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为我解困惑——？

人的天职在永于探索真理。
——哥白尼
有些事，想了很久还不明白又放不下，在此公之于众：求个抛砖引玉、集思广益——
困惑之一，关于“国企改革”：
那么多的“专家”开出了一茬又一茬的“良方”，怎么越“改”国企的“病”越重？越“改”职工的地位越下降？越“改”国家的利益越流失？我们改革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要使国企祛“病”延年、还是要推翻公有制返回私有化？我们党闹革命、搞建设的初衷是否是建设社会主义？是否是走公有化道路？如果不是，革命与建设的意义何在？因为革命之前的封建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就是私有化的。如果是，一个一个化“公”为“私”又是何意？什么是“专家”？就是能把某项事情办好，经济专家就是能把经济搞好、能使原有的经济实体通过他的“改革”兴旺发达，而不是回天无力，打倒有方！好比一个医生给患者看病，结果把小病看成大病、把大病看成不治，这“医生”能叫医生吗？不管他有多少头衔写了多少书得了什么奖能说几国话，按“实践检验真理”的格言，那他就是个“夺命鬼”，而决非良医。因为能把小病看成大病、能送人上西天的，本无所谓“医术”可言，谁都可以干。盖房子不行，把它推倒，挖它的墙角，还要什么“专家”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们，应该是少些好吧？从另一层面上看，“公有制”是否必然成为发展经济的阻力——事实恐怕不是这样，因为不但我们解放后几十年一直是走公有化道路，且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就是在今日之美国、日本，也还有国营企业、公立学校。他们是资产阶级政党执政，与我们党的政治性质无法同语。但由此可知公有制不坏！回头看一看，如果不是我们党搞公有化、消灭剥削、开创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许多贫民子弟（含像张维迎、皇甫平、方永刚等那样出身贫苦农民之家的“专家”）如何能读得起书、留得起洋？
困惑之二 ，关于“个人价值”论：
当电视、报刊前呼后涌推出一幕又一幕“你想成为明星吗？快来报名参加某某大赛、某某排行榜、某某名人录……”的煽情策划后，一批批“明星”“专家”“能人”便如雨后春笋般在神州大地“崛起”——在追星族眼里，“明星”比爹妈要亲；在官僚者眼里，“专家”比人民更靠得住；在敛财者眼里，“能人”比劳动者更有价值……。“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似乎过时了？为国家、为集体、为他人着想、奋斗、服务的理念，似乎丢人了？官为自己当、钱为自己赚、名为自己争成为时髦，令人不由的想起一个日本人在深圳建设工地上嘲笑中国工人的话语：你们中国人一个人做事是条龙，两个人合做就是条虫！有段时间在MBA教坛盛行的“森林遇虎”洋理论，更是把个人主义推向极端——人们要问：两个旅行者为何不能一致防卫、偏要强调你死我活的“跑得快”呢？明知快也快不过老虎，那么牺牲别人怎能一定保得住自己？
有个很老的故事说，天堂和地狱的人其实吃一样的食物，且在进食时每个人的双手都被绑有一双特长的木匙。所不同的是，地狱里的人吃食时争先恐后，但由于被长匙约束都无法将食物送进口，食物只能被抛撒在地上，所以个个骨瘦如柴形同饿鬼；而天堂里的人，以木匙夹到食物时是将食物往同伴的口里送去，在大家彼此付出、默默配合下，每个人都能成功进食，故而个个红光满面……
当我们举国上下为“个人”加油呐喊时，外企里却天天在培训“团队精神”。我不明白：这“团队精神”与我们曾经倡导的“集体主义思想”有何本质区别？
困惑之三，关于市场经济“自由”论：
