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记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

[ 天外飞砖 ] 发表时间： 2010-08-15 14:24:47[ 发短信 ][ 回复 ][ 树状 ]
 
揭秘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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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此文纪念那些在中国人民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来华助战、与中国人民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苏联英雄们——被遗忘的苏联“飞虎队”
他们金发碧眼，他们讲俄语，他们比陈纳德的“飞虎队”更早地来到中国，他们为保卫中国与日本人浴血长空，他们中有二百多人永远留在了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他们不被大多数中国人所知……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们为您揭开苏联航空志愿队援华作战那段尘封数十年的历史那些为中国献身的苏联英雄
一个闷热的日子，一位老人，一段尘封多年的历史。“国家只提供这一间房，很多活动都是拿自己的工资来搞的”。作为俄罗斯老战士委员会中国组负责人，伊万诺夫不大的办公室到处堆着书籍或纸张。简陋的房间连个电风扇都没有，几个小时采访下来，我的衬衫已经背后湿透。
穿着长袖衬衫打着领带的老人却并没有注意到难熬的天气，他兀自为听说再过几天就是中国抗战胜利58周年而兴奋着。82岁的老人，说起六十多年前苏联空军援华抗日的往事，宛如目见。“蒋廷黻的一纸谏言让蒋介石注意到苏联这个潜在的盟友……”
墙上挂的大幅地图，无言地说明着主人的经历——1937-1941苏联航空志愿队作战图。地图上的主体，在我看来再熟悉不过了，那是一张硕大的中国地图。
一根粗粗的红线从苏联直指中国境内的兰州，66年前，苏联空军志愿队就是沿着这条线来到中国。当时，国民党的空军已经打光了。
1937年，日本已自行生产了1500多架军用飞机，包括多种型号的轰炸机、战斗机以及侦察机。相比之下，羸弱的中国空军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到了11月初，剩下的飞机不到36架。只能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组装一些飞机。
眼看中国空军将全军覆没，国民党政府开始寻求外援。当时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美国无心介入，蒋介石只能将目光投向苏联。早在1934年，蒋介石就派蒋廷黻秘密访苏。“七·七事变”前，蒋廷黻曾专门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批评蒋介石的对苏政策，认为不应同时与苏、日两个邻国为敌，建议联苏抗日。但蒋介石始终对美英调停抱有幻想，没有最后定夺。直到走头无路，南京政府才下了最后决心——8月20日，蒋介石电令已时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要他迅速接洽苏联政府，急购200架驱逐机和100架轰炸机。第二天，《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苏联对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的援助正式展开。“撞也要把他撞下来……”
苏联不仅派来飞机，还有人
战斗机驾驶员安东·古边科就是其中之一。1938年5月30日，9架日本轰炸机出现在汉口机场上空，苏军立即起飞迎敌。随着两架日机冒着浓浓黑烟栽向地面，又来了近百架日机试图掩护剩下的轰炸机返航。但逃跑途中仍有14架日机被击落。苏军飞机只损失了2架。
打扫战场时大家忽然发现少了安东·古边科。正当四处搜寻时，远处的地平线上忽然出现了一个小黑点，那是安东的飞机。当它在一片欢呼声中摇摇晃晃地降落后，战友们惊奇地发现机身正前端好像少了一块东西，显然是由于飞机撞击造成的。奇迹般地，安东从容走出机舱，脱下尚未打开的降落伞，绕着飞机巡视了一周，然后才讲述他死里逃生的经历。
原来日军来袭时，安东匆忙驾起一架飞机，但升空后发现，机上仅有一架机枪。击落一架飞机后，当他准备继续射击另一架敌机时，才发现子弹已经全部用完了。
固执的安东不愿意就这么白白地放走敌人。“我紧紧地跟着这个日本人，然后瞅准时机用转动着的螺旋桨砍打它的机翼。”在一声巨大的金属撞击声后，日机一边机翼飞了出去，机身立刻侧翻、栽向地面。安东飞机的螺旋桨也严重变形。不过他发现飞机居然还能勉强滑翔，于是放弃了弃机的打算。　就这样，安东硬是“飘”回了基地。
不久，日本飞行员的尸体在一个小湖旁被发现。年轻的苏联人就这样完成了第一次撞机的尝试，他因此被授予了“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在整个苏军援华期间，只有14人获得过这样的荣耀。
像安东·古边科这样来华参战的苏联小伙子还有1090人，包括多名经历过西班牙战火洗礼的作战英雄。1937年11月底首批飞行员到中国后，就直接投入了南京的战斗，直到12月12日被迫飞离南京。尽管日军数倍于己，他们却总是主动出击。南京的不屈不挠，奠定了他们未来4年战斗的基调。
黄莺、燕子、喀秋莎
在那张硕大的“远征图”上，标着无数个轰炸、空战地点，南京、徐州、南昌、武汉、广州、兰州、甚至西部边陲昆仑关，志愿队出现在几乎所有的正面战场。尽管他们骁勇善战，但在地面战起决定性作用的时代，空中的胜利很难扭转大局。随着战略重镇不断被攻陷，且战且退成了苏联飞行员的宿命，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兰州、从南昌到重庆……
但苏联人是不认命的，他们确实有这样的资本。当时在中国作战的伊-15、伊-16，是苏军的一线装备，伊-15比较灵活，便于水平作战，被苏联人称做“黄莺”。伊-16则因速度快、便于垂直作战和追击，而被叫做“燕子”。“黄莺”和“燕子”高低搭配，往往以少胜多，为中国空军掌握1937-1940年间的战场制空权做出了很大贡献。还有一种被苏联人称为“喀秋莎”的CB轰炸机，速度比同时代的日本九六式战斗机还要快。
装备和勇气，成就了苏联飞行员的一次壮举
1938年2月23日，苏联红军节，志愿队决定长途奔袭日本在台空军基地。当时台湾是日本空军的一个主要基地，松山机场上停着大批战机。指挥官留恰哥夫决定派出两批轰炸机队：一队是驻在南昌的中苏混合编队轰炸机队，12架飞机；另一队是驻汉口由波留宁率领的的苏联空军志愿队轰炸机队，28架飞机。
当天早晨，两队分别出发。由于领航员计算偏差，南昌起飞的机队没能到达台湾。波留宁大队由于航程远，不得不用5500米高空直线飞行来节省燃料。从汉口到台北，飞行员们一直忍受着高空缺氧的折磨。
