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吃人”----博客中国

江海油画艺术作品解读（10）—— 也谈“吃人”
江东晛

 

 
 
 
 
 
早上，我静坐一会儿，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鲁迅《狂人日记·四》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鲁迅《狂人日记·三》
鲁迅先生笔下的“狂人”，因为“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因而遭到了身边人的鄙夷，患了所谓的“迫害症”。至于这“古久先生”到底是什么人物，鲁迅专家们说，这是在隐喻“我国封建统治的长久历史”。由此观之，鲁迅是在借“狂人”之口，表达对“仁义道德”的传统的批判；是“仁义道德”在“吃人”，而不是字面上的“人吃人”。但是，如果真要考量一下“仁义道德”的原教旨，我们多会发现，它们是温馨的，是亲民的，怎么会“吃人”呢？因此，“吃人”的不是孔子，不是孟子，而是为集权统治者所利用的“孔子”和“孟子”；不是儒家思想，而是“儒教”；不是“仁义礼智信”，而是“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总而言之，这“吃人”的，是中国漫长的君主专制体制，是中国传统的封建官僚制度，而不是“儒学”本身。
现在，有不少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某些“前卫”的“课改专家”，他们公然叫嚣说：鲁迅的批判反映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社会心态，在今天已经没有了现实意义。这让我觉得非常讶异——今年是2008年，距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灭亡已然97年，距离中国脱离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已然59年，距离中国打倒“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已然32年，我们的国民依然在日常生活中面对同伴的受苦而麻木不仁；依然在突发事件的现场“簇成一个半圆”，“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鲁迅《药》）；依然热衷于进行“内斗”；依然娴熟于利用“精神胜利法”逃避对自我的反思……面对这样普遍的现实，身为教育专家的“良师”竟说“鲁迅已没有了当下意义”，是无知呢？还是别有用心呢？
我之所以动起感情偏离主题写了这么一大段驳论文字，是想引出这样一个疑问：鲁迅先生所述的那种“吃人”现象，那种对人的存在予以漠视甚至戕害的现象，现在还存在吗？
我的答案是——依然存在。我在评《人为本》那幅画作时，已经指出，在传统道德濒临“偶像的黄昏”，而法律权威在社会上普遍尚未确立的年代中，改革开放的荣光下，有着数不清的罪恶阴影。我们应该不会忘记《中国制造中的生命补贴》那篇文章的部分段落，它们为我们展现的企业主们的“吃人”行为和劳工的“被吃”惨象令人发指。还是那篇文章，在结尾处提醒我们：因此，在我们下一次看到“中国制造”的标签时，不应该忘记这些低廉的价格；在我们从楼房向下俯瞰这个灯红酒绿的现代化城市时，即使无能为力去改变这个世界，但至少可以改变或提醒自己，数以亿计的人，像虫子一样地活着。
许多平时生活安然的人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种“无法相信”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民主制度不健全、民意上传渠道不通畅，导致大量苦难劳工“有苦说不出”，所以无法让我们相信；另一方面，企业主通过“后门”勾结官员，“买通”媒体，换来他人对自己的“忽视”，便利他们“大胆地”干这类勾当。我们说，“主权”永远是第一位的，中华民族是容不得人傲慢地指手划脚的；但我仍要冒着所谓“民意”的风险大声疾呼：“人权是个好东西！”下面，就让我们将“人权”由一个政治名词还原为哲学名词，看看它的本意是什么：
构成一个人的完整尊严并且社会有义务满足的必要条件。人们拥有这些权利仅仅因为他们是人，而无关乎他们的种族、性别、社会地位、文化、习俗等特征。任何地方的人都有这种权利。因此，人权一般被认为是普遍的。根据康德的观点，一个人的基本的权利是他应把自己尊为目的而不是手段。
——《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
所以，人权是一种普世价值，我们中国人有必要接受这种观念，因为它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不是没有交集。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那么，“仁”字的原意是什么呢？许慎《说文解字》云：“仁，亲也。从人，从二。”段玉裁注引《中庸》：“仁者，人也。”孔子曰：“仁者，爱人。”在文言文中，有时“仁”与“人”“民”二字是相通的，这些都说明，儒家的伦理学是一种温存的人本主义学说。孟子就更不必说了，他的“仁政”论让每个读者都心潮澎湃。几年前，胡**主席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对中国文化的人本主义传统做了小篇幅概述：中华文明历来重视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
这一切都说明，纵使意识形态差别巨大，中国和西方在重视人的价值这一点上是有共同理念的。因此，无论从吸收外国优秀文化成果的角度，还是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还是从建设一个和谐大国的角度，中国人没有理由不接受这种理念，没有理由不构建一个突出人权的体制，也没有理由将“吃人”的行为继续下去，更没有理由看着弱势群体的受苦受难，而不采取建设性的措施。
