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大学文革概述--革命群众对吴芝圃大刮浮夸风的声讨

郑州大学文革概述
一丁
文化革命一开始，作为河南省最高学府的郑州大学，不仅成了河南省的焦点，也是全国起来造反最早的四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郑州大学）之一。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大字报全文及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些，在郑州大学引起很大反响，欢呼、声援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校园。晚上，中文系一年级李学生、王相海、席占修、刘作周等14位学生贴出了全校第一张批评校党委的大字报：《请问学校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抱什么态度?》大字报中批评了校党委压制群众运动，单搞学术批判，把学校搞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样子的错误做法。接着，政治系七人也贴出了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当夜，校党委派人向省文革小组杨蔚屏（省委书记处书记）汇报情况。杨蔚屏说：“省委是相信郑大党委的”，“你们不是陆平，怕什么？”有了省委的表态，党委书记兼校长王培育连夜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提出三条措施：①要立即反击，追查写大字报人的“历史表现”、出发点；②不准进行串联活动；③不准到校外工农兵中去宣传。6月3日，全校性的反击开始了。保党委的人贴出了“郑大不是北大”、“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等大字报。对率先写大字报批评党委的学生扣上“小邓拓”、“小吴晗”、“右派”、“三家村黑帮”、“牛鬼蛇神”等帽子，进行专栏批判、点名广播，王相海、席占修还被拉到桌子上斗争，让其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据不完全统计，全校当时被打成反革命的有174人（见《郑大联委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郑大联委劲松战斗队1967.7.）。
6月6日凌晨，共产党员、团支部书记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下午，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党若平为首的省委工作组进驻郑州大学。工作组进校后，继续压制运动，斗争学生。6月7日晚，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党言川因声援王相海的大字报被斗争。6月9日，学生、共青团员张凤芝（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的妹妹），因支持王相海等人的大字报，被污为“反党分子”，在强大压力下写了《绝命书》，决定走王相海自杀的路，后因被同学发现，未遂 。
6月18日晚，在历史系学生任延庆、郝秀仲的带领下，部分学生去找系总支书记张××，又到“高干院”（即校领导住处）找党委书记兼校长王培育均未见到，就自动聚集到文科楼前（王相海跳楼身亡处），声讨王培育镇压学生运动迫害阶级兄弟的罪行。一时间，群情激愤，高呼“打倒王培育”、“枪毙王培育”等口号。——这就是著名的“6·18”事件。当天，省委决定撤销王培育郑大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职务。
6月19日，政治系四一班邵维钧、贺长有等11位同学向中央发电报，说王培育反击的根子在省委，要求中央派人来调查。
6月20日，省委对郑大工作组加派力量，书记处书记赵文甫亲自坐镇。赵文甫先后召开党员大会，强调省委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并采取种种手段，对邵维钧、贺长有等提出的“王培育的根子在省委”进行反击：对政治系四一班加派了干部；利用同学们之间不同意见的争论，支持一方压制另一方；翻查邵维均、贺长有、李春兰三同学档案，企图找出其它问题；开辟专栏大字报对他们进一步施加压力；召开有全校各系各班代表参加的会议，号召全校揭发他们的“错误”。工作组长党若平甚至说过“对邵维均等同学，什么时候有空隙，就踢他们几脚”的话。在对邵维均等同学施压、批判的同时，还对和他们观点一致的同学，采取歧视、冷淡的态度。这种作法从一个班扩大到一个年级，使不少同学受到株连。（见党若平：《省委前驻郑大文化革命工作组领导上所犯错误的初步检查》1966年11月8日）6月21日，中文系决定全系声讨王培育，人已召集齐了，赵文甫不让开声讨大会，改成分班揭发、批判，引起同学的不满。
6月29日至31日，在工作组即将撤离之际，根据省委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杨蔚屏的布置，工作组在三天之内，仓促了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即“校文革”）。“校文革”没有经过群众的酝酿讨论，正、副主席和党组成员名单，由工作组主要领导人酝酿之后提名通过。一直到8月4日，工作组还派人帮助“校文革”“建立工作秩序”，起着“参谋”作用。（同上）