到达台北时，云层中出现“天窗”，苏军迅速钻出云层投弹，机场陷入火海。日本人根本没料到竟有人能够袭击台湾，毫无戒备，战斗机和高射炮都成了“哑巴”。
此次轰炸，苏军共投掷了280枚炸弹，炸毁敌机12架，营房10栋，机库3座，还焚毁了可供3年使用的航空燃油及其它装备，松山机场完全瘫痪，一个多月不能使用。
第二天晚上，宋美龄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名义设宴为全体参战人员庆功。她在祝酒辞中说，这次袭击已经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日本当局已将台湾行政长官罢免，并将松山基地司令官撤职，交法庭审判。“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　在异乡作战，最大的不便源于文化和语言的隔膜。苏联航空志愿队来华作战初期，曾发生过跳伞的飞行员被当地的民众误认作日本人而加以围殴的事件。为了避免类似的误会，国民党政府为他们制作了蓝色的袖章，上写“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
1938年初，波雷宁的飞机在一次战斗返航中出现故障，不得不降落在一片芦苇里。全体机组人员看着这片陌生的地区，忧心忡忡。
不久，300多个中国人小心翼翼地朝他们走来。波雷宁赶紧用手指着绣在他制服上的蓝布条，这些中国人端详了一会儿，突然都露出了笑容。
语言不通，机组人员就通过画图指导村民们把重达7吨的飞机从沼泽地里拖了出来，中国人硬是用人力把飞机移到江边，抬上一条小火轮，一位老船长痛快地答应把飞机运到汉口。
随后，几位“洋人”被安排到一个小餐馆吃了顿安逸的便餐，有蒸肉、花生米和各种陌生的蔬菜。饭后在一个安静的村舍里美美地睡了一觉。他们这才知道身在芜湖，事后回忆里，这里更像是一个战时疗养所。
护送他们去汉口的中国小伙子带足了面饼，还特意带上了茶水。性格开朗的他一路上时而做着手势讲故事，时而用口哨吹出动听的中国民歌。两天后，飞行员们安全回到了汉口基地。不久，飞机也运回了。
听着这段往事，我的目光无意中落到老人身后那幅“中苏人民友谊万古长青”的条幅上，忽然另有一番感触，不禁插话询问。原来书者任栋梁的父亲任辅臣曾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率领中国团与白军英勇战斗，最终壮烈牺牲。五年前，伊万诺夫还曾陪同他祭拜了父亲的墓地。卫国战争前，苏联人到中国来帮助抗日；卫国战争后，中国人远赴他乡帮助抗德——除了“中苏人民友谊万古长青”，我一时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话来表达这一份感动。
一次，几个苏联飞行员乘坐一辆敞篷汽车行驶在汉口大街上，一群女大学生发现了他们，其中一个女生突然大声呼喊：“塔瓦里希！”(俄语同志的意思——编者按)，苏联飞行员也大声回答：“塔瓦里希！”“塔瓦里希”走了！”
在充分领教了苏制飞机的优越性能后，日本人有针对性地研制出新一代的零式战斗机，几次较量后，空战的主动权再一次向日军偏移。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由于国内吃紧，苏联对华军事援助规模逐步缩小，苏联空军志愿队也陆续回国。至10月，苏联对华物资和人员援助基本停止。特瓦利西们就这样告别了中国。
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总共派遣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包括1091名飞行员。他们带来的飞机，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250架，其中包括561只“黄莺”和“燕子”，222架轰炸机(大部分为“喀秋莎”)，以及100架教练机。
四年中，日军损失飞机986架，战舰100多艘，包括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巡洋舰，日军王牌飞行员中的“四大天王”三位被击落。当然，志愿队也献出了211条生命。
塔瓦里希虽然走了，但飞行员留下的所有军事设备中方已能完全掌握，并能继续给日军造成一定威慑。不过，制空形势已大不如前，直到陈纳德率领“飞虎队”来华，当然，那都已经是后话了。
伊万诺夫老人似乎对我拿苏联空军志愿队和美国飞虎队相提并论颇不以为然。现在他们的“俱乐部”里已经没有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成员了，老人说，三个月前，最后一位援华飞行员费多罗夫去世了。
一路走好，“塔瓦里希”。
苏军无名烈士长眠武汉
记者在武汉市二医院干部病房19楼见到了杨公楫，他已经83岁，曾担任解放公园的第一任主任，3周前染上肺炎，刚刚痊愈。看到记者他显得有些意外。
苏联空军志愿者在1938年武汉空战中牺牲后，被掩埋在万国公墓。1956年，其中15位烈士遗骸从万国公墓迁到解放公园，当时负责迁移工作的可能只剩下杨公楫一人健在。弹指间半个世纪过去了，从哪里说起呢？杨老说，就从掩埋讲起吧。
在尸骨堆里找英雄
烈士墓的历史几乎和解放公园的历史一样长。1938年的武汉空战，苏联空军志愿者有100多人牺牲。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把能够收集到的烈士骸骨都葬在汉口的万国公墓，但处理得相当粗糙，没考虑分类，把战争中所有死者一股脑儿埋进了万国公墓。杨公楫说，万国公墓里埋的什么人都有，有战士有平民，有无产阶级有资本家，有中国人也有苏、英、美、西班牙人，甚至有日本人。有些立了碑，有些则只有一座坟头。
1953年解放公园开始修建，1956年建成。刚建成时公园是一张等待规划的白纸，武汉市政府决定动迁苏军烈士遗骸至解放公园。
杨公楫告诉记者，分辨尸体的工作是1956年夏开始的，但进展得很困难，原来的墓坑里几乎没有一具完整的尸首，有的只是白骨。在当时的语境下，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这些无产阶级英雄从那些资本家和流民中分出来。后来历尽艰辛分出了15具苏军遗体，但具体谁是谁，可能不一定完全对号入座。
解放公园一直有个计划但没能完成，就是建一个“烈士纪念坛”。杨公楫说，1956年烈士骸骨迁移时，发现很多烈士身上还带着遗物，如怀表、信件、勋章、纪念品等等，后来全部交给了民政局，但公园想把这些纪念品收集起来建烈士纪念坛。园林局局长万流一到中央活动，想建个大的纪念碑，通过关系找当时的财政部长李先念拨款40万元，但资金紧张，省市截留了一部分，到公园已所剩不多，后来无力再修建纪念坛了。
给他们回家的感觉
