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为什么贪腐猖獗

2010-08-06 08: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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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俄反贪污组织发表的调查报告显示，俄罗斯官员贪污金额总数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与世界银行公布的48%相差不远。俄《每日商报》8月2日报道称，根据“干净之手”社会组织的报告显示，俄首都莫斯科以及莫斯科州是俄罗斯最为腐败的地区。“黑手”90%伸向国家和公共服务领域。据估算，俄罗斯官员贪污金额约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符合世界银行公布的48%数据。而商人被腐败掉的金额几乎占到收入的一半。“干净之手”在报告中说，根据2009年1月到2010年7月31日获得的数据，“黑手”集中的地区莫斯科第一，莫斯科州第二。专家解释说，因为在上述地区集中了更多的现金渠道、发达的金融体系以及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复杂行政体系。
另外，俄罗斯民主思想基金会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俄罗斯民众身受腐败之害。为了解决日常生活问题，人们每年送出的“好处费”达30亿美元，工商界被迫送出的红包每年有上千亿美元。俄罗斯行贿受贿的总金额从2001年的360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3190亿美元。2001年贿赂的总金额相当于国家年度预算的2/3，到2005年，贿赂总金额已经超过财政预算2。66倍。尽管有人对这个数字表示过异议，但政府机关腐败严重，危及国家安全，已是不争事实。据联合国国际调查组织去年对60多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世界各地的贪污腐败水平为10%，而俄罗斯达到了20%。更为严重的是，俄罗斯的腐败现象不仅仅是行贿受贿问题。按照普京的说法，“俄罗斯的腐败阶层实际上已经组织了一个个黑社会”。各行各业都有腐败现象。在医疗卫生领域，去年的腐败金额达到4亿美元；腐败现象近年来在教育界迅速上升，去年的腐败金额已达到5。8亿美元，许多教师在招生、考试甚至向学生提供咨询时收取好处；军队也成为腐败渗透的领域，拥有相应权力的军官贪污资金和军用物资的情况屡见不鲜，仅征兵领域的腐败金额就从2001年的1300万美元增2005年的3。57亿美元，通过行贿而让自己的孩子逃兵役的家长从过去的50%增至63%。可以说，腐败已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一颗“毒瘤”，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阻力，它使权力变异，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和前途失去信心，是外国资本望而却步。那么，为什么在俄罗斯这块土地上贪污如此盛行呢？
从文化上看，贿赂是俄罗斯历史上难以甩掉的包袱，无论是沙俄时期或是苏联中后期，腐败一直困扰着俄罗斯社会，虽然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完善是滋生腐败的诱因，但是深层次的原因依然隐藏在俄罗斯人的民族性中。作为拜占庭文化和宗教的传承者，俄罗斯民众所信仰的东正教以及漫长的俄罗斯历史塑造了俄罗斯人看待贪污腐败区别于西方民众的独特视角。
西方公众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其信奉宗教的普世教义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基督教中关于原罪以及救赎的概念对于官员腐败和其他社会犯罪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从人的角度看赎罪，基督教认为：是和上帝“修好”的意思，也有“被救赎”的观念。圣经中写道：“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人因为罪而与上帝隔离，生命被罪恶捆绑，罪使人成为被奴役者，而救赎者则是要废除奴役，使人得释放。从宗教的角度看赎罪：上帝是救赎者，在《旧约•出埃及记》中，上帝将他的子民从为奴之地领出来，《新约》则预表耶稣基督要将人为从罪恶释放出来。关于救赎论,东正教注重道成肉身。在东正教神学中，很少有涉及人性本原败坏的内容，因此不十分强调赎罪论。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原罪以及救赎理念上的差异，使得贪污腐败被弱化变成了可以被俄罗斯人普遍接受的行为。
