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从“英雄”到囚犯

王力 从“英雄”到囚犯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文革”的三员干将，江青手下名副其实的“车马炮”，“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他们实际上是江青、陈伯达、康生的代言人和代行人，许多江青不便说或不便做的事都由他们去说去做。而“王关戚”中的王力，更是个红得发紫的人物。在“七二○”事件中，他被“文化大革命”的大潮涌上了“英雄”的浪尖，然而，只隔４０天，他又成了囚犯。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昔日座上客，今日阶下囚。
“七二○”，王力并没有“杰出表现”，却成了“英雄”。
１９６７年７月，随着酷暑的来临，武汉地区两个造反派的武斗也不断升级，大刀对着长矛，机枪对着大炮。
武汉军区正式表态：支持其中的“百万雄师”，而造反派“三钢三新”却受到压制。
７月１４日，毛泽东来到武汉。同一天，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从四川来到江城。谢、王无视周恩来关于中央代表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四处活动，支持“三钢三新”，压制“百万雄师”，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引起了“百万雄师”和支持“百万雄师”的部队的极大反感，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一下子贴满武汉街头。７月１９日下午，谢富治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传达中央的意见，王力也讲了话。王力以教训人的口吻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像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
武汉军区连夜向干部、战士作了传达，下面抵触情绪极大。军区机关还没传达完，“百万雄师”一部分人就在汉口游行，以示抗议。
７月２０日，“百万雄师”代表２００多人和一些战士到东湖宾馆的谢、王住处，当面质问谢、王：“百万雄师”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在哪里？
谢、王不知如何回答，愤怒的群众喊道：别跟他啰唆，拉到军区再说。于是，众人推开谢富治，把王力抓起来押上卡车，在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开往军区大院。在车上，王力的帽徽、领章被扯了下来，到了军区，受到围攻、游斗，饱受皮肉之苦。
当天上午，“百万雄师”调动２００多辆汽车，出动数万人，头戴安全帽，手持长矛，上街示威。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的近千名战士也参加游行。独立师数百名军人还全副武装，带上“百万雄师”的袖章，枪上刺刀，汽车上架着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行动。游行的口号是：
“毛主席受了蒙蔽！”
“中央文革从武汉滚出去！”
“打倒王力，油炸王力，绞死王力！”
“打倒谢富治，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
在局势没有明朗的情况下，林彪、江青当天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危言耸听地说：武汉形势不好，毛泽东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毛泽东一时也把情况估计得很严重，怀疑是不是由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策动的一场“暴乱”，决定立即离开武汉。其实，当天冲进东湖宾馆的人们目标只是要揪王力去回答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这时已到武汉，更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也没有冲向毛泽东所住的梅岭一号。但是这样多的人、包括相当多的军人气势汹汹地冲入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打人揪人，在一片混乱中确实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发生了“兵变”。
这天发生的事情被称为“七二○事件”。
“七二○”事件固然是由谢富治、王力公开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所引起的，但事件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武汉广大军民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把由几十万人参加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不满，是对否定武汉军区对他们的支持不满。“百万雄师”不能说没有缺点和错误，但他们实际上是保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认为建国后１７年中省委和市委的成绩不能一笔抹杀。所以问题的实质，乃是广大群众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全盘否定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不满。这是人民的意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七二○”事件是除了１９７６年的“天安门事件”外的另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抗争活动。
７月２１日上午１１时，毛泽东乘飞机到达上海，这是他自１９５８年以后第一次破例乘坐飞机。一离开乱哄哄的武汉，毛泽东就开始冷静下来，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觉，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
第二天，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他在电文中写了一段重要的话：“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尽管电文中说陈再道犯了严重错误，但在林彪、江青等把“七二○事件”说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把陈再道说成这个事件的“罪魁祸首”，要将陈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情况下，这个电报仍把陈再道称为“同志”，对他起了重要的保护作用。陈再道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两个字，林彪他们要整死我们，那是易如反掌的。”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同杨成武等谈话时批评王力，并且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他批评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过了十来天，他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
“七二○”事件一时震惊中外。因为在当时，“中央文革”即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而武汉的“百万雄师”居然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居然把“中央文革”的成员、“中央代表”捉起来游斗，这岂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为了打击这种“嚣张”气焰，同时也要借这一事件打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产阶级司令部”把这一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并以超乎寻常规格的礼仪欢迎谢富治、王力回京。
７月２２日下午，谢富治、王力乘坐的飞机离开武汉的山坡机场回京，紧接着，专程来武汉处理问题的周恩来也乘专机返京。王力和几个北航的学生从飞机上俯视着江城，北航的一个学生问：“首长，下一步我们该干什么呢？”王力胸有成竹地说：“干什么？揪军内一小撮，先从武汉军区开刀！”
飞机飞到北京，机场通知不要降落，先让总理的飞机降落。王力好生奇怪。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着，不一会儿，看见周恩来的专机徐徐降落。
周恩来下了飞机一看，机场上已聚集数万人，一条横幅上写着“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归来”。这回轮到周恩来奇怪了，王力的飞机不是早飞半小时吗，怎么还没有到？这时，江青走过来说：“总理，谢富治、王力的飞机就要降落了，你不去欢迎他们吗？”
周恩来这才明白江青的鬼花招，原来她是用这种办法逼自己欢迎谢、王，以壮声势。他很气愤，但不想在这些小动作上与他们过多地纠缠。
谢富治、王力在机场受到数万群众的热烈欢迎。陈伯达、康生、江青迎上前去，同谢、王亲切握手、拥抱。江青还特意挽着王力、谢富治的手臂，雄赳赳、气昂昂地绕场一周，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新华社电讯，通栏标题是：“中央派往武汉处理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谢富治、王力同志光荣回到北京”。文章还配有大幅的照片。