8月8日，天气还没摆脱连日来的酷暑，记者在解放公园寻找苏军烈士墓。几弯几绕，才发现这个别有洞天的地方。烈士墓三面都被葱郁的林木所环绕，可以感觉到难得的清凉。墓道两旁，40年以上树龄的龙柏、雪松郁郁葱葱。杨老在任时，曾用中国的松、竹、梅等花木同苏联方面交换月季，并将这些月季栽种于墓旁，力图使先烈们能在故乡熟悉的草木中安然长眠。画眉、斑鸠的鸣啼在林间清脆地回响。在公园的东北角，一片面积近400平方米的草坪静静地铺展着。草坪的尽头，一座高8米、占地1平方米的大理石纪念碑巍然矗立。碑身正面，“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十个金色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据杨公楫介绍，烈士墓的选址是很讲究的，左面是朝梅岭，右面是夕桂岭，一朝一夕两岭之间，“青山处处埋忠骨”也许是对此最好的诠释吧。在烈士墓的正前方，有条小河，跨河而建的小桥名为“落虹桥”，这是象征着苏联空军志愿者的飞机如一道灿烂长虹从天而降。整个墓地都是依照苏联的习俗建立的。如纪念碑是方锥形(中国碑是方柱形)，墓台是长方形(中国墓墓顶是圆形)等等。墓碑碑座四面镌刻着中苏两国国徽浮雕，碑身背面用中俄两种文字铭刻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永垂不朽！”
与纪念碑遥遥相对的是烈士墓的墓台。淡青色的花岗石墓台长约32米，高3米，岁月的风尘早已在它身上刻下斑驳的印记，让武汉人无法不回想起那段沧桑沉重的往事。
据湖北省外事办介绍，烈士墓建成后，每年都有人来举行祭扫、悼念活动，即使在中苏关系比较紧张的时期也不例外。1986年国际和平年，11对新婚夫妇在10月1日结婚的当天来到烈士墓敬献鲜花，并带着敬仰与追思在墓地栽种了象征和平幸福的松树。
采访手记：让历史的见证者不被忘记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校园橱窗里曾举办过一次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展，我第一次了解到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的事迹。尽管展览只简单介绍了1937年11月底侵华日军进攻南京，苏联志愿军率先起飞迎敌，9名飞行员不幸阵亡，但这寥寥几笔却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多年以来，我一直希望能了解到更多关于苏联志愿空军的历史，但却很少见到相关的报道和宣传，相比之下，美国陈纳德将军和“飞虎队”的事迹却屡屡见诸报端，在中国几乎已经是家喻户晓。我常想：同样都是帮助中国人民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什么苏联志愿飞行队却受此“冷遇”呢？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两国关系曾经处于一种不正常的敌对状态，而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真挚的感情也因此受到过长时间的扭曲，许多两国间友好交往的历史也被尘封。陈纳德援华抗日“飞虎队”的事迹是在中美建交后才开始走热。可见，国家之间的交往程度对历史长河中的史实揭秘影响巨大。
南京孙中山纪念馆范方镇副研究员曾专门研究过苏联航空志愿队，他认为，在中国曾立下赫赫战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不如陈纳德“飞虎队”那么有名，有以下一些具体原因：一是苏联空军援华战斗时，苏联并未与日本正式宣战，所有志愿队处于保密状态，对外称“中国空军正义之剑大队”；二是他们的战绩主要在1938年取得，1939年后他们的飞机老化，战斗减少。1940年日本造出性能极强的零式战斗机后，为减少无谓牺牲，苏联飞机就很少再投入战斗。三是苏联军方频繁更换空军志愿队的领导人，也使志愿队缺少陈纳德那样一直在华作战的著名人物。
去年夏天我曾随团访问加加林宇航中心，在一间陈列室里我意外地发现了一组介绍1937年到1941年间苏联志愿空军援华抗战的图片及文字说明，这再次唤起了我探寻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的好奇心。迫切的心情促使我开始搜集有关资料和采访当事人。然而，资料的查找困难很大；当事人大多已不在人世。就在三个月前，我听说最后一位在世的苏联航空志愿队成员病危的消息，马上联络，但被病人的家属婉言谢绝。当时的心情，用扼腕叹息来形容可能也不为过，要是早一点该多好！
在采访的冲动与挫折交替中，我忽然感觉，我应该肩负起让历史的见证者不被历史忘记的使命。
虽然无缘采访到苏联援华抗日志愿飞行员，但记者在专访俄中友好协会第一副会长伊万诺夫时却意外地获得了大量有关这支苏联援华“飞虎队”的珍贵资料，这使我们有幸完成了此稿，也了却了多年来的一桩心愿。　伊万诺夫告诉我，他和他的老战友们曾参观过中国境内的苏联飞行员墓地。当看到自己战友的墓地在经历了中国文革浩劫后仍然保存完好，老战士们一个个热泪盈眶。这份弥足珍贵的友情即使在几十年后，依然没有褪色。也许正是因此感动，我才会自觉背负起这一使命。
转自：揭秘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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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此文纪念那些在中国人民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来华助战、与中国人民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苏联英雄们——被遗忘的苏联“飞虎队”
他们金发碧眼，他们讲俄语，他们比陈纳德的“飞虎队”更早地来到中国，他们为保卫中国与日本人浴血长空，他们中有二百多人永远留在了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他们不被大多数中国人所知……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们为您揭开苏联航空志愿队援华作战那段尘封数十年的历史那些为中国献身的苏联英雄
一个闷热的日子，一位老人，一段尘封多年的历史。“国家只提供这一间房，很多活动都是拿自己的工资来搞的”。作为俄罗斯老战士委员会中国组负责人，伊万诺夫不大的办公室到处堆着书籍或纸张。简陋的房间连个电风扇都没有，几个小时采访下来，我的衬衫已经背后湿透。
穿着长袖衬衫打着领带的老人却并没有注意到难熬的天气，他兀自为听说再过几天就是中国抗战胜利58周年而兴奋着。82岁的老人，说起六十多年前苏联空军援华抗日的往事，宛如目见。“蒋廷黻的一纸谏言让蒋介石注意到苏联这个潜在的盟友……”
墙上挂的大幅地图，无言地说明着主人的经历——1937-1941苏联航空志愿队作战图。地图上的主体，在我看来再熟悉不过了，那是一张硕大的中国地图。
一根粗粗的红线从苏联直指中国境内的兰州，66年前，苏联空军志愿队就是沿着这条线来到中国。当时，国民党的空军已经打光了。