7月31日，河南省委决定撤销郑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王培育党内外一切职务（1978年12月省委为王培育平反）、改组郑州大学党委。《河南日报》对此作了消息报道，同时发表社论：《一场针锋相对的夺权斗争》。报道中说：北大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广播后，广大师生纷纷贴出大字报，声援北大同学的革命行动，中文系一年级2班李学生等14名学生写大字报，批评他们把政治斗争引向学术讨论，把文化大革命引向错误的方向。革命的火焰刚刚燃烧起来，对校党委的问题才开始揭露，这班“资产阶级老爷们”，就暴跳如雷，惊慌万状，他们急急忙忙于布置对革命师生进行“反击”，他们把大好的革命形势，说成是“像1957年那样的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把革命的师生诬蔑为“右派势力”和“别有用心的分子”，把革命的行动，诬蔑为“向党委进攻”，对贴大字报批评校党委的师生进行“专栏批判”、“点名广播”，安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牛鬼蛇神”、“小三家村”、“叛徒”等罪名，威逼在大字报上签名的人写“检讨书”；对批评校党委的学生采取调整住室、派人监视、组织围攻；有四名团支部书记被撤了职……。在历数了王培育镇压学生运动的种种“罪行”后，省委号召：郑大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团结要一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务必将王培育的罪行揭深揭透，彻底查清，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对于河南省委的这一决定，郑大部分师生认为，揪出王培育值得庆贺。但是，省委拖了40多天才处理王培育问题，犯了严重右倾思想错误，是“替自己开脱应负的责任”。
8月1—3日，中文系学生方复山、刘松盛写了《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封信》（全文见郑大联委主办的《革命造反报》创刊号66.8.10）。信中以真挚的感情反映了郑州大学文化革命的情况，摆事实、讲道理，指出河南省委、郑大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犯了严重错误。8月2日，外语系郑玉清、杨树生等9人写出《河南省委也休想逃脱责任！》的大字报。同日，中文系党言川、王举章等9人贴出了《彻底揭发批判省委和省委工作组执行的右倾路线》的大字报，对工作组进行全面的批判，并提出要追王培育镇压学生运动的“黑根子”。但是，以“校文革”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学生则针锋相对，认为：“河南省委驻郑大工作组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否定工作组，实质上是否定党的领导”、党言川是“阴谋家、野心家”。
8月6日，党言川第一个去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郑州大学文革情况。接着方复山、刘松盛二同学也去到北京。三人联名发表《致北京革命学生的公开信》，系统地向首都人民说明河南文化大革命存在的问题，同时向国务院接待站作了汇报。为此，正在北京开会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专门接见了他们，主动地承担了河南问题的责任，明确表态要按照党中央的十六条决定搞好河南省的文革运动。
8月15日，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和刘建勋一同离京返回郑州。同日，党言川串联部分同学筹备成立“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8月21日正式宣告成立）。当天晚上，党言川等组织召开了“赴京情况汇报大会”。郑州市其它大中学校的师生和各界群众上百人前来参加。刘建勋和其他省委领导也来到会场。会议开始前，由于“校文革”要求主持会议，“联委”同学不同意，双方发生争执，“校文革”被“联委”同学赶下台去。会上，党言川等把北京的“红卫兵”、“革命大串联”、“炮打司令部”等新鲜事物介绍给群众，并宣传了《十六条》精神。
8月16日上午，校文革主持召开“郑州大学革命师生辩论会”，称党言川的汇报会是“黑会”，把强行主持“联委”会议被赶下台去，说成是“打了校文革的人”。一些群众高呼“控诉党言川一伙殴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打倒党言川”、“把党言川揪出来”等口号。接着，   连续三天对党言川及“联委”同学进行围攻斗争。
8月18日，刘建勋、纪登奎、戴苏理等省委领导来到郑大与两派代表见面，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次日，刘、纪等再次来郑大，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宣读了刘建勋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中说：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到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汇报郑大文化革命情况，这不仅不是什么非法行为，而是一种革命行动；他们回校后召开的“赴京情况汇报会”不是什么“黑会”，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会；郑大部分同学认为本校的文革会，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因而自动酝酿成立联委会，我认为不能说是非法的……。大字报共十条，不仅肯定党言川等少数派的“革命行动”，而且按照十六条精神号召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
刘建勋的大字报使倍受压制的党言川等少数派欢欣鼓舞，队伍迅速壮大。同时，也遭到“校文革”的强烈不满。8月30日，李月珍、彭学敏、郑毅涛等21人写出《炮轰刘建勋》的大字报，对刘建勋支持党言川提出疑问：“你们口口声声要支持保护少数， 难道我校的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成了‘保皇派’了吗？如果你也同意肆意歪曲污蔑的作法，要给我们扣上这顶‘保皇派’的帽子，我们决不答应!”
