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最富裕的宋朝强盛不起来？

[ 2007-9-1]
南宋年间，偏安的国都临安，人口逾百万，但皇族与官吏竟占全城总人口的1／4弱，他们大都是北宋的王公贵戚南下而来的，于是，一般花天酒地，夜夜笙歌。
唐强宋富，这已是历史的定论。但学生常问起，既然宋朝比唐还富裕，人口也要多得多，且在宋代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水利工程的兴起，使宋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众所周知，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印刷术、指南针与火药，正是在宋代出现的。那么，为什么富裕了的宋朝，反而强盛不起来呢？
也许，宋代的建筑可以给我们提供某种答案。
宋代建筑艺术，较之汉唐，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这是中国建筑最大的一次转型，它由汉唐的雄浑质朴、宏伟大气，转变为宋代的柔丽纤巧、清雅飘逸。最具特征的是，宋代建筑挑檐，不似汉唐的沉实稳重，而是翘立飞扬，极富艺术感，而且相当柔美细腻、轻灵秀逸。这其实较集中体现出了宋代建筑的风格。
这显然是一种世俗化亦贵族化的表现。而这，可以说是受到唐代晚期市民社会的兴起，及至到宋代，整个社会的市井化、商业化的影响。南宋年间，偏安的国都临安，人口逾百万，但皇族与官吏竟占全城总人口的1／4弱，他们大都是北宋的王公贵戚南下而来的，于是，一般花天酒地，夜夜笙歌。这一来，刺激了城市经营手工业、商业的人口，他们也占去人口的近1／4。酒肆、歌馆、青楼，以及小摊贩，可谓夜以继日，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骄奢淫逸，醉生梦死。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空前繁荣，靠近临安的泉州，一跃为中国第一大港，虽说只红火南宋元初一段，却也可见宋代商贸之昌盛。因此，宋代建筑，正是适应了这种贵族化了的市民社会的生活，食不厌精，寝不厌软，住也就更追求精美、精细与精致了。
北宋之汴梁、南宋之临安，都形成了官民杂处、商民相间的住宅格局，外城更按商业自然发展而形成了街道，古制的里坊为此瓦解而商业街、夜市出现并兴盛，也就使建筑变得灵活、顺势并富于享乐的世俗意味。园林艺术也在宋代臻于完美。
耽于享受、疏于治国，外弱而内敛，今朝有酒今朝醉，社会的颓风，不可因高度的富裕而冲淡，反而只会更不可救药，以为能赔给人家几万万两银子、几万匹丝绸，便足以买来平安，照旧可以灯红酒绿，颠鸾倒凤。结果呢，多么美轮美奂的建筑，多么富足的粮仓，也敌不过人家的铁蹄！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这么写道：“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不管他这一描述是否准确，但是，当时的中国城市，如泉州、广州等，的确已是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了，其城市格局，理所当然属商业性而非行政性的，这一来，城市建筑的品格，也就走出了汉唐大一统的模式而出现了新的转换。平心而论，这种转换，在建筑艺术上无疑也是一种发展与进步，所以，宋代的各类建筑都很发达，尽管没汉唐的大气，却在艺术上，也包括技术上，都有相当高的造诣，更贴近人的世俗生活，宋代之“繁华一梦”，都可以从宋城、宋代建筑中看出来。过于艺术化、梦幻化，是否会因此轻飘起来而失重呢？但责任并不在艺术，也不可归咎于梦幻。
马可·波罗是元代来到中国游历的，他笔下的城市，自然是宋代留下来的繁华、富裕，以致他认为自己到了天堂，甚至他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误译为苏州为“地上的城市”，杭州为“天上的城市”。杭州的民宅，也“建筑华丽、雕梁画栋”；西湖的亭台楼阁，与游艇画舫，相映成趣，让人赏心悦目……光他这些描绘，对于已亡国了的宋朝遗民，当是怎样的一种讽喻——也许，这可以回答文前学生的问题了。
宋朝冗官成灾的历史教训
中国历史上，自宋朝之后官员冗滥现象越演越烈，官场越来越臃肿，几乎成了灾难。《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宋朝的冗官、冗兵、冗费极其突出，到宋神宗熙宁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为5060万，但开支也达5060万，国库完全空虚（参见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这也是宋神宗下决心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的背景之一。
