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恕伤害过自己的人

去年，我曾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看到了一封信，那封信的复制件保存在这所学校已故的副校长曾工作过的房子里，那是一封让我们中国人难以理解的信。那位副校长名叫安·柯莱瑞，她是爱荷华大学最有权威的女性之一。很久以前，她的父亲曾远涉重洋到中国传教，她成了出生在中国上海的美国人，所以她对中国人有特殊的感情。她终身未婚，对待中国留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无微不至地关照他们，爱护他们，每年的感恩节和圣诞节总是邀请中国学生到她家中做客。
不幸的事情发生在1991年11月1日，那是一起震惊世界的惨案。一位名叫卢刚的中国留学生，在他刚获得爱荷华大学太空物理博士学位的时候，开枪射杀了这所学校的3位教授、一位和他同时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山林华，这所学校的副校长安·柯莱瑞也倒在了血泊中。
1991年11月4日，爱荷华大学的28000名师生全体停课一天，为安·柯莱瑞举行了葬礼。安·柯莱瑞的好友德沃·保罗神父在对她的一生回顾追思时说：“假若今天是我们的愤怒和仇恨笼罩的日子，安·柯莱瑞将是第一个责备我们的人。”
这一天，安·柯莱瑞的3位兄弟举办了记者招待会，他们以她的名义捐出一笔资金，宣布成立安·柯莱瑞博士国际学生心理学奖学金基金会，用以安慰和促进外国学生的心智健康，减少人类悲剧的发生。
她的兄弟们还在无比悲痛之时，以极大的爱心宣读了一封致卢刚家人的信。这就是我在她的房间里看到的那封信：
柯莱瑞家人致卢刚家人的信
1991.11.4
致卢刚的家人：
我们经历了突发的巨痛，我们在姐姐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候失去了她。我们深以姐姐为荣，她有很大的影响力，受到每一个接触她的人的尊敬和热爱—她的家庭、邻居，她遍及各国学术界的同事、学生和亲属。我们一家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不但和姐姐的许多朋友一同承担悲痛，也一起分享姐姐在世时所留下的美好回忆。
当我们在悲伤和回忆中相聚一起的时候，也想到了你们一家人，并为你们祈祷。因为这个周末你们肯定是十分悲痛和震惊的。
安最相信爱和宽恕。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伤，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在这痛苦的时候，安是会希望我们大家的心都充满同情、宽容和爱的。我们知道，在此时比我们更感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这样，我们就能一起从中得到安慰和支持。安也会这样希望的。
诚挚的安·柯莱瑞博士的兄弟们
弗兰克／麦克／保罗·柯莱瑞
读完这封信，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的心被深深的感激所包围。我希望所有读过这封信的中国同胞能和我一起感受这种情绪，学习这种高尚的情怀。
我所知道的山林华和克黎利——一位基督徒的回忆
一原
我也是衣阿华大学的学生，在被卢刚杀害的六人中，有两位是我所熟识的。他们是山林华和副校长克黎利。我一直想，我应该把我所知道的关于他们的一些事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是怎样一些善良的热爱生命的人。
我和山林华住在同一幢学生家庭公寓大约有三年，开始时虽是认识，但只是点头之交而已。一九八九年初，同学会改选，山林华卸任。他来找我让我接他当同学会会长，从这时起我们有较多的接触。
以我的年纪来看他，他还只是个孩子，实际上他确是童心未泯。他可以和我当时才八岁的儿子一起玩“任天堂”（电子游戏机）而玩得大呼大喊，得意忘形。有时在电子游戏机中遇上“不可逾越”的难题，他会“不耻下问”地打电话来我家，找我儿子“请教几个关于'任天堂’的技术问题。”他是一个极诚实的人，见了面未说话，先就露出娃娃般的笑容。说话轻声慢气，与他在足球场上以他瘦弱的身体去抗击合理冲撞的勇猛很不相称。