1937年，日本已自行生产了1500多架军用飞机，包括多种型号的轰炸机、战斗机以及侦察机。相比之下，羸弱的中国空军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到了11月初，剩下的飞机不到36架。只能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组装一些飞机。
眼看中国空军将全军覆没，国民党政府开始寻求外援。当时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美国无心介入，蒋介石只能将目光投向苏联。早在1934年，蒋介石就派蒋廷黻秘密访苏。“七·七事变”前，蒋廷黻曾专门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批评蒋介石的对苏政策，认为不应同时与苏、日两个邻国为敌，建议联苏抗日。但蒋介石始终对美英调停抱有幻想，没有最后定夺。直到走头无路，南京政府才下了最后决心——8月20日，蒋介石电令已时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要他迅速接洽苏联政府，急购200架驱逐机和100架轰炸机。第二天，《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苏联对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的援助正式展开。“撞也要把他撞下来……”
苏联不仅派来飞机，还有人
战斗机驾驶员安东·古边科就是其中之一。1938年5月30日，9架日本轰炸机出现在汉口机场上空，苏军立即起飞迎敌。随着两架日机冒着浓浓黑烟栽向地面，又来了近百架日机试图掩护剩下的轰炸机返航。但逃跑途中仍有14架日机被击落。苏军飞机只损失了2架。
打扫战场时大家忽然发现少了安东·古边科。正当四处搜寻时，远处的地平线上忽然出现了一个小黑点，那是安东的飞机。当它在一片欢呼声中摇摇晃晃地降落后，战友们惊奇地发现机身正前端好像少了一块东西，显然是由于飞机撞击造成的。奇迹般地，安东从容走出机舱，脱下尚未打开的降落伞，绕着飞机巡视了一周，然后才讲述他死里逃生的经历。
原来日军来袭时，安东匆忙驾起一架飞机，但升空后发现，机上仅有一架机枪。击落一架飞机后，当他准备继续射击另一架敌机时，才发现子弹已经全部用完了。
固执的安东不愿意就这么白白地放走敌人。“我紧紧地跟着这个日本人，然后瞅准时机用转动着的螺旋桨砍打它的机翼。”在一声巨大的金属撞击声后，日机一边机翼飞了出去，机身立刻侧翻、栽向地面。安东飞机的螺旋桨也严重变形。不过他发现飞机居然还能勉强滑翔，于是放弃了弃机的打算。　就这样，安东硬是“飘”回了基地。
不久，日本飞行员的尸体在一个小湖旁被发现。年轻的苏联人就这样完成了第一次撞机的尝试，他因此被授予了“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在整个苏军援华期间，只有14人获得过这样的荣耀。
像安东·古边科这样来华参战的苏联小伙子还有1090人，包括多名经历过西班牙战火洗礼的作战英雄。1937年11月底首批飞行员到中国后，就直接投入了南京的战斗，直到12月12日被迫飞离南京。尽管日军数倍于己，他们却总是主动出击。南京的不屈不挠，奠定了他们未来4年战斗的基调。
黄莺、燕子、喀秋莎
在那张硕大的“远征图”上，标着无数个轰炸、空战地点，南京、徐州、南昌、武汉、广州、兰州、甚至西部边陲昆仑关，志愿队出现在几乎所有的正面战场。尽管他们骁勇善战，但在地面战起决定性作用的时代，空中的胜利很难扭转大局。随着战略重镇不断被攻陷，且战且退成了苏联飞行员的宿命，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兰州、从南昌到重庆……
但苏联人是不认命的，他们确实有这样的资本。当时在中国作战的伊-15、伊-16，是苏军的一线装备，伊-15比较灵活，便于水平作战，被苏联人称做“黄莺”。伊-16则因速度快、便于垂直作战和追击，而被叫做“燕子”。“黄莺”和“燕子”高低搭配，往往以少胜多，为中国空军掌握1937-1940年间的战场制空权做出了很大贡献。还有一种被苏联人称为“喀秋莎”的CB轰炸机，速度比同时代的日本九六式战斗机还要快。
装备和勇气，成就了苏联飞行员的一次壮举
1938年2月23日，苏联红军节，志愿队决定长途奔袭日本在台空军基地。当时台湾是日本空军的一个主要基地，松山机场上停着大批战机。指挥官留恰哥夫决定派出两批轰炸机队：一队是驻在南昌的中苏混合编队轰炸机队，12架飞机；另一队是驻汉口由波留宁率领的的苏联空军志愿队轰炸机队，28架飞机。
当天早晨，两队分别出发。由于领航员计算偏差，南昌起飞的机队没能到达台湾。波留宁大队由于航程远，不得不用5500米高空直线飞行来节省燃料。从汉口到台北，飞行员们一直忍受着高空缺氧的折磨。
到达台北时，云层中出现“天窗”，苏军迅速钻出云层投弹，机场陷入火海。日本人根本没料到竟有人能够袭击台湾，毫无戒备，战斗机和高射炮都成了“哑巴”。
此次轰炸，苏军共投掷了280枚炸弹，炸毁敌机12架，营房10栋，机库3座，还焚毁了可供3年使用的航空燃油及其它装备，松山机场完全瘫痪，一个多月不能使用。
第二天晚上，宋美龄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名义设宴为全体参战人员庆功。她在祝酒辞中说，这次袭击已经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日本当局已将台湾行政长官罢免，并将松山基地司令官撤职，交法庭审判。“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　在异乡作战，最大的不便源于文化和语言的隔膜。苏联航空志愿队来华作战初期，曾发生过跳伞的飞行员被当地的民众误认作日本人而加以围殴的事件。为了避免类似的误会，国民党政府为他们制作了蓝色的袖章，上写“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
1938年初，波雷宁的飞机在一次战斗返航中出现故障，不得不降落在一片芦苇里。全体机组人员看着这片陌生的地区，忧心忡忡。
不久，300多个中国人小心翼翼地朝他们走来。波雷宁赶紧用手指着绣在他制服上的蓝布条，这些中国人端详了一会儿，突然都露出了笑容。
语言不通，机组人员就通过画图指导村民们把重达7吨的飞机从沼泽地里拖了出来，中国人硬是用人力把飞机移到江边，抬上一条小火轮，一位老船长痛快地答应把飞机运到汉口。
随后，几位“洋人”被安排到一个小餐馆吃了顿安逸的便餐，有蒸肉、花生米和各种陌生的蔬菜。饭后在一个安静的村舍里美美地睡了一觉。他们这才知道身在芜湖，事后回忆里，这里更像是一个战时疗养所。
护送他们去汉口的中国小伙子带足了面饼，还特意带上了茶水。性格开朗的他一路上时而做着手势讲故事，时而用口哨吹出动听的中国民歌。两天后，飞行员们安全回到了汉口基地。不久，飞机也运回了。
听着这段往事，我的目光无意中落到老人身后那幅“中苏人民友谊万古长青”的条幅上，忽然另有一番感触，不禁插话询问。原来书者任栋梁的父亲任辅臣曾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率领中国团与白军英勇战斗，最终壮烈牺牲。五年前，伊万诺夫还曾陪同他祭拜了父亲的墓地。卫国战争前，苏联人到中国来帮助抗日；卫国战争后，中国人远赴他乡帮助抗德——除了“中苏人民友谊万古长青”，我一时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话来表达这一份感动。
