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语言岛”与宽容的城市－郑克强

　　一夜波罗的海的航行至芬兰的赫尔辛基便抵终点了。这座城市是世界上第二高纬度的首都，仅次于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下船后我从新的角度把“诗丽雅”号完整地拍摄下来，旁边是个集市，抢眼的货物主要有皮毛、挂毯、工艺品等，阮囊羞涩，啥也没买。印象中列宁曾在芬兰流亡过，一个小湖边的茅棚里留下了他撰写《国家与革命》的坚强身影。芬兰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是多灾多难的，它曾被瑞典统治五百年，又被俄国统治一百年，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才又重新立国，芬兰人民对列宁的宽容普遍怀有感激之情。 　　芬兰被誉为“千湖之国”，资料表明共有187,888个湖泊，既便算上那么多湖面，全国的森林覆盖率仍高达百分之六十九，因此，把芬兰称作“森林中的国家”也很形象。首都赫尔辛基的三面都被波罗的海包围，市内没有柏油路，所有街道都是用石头铺设的，宽畅整洁，常青的松柏、绿毯般的草坪和五彩缤纷的鲜花，还有众多的乳白色或浅黄色的楼宇，把城市打扮得明快淡雅，清新美丽。建于一六四Ｏ年的赫尔辛基大学，是我们访问的第一站，它也是芬兰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的大学。负责与我们联系的H老师，原是江西某学院派去芬兰学习的，后来与原配丈夫离婚又嫁了一位芬兰人，就此便在那里生活了十三年。 　　见着家乡人总有几分亲情，H老师不断地向我们介绍该校的情况。社会科学系实行小班教学，大约十二到十五人一个班，教室不大，投影仪等设备齐全，以案例教学为主；艺术系收藏了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像、雕塑，H老师说这样做不仅有文物收藏的意思，更重要的是发挥那些艺术品的教育、审美功能，也能显示出大学文化的高雅；学校图书馆围以褚红色的砖墙，上面同样爬满了藤本植物，粗壮的橡树下一群群小松鼠活泼地跳跃着，为宁静的校园增添了几许生机与活力。H老师一路依依切切，非拉着我们去赫尔辛基一家最有名的咖啡店坐坐，在那里她告诉我一件很难以置信的事情：芬兰语，特别是北部靠近极地的拉普兰地区，有一种萨米语竟然与蒙古语有密切关系！ 　　芬兰语既不属于斯拉夫语系，又不属于日尔曼语系，而是与匈牙利语、蒙古语有很多相似之处，H老师甚至觉得芬兰的萨米语中有许多汉语的词汇。为了让我相信她的判断，她在我的笔记本上亲自记下了以下一些语词：孩子wawa(vava),街道katu(gadu)，一yi(i:)，北bo(bo)，大楼talo(dalo),夏天keso(geiso)，草cu(chu)……，括弧里的字母估计是萨米语的音标。她还告诉我，居住在芬兰北部的土著萨米人甚至信奉以跳大神为特征的“萨满教”，那是一种与我国东北古代少数民族，也包括蒙古人同样的原始宗教。这可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民族岛”、“语言岛”现象啊。回国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着有关的知识信息。     　　德国格丁根大学布鲁门马赫教授，是第一个用科学方法进行人种分类的“鼻祖”，他根据肤色、发色、眼色、身高、头型等体质特征，以及原住居民地，把世界各类人划分为五大人种，其中对“蒙古人种”的描述是：皮肤黄色，头发黑而直，头部几成方形，面部扁平，鼻小，颧骨隆起，眼裂狭细。他认为西亚、南亚以外的亚洲人，美洲北部的爱斯基摩人、欧洲北部的萨米人、芬兰人均属之。芬兰人祖先可能来自伏尔加河中游与乌拉山脉之间的地区，约于三千五百年前来到波罗的海东岸，最后定居于芬兰一带。也有另一种说法：芬兰人的祖先曾是在中国北方横行的匈奴人的一支部落，他们也许在秦皇汉武的多次军事打击下不断西迁，先到了多瑙河流域的匈牙利一带，再后来又有部分人迁往了芬兰。现在的芬兰人虽然大多金发碧眼，但他们当中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有亚洲人血统，特别是生活在拉普兰地区的萨米人，长得很像亚洲人，他们身材较矮，皮肤棕黄，颧骨较高，黑发浓密，似可作为佐证。    　　最近，傅修延先生向我推荐了一本书：《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朱学渊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ＯＯ八年出版）。作者在一九八三年于美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却在晚年以其自然科学的功力，涉足于人文科学的探索，特别是他摆脱“以物证书”和“以书证史”的传统路途，另辟“以言求真”的蹊径——从被称为“人类历史化石”的语言（语音）入手，寻找语缘与族缘的对应关系，得出了一些很令人吃惊的结论：秦始皇名“赢政”与清雍正皇帝名“胤禛”(yìn zhēn)同为女真人名，“西伯利亚”实为“鲜卑利亚”衍生而来，孔子父亲名“叔梁纥(hé)”与蒙古语把朝鲜叫做“肃良合”不谋而契，印度“莫卧尔王朝”是“蒙古政权”，Germany（德国国名）与内蒙古的“哲里木”甚至与山东的“即墨”也有语缘关系……，等等。    　　作者明确指出：“芬兰北部……，至今还生活着少量蒙古人种的居民，他们无疑是一些从东方迁徙去的、善于在寒带生存的亚洲民族。”