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士:媚俗、媚权贵和拜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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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士:媚俗、媚权贵和拜金主义

作者:俗士   发布时间:2009-11-16    阅读次数:117次

在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红遍全国,其中另一男演员小沈阳也一炮走红。我认为,其人物形象实在有些令人难受。小沈阳不男不女的形象和做派,赵本山和毛毛夸张而不符合实际的、纯粹为博一笑的、刻意丑化农民的妆扮,无论如何看不出有什么美感,就是典型的低俗文化。


  有一个现象值得思忖,这个小品,不但是官方力推的,它能成为央视“春晚”的重头戏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反低俗的央视,却在“春晚”热捧低俗作品,也算一景)。而且,它也受到了来自民间的热捧,普遍认为它抨击了现在社会的不正之风。包括很多本身就是赵氏小品中被糟改的底层人士,也从自己的同类人被糟改中得到某种欢乐的满足。这种嘲笑同类人倒霉的心理,其阴暗程度是远甚于看客心态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有很多自由派人士对其表示了认同。他们认为《不差钱》总比红色经典之类的好,其广泛传播至少可以压缩“比母亲”、“好日子”之类传播,低俗一点没什么,总比马屁小品好。但他们也许没意识到,最有效的宣传就是“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不差钱》恰恰是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


  就在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下,许多人都为自己没有一个“姓毕的姥爷”的感到失意甚至怨恨。权贵们或许能从自己就是“姓毕的姥爷”中得意洋洋。不过,他们可能忘了,自己也需有要有一个“姓毕的姥爷”的荫蔽,否则后果也很难以预料。于是,这位“毕姥爷”就是大家都骂,却又都喜欢的了,所谓“骂是爱”大抵就是这个意思。


  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对“毕姥爷”的权力膜拜深深地植入人们的灵魂深处,可说是效果非凡;而“人这一生最痛苦的是什么?人死了钱却没有花掉。”则是将享用金钱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是拜金主义赤裸裸的表现。


  表面上《不差钱》是在针砭时弊、抨击社会不良,实际却是在宣扬对权贵的膜拜和拜金主义。看《不差钱》并不会让人们对腐败现象感到愤恨,也感受不到文学艺术作品所应有的对弱者的悲悯,反而能从中挖掘出了对权和钱的效力的灵感,更加媚权、媚贵。可以说其全部内涵就是权和钱。所谓的“针砭时弊、抨击社会不良”不过是一个借口和手法,是麻痹人们的迷魂药,也实实在在的达到了戈培尔所说的目标——“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


  我认为,像《不差钱》这样一部低劣、恶俗的小品,竟受到各方面,包括知名学者、自由派人士等的认同,说明,我们确实处在一个媚俗的时代。


  媚俗这个词,是随米兰?昆德拉的风靡才在中国流行起来的,如果仅把媚俗当作一种无关大局的文化现象,那么,应该好好读读昆德拉这句话:“政治并不产生媚俗,但它需要媚俗。任何政治运动都以媚俗、以迷惑他人的愿望为基础”。由于,昆德拉有生活在一个极权专制的国家的经历,我想可以这么理解这句话,媚俗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极权专制国家还是一种宣传手段。


  当然,在民主国家也有恶俗的事情,自然也会有人媚俗,保罗?福塞尔的《恶俗》一书就是在批判人们对种种恶俗现象的追崇。但是,由于,民主国家的言论是自由的,政府的宣传功能是很弱的,政府很难通过宣传的方式将媚俗作为某种政治意愿灌输给民众。不仅如此,由于民主国家在文学艺术上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媚俗文化也只能是其中的一种,它会受到其他文化形式,如高雅的文学艺术的排斥。所以,媚俗在民主国家或许仅仅是一个文化现象,而不会成为一种宣传手段,这点与极权专制国家是不同的。


  我们对以往的文学、艺术,如“高大全”式的英雄、单调的样板戏等感到厌恶,对其危害也有了很深刻的认识。但往往对类似《不差钱》这类表面低俗的文学艺术作品不太在意,往往低估了它的危害,甚至认为还有好处,是自由的、多元化的象征。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至少是没有认识到昆德拉所说的那句话的意义,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低俗的作品,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宣传方式。