有人说市场经济就该“市场作主”，政府不应干预！难道天下真有这么“自由”的市场经济？长期来，我们搞的几乎都是“极端思维”——实行市场经济了，就把市场经济说成“万能灵丹”；不搞计划经济了，就把计划经济批得一塌糊涂。申请加入WTO那阵，把“世贸”说得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可爱”，可如今“壁垒”“卡子”不断！其实，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都不过是一种“模式”，就像“科学技术”，无所谓好坏，关键看是什么样人去操纵——“科技”在恶人那里，对社会不但不是“生产力”，还是破坏力：你看他们走私、贩毒、造假、诈骗……，哪一样不利用“科技”？！天下无绝对之物，科技的发展使南极上空有了“黑洞”——说明“科技”也是一柄“双刃剑”；如今市场中的恶性交易泛滥，说明“市场经济”也是一柄“双刃剑”。如果“市场作主”是意味着“有买有卖”就行，我看是片面的——官，能买卖吗？人，能买卖吗？毒品，可以买卖吗？假冒伪劣物，可以买卖吗？国家机密，可以买卖吗？连法律，也可以交易吗？当我们把黑社会的行事“规则”，移到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社会状态中来，这种反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究竟“肥”了谁？究竟谁又能从中获得“自由”？据报载，来自中央机关的一名挂职博士被下派到某省一个地级市当市长助理，有位开发商曾捎信给他：如果能够帮助低价拿到市中心的一块100亩的土地，他的回报是500万元。他不解：该交给“市场”的却交给行政干预，该行政干预的却交给“市场”的例子太多了！如果我们头头脑脑在“市场”中失去“准星”，该干预的不干预，不该干预的乱干预，市场经济何时才能成为法制经济？
困惑之四 ，关于“GDP增长”：
从资源成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心理成本上看，不顾一切地追着“GDP增长”的屁股跑（结果弄得资源浪费、枯竭，环境污染、恶化），是否有点像为了“长高”而暴饮暴食者？直弄得“富贵病”缠身而不得不减“肥”！可谁都知道，肥起来易瘦下去难，得病易治病难！有资料显示，由于“发展”，过量开采地下水形成“地面沉降”，造成长三角地区经济损失就达3150亿元。那么，要治理长江、黄河、珠江、淮河的污染，那该花多少钱？什么叫“折腾”？这种“先肥再瘦”算不算？
困惑之五， 关于“前途——理想”：
官场中曾流行过一句顺口溜：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理想理想，有利就想。不知何时，追求国家前途、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被人们批成“假大空”的说教，如今的人们更“实际”了，不见“兔子”不撒“鹰”！早先的“政治乌托邦”被“金钱乌托邦”击倒，欲望之火如火山喷发：对金钱顶礼膜拜——当官不为民作主，只奔发财一条道，一朝权在手，能贪多少贪多少，只冲那天文数字而去——！奇怪的是，在我们为那些披着共产党员外衣、时时刻刻“为钱而图为利而想”的贪官盗贼怒发冲冠之际，却有一些“专家”又站出来为巨贪的活命呼号——他们认为“生命无价”，所以经济犯罪就该“免死”。在这些人口口声声“人道”的背后，谁知道有多少普通劳动者流血流汗干一辈子也难挣得巨贪鲸吞掠夺的一个零头？有多少为保产值保利润保政绩工程按期完成而倒毙在恶劣的劳动环境下的无辜的同胞？有多少因上不起学看不起病而离开人世的青春年少？——这笔“账”该怎么算？“专家”们难道能只把贪官的“命”当命？！
……
当纪念陈云诞生百年的会场响起《国际歌》，当“七.一”之晨电台里传来《东方红》，历史与现实能启示我们什么？前人的东西是否都要否定？先辈的传统是否都要背叛？我们活着的每个人是否都比逝去的人高明、高尚？记住先烈、学习前辈、继往开来、以民为本，我们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我们留给后代的，最重要的不是金钱、物质，而应是一个完整美丽的地球和充实完美的灵魂。”这句出自香港摄影家之口的话，也应当是我们所有正为建设和谐社会而努力的基层“父母官”的心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