－315页）
案：富勒的立场是保守的基督教立场。对他来说，“不信上帝”是万恶之源。他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不信上帝而信财神”。这话根本不对。资本主义信财神，没错，但它并不拒绝宗教。相反，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恰恰充满商业精神，欧洲的海外贸易也一直是和传教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不信上帝，也没错，但它也不信财神。《资本论》的第一章讲什么？恰恰就是讲，现代的商业社会把财神变成了上帝。作者说，希特勒用“英雄人”反对“经济动物”，既反资本主义（他是拿犹太人当替罪羊），也反社会主义（马克思是犹太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卢森堡也是犹太人），同样没有信仰。在他看来，“不信上帝”（不信他说的上帝）都该反对，都可以放在一个锅里烩。
（5）富勒的假设。
“苏联是一个由多民族所组成的混合体。假使希特勒能够明了苏联内部的民族矛盾，那么他就应该公开表示，帮助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土耳其人以及其他一切非俄罗斯民族获得独立。当他进入俄罗斯之前，即应决定以解放者的姿态出现，而不应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若果能够如此，则他就会像触发一颗炸弹一样把整个苏维埃联邦炸成碎片。诚然的，专门依靠这种手段，也许并不能使他获得其所需要的‘生存空间’，可是一旦苏联被毁灭，对于那些碎片他也就很容易地贯彻其意志了。所以除了道义的问题不谈以外——他对被征服民族也和对俄罗斯民族一样不分区别地加以虐待的行为——他在空间上的错误，也许还不如在时间上的错误那样巨大。”（359页）
“假使希特勒能够把握他自己的这个主要问题，也许即可以阻止美国的参战，或至少可以减少其效果。虽然这是一个纯粹假想的问题，不过那却是非常可能的。假使希特勒能以一个解放者的姿态出现在苏联的境内，则他可以使苏联的陆军大部分自动瓦解，也许在罗斯福团结其内部的工作尚未完成之际，即已推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统治。若果能够如此，则他所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绝对可以避免——两面的战争。所以希特勒所犯的最大错误还是在政治方面，而不是在战略方面，他打击在这个巨怪的铁头上面，而没有想到它的脚却是粘土做成的。假使他能够打击在这个脚的上面，换言之就是造成革命而不是征服，那么这个转捩点也许就根本不可能发生。无论如何，这场战争的全部后果都会变得完全不同了，或者是西方国家在没有苏联协助之下而击败了德国，不然就是战争会以一个谈判的和平来结束，而在这个和平的谈判中，克里姆林宫已经丧失了参加的资格。”（388页）
案：让希特勒当苏联的“解放者”，亏他想得出。富勒奉行“反共至上”，对苏联恨之入骨，宁肯替德国吃后悔药。二次大战，全世界死了5000万人，苏联就占了一半，另一半主要是中国，其次是德国和日本，美、英、法全部加起来，只是个零头（约100万）。他这么讲，对得起死者吗？政治偏见也太深了吧？
下）
八、从“不列颠和平”到“美国和平”
富勒的书，最后是结论。这个结论，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前瞻”。“回顾”主要是吃后悔药，后悔没有消灭苏联。“前瞻”主要是盼美国战胜苏联。
我们先看“后悔”。
富勒的“后悔”，大体可以归纳为五条（有些是从前面的章节归纳）：
（1）苏联是西方之大敌，共产主义比法西斯主义更危险。英国的上策是移祸苏联，让斯大林和希特勒死掐，两败俱伤，正好坐收渔翁之利。德国打苏联是好事，让英国感觉很安全，丘吉尔不该感情用事，不计代价，不问后果，选择与苏联结盟。
（2）希特勒没惹美国，美国凭什么参战？珍珠港事件，罗斯福完全知情，他是故意让美国挨打，为美国参战找借口，这是阴谋。如果美国不参战，只为英国作后援，不会有后来的局面（注意：两次大战，富勒都反对美国参战）。
（3）英、美在如何结束战争的问题上不该讲“无条件投降”，令德、日作困兽斗，既摧毁了德、日的反共力量，也坐大了苏联，这是得不偿失。
（4）美国怕死人（估计要死100万人），让苏联出兵东北，替美国人当炮灰，导致共产主义统治中国。
（5）美国在广岛、长崎投原子弹，不像基督徒所为，更像成吉思汗。这样大规模屠杀平民，是给西方抹黑，让西方备受道德谴责，一直抬不起头。
战争结果，无可挽回的是，英国衰落了，它导致了美、苏称霸的冷战格局。
世界三巨头，他都骂。一骂斯大林，骂他暴虐无道，超过希特勒；二骂罗斯福，骂他为了安抚苏联，不惜出卖老朋友（英、法）；三骂丘吉尔，骂他被希特勒打昏了头，竟然与苏联结盟，违背初衷（“反共至上”的初衷）。