但我们的现实是，中国政治文化中有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求稳定”。要了解这种文化产生的背景，还要从官僚体制说起。我们在评《人为本》时已经说过，中国因为其历史的积缘，至今仍未完全改变其官僚体制的政治权力构架。古代的官僚体制——用黄仁宇的话说——就是“真理自上而下”，即，政府的政策不是因人民的意志而决定的，而是在上位者的“个人意志”或统治核心的“团体意志”的体现。用立体图来表示，就是一个倒金字塔型，头重脚轻；即，地位高者权力大，地位低者权力小，最下层的人民无权或少权，沦为“被吃者”。那么，官僚体制是如何运作的呢？依靠的是“一上一下”。“上”是指“对上负责”。“下”是指“对下施压”。当在上位者要施行某一政令时，他会“自我启动”，施加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力；而官员为保住自己的权位或求得升迁，就必须执行这一命令。核定官员到底该升该降，靠的是“政绩考核”：命令执行得好，领导一句话就能升迁；执行得不好，领导一句话就倒霉。而政绩好坏的标准——根据皇帝们追求“太平盛世”的理念——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当地的稳定与否。在清代，这种体制导致的后果是“官场仪式化”，“这种官场仪式的宗旨就是用尽一切方法避免事端。为了能在三年内升迁官职，地方官们并不关心当地的长期发展，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息事宁人，得过且过……所以，中国官场充斥着消极退让，明哲保身的精神”（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在当代，官僚体制依旧运行，但新时期，领导给下属提了新任务，那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心全意将经济搞上去。于是，政绩考核加上了“发展”一项，并要求官员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样一来，清代这种“不关心当地发展”的思维被迫抛弃，转变为积极的招商引资，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因为人所共知的多种原因，劳动人民的利益受到了某种侵害，基本人权未得到应有保障，这些造成了社会不稳定的问题。怎么办呢？为了升迁和保职，经济是不能放的，但群众闹事也是个问题。于是，他们开始错误地认识到，中央所求的“稳定”，并不是真心实意地要保障人权，所以群众问题只要捂住了别闹大就行。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现象——经济上的开放与日俱增，而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改革裏足不前。同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发生重大煤矿安全事故之后，地方官员最先想到的往往是“瞒报”，因为这个事“闹大了”，若“捂不住”，等“上面问下来了”，“乌纱帽就保不住了”。为了求升迁，为了个人的利益，也因为没有战略性的眼光，中国的许多官员只会“对上负责”，而不会“对人民负责”、解决民生问题，更不用说“对历史负责”，进行实质性的体制改革与建设了。
但是，这一切都在改变，中国的战略家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开始采取切实的行动来解决问题了，而不是只停留在空泛的理论教条上；尤其是今年的奥运会，现在各方都将其看成为促进中国转型的良好契机。如果中央为筹备奥运而推出的一系列措施能在奥运后变为固定下来的制度，而不是只为给外国人充门面的话，那么，奥运为我们留下的遗产将不只是一些体育场馆，而是一个更加开放透明和人性化的中国。但是，这也不能湮没我们当前的忧虑，很多西方媒体认为，奥运将成为对中国现行政体的巨大考验，而中国很有可能失败。奥运确实是对官僚们政治智慧的大检验；而从中央到地方，因为囿于传统的官僚政治文化，中国的改革也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一波三折。既然会一波三折，既然不会一帆风顺，那么每个政治参与者就应该尽自己所能，参与到改革中来。以个人的拙见，我认为，中国现在的人本主义化的改革也可以概括为“一上一下”，“一上”是指在官僚体制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摆出改革的坚定决心，并战略性地认识到历史前进的方向和“人”之作为“人”的人性价值，而不只是作为“廉价劳动力”的经济价值，然后，利用“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机制让为官者认识到，中央是说到做到的；同时，通过教育，让“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入官员的人心，让“官僚体制”对人民释放善意。但光有“一上”是不够的，它只能使中国成为“贞观之治”那种类型，要想使改革永远不回头，必须配合“一下”，那就是人民自下而上地提出自己的合理的诉求，对整个官僚体制施加自下而上的压力，并学会接受自上而下的善意。提出“一下”，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民间力量确实有了可喜的壮大；而且由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民间表达渠道多元化了。有了“一上一下”，还要“上下相遇”，那就是，官方同民间共同商议，在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提出可行的制度设计计划，使理想通过制度变为现实。
实现这一切，要求国民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正确协调“承认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和“进行批判”的关系。我们说，认识到“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并不是屈从于现实；从“理想”的角度考虑历史人物的行为，也并不能无视现实；目下必须要将二者结合起来。承认“历史长期合理性”，不意味着不需要批判，因为中国的现实体制具有一种惰性，在执行政令的过程中，下级官吏经常会打折扣，这就是因为监督不足造成的。你若不批判他，而只宣扬“大历史观”，他们就会得过且过，躺在过时的功劳簿上打呵睡。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防止别有用心者，将“历史长期合理性”作为幌子，认为在开放初期的当下，“牺牲人的价值实现经济发展”仍是理所应当的，从而“不作为”，甚至“负作为”，继续搞官商勾结，继续无视民生问题。我们一定要防止这样的当政者用“历史的名义”而淡化个人在历史中的责任，用“历史的名义”来为自己的利益打掩护，从而造成历史的原地踏步。
最后，还是用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的话来结束文章吧：
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2008.7.31 于天津市南开中学高三14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