1966年年8月，郑州大学金维珠同学贴出了一份转抄河南省信阳地区光山县一位学生写的大字报——《千刀万剐吴芝圃》。大字报中说：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自1959年重阳节吃最后一口米饭至60年春，光山县四五十万人被打死饿死三分之一以上，在最严重的时候，走一段路就会遇见几具尸体，妻离子散、全家饿死者数不胜数，人民遭到了大劫杀，财产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坏，其惨状不堪耳闻目睹，痛苦不堪回忆，笔舌无法描述!要知道58、59年光山县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啊!可是59年连种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筛下几粒粮食也得上交，哪里谈得上口粮!……。”这张大字报在联委部分同学中引起了共鸣。1966年9月3日，在“联委”发出的“炮打河南省委司令部”的《火急呼吁书》中写到：“多少年来，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样子，五千万河南人民被穷白两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在1958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这些事件，必须彻底追查清楚，坚决地把根子挖出来！……”。
9月4日，“联委”成立了“专揪吴芝圃战斗队”，在历史系二年级学生任延庆（联委主要头头之一）的带领下，十余人专程去广州揪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9月5日，“联委”在郑州市体育场组织召开了全省首次“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风点火”大会，来自郑州、开封、新乡、洛阳、许昌等地100多个单位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及外地来郑串联的师生5万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发言中控诉了河南省委1959年前后“左倾蛮干”，造成“信阳事件”的罪行。
9月11日，“郑大联委”第二次主持召开“省会各方革命群众炮打河南省委黑线煽风点火大会”，再次声讨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大刮浮夸风，高估产，高征购，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的“悲惨历史”，由于吴芝圃已调离河南，把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赵文甫挂上“历史反革命”的牌子拉到主席台。对此，参加会议的纪登奎等当场质问：你们有什么根据，说他是“历史反革命”？
9月7日，“郑大校文革”和“郑大红卫兵”针锋相对的发出了《全省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炮打河南省“司令部”里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我省五千万勤劳、勇敢的革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尤其是从1958年以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省委‘司令部’中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有牛鬼蛇神，他们把持了一些部门。”“把省委内部所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统统地斗倒斗垮！犁庭扫穴、斩草除根，使之断子绝孙、万劫不复！……。”
66年9月9日，郑大“红卫兵战斗师”宣告成立。其负责人是“校文革”正副主席彭学敏、郑毅涛。这时候，党言川的私人信件被披露，再一次让“战斗师”抓住了“把柄”。
66年8月下旬，新乡师院“八三一”（保守派）得知该院学生朱××和党言川曾有书信来往，趁该同学外出之际，拿出他的读书笔记和信件，发现1962年党言川给该同学的信中有“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就进行拍照后送给院保卫科长，保卫科长又送到新乡市公安局内保科。9月初，曾在新乡师院担任工作组长的省监委书记丁石得知此信，如获至宝，亲赴新乡要回照片，并由公安厅白副厅长放大保存，后披露出来。
