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与欲望的怪物——从中央文献再谈公共食堂

刘大桥
2010年2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491
两年前在“读方志”系列里曾写过一则叫《全国都是公共食堂》的文字。在那则文字里，从笔者生活工作的四川宜宾十区县的方志里寻出了一些关于1958—1961年办公共食堂的史料，进而通过当时手中的官方文献，表明了笔者对公共食堂这一中国当代独特历史现象的评论和批评。
新近读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每十一册（1958年，1995年初版）、第十二（1959年，1996年初版）、十三（1960年，1996年初版）、十四（1961年，1997年初版）册后，其中在这些文献中读到涉及公共食堂的一些文件，真是感慨良多。现将这些感慨写在下面。
中国曾经风起云涌的公共食堂的起始，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也就是，它的兴起并不见于中央高层的讲话和文件。即使是最重要的武汉会议（1959年3月）前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两次《党内通信》（一次是1959年3月15日、一次是1959年3月17日）都没有提及到当时已经开始了的公共食堂。可见，办公共食堂并不是毛的初衷。但是，公共食堂却与毛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密切相关。或者说，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附产物。不过，这一附产物加之三年的严重灾害，却让公共食堂在“三面红旗”中的这一新生事物衍变成了一桩臭名昭著的历史事件。再或者说，它与毛的理想主义（十年、八年即实现共产主义）和乌托邦密切相关。也就是，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作为“超英赶美”的平台和手段，在毛看来，他一定会在短时期（或他的有生之年）内带领他的人民超英赶美，而且很快就会实现他的大同理想，以及展示他的大国领袖风范。最重要的是展示其与苏美相提并论的世界领袖的意志。因此领袖的狂热一是带动了他子民们的狂热（尤其是一些献媚官员的狂热），二是领袖认为，只有他的这般构想才有着无比大的力量（“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就是在这种获热和自大中必然出来的政治口号）。于是，作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最新事物的公共食堂，有着无可比拟的号召，它伴随着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一哄而起”。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倡导”界入时，大办公共食堂开始进入全国性运动。不过，当时中央的态度还不是那么强硬。即使是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只是提出“要办好公共食堂”（《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一册P615，下只注册数和页数），也并没有说“一定要”而且也没有讲“一定要在全国范围”。而在此之前，据一些史家考证，作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1958年8月1日）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章程里，有关于“生活集体化”和建“全民食堂”的条文，这可能是中国公共食堂的鼻祖。但这不是中共高层一开始的发明和要求（尽管毛泽东第一时间视察七里营时给予人民公社高度的赞扬）。不过时间进入到了已经有人逃荒、已经有人饿死的1959年，公共食堂却突然被中共高层喊响。在粮食已捉襟见肘时，毛在一封批示中写道：“食堂吃饭，结余归己”（十二册P438）。这也许是毛对公共食堂就文字的第一次表态。就在这封批示前不久，毛就农村日益尖锐的“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问题”发表极其重要的《党内通信》（十二册P283—P286）。其实这封党内通信是一封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文章。但非常遗憾的，当时所有的人都在“三面红旗”下凯歌高奏、一日千里地“大跃进”。谁听得进“讲真话”？
到了1960年，对办不办公共食堂，中央高层强化了硬性的介入。如果说，当时的七里营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还是人民群众的自发创造的话，到了1960年，公共食堂已经成了中国的一项国策。1960年3月18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在这个批示中，中央强调公共食堂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并要求全国各省在一年之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而且要在全国“普遍推行”（十三册P80）。其实，此时的公共食堂在全国已经如火如荼了。与这个文件同时下发的由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里，我们可以看见这样一个图景：
在公共食堂吃饭的农村人口，河南99%、河北86.1%、山西81%、甘肃63.3%、山东55.4%、黑龙江40%、辽宁33%、吉林29.4%。
到了1959年年底，除西藏外，中国大陆诸省已经公共食堂化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三册P89提供了一个数据。这组数据表明90%以上人口参加公共食堂的有河南、四川等7个省，70—90%的有北京、新疆等7个省。50—70%的有湖北、江西等6个省，50%以下的有山东、黑龙江等7个省。另一资料显示，其实在1960年之前的1958年秋时，即公共食堂开始几个月后，中国大地上已经诞生了公共食堂390万个。显然，汹涌澎湃的公共食堂浪潮，已经不是人民群众的自发力量，而是国家权力的力量或者领袖号召的力量所为了。
在一个还没有达到象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物质象涌泉”一样涌流时，中国从1958年8月始的办公共食堂到1960年全国山河一片“食堂化”。这究竟出于一种什么原因，一样地众所纷纭。有说这是源于“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革命”，有说起于“给‘右倾保守’思想的人一个有力的批判”，有说它显示出了社会主义的“巨大无比的优越性”，有说它因集本主义会彻底改变中国小农生产的社会结构，有说因它不再让妇女做家务而解放了妇女等等。1960年4月6日，中共山西省委在给中央及毛泽东的报告中称公共食堂的意义至少有：一、适应集体化生产；二、提高劳动生产率；三、解放了妇女，建立起了新型的民主的和睦的家庭；四、改造了人民的思想。并称“公共食堂万岁”。（十三册P250）。因此中央在《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批语中要求全国在“两三年内争取”象河南等到省达到人口总数90%以上的人进入公共食堂（十三册P82）。