他似乎并不像《万圣悲魂》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不愿谈论自己的家庭背景。一九九○年我找到工作离开爱城前两天，看他在地里忙活，他种的庄稼长得郁郁葱葱，我说：“小山子，庄稼种得不错嘛。”他笑著说：“我本来就是农民，出国前一天还在地里帮我爸爸干活呢。”
他是一个做事极负责的人。我当选了八九年的同学会长后，常为同学会的事与他商量。并戏称他是我的“中顾委主席”。一九八九年是多事之秋，学生会的活动不但多、频繁，而且规模大。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一年当选的同学会干部中有几位对活动参与不多，所以活动的组织和进行全靠一些同学自愿的帮忙，小山子就是其中的一位。几次活动，我都请他统筹车辆的安排。他每次都是以他物理学家特有的准确性把事情安排得有条有理。最后自己开车“收容”没赶上的，成了活动的“殿后大将军”。那年的六月，正是最忙碌的时刻，对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因为我的博士毕业考正安排在六月十五日前后，可我根本没时间复习。焦头烂额地忙到六月六、七日左右，我只能向小山子求救了，求他代我任会长十天，让我把毕业考应付了。他毫无二话地答应了。在那以后的十天中，他代我处理同学会各方面的事务。待我考完以后，他才“还政”于我，让我一直觉得我欠了他一个很大的人情来不及回报。
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九○年十二月的毕业典礼上，我和他坐在一起，我是从德州赶回去参加典礼的。几个月没见面，大家觉得分外亲切，我和他一直轻声地谈各自的工作，对物理学，我是一窍不通，只知道他干得很出色。已经有好像不止一所学校聘了他。他打算再干一阵“博士后”就应聘上任去，我真是十分地为他高兴。如今我拿出在毕业典礼上所拍的照片，看看他坐在我的旁边，脸上挂着那娃娃般的笑容。我真是十分痛惜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位出色的青年和亲爱的朋友。唯一可欣慰的是，枪击事件之后我才知道他和我一样是基督徒。将来在我们天上的家里，我们还会再见的。
我想，我可以称安妮·克黎利教授是我的老师和朋友，她是我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之一，除了这一层师生关系，我们还有不少其他的往来，我和其他学生都称他安妮。我头一次遇见安妮是在八六年感恩节在我指导老师家的国际学生举行的感恩节晚会上。这是安妮和我老师十年来保持的一个传统，每年感恩节和圣诞节，她们两人轮流在家里举办晚会招待我们这些远离家人的国际学生们。
她出生在中国，对中国一直有很友好的感情。那次见后，她就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她八五年去上海找寻她再其中出生的那幢房子的经历。虽然她很遗憾没能找到，可是对上海市民的热心和乐于助人赞不绝口。八七年（或八八年）她和我老师再次去中国，代表爱荷华大学教育学院与华东师大、北京师大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签定学校交流的计划。并在国内举办多次学术讲座。从中国回来时，她带了一大包中国高考的物理、化学和数学考题，并让我找人把它译成英文。她的中国同行们认为选择题不能测出学生深水平的学习的思维。作为世界著名的教育测量专家，她决定做一套例题给他们。她说：“ＩＴＡＫＥ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目睹中国高校图书资料的匮乏，她和我老师发动教育学院的教授们为中国捐书。我记得共捐了一千多本，反正我负责打包邮寄时，六十五磅的邮包共寄了十五包到北京。
她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对国际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似的。记得一年在她家里过圣诞节，熙熙攘攘地大约来了四、五十人。安妮准备吃的，还煞费苦心地去找了一位大家都不太熟悉的中国学生扮演圣诞老人。当这位圣诞老人打着哈哈，背著一只大塑胶袋进来时，不但孩子们欣喜若狂，以为是梦想成真，就是我们这些大人也苦思冥想，猜测是谁扮演的圣诞老人。在场的每个人都收到一件礼物，男士们或是一本记事本，或是香水；女士们或是钱包，或是化妆品；孩子们则是书或学习用品。每个人都体验到那一份家庭的温馨。如今，我也是教授了。我试着像她那样为离乡背井的学生们做点什么。这才发现那并不容易。不光是钱的问题，没有对学生的那份爱心，没有人能十年如一日地为学生做这些。