一次，几个苏联飞行员乘坐一辆敞篷汽车行驶在汉口大街上，一群女大学生发现了他们，其中一个女生突然大声呼喊：“塔瓦里希！”(俄语同志的意思——编者按)，苏联飞行员也大声回答：“塔瓦里希！”“塔瓦里希”走了！”
在充分领教了苏制飞机的优越性能后，日本人有针对性地研制出新一代的零式战斗机，几次较量后，空战的主动权再一次向日军偏移。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由于国内吃紧，苏联对华军事援助规模逐步缩小，苏联空军志愿队也陆续回国。至10月，苏联对华物资和人员援助基本停止。特瓦利西们就这样告别了中国。
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总共派遣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包括1091名飞行员。他们带来的飞机，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250架，其中包括561只“黄莺”和“燕子”，222架轰炸机(大部分为“喀秋莎”)，以及100架教练机。
四年中，日军损失飞机986架，战舰100多艘，包括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巡洋舰，日军王牌飞行员中的“四大天王”三位被击落。当然，志愿队也献出了211条生命。
塔瓦里希虽然走了，但飞行员留下的所有军事设备中方已能完全掌握，并能继续给日军造成一定威慑。不过，制空形势已大不如前，直到陈纳德率领“飞虎队”来华，当然，那都已经是后话了。
伊万诺夫老人似乎对我拿苏联空军志愿队和美国飞虎队相提并论颇不以为然。现在他们的“俱乐部”里已经没有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成员了，老人说，三个月前，最后一位援华飞行员费多罗夫去世了。
一路走好，“塔瓦里希”。
苏军无名烈士长眠武汉
记者在武汉市二医院干部病房19楼见到了杨公楫，他已经83岁，曾担任解放公园的第一任主任，3周前染上肺炎，刚刚痊愈。看到记者他显得有些意外。
苏联空军志愿者在1938年武汉空战中牺牲后，被掩埋在万国公墓。1956年，其中15位烈士遗骸从万国公墓迁到解放公园，当时负责迁移工作的可能只剩下杨公楫一人健在。弹指间半个世纪过去了，从哪里说起呢？杨老说，就从掩埋讲起吧。
在尸骨堆里找英雄
烈士墓的历史几乎和解放公园的历史一样长。1938年的武汉空战，苏联空军志愿者有100多人牺牲。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把能够收集到的烈士骸骨都葬在汉口的万国公墓，但处理得相当粗糙，没考虑分类，把战争中所有死者一股脑儿埋进了万国公墓。杨公楫说，万国公墓里埋的什么人都有，有战士有平民，有无产阶级有资本家，有中国人也有苏、英、美、西班牙人，甚至有日本人。有些立了碑，有些则只有一座坟头。
1953年解放公园开始修建，1956年建成。刚建成时公园是一张等待规划的白纸，武汉市政府决定动迁苏军烈士遗骸至解放公园。
杨公楫告诉记者，分辨尸体的工作是1956年夏开始的，但进展得很困难，原来的墓坑里几乎没有一具完整的尸首，有的只是白骨。在当时的语境下，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这些无产阶级英雄从那些资本家和流民中分出来。后来历尽艰辛分出了15具苏军遗体，但具体谁是谁，可能不一定完全对号入座。
解放公园一直有个计划但没能完成，就是建一个“烈士纪念坛”。杨公楫说，1956年烈士骸骨迁移时，发现很多烈士身上还带着遗物，如怀表、信件、勋章、纪念品等等，后来全部交给了民政局，但公园想把这些纪念品收集起来建烈士纪念坛。园林局局长万流一到中央活动，想建个大的纪念碑，通过关系找当时的财政部长李先念拨款40万元，但资金紧张，省市截留了一部分，到公园已所剩不多，后来无力再修建纪念坛了。
给他们回家的感觉
8月8日，天气还没摆脱连日来的酷暑，记者在解放公园寻找苏军烈士墓。几弯几绕，才发现这个别有洞天的地方。烈士墓三面都被葱郁的林木所环绕，可以感觉到难得的清凉。墓道两旁，40年以上树龄的龙柏、雪松郁郁葱葱。杨老在任时，曾用中国的松、竹、梅等花木同苏联方面交换月季，并将这些月季栽种于墓旁，力图使先烈们能在故乡熟悉的草木中安然长眠。画眉、斑鸠的鸣啼在林间清脆地回响。在公园的东北角，一片面积近400平方米的草坪静静地铺展着。草坪的尽头，一座高8米、占地1平方米的大理石纪念碑巍然矗立。碑身正面，“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十个金色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据杨公楫介绍，烈士墓的选址是很讲究的，左面是朝梅岭，右面是夕桂岭，一朝一夕两岭之间，“青山处处埋忠骨”也许是对此最好的诠释吧。在烈士墓的正前方，有条小河，跨河而建的小桥名为“落虹桥”，这是象征着苏联空军志愿者的飞机如一道灿烂长虹从天而降。整个墓地都是依照苏联的习俗建立的。如纪念碑是方锥形(中国碑是方柱形)，墓台是长方形(中国墓墓顶是圆形)等等。墓碑碑座四面镌刻着中苏两国国徽浮雕，碑身背面用中俄两种文字铭刻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永垂不朽！”
与纪念碑遥遥相对的是烈士墓的墓台。淡青色的花岗石墓台长约32米，高3米，岁月的风尘早已在它身上刻下斑驳的印记，让武汉人无法不回想起那段沧桑沉重的往事。
据湖北省外事办介绍，烈士墓建成后，每年都有人来举行祭扫、悼念活动，即使在中苏关系比较紧张的时期也不例外。1986年国际和平年，11对新婚夫妇在10月1日结婚的当天来到烈士墓敬献鲜花，并带着敬仰与追思在墓地栽种了象征和平幸福的松树。
采访手记：让历史的见证者不被忘记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校园橱窗里曾举办过一次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展，我第一次了解到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的事迹。尽管展览只简单介绍了1937年11月底侵华日军进攻南京，苏联志愿军率先起飞迎敌，9名飞行员不幸阵亡，但这寥寥几笔却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多年以来，我一直希望能了解到更多关于苏联志愿空军的历史，但却很少见到相关的报道和宣传，相比之下，美国陈纳德将军和“飞虎队”的事迹却屡屡见诸报端，在中国几乎已经是家喻户晓。我常想：同样都是帮助中国人民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什么苏联志愿飞行队却受此“冷遇”呢？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两国关系曾经处于一种不正常的敌对状态，而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真挚的感情也因此受到过长时间的扭曲，许多两国间友好交往的历史也被尘封。陈纳德援华抗日“飞虎队”的事迹是在中美建交后才开始走热。可见，国家之间的交往程度对历史长河中的史实揭秘影响巨大。