党言川在信中谈到对农村58—59年情况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追根求源是我们党中央在那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其次在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缺乏经验，以及敌人的蓄意破坏有关。三面红旗，现在我们的党中央还想竭力地举起来，但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人、农民，就是参加58-59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大跃进，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的情况。从理论上讲，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中国是完全应该有的，谁不想中国早日富强，谁不想中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如果像前几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最好还是不实行的好，我认为三面红旗已大体失去人心，要举起来，是有困难的了，不过总路线这一面旗帜，还可以更多的举起来，其它两面旗帜如果换换招牌，或者不经过相当的努力，反复的宣传，要举起来难极了。”这封信成了党言川“反对‘三面红旗’”的“铁证”。此后，郑大“红卫兵战斗师”大造声势，声讨党言川的传单散发全省乃至全国，连边远的桂林也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党言川一伙的罪行”。
对于“联委”的 《火急呼吁书》和党言川的《信件》，省委领导文敏生、纪登奎等也认为有“原则错误”。在“联委”主持召开的9月5日大会上讲话表态“你们的大会，风煽得好，火点得好，我坚决支持你们”的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在次日省委召集的常委会上说：“对郑大联委要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原则，表面上应付它，暗地里慢慢压垮它，我看党言川不是个好东西”。
在“战斗师”的重炮猛轰下，“联委”于9月25日发出《关于九月三日〈火急呼吁书〉的声明》。声明中说：《呼吁书》中出现某些言词偏激，对河南存在问题的某些提法不当，“我们虚心接受批评”。我们发出呼吁书的目的，是为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是为了炮轰河南省委中的一小撮走资派。因此，我们认为，起草的这个《火急呼吁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彻底改变河南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死不瞑目”。此后，“郑大联委”抓住运动初期省委和校党委工作组执行的“压制群众运动”、“挑动学生斗学生”、“逼死人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方向狠批猛攻。66年9月19日，“郑大联委”再次召开河南省“揭发批判赵文甫大会”，公布了《把赵文甫的反动嘴脸拿出来示众》的系统材料。此后，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赵文甫基本上被“打倒”，靠边站了。而省委对“郑大联委”的继续支持，也基于他们“大方向是正确的”。而对立派却认为，“党言川之流”已成为省委一小撮“走资派”刘、文、纪的“御用工具”，是真正的“保皇派”。
66年9月15日，“郑州大学文化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造委”）宣告成立。负责人是数学系四年级学生张书震，还有马鸿勋、杨钦宝等。从《宣言》中看出，“造委”和“联委”大方向一致，自然是“战略伙伴”关系。可是，既然方向一致，为何另起炉灶？这得从“造委”负责人张书震说起。张书震文革前就是共产党员、学生干部。文革初期，是院党委的红人。随着运动的深入，张书震和部分同学认清了院党委、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面目，决定当造反派。可是，对“联委”的一些做法有不认同（如《火急呼吁书》和党言川“信件”中关于“三面红旗”的看法），于是，这些人就拥戴张书震成立了“造委”。66年10月15日，以王志明为首的部分学生成立了“东方红公社”，和“联委”、“造委”并肩战斗。
1967年1月，“郑大联委”串联省会各大专院校造反派再次组织了“专揪吴芝圃联络站”。一方面深入信阳等地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广州揪吴芝圃。郑大联委始终坚持清算以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倾蛮干、大刮五风罪行的大方向，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由少数派成了多数派，保守派“战斗师”已基本瓦解。然而，河南省军区介入文化革命后，风云突变。
1月22日，来河南串联的清华大学学生唐×以“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名义发出了《27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的文章，在郑州大量印发、张贴。文中说：为什么省委揪出来的全是吴芝圃的老班底，而刘建勋带来的班子却纹风未动？为什么不去批判反动路线，却先翻59、60年老帐？……省军区公开支持唐×，并把是否打倒刘建勋，是否支持唐×作为衡量是否左派的标准。围绕《27个为什么》，郑州造反派出现了分歧。“郑大联委”等认为《27个为什么》是大毒草，唐×是“清华井冈山”的“冒牌货”，郑州工学院“造反队”等却和军区保持一致。