在学术上，她对我们十分严格，但又不失幽默感。记得在我博士论文答辩时，我因一个统计方法用得不合适，被一位教授穷追猛打，搞得我疲于招架，狼狈得很。轮到她发言时，她说：“我本来也准备了几个刁钻的问题打算问你，现在看来不必了。”然后把她对论文的意见逐条说来。我至今对她的网开一面而存感激之心。她对学生学习的成就由衷地高兴。九○年十二月我回去参加毕业典礼，我老师在家设宴欢迎我们全家，她带著她最拿手的冰淇淋蛋糕来参加，一坐下便说：“我想让在座的每一位知道，为了欢迎威廉，我多年来第一次破例，没有参加星期五下午的游泳锻炼。”九一年四月我最后一次在芝加哥开年会遇见她，她还问起我的工作研究。我在衣阿华大学的五年中，她手下一直有中国学生。她所主持的“大学测试中心”曾资助了多位中国学生完成学业。
她是一位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人。她喜爱运动，又爱好音乐，是大学演出中心的重要赞助人。她还会演奏大提琴，只是没有听她拉过。她家里养了三只漂亮的波斯猫，每年一次或几次，她让整个街区的孩子们把他们养的猫带到她家里，给猫开生日晚会，其实晚会的主客当然是孩子们。九一年四月我见到她时，她兴高彩烈地告诉我，她的一只波斯猫六月份要生小猫了，如果我有兴趣，她会设法寄一只给我。我连忙辞谢不敏。如今我想到她时，不由得也会想起她的猫们，不知它们可曾找到新家？
如果说安妮活着的时候是博爱的见证，她死后她家人所做的则是宽容的典范，枪击的第二天，我老师打电话给我说：“ＳＨＥＤＩＤＮ＇ＴＭＡＫＥＩＴ！”并告诉我安妮的三位兄弟在她病房中就宣布要用安妮遗产为教育学院的国际学生设立一份奖学金，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安妮的意愿。
我为他们这种“以德报怨”的高尚感动得不能自已。想到这样一位热爱中国的善良的美国老人，竟死在中国学生的枪下，不由得涕然泪下。我老师安慰说：“安妮生前很为你们这些中国学生而感骄傲，她感谢这些年来你们所给予她的。”几天后，她寄给我一份安妮的兄弟们写给卢刚家人信的复印本，是十一月四日安妮去世的那一天写的。信不长，我翻译如下：
“给卢刚的家人们：我们刚经历了一场惨痛的悲剧，我们失去了我们为之骄傲的亲爱的姐姐。她一生给人所留的影响，让每一个与她有过接触的人——她的家人、邻居、孩子们、同事、学生和她在全世界的朋友和亲友们——都爱戴她。当我们从各地赶来衣阿华时，那么多朋友来分担我们的悲痛，但同时他们也与我们分享安妮留给我们的美好的记忆和她为人们所作的一切。当我们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时，我们也在我们的关心和祈祷中记念你们，卢刚的家人们。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也一定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你们也一定和我们一样为周末所发生的事所震惊。安妮相信爱和宽恕。我们也愿意在这一沉重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在这悲痛的时刻，安妮一定是希望我们心中充满了怜悯、宽容和爱。我们清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让我们一起坚强起来，并相互支持，因为这一定是安妮的希望。真诚的弗兰克，麦可和保罗”
安妮追思礼拜时，听说许多中国同学都去了。我不知道安妮和她的弟兄们所作的会给多少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我知道他们确是改变了一些人的生命。我的太太在这事以后受洗接受了基督教。她说，没有人能在这样高尚的行为面前无动于衷。
记得去年得知小山子和安妮去世的消息时，我就很想写一点什么，把我所知道的小山子和安妮告诉人们。不单是为了纪念死者，也是为平息自己激动的心情。但思绪万千，竟不能落一字于纸上。可能正为鲁迅先生所说：“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一年后的今天，新的思绪果然沉淀了下来，我终于写成了以上的文字，并把这“当哭的长歌”献于小山子和安妮的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