他很后悔，后悔不能回到“不列颠和平”，后悔英国最辉煌的100年已经一去不复返。
二战，希特勒失败，活该。没有苏联的牺牲，就没有二战的胜利，也是明摆。但战后的西方宣传，却老是把苏联与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这是毫无根据的。
第一，苏联的意识形态是来源于19世纪上半叶，政治体制是肇始于1917年。法西斯主义是20世纪20和30年代的产物。法西斯主义还没出现，苏联就存在。
第二，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来源完全不同，主张完全不同，苏联从未采用过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也从采用过共产主义。
第三，法西斯主义是右翼思潮（而且是极端右翼），而马克思主义是左翼思潮，德国和苏联都强烈反对对方的主义。
第四，英、美和德国的冲突，主要是利益冲突，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冲突，在反共立场上完全一致。如果不是因为单凭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战胜德国，它们是不会与苏联结盟的。
俗话说，“观棋不语是君子”，原因是观棋总有立场，只要开口，就有立场，不是站在这边，就是站在那边。看球也是如此。富勒的立场是什么？很清楚。他替英国担忧，替西方担忧，甚至替德、日法西斯担忧，就是不替苏联担忧。因为他恨苏联，恨得咬牙切齿。为了消灭苏联，他宁肯设身处地，替希特勒“复盘”，替他吃后悔药。
“前瞻”，是对冷战前景的展望。
在本书的最后几行（卷三：555页），作者说，英国“保护着欧洲的政治自由”，而俄罗斯是“欧洲政治的天生对头”。二次大战后，英国的米字旗已黯然失色，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星条旗，这面大旗是和苏联的镰刀斧头旗作对。关键是，哪面旗子会扯下来。
在他看来，冷战还是来源于上面提到那个古典对立：
在未来的时代中，我们所要看到的是一个“美国的和平”（Pax Americana），还是一个“鞑靼的和平”（Pax Tartarica）。（卷三：555页）
他说，对这个问题，他“可以冒险地提出一个答案”（卷三：555页）：
决定胜负成败的不是美苏两个军事力量的对比，而是要看这两种对立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制度孰为优秀。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一个充分机械化的世界中，人类的地位、政治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究竟应该怎样？那么就要看这两种制度哪一种比较适宜于解决这个难题了。（卷三：555页）
什么叫“制度优秀”？这是个很大的话题，三言两语说不清，还是拣点儿重要的吧。
我们要注意，富勒说的难题是人类的难题，不是哪一国的难题。
世界，有穷国，有富国。一个国家好不好，不能光看国内。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对自己的国民特好，里面歌舞升平，外面穷兵黩武，反差很大。
富勒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
战后，美国是世界体系和全球化的龙头老大，既是军备竞赛的领跑人，也是赌博经济的大庄家，比武器装备，比经济实力，两手都很硬。他们对自己的国民别提多好。国内，经济繁荣，生活水平高，秩序井然，法律保障好。这些，谁都不否认。但制度有制度的成本，制度有制度的代价，强国离不开垫背的，这条不能忘。
美国的工，全世界打；全世界的钱，美国花；能源，全世界供；污染，全世界担。这样的大国瘾，谁都想过。但穷富相依，祸福相随，全世界的贫弱和动乱就是这个代价。我们别忘了，全世界的乱子也归美国管。
这样的大国不好当。
九、战争与“普世价值”
历史上的帝国，毫无例外，都是战争的产物。所谓大国，原来往往都是小国，因为受人欺负，缺乏安全感，才卧薪尝胆，生聚教训，联合某些小国，征服某些大国，走上武装崛起的道路。
西方列强只听说过“武装崛起”，没听说过“和平崛起”。什么叫“和平崛起”？他们听不懂。比如富勒，他说的“和平”是什么意思？读他的书，你会明白，那是指英国独大，打败天下无敌手，把所有强国摆平。同样，“美国的和平”也是如此。
西方的“和平”有两个含义，一是战争的结果，二是战争的间歇。它与交战国相互媾和有关，与战胜国强迫战败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解除武装、割地赔款）有关，与战胜国划分势力范围，用武力维持大国间的权力平衡有关。