朱学渊博士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研究方法也非常独到，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轰动，史学大家周策纵老先生给予高度评价：“这本书远远超过前人，对北方少数民族不但索源，而且穷流，指出亚、欧种族和语言融合的关系，发前人所未发。”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读书的过程中我也在思考，几千年来，中国读书人习惯于以训练背诵和注释经典的能力，来达到“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目标，结果往往是知识掌握了许多，而“但求无过”的思想禁锢却使创新见解不足。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这样的情况，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虽然享誉世界，但我们的古人有几个能说出其中的化学、物理学的方程式呢？他们常常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接受过现代物理学（也包括外语的实践）顶级教育的朱学渊博士，转而研究与他专业毫不相干的“语—族学”（我暂且给取这么个名词），必然会产生学科杂交的独特视角，虽然其“大胆假设”还有疏于“小心求证”的问题，但创新思维的方法是有别于前人的优势，如果再能辅以DNA方面新的技术手段，也许那些具有“西方人”外形和“东方人”内涵的民族起源之谜，将会在另一条新的研究道路上得到破解。    　　赫尔辛基大教堂是路德派新教的教堂，也是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建筑之一。它建立在山坡上的白色教堂大圆顶巍峨壮观，气宇非凡，广场前、台阶旁饰有许多造型精美、栩栩如生的雕像，向人们展示着宗教艺术的风韵。可是，就在它的对面，还耸立着一个风格完全不一样的东正教大教堂，整体建筑偏暗红色，高低不同的洋葱头屋顶很多，显得华丽而复杂，有点莫斯科红场边那些教堂的模样。我们进去正赶上周末礼拜日，神职人员和众信徒站立着不断唱诗，据说他们上下左右划十字的顺序与基督教不同，感觉礼拜程序挺复杂的。再相隔着这座东正教堂不远，又有一处别具风味的“岩石教堂”，它建在一座山体的腹中，从山顶往下挖了个大坑，然后盖上个有点像飞碟形状的屋顶，进门如进山洞，教堂里石墙旁排列有巨大的管风琴，但好像没有传统的布道讲坛，究竟它是信的什么教我也没有弄清楚，听说宗教界对这一“另类”的出现曾很反感，但后来信众增多，名声鹊起，也只好默认其存在了。    　　一个城市同时有三个不同教派、不同风格的宗教建筑相存相容相安，也真算这个城市特有的景致了。若从文化上溯源，北欧国家基本未经过政教合一的历史时期，它们不同于西欧、南欧甚至东欧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宗教意识相对淡化，特别是与欧洲大陆相比，天主教在北欧几乎少有踪迹。影响赫尔辛基的教派主要是欧洲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路德宗，旧教的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在市民中的影响相对较小，加上没有经过文艺复兴时人权与神权斗争的洗礼，使得赫尔辛基这座城市的社会平等意识、平民氛围较浓厚，也使得这个城市有了很强的文化包容性。    　　我们抽空访问了闻名世界的诺基亚（Nokia）公司总部，它的源头曾是一家成立于一八六五年的小企业，早期从事造纸、化工、橡胶行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进入电信市场，发展迅速。总部由三栋体量很大、设计很现代的建筑相拥而成，周围树木繁茂，彩色的树叶衬托着巨大的落地玻璃幕墙，现代气息与自然环境互为渲染，十分得体。诺基亚手机为许多中国人所熟悉，我们访问时的二ＯＯ三年，公司有关数据是：雇员五万一千四百人，销售额294.55亿欧元，盈利53.45亿欧元；在中国累计投资超过23亿欧元，销售额为20亿欧元，出口额为17亿欧元，中国也成为诺基亚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二ＯＯ三年，诺基亚在世界五百强公司名单中排名第一百三十六位。    　　诺基亚总部的领导人和员工都很年轻，他们提倡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鼓励技术人员大胆设想，把重点放在研制性能好、可靠性高、携带方便的产品上，诺基亚新机型的开发周期平均仅为三十五天！他们每年用于研究和开发新产品的经费（R&D）达三十五亿马克，占总营业额的百分之九。这个数据表明了诺基亚作为创新型企业的最显著的特征。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的同时，诺基亚还在制度创新上下功夫，他们注重将全球化运作模式与中国市场特点相结合，实行本地化战略，开辟了成功的销售渠道，吸引了很多出色人才，并连续三年位居中国移动通信行业外商出口企业之首。    　　在一片树林深处，坐落着芬兰人民十分尊重的音乐作曲家西贝柳斯的纪念碑，他凝思的头像直接安放在坚硬的岩石上，旁边有一组由六百多根不锈钢管组成的艺术雕塑，听说风一大时，会发出音乐般的旋律。那也许是西贝柳斯的灵感仍在空中流淌，它叙述着赫尔辛基的宽容精神，启迪着人们在不断创新中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