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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高校“大跃进”是决策失误
孙宏光
原载 广东省政协《同舟共进》 2007年第5期
 
当记者拟就当代大学精神的失落和体制弊端等问题采访刘老时，刘老发来了电邮：“其实，我是很普通的一个教育工作者，只是对教育改革情有独钟，对我国教育存在的诸多严重问题甚为忧虑。我们这些经过50年代‘大跃进’的人，对那时的浮夸风和瞎指挥还记忆犹新。可是，自90年代开始的‘新的教育大跃进’比那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的学风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其危害将会殃及几代人。每思及此，我都痛心疾首，万般无奈，因为现在教育领导部门已没有明白人了。两次教育冒进的形式和危害性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1958年的大跃进已经作了结论，也作了检讨；而这一次大跃进，教育部门至今不肯认错，这是非常可悲的。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呼吁，要挞伐，就像杜鹃一样，喊出的是声声啼血忧天泪！”
高校“大跃进”害苦学生
《同舟共进》：您严厉抨击近年高等教育的“大跃进”。如今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与这个有没有关系？
刘道玉：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教育资源浪费，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直接原因是高等教育“大跃进”，是教育部决策的失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大体控制在10%左右，可是大学扩招速度平均为25%，最高的年份竟然达到49%。发达国家大学大众化经历了半个世纪，而中国用8年时间就实现了大众化，这不是冒进和浮夸又是什么？大学扩招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的15个百分点，这怎么不造成就业困难呢？
我国研究生在校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为世界之最，这是以牺牲质量而换来数量的发展。然而，教育部的一位官员不仅不反省扩招的问题，反而说我国研究生教育用10年走过了西方国家100年的道路，显示出盲目沾沾自喜的样子，这说明我国教育决策当局是如何的不清醒！
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学适当扩招是必要的。但是，教育部在大学扩招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扩招的幅度太大，如果与经济增长的速度相适应，也许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就业压力；二是不应当强迫重点大学扩招，因为它们是培养少量的理论与研究人才的，是肩负着提高任务的。大学扩招主要是普通大学和民办大学的任务，本来扩招是民办大学发展的机遇。可是，由于教育部决策的失误，既占用了重点大学的资源，降低了重点大学的质量，又挤压了民办大学的生源。
中国高等教育的三大危机
《同舟共进》：有权威调查显示，全国近八成民众对教育总体情况不满意。许多人对高等教育的种种乱象痛心疾首。您曾说，高等教育的危机，15年后会更明显，那么现在危机已经开始出现了吗？
刘道玉：一个时期以来，大学乃至整个教育都是国民舆论的中心。可是，对待教育的看法却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方面是广大的群众，他们对教育腐败、乱收费、择校风、办班风、大学搞假引进、盲目扩招、教学质量下降、论文剽窃、贪大求全、大肆扩张校园、大兴豪华高楼等极为不满，甚至到了民怨沸腾的程度；另一方面，国家教育当局却自我感觉良好，通过形势报告和利用各种场合大唱赞歌，各种教育工程一个接一个推出，人造一流大学运动如火如荼……西方一位哲人说过，看问题的角度与看问题的方法一样重要，我想问题就出在这里。既然80%的民众不满意，那自我感觉良好的根据又是什么呢？严峻的事实，应当引起国家教育当局的深刻反思，再不能自欺欺人了！
教育是一项特殊的公益事业，具有潜在性、连锁性和迟效性的特点，所以目前大学教育中的乱象隐藏着极大的危机。1958年“大跃进”的教训，我们不应忘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高等教育“大跃进”，已经持续了8年，高等教育的危机正是这次教育“大跃进”造成的。我曾经说过，我国高等教育的危机，15年以后将会更明显地彰显出来。比如，这些年培养的几千万大学毕业生和几百万研究生，与过去相比质量大大下降了，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又将会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这就会造成人才在低层次上的恶性循环，它恰恰是教育潜在性、迟效性和连锁性的反映，是很多人不易察觉的危机。