这里且只说宋朝官员的冗滥之害。汉代初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只有郡、县两级，唐代地方行政也只有州府和县两级，汉代从中央往地方派刺史实行监督，唐代从中央派往地方监督的是观察史和节度使（后来节度使演变成割据一方的“藩镇”，唐王朝遂灭亡）。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在州府上面又加了一级政权叫“路”，竟然设置了四个行政长官即帅（安抚使）、漕（转运使）、宪（按察使）、仓（常平使），分别掌管军事、财政、司法、救济等要务，且四个长官直接向皇帝负责，互不从属。这样，州县从过去只承奉一个顶头上司，变成需承奉四个顶头上司衙门，简直不堪重负。宋代中央机构也是叠床架屋，职责不清，清代王士禛在《池北偶谈》卷三“宋官制”中说：“宋初至元丰以前，官制最为繁猥，六部九寺皆为空官，特以寄禄秩、序班位，而别以他官判职事。如兵部事归枢密院，户部、工部归三司。设审官院、三班院，流内铨判吏部之事。设判礼部、判贡院，判礼部之事。设判审刑院及详议官，判刑部之事。又有使，有权使，有权发遣使之名。他如太常归判司礼院，太仆归群牧司，鸿胪归客省之类。官自官，职自职，名实舛互。”宋代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构，可谓一塌糊涂。由于宋朝皇帝吸取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特别着眼于牢牢控制军队和官吏，一方面加强对官员的监察，限制官员的权力。
另一方面则让官员多多获取做官的好处，甚至宁愿将官员养起来，恩荫制度极滥，官员数目空前庞大，吏治十分松弛疲软。英国人帕金森在《官场病——帕金森定律》一书中指出，官僚制度必定会不断增设机构，增加官员人数，以至机构越来越庞大臃肿，人员越来越冗滥，行政越来越没有效率。宋代的官僚机构这方面表现得十分典型，官吏多必定衙门多，衙门多又必需官吏多，并在正式机构外设立名目繁多的编外机构，人浮于事，恶性循环，效率低下。官吏的冗滥，为官吏贪赃枉法、卖官买官大开方便之门，官官相护，结党营私，“文官总爱钱，武官多怕死”，成了官场不可遏制的风气和规则。官商勾结，与民争利，成为社会公害，如赈贷、盐政、漕运、专买、税关、营建、水利工程等，都成为官员大肆敛财的肥差。官员数量尽管如此臃肿不堪，大小职位却还是不够分配，“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禄，而吏犹扰人”成为普遍现象。早在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韩琦等有识之士就看出吏治弊端，实行“庆历新政”，提出内外官吏过于冗滥，其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的官员应当一律裁汰，并就此下了好几道诏令。接着新政还颁布了关于“厚农桑”和“减徭役”的诏令。但是这些法令都触犯了庞大的官僚集团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极力阻挠，反对者的谤议愈来愈甚，范仲淹、韩琦等人终被排挤出中央政权，推行不到一年的新政即被明令废黜了。后来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触犯了豪绅官僚的利益，变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到宋神宗一死，新法也全部被废除。有宋一代，冗官的现象一直未能克服，吏治败坏，社会缺乏活力，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变，连对遼国和西夏也只得连年纳贡求和，最后北宋终于被金国灭亡。
历史的教训值得高度关注。最近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时坦言：现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他说，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见《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34期）。
张全景同志这番忧心如焚的话表明了当今冗官现象之严重可以说超过了历朝历代。笔者在一个省的省直部门工作，那就说说所看到的厅局级干部的冗滥现象吧。一个厅除厅长外，起码有五六个副厅长，纪检组长当然也是副厅级，此外还有厅级巡视员、副厅级助理巡视员多名，加起来快超过一个班了。哪个省里不是几十个厅、局、委、办啊。还有省里的工、青、妇、科协、文联等群团组织，当然也是厅局级一大帮，再有省辖各高等院校呢，校长、书记也都是厅局级干部啊！至于和厅局同一级别的地市级五大班子干部，那就更是数不胜数了。省里五大班子机关内部还有许多厅、委、办的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副秘书长也是厅局级呢。这样算起来，一个省的地厅级干部（相当于过去的知府、知州一级官吏）确实要超过一千大关了！至于县处级干部，简直多如牛毛，据报道，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安徽省霍山县，仅副县长就有十一名，县级冗官现象之严重可见一斑。历史上哪个朝代有如此庞大数量的官员队伍啊！尽管现代社会人口增加，社会职能复杂，但官员数量的高度膨胀已远远超过了应有的比率。为什么官本位观念积重难返？为什么精兵简政难以实行？官竟然多到为患的地步，官本位观念能消退吗？机构能精简得了吗？这么一个臃肿的官员体制，怎么克服官僚主义，怎么减少应酬和事务！这么多官员互相纠缠在一起，相当一部分机构重复，职能重复，除了斤斤计较部门利益、小团体利益，互相扯皮外，根本谈不上工作效率。一些地方一到班子换届，干部任免、调整、调动、升迁之时，卖官买官歪风就猖獗起来，这和官员臃肿的体制直接有关，这种体制为贪赃枉法、权钱交易提供了相当大的空子可钻，加上对主要领导缺乏有效监督，卖官买官遂成了腐蚀党和国家肌体的一颗毒瘤。
现在，中央已正式部署全面“减副”，严格限定副职的职数，各领导机构的副职大大减少，一场机关领导“瘦身”运动正在铺开。而且这仅仅是改革的第一步，臃肿的官员体制必须釜底抽薪，这是发扬党的光荣传统，确保党和国家的肌体活力，坚决防治腐败的一场极其重要的战斗，不达目的，决不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