那么，公共食堂是怎么的一个好呢？
据中央办公厅的关于八省农村食堂的材料显示，公共食堂有如下一些好处：
一、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食堂）；
二、按人定量、乐意欢心；
三、经营好、花样多、吃得饱、吃得好；
四、讲究卫生；
五、做饭高效、炊具机械化；
……（十三册P82—P84）。
（当然，这个文件是讲辩证法的。说了许多好处后，说“少数食堂”在“计划用粮”上存在“吃超粮食标准的现象”，如新乡地区即公共食堂的发明和肇事的地方7个县1120个公共食堂几个月内便吃超粮食299627斤！）
来自民间关于对公共食堂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民谣一：“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
民谣二：“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
民谣三：“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
……
但是，这样伟大的发明和创造，无论是从中央文件和省委文件的理性概括，还是民间的感性认知，今天看起来都是一个笑话和一出闹剧。譬如“米要淘净，饭要煮熟，水要煮开”（十一册P520）这样的常识，竟然出现在当时《人民日报》的《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之中。因此，在大哄大干一年多之后，便难以为继了。
当大办钢铁进入低潮、当全中国都陷入饥荒的1960年、1961年时，毛号召全党深入基层调研，希望真切地了解到农村的实情，以便通过调研所获得的真情重新制定新政来解决当时的窘境。于是，在《毛泽东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信》（1961年5月6日）中要求西南中央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半个月内”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而且必须给毛本人写信报告（十四册P316）。此后，各地的反应很快就到了毛的案前。不过，第一个报告不是大区第一书记，也不是省委书记，而是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
就在毛的信发出的翌日即1961年5月7日，周恩来（周此时已认真学习了毛5月6日的信）在写给毛的报告里称：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二、社员不赞成供结给制。（十四册P317）。紧接着，胡乔木从韶山寄回报告。胡的报告称：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112个减为6个，而且，这6个据公社党委了解，其中5个不久以后都将不办（十四册P321）。在胡乔木的这份报告中，胡还报告说，因不再办公共食堂，“群众的热烈程度难以想象”，胡乔木还转述了韶山百姓说解散公共食堂是“第二次解放”。无论在周的报告还是胡的报告，大办公共食堂不到两年后的1961年中期，解散公共食堂已成了上上下下特别是农村人民群众最极切的呼声和愿望。而且由县、区、省开始了对公共食堂的解散。就在胡乔木的这份所告里称，湖南省委为解决公共食堂问题“决心很大”，且“预计最近即可在全省范围内解决”（十四册P321）。
（看来，面对窘境，当时包括中央高层的一些人还是敢于说真话的）。
到了六十条（1961年6月15日）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时，中央对公共食堂可能已经厌倦或准备放弃了，至少不做硬性要求了。于是在第三十六条中称“在生产队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十四册P401）。现在我们看到，这句话其实是说了等到于白说的话。因为无论是毛、还是周、还是整个中央集体都看过了胡乔木给毛的信（毛当时即1961年5月9日就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转发了胡乔木的信）。为什么还会加上这么一句似是而非的话呢，原因无别，面子丢不起！这种状态，我赞成下面的一种说法：中国1958年—1961年风起涌的公共食堂事件，是权力与人性的较量而权力获胜的结果，是良知与欲望较量欲望获胜的结果。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由于某个人的理想的一意孤行，好心办呆事的事不是少数。而且更糟糕的是，倘若某一个人的理想和欲望被赋予了国家意志或者宗教使命，并通国家机器来推广某一理想。那么让历史倒退、让民族（国家）蒙难、让人类在战争和血腥中挣扎的事，屡屡发生。如第二个千禧年初期长达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人民的名义发起世界大战的希特勒等，便是这样的极端事件。这样看来，毛不是第一个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或许也不是最后一个。特别是当某一执政党缺乏制度上的有效监督时，那更难设想它可能出现的后果。象中国公共食堂这样以如此冠冕堂皇的理想主义的名义，把自己治下的几亿人推向饿莩遍地的情景，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多见。当然，我们不能把1959—1961年三年间饥荒时非自然死亡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公共食堂。但是，在三年的“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中，人民公社的“一平二调”、全社会上上下下的“浮夸风”“共产风”和它他们的产物公共食堂是难咎其责的。
过去了整整50年的公共食堂，今天看起来，不仅是一场闹剧，也不仅是一出笑话。就当时所作所为，其实在今天看来就是一个怪物：外面是花枝招展的凤凰羽毛（理想主义），里面却是秋雨淋霉了的稻草（权力的欲望）。而象这样一种怪物，在今天并未绝迹。只是没有象公共食堂那样“明目张胆”罢了。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快就要开始它第二个甲子时，希望类似事件不要再发生。
2009-9四川宜宾小碑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