高等教育的危机主要表现在：质量危机、学风危机和财经危机。
首先是质量危机。我们的大学教育领导者竟然牺牲质量换数量。近十年，我国高等教育飞速发展，大学规模急剧膨胀，现在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是门类齐全的万人大学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是世界顶尖大学之一，该校本科只有4760人，研究生仅有2031人，至今仍然没有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它的成功秘诀是什么？用校长雪莉·蒂尔曼女士的话来说，就是“不贪大求全”、“小就是美”，集中全部精力和资源做好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要把这两件事做到极致。这种办校理念和治校作风，是我国大学绝对没有的，也是值得我国每一所大学认真学习的。
为什么一方面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又聘不到所需要的人，这不明摆着是人才的质量问题吗！我就知道两个具体的例子：一是某公司聘用了20多个大学毕业生，包括博士、硕士，但是一年之后被辞退只剩下一个。另外一家杂志社，聘用了多名大学毕业生作编辑，但主编告诉我，他们的水平还不如解放初期的高中毕业生。我们应当看到，质量危机的影响是深远：大量不合格的毕业生，将在未来30～40年内影响我们的教育、科学、文化和企业的发展，最终将影响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其次是学风危机。从整体上说，现在大学的学风非常糟糕，浮躁、浮夸、浮浅，追名逐利、立竿见影、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成了不少人的人生哲学。于是, 学术剽窃, 论文造假，成果鉴定走过场，论文答辩讲人情, 甚至连申请博士生导师和院士也有人行贿。教授本来是很受人尊敬的教职，只有那些身正学高的人才能获得这种职称。可是，由于各校相互攀比教授、研究生学位培养点的数量, 于是教授扒堆, 不少硕士、博士点滥竽充数。虽然造假是少数人，但影响是恶劣的, 少有人抵制这些歪风邪气，甚至还有领导包庇。学风像是人体的元气, 如果大伤了元气病就没法治, 而学风坏了, 遗患将会泱及数代人。
再次是财经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媒体陆续披露了高等学校贷款的情况，显示出不少大学已经陷入严重的财经危机。高额的贷款是怎么造成呢？这是大学合并造成的，是贪大求洋和互相攀比带来的恶果。据报道，不少大学都建了豪华高楼、宾馆、豪华校门、观光电梯、像商场一样的地下停车场、宽阔的办公室，正副校级干部甚至连校长助理都配有专车，等等。现在，我国大学的校园面积、豪华大楼、教授的办公室恐怕都是世界一流了，可是我们培养的人才和研究成果却无法与国外相比。必须指出，我国大学与西方私立大学不同，我们是靠国家财政拨款。我们一些人把“勤俭办校”的优良传统忘得一干二净，以这种败家子的作风来办学，纳税人怎么能够供养得起呢？
实际上，这三大危机已经形成了连环套，互相影响。比如，为了解决大量财经赤字，必然要求教师去创收，据说某些大学就规定2007年为创收年。这样一来，又将出现“产业化”趋势，也必然影响学风和教育质量。看来，我国高等教育又将陷入另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而且将长期不能自拔。
对待危机必须正视，回避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我国教育最高当局应当树立危机意识，尽快遏制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下大决心整顿不良学风，及时处理大学合并、升格、扩招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大力发扬艰苦朴素和勤俭办校的优良传统。必要时，甚至可让一些大学破产或拍卖给国内外的投资家，这样既可以减轻国家的负担，又有利于发展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经过持久的努力，最终使我国高等教育步入良性循环，这是全国人民所期盼的，也是我们大学办学者应尽的职责。
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