1967年2月3日，发生一件趣事：“郑大联委”负责人之一的任延庆，冒充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混入“郑工造反队”主持召开的大会会场，被认出后，当场揭穿，送号“冒牌驴”，并被带到军区照相。会后，“活捉冒牌驴”的传单四处散发——从此，“老冒”就成了任延庆的代号（详见附件三）。
1967年2月，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影响下，革命派大联合向“走资派”夺权是大势所趋。郑州地区造反派在大联合中产生分歧，军队的介入使之迅速分裂。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豫农红总、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大附中红旗、第二砂轮厂“造联”、印染厂“八一”、 新乡师院“八·一八”、洛阳“八·一六”等74个造反派组织，于2月7日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 在省军区的支持下，“郑工造反队”和“中医学院八三一”等成立“河南省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南造总”），和保守组织“郑大战斗师”、“省直造总”等“十大总部”联合起来，镇压“二七公社”。
2月9日，郑大“联委”、“造委”、“东方红公社”召开会议，听取赴京调查刘建勋问题的同学汇报，根据刘建勋到北京后的表现和北京几个主要造反派组织对刘建勋的看法，统一了认识，决定保护刘建勋。2月10日，“郑大战斗师”在行政楼开始活动。社会上出现许多针对党言川的铅印大传单，如：《党言川是个政治大扒手》、《揭开河南省委收买党言川的内幕》等。这些传单大都是以刘、文、纪是省委“走资派”，党言川是省委的“御用工具”、“保皇派”等为内容。
2月13日晚，“联委”、“造委”、“东方红公社”三组织召开合并大会，统称“郑大联委”或“郑大革联”。14日，党言川接到清华大学井冈山负责人蒯大富支持二七公社的电报。接着，北京和全国许多著名的造反派组织都发表“严正声明”表态支持“郑大联委”和“河南二七公社”。
3月6日，省军区驻军、“河南造总”、“十大总部”在市体育场召开“省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清华学生唐×在会上发言，说：“河南省市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面目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操纵的政治扒手党言川之流煞费苦心拼凑起来的二七公社已迅速土崩瓦解”。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在会上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必须交待他们的幕后策划人”。会后，省军区用飞机在全省散发《告全省人民书》（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的由来）。大会之后，“郑大联委”以及全省二七派遭到残酷镇压，史称“二月黑风”。会后，赵文甫多次给军区写信，说何运洪的讲话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保皇派威风”、“真正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你们干得好！你们要干到底！”
3月8日，郑州市公安局发出四条《通令》（《郑州晚报》1967年3月10日第3版）：①“郑大联委”这个非法组织，必须遵照军区决定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这个组织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交代你们的幕后策划人，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②“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限于本月15日前来郑州市公安局进行登记。凡是属于“郑大联委”的一切文件、资料、物资等，必须全部交出，不准转移，不准销毁。③凡是为“郑大联委”保存文件、资料、物资的单位、群众组织和个人，必须立即向公安局报告。资料全部交出。④大多数受欺骗、受蒙蔽的群众，要迅速觉醒，揭发“郑大联委”中的一切罪恶事实，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通令》最后说：“本通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若有违反本通令上述各条者，一律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同日，省公安公社（公安厅保守组织）和郑州市公安局派员进驻郑州大学。在郑大东生活区树起了“非法组织郑大联委骨干分子登记站”的大牌子，勒令200多名“联委”成员前往登记，投案自首，交待罪恶，48小时内写出像样的检查。在化学系，“联委”成员必须填写“非法郑大联委成员罪恶登记表”。