７月２５日下午，天安门广场人头攒动，红旗招展，口号震天。首都百万群众隆重集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在京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来了，甚至连怕光、怕水的林彪也冒着酷暑，亲自出席这场声势浩大的欢迎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王力因腿伤，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凭栏雄视万众欢腾的场面，受宠若惊。
其实，在“七二○”事件中，王力不但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英雄”行为，甚至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出色”表现。虽说遭受了“非礼”，但很快就被武汉军区负责人转移到安全处所，并护送回京。只是由于某些政治上的需要，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吹捧下，王力才在一夜之间成了“功臣”和“英雄”。
毛泽东指示，“把他们抓起来，由总理负责处理”。
随着北京进入酷夏，整个局势更加混乱。７月底到８月初，北京近２０００个单位的红卫兵将中南海团团围住，组成“揪刘火线”，要求揪斗刘少奇，要刘少奇“滚出中南海”。７月２５日，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的新华社新闻稿《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造反派》，公然提出“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８月１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号召“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及思想上把他们斗倒”，并说“这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社论清样印出来后，王力迫不及待地命令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广播。此后，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件。
８月７日，利令智昏的王力将外交部的造反派与姚登山（当时被称为“毛主席的红色外交战士”、我国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在印尼反华事件中被印尼政府无理勒令离境）召至钓鱼台。此时的王力已被颂扬之声冲昏了头脑，根本不把中央关于外交部不准夺权的三令五申放在眼里，而且，他违抗周恩来的指示而成为“英雄”的经历，更使他忘乎所以。
王力一开始就信口开河地讲： “伟大领袖毛主席让我来过问一下外交工作。毛主席讲这句话时，周总理也在场。”
接着，他随心所欲地煽风点火：“外交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外交部党委班子还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不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总理不是讲‘老中青’三结合吗？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
“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
王力这个讲话臭名昭著，后来人们称之为“王八七”。
这次不同寻常的召见到结束时已是深夜１１点。姚登山问王力，讲话内容能不能传达公布？王力当场表示，请静候佳音。第二天，王力将讲话的内容分别向江青、陈伯达做了详细汇报，江、陈均表示支持，“讲得好，有点造反精神”。于是，王力亲笔致函姚登山，明确表示，可以公布。王力的讲话一经宣传，就如同火上浇油。
８月１９日，外交部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大权，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造反派押着在王府井沿街叫卖红卫兵小报。
８月２２日晚，外事口造反派围攻并冲击英国驻华代办处。周恩来接到报告，命陈伯达、王力赶往现场劝说，但陈、王有意拖延，致使造反派焚烧了英国代办处，制造了建国以来的最严重的涉外事件。
面对这混乱的局势，周恩来心急如焚。很明显，造反派的这些行动都与“中央文革”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就是他们在背后操纵的。２３日凌晨，周恩来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负责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封闭副部长们的办公室、造成外交工作失控，是目无中央；火烧英国代办处表明已不能控制局面，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他表示，对这件事，还要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同时向毛泽东报告。
８月２５日凌晨，刚开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身边回京的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向他讲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周恩来特别提到王力的“八七”讲话。他还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谈完后，周恩来把一份王力“八七”讲话的记录稿交杨成武，要他转送毛泽东。
杨成武立即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杨成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
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 ：“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到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
８月３０日，王、关、戚匆匆赶到《红旗》编辑部参加会议，主持会议的是陈伯达，他的旁边坐着姚文元，而宣读文件的则是戚本禹。戚本禹宣布，王力和关锋自即日起停止工作，隔离审查。从此，王力开始了他的被关押生活。而这一天距他被当作凯旋归来的“英雄”只有一个多月。
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４日，戚本禹也被“端”了出来。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毛泽东对美国友人斯诺说：“１９６７年７月和８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事实上，早已是天下大乱了，不过，１９６７年的７月、８月乱到了连毛泽东也驾驭不了的程度，因此，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措施，解决王、关、戚就是非常措施之一。
王、关、戚的垮台对林彪和“中央文革”不亚于１０级地震，但因为这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他们也只好“丢车保帅”。更为可笑的是，此时的江青、康生、陈伯达之流居然竞相指责王、关、戚是刘少奇、邓小平安插在“中央文革”里的钉子。
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４日，当王力被打倒半个来月的时候，毛泽东曾对王力的问题做过如下指示：“犯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王力入狱后，毛泽东指示，“不准对王力进行提审”。所以王力关在秦城监狱１３载，几乎无人审问。
从１９８０年起，王力在狱中开始有纸和笔。他结合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写下了２０多万字的学习《资本论》的心得笔记，并一次又一次给党中央写信。１９８１年４月１９日，王力在致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信中写道：“宣告十年浩劫结束的那天，我已被关了九年又两个月。不倒江青，我必定要关一辈子，才好灭口。粉碎‘四人帮’，我同党和人民一起欢呼。三中全会的路线，我由衷地拥护。即使不从我在理论观点上和痛苦的历史经验中理解，单从我十多年破碎的家庭来看，三中全会以后，我的每一个家属都解放了，都得到了政治的和物质的利益。”王力还写道：“如果给我为党效劳的机会，我请求在政法战线上作一名新兵。１９６７年８月底，江青和康生抓到我头上以后，我才痛感法治的重要，当夜就立下了这个志愿。”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王力表示，他愿意永远检讨，终生检讨。他还有个极为深刻的认识，即：做错一件事只是一件事，而理论上的失误则影响全局，产生难以估量的损失。他认为，作为毛泽东身边的“秀才”，他的最大失误在于系统总结毛泽东晚年的“左”倾思想理论，并为之推波助澜。
王力是１９８２年１月２８日获释的。他被隔离审查和在秦城监狱关押达１４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