南京孙中山纪念馆范方镇副研究员曾专门研究过苏联航空志愿队，他认为，在中国曾立下赫赫战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不如陈纳德“飞虎队”那么有名，有以下一些具体原因：一是苏联空军援华战斗时，苏联并未与日本正式宣战，所有志愿队处于保密状态，对外称“中国空军正义之剑大队”；二是他们的战绩主要在1938年取得，1939年后他们的飞机老化，战斗减少。1940年日本造出性能极强的零式战斗机后，为减少无谓牺牲，苏联飞机就很少再投入战斗。三是苏联军方频繁更换空军志愿队的领导人，也使志愿队缺少陈纳德那样一直在华作战的著名人物。
去年夏天我曾随团访问加加林宇航中心，在一间陈列室里我意外地发现了一组介绍1937年到1941年间苏联志愿空军援华抗战的图片及文字说明，这再次唤起了我探寻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的好奇心。迫切的心情促使我开始搜集有关资料和采访当事人。然而，资料的查找困难很大；当事人大多已不在人世。就在三个月前，我听说最后一位在世的苏联航空志愿队成员病危的消息，马上联络，但被病人的家属婉言谢绝。当时的心情，用扼腕叹息来形容可能也不为过，要是早一点该多好！
在采访的冲动与挫折交替中，我忽然感觉，我应该肩负起让历史的见证者不被历史忘记的使命。
虽然无缘采访到苏联援华抗日志愿飞行员，但记者在专访俄中友好协会第一副会长伊万诺夫时却意外地获得了大量有关这支苏联援华“飞虎队”的珍贵资料，这使我们有幸完成了此稿，也了却了多年来的一桩心愿。　伊万诺夫告诉我，他和他的老战友们曾参观过中国境内的苏联飞行员墓地。当看到自己战友的墓地在经历了中国文革浩劫后仍然保存完好，老战士们一个个热泪盈眶。这份弥足珍贵的友情即使在几十年后，依然没有褪色。也许正是因此感动，我才会自觉背负起这一使命。
转自：揭秘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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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此文纪念那些在中国人民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来华助战、与中国人民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苏联英雄们——被遗忘的苏联“飞虎队”
他们金发碧眼，他们讲俄语，他们比陈纳德的“飞虎队”更早地来到中国，他们为保卫中国与日本人浴血长空，他们中有二百多人永远留在了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他们不被大多数中国人所知……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们为您揭开苏联航空志愿队援华作战那段尘封数十年的历史那些为中国献身的苏联英雄
一个闷热的日子，一位老人，一段尘封多年的历史。“国家只提供这一间房，很多活动都是拿自己的工资来搞的”。作为俄罗斯老战士委员会中国组负责人，伊万诺夫不大的办公室到处堆着书籍或纸张。简陋的房间连个电风扇都没有，几个小时采访下来，我的衬衫已经背后湿透。
穿着长袖衬衫打着领带的老人却并没有注意到难熬的天气，他兀自为听说再过几天就是中国抗战胜利58周年而兴奋着。82岁的老人，说起六十多年前苏联空军援华抗日的往事，宛如目见。“蒋廷黻的一纸谏言让蒋介石注意到苏联这个潜在的盟友……”
墙上挂的大幅地图，无言地说明着主人的经历——1937-1941苏联航空志愿队作战图。地图上的主体，在我看来再熟悉不过了，那是一张硕大的中国地图。
一根粗粗的红线从苏联直指中国境内的兰州，66年前，苏联空军志愿队就是沿着这条线来到中国。当时，国民党的空军已经打光了。
1937年，日本已自行生产了1500多架军用飞机，包括多种型号的轰炸机、战斗机以及侦察机。相比之下，羸弱的中国空军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到了11月初，剩下的飞机不到36架。只能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组装一些飞机。
眼看中国空军将全军覆没，国民党政府开始寻求外援。当时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美国无心介入，蒋介石只能将目光投向苏联。早在1934年，蒋介石就派蒋廷黻秘密访苏。“七·七事变”前，蒋廷黻曾专门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批评蒋介石的对苏政策，认为不应同时与苏、日两个邻国为敌，建议联苏抗日。但蒋介石始终对美英调停抱有幻想，没有最后定夺。直到走头无路，南京政府才下了最后决心——8月20日，蒋介石电令已时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要他迅速接洽苏联政府，急购200架驱逐机和100架轰炸机。第二天，《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苏联对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的援助正式展开。“撞也要把他撞下来……”
苏联不仅派来飞机，还有人
战斗机驾驶员安东·古边科就是其中之一。1938年5月30日，9架日本轰炸机出现在汉口机场上空，苏军立即起飞迎敌。随着两架日机冒着浓浓黑烟栽向地面，又来了近百架日机试图掩护剩下的轰炸机返航。但逃跑途中仍有14架日机被击落。苏军飞机只损失了2架。
打扫战场时大家忽然发现少了安东·古边科。正当四处搜寻时，远处的地平线上忽然出现了一个小黑点，那是安东的飞机。当它在一片欢呼声中摇摇晃晃地降落后，战友们惊奇地发现机身正前端好像少了一块东西，显然是由于飞机撞击造成的。奇迹般地，安东从容走出机舱，脱下尚未打开的降落伞，绕着飞机巡视了一周，然后才讲述他死里逃生的经历。
原来日军来袭时，安东匆忙驾起一架飞机，但升空后发现，机上仅有一架机枪。击落一架飞机后，当他准备继续射击另一架敌机时，才发现子弹已经全部用完了。
固执的安东不愿意就这么白白地放走敌人。“我紧紧地跟着这个日本人，然后瞅准时机用转动着的螺旋桨砍打它的机翼。”在一声巨大的金属撞击声后，日机一边机翼飞了出去，机身立刻侧翻、栽向地面。安东飞机的螺旋桨也严重变形。不过他发现飞机居然还能勉强滑翔，于是放弃了弃机的打算。　就这样，安东硬是“飘”回了基地。