《同舟共进》：前几年您曾参与创办了一所民办学校，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可最终还是以遗憾的结局收场。中国教育应当说就是以民办教育开始的，孔子当年授业解惑，就是“民办教育”。但目前民办教育发展很曲折，您怎样看待民办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一流的私立大学什么时候会在中国产生？
刘道玉：什么是民办大学？这本来就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也许是为了忌讳“私”字而生造出来的概念。显然我国是回避私立大学的，这是左倾思想的表现。
私立大学是与私人教育投资者或教育投资金融家联系在一起的，我国之所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就是因为没有私人教育投资家和捐款兴办大学的慈善家，倒是不乏利用教育赚钱的商人。
目前，我国所谓的民办大学有三类：一是经过批准的本科民办大学（或学院），这是很少的；二是民办的专科职业学院，这是大量的；三是所谓的独立学院，现在全国总共有252所。前两种民办大学条件有限，难成气候，恐怕一百年内也出现不了像美国那样的私立大学，因为教育部门从根子上对民办大学就是歧视、限制和打压的。
再说独立学院，这本身就是一种政策上的误导。一位老教育家问教育部某主要领导人：为什么要搞独立学院？这位负责人说：老百姓都想让孩子上好的大学，重点大学又容纳不下，所以创办独立学院缓解矛盾。也有人说，创办独立学院是改革创新。果真如此吗？那改革在什么地方呢？创新又新在何处呢？我看那些倡导者也说不清楚。
让我们看一看那些独立学院的身世，它们大多是由重点大学创办的，有些重点大学办了两所甚至三所独立学院。也有些新组建的地方“航空母舰”大学，本来羽毛尚未丰满，也办起了独立学院。什么叫独立学院？独立在哪些方面？其实，它完全是一种利益的结合，私人业主利用办独立学院赚钱，而某些重点大学靠卖校牌“坐地分赃”。
现在看来，独立学院已经埋藏着诸多隐患：一是误导了学生和家长，他们还以为上了重点大学呢！二是严重影响了重点大学的声誉，实际上这是变相地卖校牌和文凭；三是造成了这类大学性质不明、产权难分的混乱局面，今后还可能出现法律纠纷。为了使我国私立大学独立健康地成长，为了维护重点大学的声誉，必须割断连接独立学院与重点大学的脐带，这是迟早都要做的，早做比晚做更有利。
做一个心无旁鹜的“整个的校长”
《同舟共进》：您是很多人至今怀念的老校长。您认为，一个合格的校长，应该是什么样的？
刘道玉：根据研究，我曾经把中国近代大学校长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学者化的职业校长，自我国大学诞生到1949年期间均属这个类型，这类校长都是留学西方国家的，获得博士学位，但都不再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以专事校长为己任；二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自解放后到80年代末大多属于这个类型。这些校长大多是五·四或一二·九运动的知识分子，他们既受到了良好的高等教育，又经历了革命战争的锻炼，从实践中成为有经验的教育家，专司大学领导之职；三是双肩挑的学者型校长，自90年代后都是这个类型。他们有的是院士，有的是博士生导师，但起码是个教授。他们既要领导大学，又要从事教学、科研和指导研究生，身兼多职，是“命分式”（陶行知语）校长。对这几种类型校长，我的看法是：革命化职业校长是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今后不会再有，双肩挑的校长是不可取的，唯有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才是我国大学今后必然的选择。
一个大学校长需具备多种素质，如热爱教育、懂得教育学、尊重教育规律；有理想、富有改革创新精神；注重调查研究，善于决策与管理；任劳任怨，具有献身教育的牺牲精神；爱才若渴，知人善任；能够倾听教师与学生的意见，做到从善如流等。总之一个大学校长必须是教育家，一流大学校长必须是一流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70多年前深刻地指出：“做一个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一些，他关系到千百人学业前途；说得大一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的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的人去担负吗？”他又说：“试问：世界上有几个第一流的学校是命分式的校长创造出来的？”这是陶行知先生的忠言，希望组织人事部门端正遴选大学校长的指导思想，把大学校长遴选权交给大学的教授们，把真正的教育家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同时，也奉劝现在担任大学领导工作者，在“鱼与熊掌”之间作出选择，要么做一个严谨和专心致志的学者，要么做一个心无旁骛的“整个的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