战争最需要统一指挥和绝对服从，这常常让人想起专制的起源。不错，专制的一切合理设计都起源于战争。但我们不要忘记，民主和战争也有不解之缘，追根儿可以追到“军事民主制”。“穷大同”、“富小康”，一切硬道理，都跟战争有关。
战争最能体现西方的价值观，特别是保守主义的价值观，特别是帝国主义的价值观（现在多冒称“自由主义”）。
西方的价值观，二元对立，莫过于“西方民主”、“东方专制”。在《读〈动物农场〉》一文中，我曾指出，这种对立在西方的价值观中是根深蒂固。
这里再重申一下吧：
第一，古典时代的民主，最初是小国之中的平民政治。民主的本义是“人民统治”，民主的核心是“主权在民”，它可能与暴民有关，可能与暴君有关，唯独与贵族政治（无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无关。当时，拥护贵族制的人都害怕百姓，害怕原本意义上的民主。
第二，后世的民主是代议制民主。“主权在民”总是毫无例外地变成定期“为人民选主子”，让他们代表人民（富人代表穷人，聪明人代表傻子，男人代表女人），让他们替人民作主。现代政党选举，是选利益集团的代表。选是自愿，没错，就像飞机送餐，空中小姐总是满脸堆笑，左顾右盼，重复同一个问题：Chicken or beef（鸡肉还是牛肉）? 你别无选择。
第三，现代民主，不是来自希腊，不是来自罗马，而是起源于中世纪，并最后完成于资产阶级反抗教权、反抗君权的革命。它还是一种平民反贵族的斗争，但不是反古代意义上的暴君，而是反各国的绝对主义。很多诋毁“革命”的人都数典忘祖。他们忘了，“民主”他爹叫“革命”，而“革命”和“战争”也是如影随形。
民主和革命分不开，还是一国之内的事。
民主和战争分不开，却是全世界的事。
前面我们说过，大国只有一个或几个，但大国梦却是全球共享。谁都梦想，自己的国家能像这些大国一样，民也这般富，兵也这般强。比如核弹，就是惹多少国家梦寐以求不吃不喝也想搞出来的东西——大国都有这玩意儿。但大国说，没门，绝对不许搞。要学，只有四个字，曰“普世价值”。
什么叫“普世价值”？我想说一下我的理解，当这篇文章的结尾。
（一）西方的“普世价值”，核心的核心是宗教观。
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宗教和军事最重要。西方的传统也是如此。他们，宗教归上帝，军事归凯撒。凯撒者，是天下的帝，地上的帝，管世俗事务的帝，帝国主义的帝。
西方传统，帝制不发达，世俗君主，权力有限，谁也没有“大一统”的权力，“大一统”的权力是在教会手里。上帝具有唯一性，耶稣才是“万王之王”。老百姓，想法很简单，领导要有，但领导都当不长，老板要换，总统要下台。千年王八万年龟，你活得再长，也比不了上帝（我们叫“老天爷”）。
上帝是“虚拟领导”。富勒说，“宗教改革使财神战胜了上帝（卷一：459页），他很遗憾。现在，上帝姓钱，亚当·斯密叫“看不见的手”。马克思把市场崇拜和拜金主义叫“商品拜物教”（参看《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钱也是“虚拟领导”。
富勒反对“财神代替上帝”的自由资本主义，也反对挑战这种制度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保守主义的底线是传统宗教（原来，还有王权和贵族政治）。
（二）西方的“普世价值”有四大口号，值得深入理解。
“自由、平等、博爱”曾经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鼓舞人心，响彻云霄。“民主”也是古典政治遗产被高度理想化的东西，梦一样的东西。现在，我要说的问题是，这些好词，它们跟战争也有关系吗？我说有。比如拿破仑战争，就是推广这一理想。自由主义的底线是这类口号。
（1）自由。什么叫“自由”？启蒙思想家说，人是生而自由。自由人的假设是，大家都是买卖人，五湖四海，大家是为了同一个目标（钱），走到一块儿来了。早期殖民史，讲得最清楚，天底下，最大自由是贸易自由，谁也不能妨碍这个自由。古代商旅，Traders（买卖人）和Raiders（劫掠人）有不解之缘，抢人也好，防人抢也好，都得有武装。现代贸易也是如此。买卖大了，做到海外，自己的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人权要素），全得靠自己的军队去保护。美国人说，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就是到海外打仗。西方的政治家都懂得，要想维护海外的贸易秩序，海外驻军，绝对不可少（起码出了乱子，可以撤侨护侨）。打仗归政府管，买卖归老板管。老板是财神，政府是战神。这是自由和战争的基本关系（我国的关公，就是集二任于一身）。
