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底层:物质和制度的贫困注定道德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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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27日
来源:中国网
底层的生存状态决定了底层的道德水平,它远远不如民粹分子们想象的那般美好,物质和制度上的贫困已经注定了他们的道德贫困。 (
重庆律师周立太在其博客上撰文《又有一群“狗日”的跑了》,用极端的字眼辱骂自己曾帮助过的农民工,指责讨薪成功后很多农民工立刻开溜,全然不理律师费一事。该律师的这种破口大骂引来网友热议,有质疑农民工过河拆桥的,也有指责该律师的。(8月24日《南方网》)
周律师说,有三分之一的民工不给律师费,这似乎佐证了前几天孙立平教授备受争议的那个观点:社会堕落,穷人也会随之堕落;穷人堕落的速度甚至超过整个社会,因为穷人没有资源去抵御堕落。你看,按周律师给出的例子,民工三年劳动的血汗钱讨回来不过才一万左右。三年才收入一万块钱,“底层”安得不“堕落”,安得不“沦陷”!“底层沦陷”确乎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但是对这一事实,我们需要的是对底层进行批判和拯救,而不是进行单纯的、严苛的“道德谴责”,甚至“辱骂”。作为有“文化”的社会精英,对底层民众中因生活所迫而出现的一些负面现象,应该保持一定的批判态度,而绝非要冷嘲热讽的污蔑,他们更应该有同情和悲悯的胸怀,而不应一味发泄对穷人的抱怨和侮辱!
1842年,《巴黎的秘密》一书一经出版就引起强烈的反应,这本书公开描述了“大城市中的‘下层等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对这本大名鼎鼎的书嗤之以鼻----因为这本书对穷人的态度仅仅止于道德苛责,甚至某种程度上还“污蔑穷人”,而对如何救赎“下层”遭受的物质和道德的“双重贫困”却含糊其辞。对底层的批判应该建立在同情和悲悯的基础上才能成其为真正的批判。当年鲁迅先生对底层抱的正是这种态度,即所谓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谩骂和污蔑只会加深社会阶层之间的断裂,强化的是仇恨和对峙,而我们需要的是“弥合”分裂。
当一些“文化人”高高在上地对底层摆出一副傲慢姿态时,当一些社会精英丧失了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怀时,周律师勇于出头替民工维权是令人欣慰的。但是,他这次对民工的辱骂却让我们有些失望----一个真正的社会文化精英怎会做出这种行为?当然,周律师也有一定程度上的无奈,凭什么你们赢了官司不付我律师费?但是,民工三年讨回一万块钱,连吃饭都成问题,做一些疏于法纪的事,又真的大错特错吗?事件双方都有自己“合理”的原因,于是悲剧出现了。但是,我们还是倾向要求知识精英们多做出一点牺牲,毕竟他们是强势群体,还掌握着一定程度的话语权。比如这次周律师的矛头就对错了方向,他不是批判昂贵又烦琐的诉讼程序,也不是批评司法判决的执行困难,不是谴责司法救助体系的不完善,更没有谴责社会体制对民工权利的刻意漠视和压制。周律师似乎忘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底层沦陷的“原动力”正是上层的堕落。
底层的生存状态决定了底层的道德水平,它远远不如民粹分子们想象的那般美好,物质和制度上的贫困已经注定了他们的道德贫困。那些掌握话语权的文化精英们,你们为何不学一下马恩和鲁迅的悲悯情怀,做一个真正“为人民”的知识分子呢?抵抗“底层沦陷”,我们需要的是批判和拯救,而不是刻毒的辱骂!尹泳禧欢迎您的订阅或成为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