从历史上看，苏联政权的建立更使俄罗斯原本大行其道的贪腐如虎添翼。  苏联的经济政治体系建立于上个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   斯大林时期依靠官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以及近乎红色恐怖的肃反威胁，使得贪污腐败行为得到控制。然而，二战结束后，在漫长的“守业”岁月中，高度集权的弊端开始暴露出来，官员贪污腐败尤其是以贪污腐败形成的利益集团成为了苏联日后发展的最大障碍。赫鲁晓夫时代由于“红色恐怖”得到舒缓，被压抑许久官员的贪欲也开始逐渐复苏。赫鲁晓夫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将中央权力下放到地方，扩大了地方的自主权。原本想刺激经济发展，提高地方和企业生产积极性的赫鲁晓夫没有想到，地方官员在私利的驱动下，贪污腐败态势开始蔓延。赫鲁晓夫推动的经济改革最终葬送在了官员谋求私利之手，同样被葬送的还有赫鲁晓夫个人的政治生命。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唯唯诺诺的勃列日涅夫被推向前台来主持苏联大局。在他执政期间，他就悄然取消了干部轮换制，变成了实际上的领导干部终身制。没有失去职务后顾之忧的官员得到了一个“可以恣意妄为，同时不受惩罚”的环境。攀登到权力颠峰的勃列日涅夫，为了稳固地位，大力提拔曾经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在勃列日涅夫带头搞裙带之风的情况下，使得利益集团在数量、规模和谋求私利的程度上都得到了空前提升，权力和利益被苏联官员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对于利益阶层的胡作非为以及苏联社会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勃列日涅夫根本不管不问，他甚至公开感慨道：“靠死工资谁也生活不下去！”，这种语带默许的公开言论，更加加剧了苏联社会的贪污腐败风气。 随后接手的戈尔巴乔夫，虽然倡导锐意改革，但是过于强大保守利益集团纷纷出面抵制和阻碍其改革，再加上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偏差，最终使得苏联分崩离析。原本要立志走出一条新路的苏联共产党，最终倒在了官僚贪污腐败的泥潭中。
也许有人会说：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彻底抛弃了旧体制，为什么贪腐现象还如此甚嚣尘上，甚至后来居上？
问题在于：对民主、自由的渴求使得俄罗斯人能够打破旧制度，但是却不足以建立新制度。蹒跚学步的新俄罗斯新官僚体系，延续着苏联时代的严重贪污腐败，私有化伴随着官员的贪欲在无序、无制地膨胀着。官商勾结倒卖国有资产蔚然成风，迅速造就了第一批富可敌国的寡头，寡头们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后，又想通过俄罗斯民主政体的漏洞进入政界，来保护既得利益。如被誉为“政坛鬼才”的寡头别列佐夫斯基，甚至在1999年进入联邦杜马。
这种情形直到1999年普京担任代总统后，才有所改变。普京用霹雳手段来打击寡头，恢复社会秩序。普京推行的改革，是通过扩大强力部门权势，依靠强大的国家官僚机构，并且通过扶持小寡头，来对抗已经取得既得利益的大寡头。通过打击寡头来推进国有化进程，消除两极分化。这位前克格勃同时又是法律专业人士的总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权术大师。他通过“反腐”手段巧妙地限制强力派做大，同时借其手打掉干涉“朝政”的寡头，留下听话的寡头作为自由派来对抗官僚阶层的强力派。游走其间的普京，不但平衡了双方力量，而且为自己赢得了俄民众广泛的赞誉，同时在官僚体系中巩固了自己的执政根基。
在总统宝座上摸爬滚打了近10年的总统普京，通过强化集权政权，用“大政府”使俄罗斯恢复了秩序。金融危机不期而至，让高度集权的庞大官僚机构的贪污腐败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俄罗斯社会从幼儿园到军队，从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到西方飞地加里宁格勒的政府机构都存在复杂的腐败问题。面对这一严重社会问题，新上台的梅氏将宝全部押在了司法部门的身上，通过强化“法制肃贪”，可以使目前没有被普京完全“收编”的司法部门成为自己的政治根基。然而，在俄罗斯不健全的民主体制下，羽翼未丰的梅氏总统所祭出的“法制肃贪”，只能有限地打击底层贪污腐败官员，而不能有效地触及高层贪污腐败官员，因为过度使用司法武器最终有可能把“挺梅”大计，弄巧成拙地变成“倒梅”的恶果。 最关键的是：俄罗斯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制国家，司法并不能独立于权力之外，没有司法独立作为根基，反腐机构很难做的真正独立。对于这一点梅氏总统心知肚明，他最近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意味深长地讲到：“我们不能仅仅局限在完善法律条文的工作中，我们还应该充分学习怎样使用现有法律来打击和遏制贪污腐败！”如果说普京将俄罗斯恢复了秩序，那么梅氏总统的政治抱负是将俄罗斯真正送入法制社会的正轨。让高度集权的官僚统治让位给法制，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真正走向强国之路，而梅氏也能真正获得法律所赋予的总统权威。
总而言之，象俄罗斯这样一个由传统的集权向现代法治转型的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因为文化的、历史的、现实的原因，贪腐现象在所难免——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国家如何通过制度建设，早日渡过这个阶段，而避免整个国家为贪污泥沼所吞没。这是俄罗斯面临的问题，也是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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