在历史系，50名“联委”成员中3人被捕，10人被公安局勒令登记，38人被斗，102人次被搜查，大字报点名40-50人，写检查113份，4340页。在斗争中，让这些学生低头、弯腰、翻戴帽，并对他们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等口号，40多名联委学生被投入监狱。3月9日，党言川在商丘被捕。接着，开封师院“八·二四”负责人陈红兵、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负责人申茂功相继被捕。1967年8月18日，河南省军区直属机关披露一份“二月黑风”中的“黑名单”，是从军区参谋长东××随身携带的本子上抄下来的。当时是为随时抓人准备的。其中有“郑大联委”16人：党言川、方复山、任延庆、唐伯绪（唐一兵）、孟福海、殷树山、杜秀萍、梁国喜、席占修、袁宝珠、刘玉钦、余明相、张松玲、李玉芳、李庆云、李长杰、王志亭。名单中有的人被抓起来，有的人及时逃离河南。后来，由于中央的一再干预，军区才有所收敛。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河南双方到北京汇报。可是，军区为了摧垮“二七公社”，使之不能派代表参加北京谈判，竟然支持“十大总部”多次挑起武斗，制造了“五·四”、“五·二六”、“五·三○”、“七·一六”等骇人听闻的攻打、围剿二七派的武斗流血事件，使二七公社派群众伤残数百人，死亡数十人。当时郑州大学文科楼前成了安葬二七派死亡人员的墓地。原郑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龚依群，曾写过一组诗词，取名《抗逆小集》，可作为河南“二月黑风”的佐证。如：①五月吟：刀光剑影遍街头，烈火频烧二七楼。热血横流何所惧？红旗依旧傲中州（1967.6.2）②水龙吟：堪恨河南刘邓，枪口对二七战友。二月黑风，几番血案，频施毒手。小丑跳梁，蚍蜉撼树，何伤之有？听中州子弟，凯歌高唱，共风雷吼！（原载《革命造反报》郑大联委主办，1968.2.7 ）
后来，经过“二七公社”艰苦不懈的斗争，在中央有关精神和周总理的干预下，被捕头头得以释放。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河南省三方（河南二七公社、河南造总、十大总部）进京汇报会。1967年7月10日，中央发出解决河南问题的〔1967〕216号文件。文件中指出：①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②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文敏生、赵文甫；③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并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军区在给中央的检查中这样写道：“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大联委与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错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当成走资派，把他们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看成是‘御用工具’；……在3月6日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造成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许多人。……党言川同学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会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公社的‘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的错误倾向；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行打击报复，打击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中央文件和省军区的检查等于给“郑大联委”和党言川平了反。67年8月以后，郑州大学成了“联委”的“天下”，声讨何运洪的罪行、敦促战斗师“反戈一击”、批判刘邓陶、批判王培育的大字报比比皆是。声讨会上声泪俱下，批判会场口号震天。在“郑大联委”主办的《革命造反报》第31期（67.9.1）头版《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一文写道：“郑大面貌焕然一新。被战斗师拆毁的大字报栏又林立在校园。大字报、大标语、巨幅宣传画，琳琅满目。看大字报的人们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整个校园充满了火热的战斗气息。”“二月黑风”中军区镇压造反派的内幕被揭露出来，证据确凿，骇人听闻。被军区逮捕迫害的“联委”同学，成了英雄人物。1967年8月23日下午，郑州市公安局二七联络部在二七纪念堂召开“控诉何运洪滔天罪行大会”，特邀郑大外语系学生杜××介绍“郑大联委”斗争史，特别是她“二月黑风”中被捕坐牢的情况，十分感人。