  改革开放之初,在“艺术民主”、“创作自由”等口号下,在人们对知识、文艺的渴求下,一些经典名著,包括国外的、国内的,被大量出品。文学、艺术创作也较自由,出现了一些不错的作品,诸如“伤痕文学”等的兴起。那时,人们总体上说是激情的、向上的,是在反思、在探索,但这种情况很快就被“反自由化”压制。而因文艺专制被打破,“高大全”式的艺术形象无法再被人民所接受,就必须有一种新的形式来填补空白,这就是媚俗文化兴起的基础。


  对于信仰缺失的国人来说,对权贵和金钱的膜拜最容易触动国人的灵魂,所以,这种对低俗的谄媚就成了权贵们麻痹、奴役人们的思想毒药,被灌输给人们。膜拜权贵和拜金主义自然就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成为旧的信仰破灭之后建立起的新信仰。


  或许,起初,媚俗文化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目的,有些还夹带着对专制文化的批判,甚至恶搞,所以,很自然地渐渐地被人们接受、习惯、喜欢。久而久之,人们渐渐地丧失了对艺术的鉴赏能力以及对善恶美丑、是非曲直的判断,“自尊、风范、敏锐、智慧这些人类固有的品质”随之被消磨殆尽。


  保罗?福塞尔说:“所谓恶俗,是指某种虚假、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而令人厌恶的东西,但是,有很多人竟会相信它们是纯正、高雅、明智或迷人的。”对此他指出:“在一个竞相将空洞和垃圾似的物品标上高价的时代,保持高度警惕区分何为恶俗,是时下‘生活乐趣’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这个不开放的环境下,这点尤为重要,然而这恰恰没有引起我们重视。


  看看这些媚俗、恶俗的文学作品都表达了些什么呢?现在,人们在骂贪官的“辫子戏”中,已经深刻体会到了有个好皇帝的意义;在《红顶商人》、《大染坊》和《乔家大院》中,明白了权贵勾结的官商、资本家是爱国、爱民的;从《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悟出了强扭的瓜也很甜,斯德哥尔综合症是可以讴歌的;从《亮剑》中知道了土匪习气是可敬、可爱的;从《黑冰》中,发现毒枭们是深沉而风度翩翩且重情重义的“非常优秀的人”;高大泉转了个型变成“省委书记”后更加高大全了;《卖拐》传授给人们忽悠之术;《人间正道》似乎是告诉人们,抗争的结果将会令锐意改革的好书记被迫下台,普通员工只有等待下岗或者权贵们的恩泽才是人间正道;……


  与以前一贯正确的样板戏不同的是,这些作品多了对权和贵的美化及对原罪的粉饰和掩盖,而且也更有人情味,有些人物形象还很贴近生活,这种“混杂部分真相的说谎比直接说谎更有效”(戈培尔语)。的确,小骂大歌颂的方式,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也更贴近大众,所以更能深入人心。


  就这样,对权贵的膜拜在不知不觉之中,润浸到人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而权贵们的原罪却被悄悄地洗去和美化。恶霸黄世仁变成风雅的黄总之后,又能成为时代风尚令少女们仰慕,而他的原罪早已被遗忘和无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黄世仁们还披着自由价值观的外衣,还可能会以慈善家形象悲天悯人。


  一切都在看似不经意间,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就这样,人们不再善善、不再恶恶;就是在这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好雨浸润下,人们不知不觉已成犬儒,愉悦地成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我们知道,专制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变成奴隶、犬儒,从这个意义讲,宣扬谄媚权贵和拜金主义是极权专制奴役人民的一种手段,而发展媚俗文化是极有效地方式,其危害并不比“高大泉”之类的小。


  “高大泉”能让人们失去自我,成为一个虚幻理想的祭品;而“毕姥爷”则令人们主动跪下,甘愿成为奴才,为权贵们的荣华富贵辛勤劳作,以求得一根骨头。我认为:“金光大道”和“闪耀着金光的大道”都是通往奴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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