（2）民主。现代民主，主要是政治民主。具体讲，就是选举文化、代议制、两院、三权、多党这一套。他们定期选主子，选出的主子，只管收税和打仗。社会上的事，主要归老板管，政府不管。打仗才是政府的主业。用“最文明的民主”通过“最野蛮的战争”，一直是西方的古老传统，古典时代就有。这个世界真奇怪，有个“最最民主的国家”，偏偏最爱打仗。所有人，无论选“牛肉党”，还是选“鸡肉党”，选出的总统都热衷打仗，当政期间一定要打一两个“漂亮仗”，给人民一个交待。用战争保护本国公民，保护本国利益（美国人最有理由相信“美国的利益就是全世界的利益”），向海外派兵和驻军，为军事预算、战争拨款、宣战媾和而投票，一直是民主的主要话题（参看《人权宣言》的第十三条）。近500年来，西方世界一直有“战争依赖症”，民主和战争也是如影随形。事关本国利益谁敢拦，只有本国人民死伤惨重，我们才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不是反对战争，而是反对死人。“怕死人”，据说是“文明国家”的标志。但“死人”的“人”是指本国人民，不包括其他国家的人，特别是不包括“野蛮人”。
（3）平等。主要是法律意义上的平等，而不是事实上的平等。事实上的平等，简直难于上青天，在所有人看来，不是“蠢话”就是“疯话”，谁都不敢讲（除了共产主义者）。比如老板，他跟你讲什么平等？简直就是君主（可以独裁，可以世袭）。你要觉得不平等，他说很好，你有自由，可以花钱雇律师，跟他打官司，像他跟别的老板一样。还有宗教，中世纪，天主教统治，那才叫绝对专制，教权大于一切权，帝王都比不了。现在讲宗教平等，那也是法律意义上的。比如你有你的庙，人家有人家的庙，你不能砸别人的庙。你的自由是在你的庙里。但西方宗教的格局是什么？还是“众生平等，唯我独尊”。“平等”只是“独尊”下的“平等”，天主教、基督教下面的平等。国与国的平等，更是从来没有——联合国里排座次，大国的地位，全是打出来的（这个“世界议会”，本身就是二次大战的产物）。
（4）博爱。就是西方的“国际主义”。通俗的解释是“让上帝的光照亮世界”。到底谁来照？富勒说，那是“上帝的选民”，比如两次大战前，那是英国；现在，当然是美国。对西方世界来说，传教、贸易、打仗，才是他们的“国际主义”。这是上帝的三个化身，用基督教的话来讲，就是“三位一体”。
总之，战争和这套价值观并不矛盾。不但不矛盾，还是支撑它的东西。西方列强，经营数百年，文治武功，相须而用，是个完备的体系。舍战争而论“普世价值”者，犹得鱼而忘筌也。
没有说完的话
战争是人类走不出的怪圈。它一手造就了天堂，一手造就了地狱。
二战结束后的世界是个冷战的世界。冷战才是大格局。
冷战是两次大战的延续。在本质上，它仍然是一种战争，只不过换了方式。它是以核武库为后盾，调动所有军事手段，同政治战、经济战、外交战、心理战结合在一起的全面战争和总体战争。表面的和平掩盖不住固有的冲突。
战后，“礼乐征伐”出于美国。
美国有六大战区覆盖全球。欧洲战区是对付前苏联（后苏联仍然是最大假想敌），为冷战前沿；中央战区是对付伊斯兰世界，为热战前沿；太平洋战区是对付前苏联和中国（后苏联也照围不误），冷战、热战都有。热战是包在冷战里面打。所谓“民主国家不打仗”，主要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太民主，而是因为他们的防务被打包成捆，装进了美国的冷战体系。
美国围剿全世界。
这场围剿反围剿的较量，其实并没结束。已经发生的事惊心动魄，将要发生的事动魄惊心，“决定性战役”的历史，还有待续写。
西方的“敌人”，概念已经发生变化。
极权主义，本来是法西斯主义的发明，现在却被当作共产主义的别名（英国人最爱这么讲，奥威尔也受了传染）。
恐怖主义也代替了“东方的野蛮人”。
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我们不难发现，如何退出军备竞赛，结束长期对抗，一直是他的最大心病。冷战虽冷，仍然是战。
今天，我们应该明白：
（1）极权主义的根源，不是革命，而是战争。它是一种四面受敌的战时体制。恐怖主义，也是遭受围剿的反应。
（2）资本主义不是几个孤零零的国家，而是个铺天盖地的世界体系。上述问题绝不是少数“民主国家”以外的问题，而是这个世界体系之中的问题。
脓疮溃烂，不是脓疮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出了问题。
只有消灭战争，才能消灭灾难。
越战期间，全世界的反战呼声，是我们唯一能够看到的世纪曙光。
附记：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我参加过一个战争讨论会，主办者宣称，讨论的前提是“美国代表先进”，“美国代表普世原则”。他们的表态令人惊讶：绝大多数人都支持这场战争。我很奇怪，在中国这样具有反帝光荣传统的国家，中国的精英怎么如此狂热，竟然同美国的愚夫愚妇一般见识，很多连美国人都羞于启齿的右翼言论，在我国却是时髦话题。
这事让我深受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