1967年11月1日，郑大革命委员会成立。党言川担任革委会主任。副主任由龚依群、任延庆、张书震、李长杰担任；常委除正副主任外还有程天富、马鸿勋、刘作周、方复山、唐一兵、孙日新、李恒福、袁宝珠。接着，各系革委会相继成立：数学系11月10日下午成立，主任朱久海；中文系11月11日上午成立，主任席占修；政治系11月12日夜成立，主任殷树山；化学系13日上午成立，主任韩立忠。还有物理系，主任侯德臣；历史系，主任：余明相；外语系，主任李杰。革委会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大批判和教育革命。
1968年8月26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郑大。9月26日，郑大联委宣布撤销。11月1日，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进驻郑大。
1968年8月以后，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开展，党言川等同学相继离开学校，到解放军农场、农村“接受再教育”。1969年6月1日，毛泽东在郑州的专车上接见刘建勋和纪登奎时，还问到“你们不是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一派吗？党言川怎么样？”这说明毛泽东还没有忘记党言川。
以上关于郑州大学文革概述，主要是依据笔者所存资料，其准确性、完整性远远不够，诚望郑州大学文革亲历者，给予批评指正。
2005年12月初稿
2008年12月修改
附件一：“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的由来
文革时，党言川是郑州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初期由于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的围攻、压制，得到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支持，后成为“郑大联委”负责人。1967年2月，河南省军区介入文革后，说党言川是刘建勋的“保皇派”、“反动学生”。3月6日，省军区召开10万人大会，第二政委何运洪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会后，用飞机撒发《告全省人民书》等传单。3月9日，党言川被捕。由此，“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顺口溜。
在“河南造总”夺权主办的《郑州晚报》上（1967.2.12）登载有一首小诗，是3月6日在飞机上执行撒传单任务的一个战士写的。题目很美：“春光无限好”。诗句很美：“豫西的群山在欢呼/奔腾的黄河在欢笑/与坐在机舱里的战士/有同样的心情，同样的思潮……//是什么使我如此激动？/是什么使我今天的热情这样高？/是这堆满机舱的传单啊/把我的心与革命左派的心紧紧相交//《告全省人民书》是大夺权的进军号/我们要彻底把资产阶级当权派斗臭斗倒/《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是我们共同的心声/表达了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教导//……千万张传单飘下去了—-像春天的花种/在革命左派的心窝里扎根长茂。”……毋庸置疑，在战士的心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支持“左派”是光荣的，而承担“飞机撒传单”的任务更是神圣的。所以，诗中表现出来的真诚、自豪、激动、愉悦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战士的心是洁白无瑕的。至于支持的是否真正的“左派”，恐怕这位战士也不会真正明白。时隔4个月，河南省军区向中央作检查，承认“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镇压了革命左派”，飞机撒传单显然是错了。后来，党言川担任了郑大革委会主任、省革委会常委、滑县县委副书记等职务。再后来，毛主席去世，文革被彻底否定后，党言川因“造反罪”成了阶下囚，撒传单这件事又成了万分正确。——就这样反反复复，构成了这段特殊的历史。
附件二：奇文共赏——《郑大联委兴衰演义》节选
文革中以长篇小说形式描写对立派组织的作品并不多见。在笔者的藏品中，有长篇小说连载——《郑大联委兴衰演义》第二回，油印，16开。虽然没有全本，作者、时间不详，但从内容上来看，显然是对立组织所作。细读之，语言精炼、幽默，人物刻画入木三分，对党言川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假如笔者当时读到此文，一定会称其为“大毒草”的。如今，文革已成历史，党言川已经作古，功过是非，历史自会有公论。试想当年两派针锋相对、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写出这样的文字实在不足为怪。