不久，日本飞行员的尸体在一个小湖旁被发现。年轻的苏联人就这样完成了第一次撞机的尝试，他因此被授予了“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在整个苏军援华期间，只有14人获得过这样的荣耀。
像安东·古边科这样来华参战的苏联小伙子还有1090人，包括多名经历过西班牙战火洗礼的作战英雄。1937年11月底首批飞行员到中国后，就直接投入了南京的战斗，直到12月12日被迫飞离南京。尽管日军数倍于己，他们却总是主动出击。南京的不屈不挠，奠定了他们未来4年战斗的基调。
黄莺、燕子、喀秋莎
在那张硕大的“远征图”上，标着无数个轰炸、空战地点，南京、徐州、南昌、武汉、广州、兰州、甚至西部边陲昆仑关，志愿队出现在几乎所有的正面战场。尽管他们骁勇善战，但在地面战起决定性作用的时代，空中的胜利很难扭转大局。随着战略重镇不断被攻陷，且战且退成了苏联飞行员的宿命，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兰州、从南昌到重庆……
但苏联人是不认命的，他们确实有这样的资本。当时在中国作战的伊-15、伊-16，是苏军的一线装备，伊-15比较灵活，便于水平作战，被苏联人称做“黄莺”。伊-16则因速度快、便于垂直作战和追击，而被叫做“燕子”。“黄莺”和“燕子”高低搭配，往往以少胜多，为中国空军掌握1937-1940年间的战场制空权做出了很大贡献。还有一种被苏联人称为“喀秋莎”的CB轰炸机，速度比同时代的日本九六式战斗机还要快。
装备和勇气，成就了苏联飞行员的一次壮举
1938年2月23日，苏联红军节，志愿队决定长途奔袭日本在台空军基地。当时台湾是日本空军的一个主要基地，松山机场上停着大批战机。指挥官留恰哥夫决定派出两批轰炸机队：一队是驻在南昌的中苏混合编队轰炸机队，12架飞机；另一队是驻汉口由波留宁率领的的苏联空军志愿队轰炸机队，28架飞机。
当天早晨，两队分别出发。由于领航员计算偏差，南昌起飞的机队没能到达台湾。波留宁大队由于航程远，不得不用5500米高空直线飞行来节省燃料。从汉口到台北，飞行员们一直忍受着高空缺氧的折磨。
到达台北时，云层中出现“天窗”，苏军迅速钻出云层投弹，机场陷入火海。日本人根本没料到竟有人能够袭击台湾，毫无戒备，战斗机和高射炮都成了“哑巴”。
此次轰炸，苏军共投掷了280枚炸弹，炸毁敌机12架，营房10栋，机库3座，还焚毁了可供3年使用的航空燃油及其它装备，松山机场完全瘫痪，一个多月不能使用。
第二天晚上，宋美龄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名义设宴为全体参战人员庆功。她在祝酒辞中说，这次袭击已经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日本当局已将台湾行政长官罢免，并将松山基地司令官撤职，交法庭审判。“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　在异乡作战，最大的不便源于文化和语言的隔膜。苏联航空志愿队来华作战初期，曾发生过跳伞的飞行员被当地的民众误认作日本人而加以围殴的事件。为了避免类似的误会，国民党政府为他们制作了蓝色的袖章，上写“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
1938年初，波雷宁的飞机在一次战斗返航中出现故障，不得不降落在一片芦苇里。全体机组人员看着这片陌生的地区，忧心忡忡。
不久，300多个中国人小心翼翼地朝他们走来。波雷宁赶紧用手指着绣在他制服上的蓝布条，这些中国人端详了一会儿，突然都露出了笑容。
语言不通，机组人员就通过画图指导村民们把重达7吨的飞机从沼泽地里拖了出来，中国人硬是用人力把飞机移到江边，抬上一条小火轮，一位老船长痛快地答应把飞机运到汉口。
随后，几位“洋人”被安排到一个小餐馆吃了顿安逸的便餐，有蒸肉、花生米和各种陌生的蔬菜。饭后在一个安静的村舍里美美地睡了一觉。他们这才知道身在芜湖，事后回忆里，这里更像是一个战时疗养所。
护送他们去汉口的中国小伙子带足了面饼，还特意带上了茶水。性格开朗的他一路上时而做着手势讲故事，时而用口哨吹出动听的中国民歌。两天后，飞行员们安全回到了汉口基地。不久，飞机也运回了。
听着这段往事，我的目光无意中落到老人身后那幅“中苏人民友谊万古长青”的条幅上，忽然另有一番感触，不禁插话询问。原来书者任栋梁的父亲任辅臣曾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率领中国团与白军英勇战斗，最终壮烈牺牲。五年前，伊万诺夫还曾陪同他祭拜了父亲的墓地。卫国战争前，苏联人到中国来帮助抗日；卫国战争后，中国人远赴他乡帮助抗德——除了“中苏人民友谊万古长青”，我一时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话来表达这一份感动。
一次，几个苏联飞行员乘坐一辆敞篷汽车行驶在汉口大街上，一群女大学生发现了他们，其中一个女生突然大声呼喊：“塔瓦里希！”(俄语同志的意思——编者按)，苏联飞行员也大声回答：“塔瓦里希！”“塔瓦里希”走了！”
在充分领教了苏制飞机的优越性能后，日本人有针对性地研制出新一代的零式战斗机，几次较量后，空战的主动权再一次向日军偏移。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由于国内吃紧，苏联对华军事援助规模逐步缩小，苏联空军志愿队也陆续回国。至10月，苏联对华物资和人员援助基本停止。特瓦利西们就这样告别了中国。
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总共派遣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包括1091名飞行员。他们带来的飞机，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250架，其中包括561只“黄莺”和“燕子”，222架轰炸机(大部分为“喀秋莎”)，以及100架教练机。
四年中，日军损失飞机986架，战舰100多艘，包括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巡洋舰，日军王牌飞行员中的“四大天王”三位被击落。当然，志愿队也献出了211条生命。
塔瓦里希虽然走了，但飞行员留下的所有军事设备中方已能完全掌握，并能继续给日军造成一定威慑。不过，制空形势已大不如前，直到陈纳德率领“飞虎队”来华，当然，那都已经是后话了。
伊万诺夫老人似乎对我拿苏联空军志愿队和美国飞虎队相提并论颇不以为然。现在他们的“俱乐部”里已经没有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成员了，老人说，三个月前，最后一位援华飞行员费多罗夫去世了。
一路走好，“塔瓦里希”。
苏军无名烈士长眠武汉
记者在武汉市二医院干部病房19楼见到了杨公楫，他已经83岁，曾担任解放公园的第一任主任，3周前染上肺炎，刚刚痊愈。看到记者他显得有些意外。