这里节选片断，写的是1966年8月15日，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到北京告状和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车回校后的事情。文中“凹面官人”是指刘建勋，“文大老爷”是指第二书记文敏生，副书记杨蔚屏冠以“黑货”，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冠以带引号的“好同志”……看官注意：事情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文革”这一特殊年代，不然的话，这样丑化省委官员，那还了得！
《郑大联委兴衰演义》节选：
第二回  刘、文、杨应邀赴会  党言川打人起家
话说车门开处，托地跳出一位青年来，颧骨高高，下巴尖尖，一副金灿灿的深度近视镜，神奇的座在鼻梁之上。众人一见是党言川，怎禁得住一声喝彩道：“好齐整的一条闯将！”这时只见一位女士抢上前去，一面接过言川手中之书包，一面说道：“哎呀！你可回来啦，言川！”在众人喝彩声中，悄悄地从车中又钻出“文联”的哼哈二将：一位大眼，尖脸，姓方名复山，字号石波，外人讥为“保皇先生”者。另一位，小眼，矮个儿，黑瘦子，姓刘名松盛者是也。问问知其底细者，无不啐道：“好个政治投机分子！”
欢迎仪式之后，早有一群人拥簇着往楼里而去。人声嚷闹，话不尽相逢之喜，就中一位兄弟高叫道：“言川哥，想煞俺也。”正说话间，一声喇叭响亮，众人回望阶下，只见那小卧车掉转车头，砰砰煽出一股黑烟，急匆匆告别“皇”亲而去。
见缝插针儿。如今且借党言川在楼梯上讲演之际，说话人交代几句：这许多欢迎党言川的同学中，多数还是革命或者要革命的，他们不同意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了的校文革，要自己起来闹革命，好得很！但不合信错了党言川，受了欺骗！后来有人写诗叹曰：
不看衣着不看容，只看他心红不红；
交了好友同进步，碰上扒手害非轻！
且说中午宴罢，只见一个个往校门外机械厂去了。共是三十多条好汉。相见毕，党言川径自取了一块半截砖朝屁股下一塞，便宣布会议开始。好言川，端的了得！不到一个午休时间，就把晚上要开的“赴京报告会”安排得停停当当：你贴海报，他送通知，并组织了大会主席团和保卫人员。党言川心怀鬼胎，私下对几个心腹说道：“咱不好好干，将来就被划成右派”，几个人听罢，叫将起来：“阿川你放心，凭咱十八般武艺，又有书记刘……”，党言川连忙打断：“不可声张！”于是几个人便小声说道：“又有刘书记……，管保弄个左派当当。”党言川闻言，顿时眉开眼笑，又叮咛一番，不在话下。
说话间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大操场人山人海，要听北京经验。……
这当儿，只见主席台北边一阵骚乱，闪过来四抹黑影。灯光下，只见是：凹面官人、文大老爷、“好同志”纪登奎和黑货杨蔚屏。凹面官人还致了词，说了些“大力支持”、“由群众解决”一类的吉利话。这话有甚厉害处？是你有所不知，这官家封过的敢字当头的小将，谁敢动他一下？切莫说他与这位官人又恁地要好！此是后话不提。
附件三：关于党言川的漫画
文革中漫画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被群众组织广泛应用。这组传单形式的漫画产生于1967年2月，4开，铅印，共9幅。传单名称：《彻底揭开河南省委司令部的盖子，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传单署名：中共河南省委机关《韶山》革命造反队。  产生背景：河南省军区介入文革运动后，把省委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视为“走资派”，把郑大造反学生党言川视为“保皇派”。这组漫画就是以“刘、文、纪”和党言川之间的所谓“主仆关系”、“秘密勾当”为内容而绘制的。
对于漫画的内容，笔者不能苟同，但绘画水平却令人叫绝，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党言川，个个形象逼真，惟妙惟肖。从收藏角度来看，不失为精品。
附件四：“冒牌驴”绰号的由来
文革时，任延庆是郑州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学生，“联委”主要负责人之一。1967年1月，清华学生唐×以“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名义写出《27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的大字报，郑州地区造反派在此问题上发生分歧。以“郑大联委”为首的多数造反派组织认为“清华驻郑联络站”不能代表清华井冈山，唐×是“冒牌货”。2月3日上午，支持唐×观点的郑州工学院造反队等在郑州市体育场召开“炮轰省市委大会”，“郑大联委”等被挡在会场之外。任延庆灵机一动，戴上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的袖章，进入会场，后被战斗师同学认出，当场被扭送到军区，照了相。何运洪政委指示铅印传单数千份。会后，《活捉冒牌驴》的传单在郑州地区如雪片般大量散发。“冒牌驴，冒牌驴，不是人家是自己”的顺口溜广泛流传。从此，“冒牌驴”成了任延庆的代号。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大家对任延庆仍以“老冒”称之。
选自《霜叶集》（此书已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