苏联空军志愿者在1938年武汉空战中牺牲后，被掩埋在万国公墓。1956年，其中15位烈士遗骸从万国公墓迁到解放公园，当时负责迁移工作的可能只剩下杨公楫一人健在。弹指间半个世纪过去了，从哪里说起呢？杨老说，就从掩埋讲起吧。
在尸骨堆里找英雄
烈士墓的历史几乎和解放公园的历史一样长。1938年的武汉空战，苏联空军志愿者有100多人牺牲。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把能够收集到的烈士骸骨都葬在汉口的万国公墓，但处理得相当粗糙，没考虑分类，把战争中所有死者一股脑儿埋进了万国公墓。杨公楫说，万国公墓里埋的什么人都有，有战士有平民，有无产阶级有资本家，有中国人也有苏、英、美、西班牙人，甚至有日本人。有些立了碑，有些则只有一座坟头。
1953年解放公园开始修建，1956年建成。刚建成时公园是一张等待规划的白纸，武汉市政府决定动迁苏军烈士遗骸至解放公园。
杨公楫告诉记者，分辨尸体的工作是1956年夏开始的，但进展得很困难，原来的墓坑里几乎没有一具完整的尸首，有的只是白骨。在当时的语境下，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这些无产阶级英雄从那些资本家和流民中分出来。后来历尽艰辛分出了15具苏军遗体，但具体谁是谁，可能不一定完全对号入座。
解放公园一直有个计划但没能完成，就是建一个“烈士纪念坛”。杨公楫说，1956年烈士骸骨迁移时，发现很多烈士身上还带着遗物，如怀表、信件、勋章、纪念品等等，后来全部交给了民政局，但公园想把这些纪念品收集起来建烈士纪念坛。园林局局长万流一到中央活动，想建个大的纪念碑，通过关系找当时的财政部长李先念拨款40万元，但资金紧张，省市截留了一部分，到公园已所剩不多，后来无力再修建纪念坛了。
给他们回家的感觉
8月8日，天气还没摆脱连日来的酷暑，记者在解放公园寻找苏军烈士墓。几弯几绕，才发现这个别有洞天的地方。烈士墓三面都被葱郁的林木所环绕，可以感觉到难得的清凉。墓道两旁，40年以上树龄的龙柏、雪松郁郁葱葱。杨老在任时，曾用中国的松、竹、梅等花木同苏联方面交换月季，并将这些月季栽种于墓旁，力图使先烈们能在故乡熟悉的草木中安然长眠。画眉、斑鸠的鸣啼在林间清脆地回响。在公园的东北角，一片面积近400平方米的草坪静静地铺展着。草坪的尽头，一座高8米、占地1平方米的大理石纪念碑巍然矗立。碑身正面，“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十个金色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据杨公楫介绍，烈士墓的选址是很讲究的，左面是朝梅岭，右面是夕桂岭，一朝一夕两岭之间，“青山处处埋忠骨”也许是对此最好的诠释吧。在烈士墓的正前方，有条小河，跨河而建的小桥名为“落虹桥”，这是象征着苏联空军志愿者的飞机如一道灿烂长虹从天而降。整个墓地都是依照苏联的习俗建立的。如纪念碑是方锥形(中国碑是方柱形)，墓台是长方形(中国墓墓顶是圆形)等等。墓碑碑座四面镌刻着中苏两国国徽浮雕，碑身背面用中俄两种文字铭刻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永垂不朽！”
与纪念碑遥遥相对的是烈士墓的墓台。淡青色的花岗石墓台长约32米，高3米，岁月的风尘早已在它身上刻下斑驳的印记，让武汉人无法不回想起那段沧桑沉重的往事。
据湖北省外事办介绍，烈士墓建成后，每年都有人来举行祭扫、悼念活动，即使在中苏关系比较紧张的时期也不例外。1986年国际和平年，11对新婚夫妇在10月1日结婚的当天来到烈士墓敬献鲜花，并带着敬仰与追思在墓地栽种了象征和平幸福的松树。
采访手记：让历史的见证者不被忘记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校园橱窗里曾举办过一次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展，我第一次了解到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的事迹。尽管展览只简单介绍了1937年11月底侵华日军进攻南京，苏联志愿军率先起飞迎敌，9名飞行员不幸阵亡，但这寥寥几笔却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多年以来，我一直希望能了解到更多关于苏联志愿空军的历史，但却很少见到相关的报道和宣传，相比之下，美国陈纳德将军和“飞虎队”的事迹却屡屡见诸报端，在中国几乎已经是家喻户晓。我常想：同样都是帮助中国人民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什么苏联志愿飞行队却受此“冷遇”呢？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两国关系曾经处于一种不正常的敌对状态，而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真挚的感情也因此受到过长时间的扭曲，许多两国间友好交往的历史也被尘封。陈纳德援华抗日“飞虎队”的事迹是在中美建交后才开始走热。可见，国家之间的交往程度对历史长河中的史实揭秘影响巨大。
南京孙中山纪念馆范方镇副研究员曾专门研究过苏联航空志愿队，他认为，在中国曾立下赫赫战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不如陈纳德“飞虎队”那么有名，有以下一些具体原因：一是苏联空军援华战斗时，苏联并未与日本正式宣战，所有志愿队处于保密状态，对外称“中国空军正义之剑大队”；二是他们的战绩主要在1938年取得，1939年后他们的飞机老化，战斗减少。1940年日本造出性能极强的零式战斗机后，为减少无谓牺牲，苏联飞机就很少再投入战斗。三是苏联军方频繁更换空军志愿队的领导人，也使志愿队缺少陈纳德那样一直在华作战的著名人物。
去年夏天我曾随团访问加加林宇航中心，在一间陈列室里我意外地发现了一组介绍1937年到1941年间苏联志愿空军援华抗战的图片及文字说明，这再次唤起了我探寻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的好奇心。迫切的心情促使我开始搜集有关资料和采访当事人。然而，资料的查找困难很大；当事人大多已不在人世。就在三个月前，我听说最后一位在世的苏联航空志愿队成员病危的消息，马上联络，但被病人的家属婉言谢绝。当时的心情，用扼腕叹息来形容可能也不为过，要是早一点该多好！
在采访的冲动与挫折交替中，我忽然感觉，我应该肩负起让历史的见证者不被历史忘记的使命。
虽然无缘采访到苏联援华抗日志愿飞行员，但记者在专访俄中友好协会第一副会长伊万诺夫时却意外地获得了大量有关这支苏联援华“飞虎队”的珍贵资料，这使我们有幸完成了此稿，也了却了多年来的一桩心愿。　伊万诺夫告诉我，他和他的老战友们曾参观过中国境内的苏联飞行员墓地。当看到自己战友的墓地在经历了中国文革浩劫后仍然保存完好，老战士们一个个热泪盈眶。这份弥足珍贵的友情即使在几十年后，依然没有褪色。也许正是因此感动，我才会自觉背负起这一使命。
转自：2003-08-18 11:13:49 千龙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