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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看到的是印度政府的低效 ，我看到的是印度的公民权利
——反驳郎咸平对印度民主制度的评价

作者：郭宇宽

　　
　　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批评当时风头甚健，而我几次近距离接触之后大掉眼镜的郎咸平。我和他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于，他认为民主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中国当前只有加强中央集权和严刑俊法才有出路。

　　这是一种当前的中国显然有人很赞成的观点，但如果真朝这个方向发展，有些人一定会得益，但这个国家的人民只会陷入更深的灾难。而且此人物欲过强，为了捞钱简直不择手段，让我尤其感到忧虑，他的言论有很有煽动性，可以让很多老百姓被他卖了，还给他数钱，再加上郎还雇了公关公司来包装营销自己，在网上，任何批评郎咸平的言论，都会遭到很多谩骂。所以上次批评过郎咸平以后，我想，行了，我已经尽到提醒公众的责任了。而且从那以后，我观察郎咸平也作了很大的转型，最近几年他很少再就国家政治体制的问题，发表他的所谓“学术见解”。他也不再提他当年发表的“国有企业效率高”的“学术见解”。专心到各地给民营企业小老板，演讲赚钱，如果他好好把心思用在赚钱上，别在到处发表“中国不需要民主”这种不伦不类的“学术见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进步。

　　不过最近几天，有朋友发来郎最近的文章“印度的腐败，难以想象”，在文中，郎把印度描写成了一个非常不堪的国家，尤其是嘲笑印度的民主。在我看来涉及到一些常识性的判断，这种误导性的观点，在转型期的中国是非常有危害的，而这篇文章代表着郎几年前就让我警惕的价值观依然一以贯之。

　　我从2006年起成为美国New school 大学的中印问题研究所的Fellow，在其资助下，曾两次前往印度进行访问和田野调查，接触了政府官员，商人，学者，社会活动家，包括底层的农民，矿工，手艺人，甚至毛分子游击队。以我的亲身经历，更觉得郎咸平对印度，尤其印度民主的评价，错乱不堪，有一些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捏造。
　　

中印比较的逻辑基础
　　
　　中印两个亚洲人口大国，是很多学者都喜欢比较的，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比较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简单和粗糙，很多人又爱下大结论，诸如通过中印的GDP或者出口数据比较，就得出哪个社会制度更优越。这是非常不严谨的态度

　　郎咸平举出一些他描绘的印度经济发展的问题，以此来评价民主好还是不好，这不像一个受过学术训练的人的思考水平。

　　如果一定要比较印度和中国，最基本的逻辑基础是多变量的综合分析。比如说你要评价炸鸡翅这种食品对人的健康好还是不好，你不能拿飞人博尔特来跟我比，据说博尔特喜欢吃炸鸡翅，他得了奥运冠军，我郭宇宽不喜欢吃炸鸡翅，跑得没博尔特快，所以多吃炸鸡翅的人跑得快。谁要做这样的学术研究就太令人遗憾 ，不得要领。

　　可郎咸平的比较逻辑却正是这样，印度搞民主选举，中国不搞民主选举，中国GDP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印度每年增长百分之八，说明民主不管用，不搞民主，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真正了解中国印度之后，会发现虽然表面看上去，中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但其资源秉赋特别是历史积累其实差别很大。如果一定单纯为了比较说明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不应该把中国和欧洲比，也不应该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南亚国家比甚至与非洲国家比，应该把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南韩，北朝鲜，日本这样的有近似文化传统，人口密度，资源，气候条件、生产方式的国家比，会更加有说服力。当然我也知道，这样的比较是郎咸平们的弱项，他们喜欢拿印度甚至非洲的例子，来和中国比较，告诉中国读者，你们看，搞民主没用吧。

　　印度不像中国，中国早在周天子的时代就形成了中华认同概念，秦始皇又建立了大一统，而印度，在漫长的历史中更像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国家概念。直到今天，印度普遍国民的国家认同也远远没有中国人强烈，这使得印度在很多问题上确实像是一盘散沙。要是办中国那样动员全国资源来搞奥运会的事情确实比较困难。

　　印度大陆是平坦的，表面从数字上，印度的可耕地比中国多，但印度处在热带地区，全年分为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历史学家兰德斯的著作《国富国穷》从经济、文化、制度、自然资源、历史传统等方面对国家经济潜力进行比较，他的分析从产值和人均收入来看，温带到热带总体趋势是越热的地方国家越穷。而中国由于多山，虽然耕地面积相对不多，但是多处在暖温带和少部分亚热带，气候更加温和，有更好的条件发展农业和包括理论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发育。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印度到了漫长的旱季，气温常常动辄接近50度。这样的气候，不要说种庄稼很困难，劳动也是很大的痛苦。睡觉，减少身体消耗，是最明智的选择，所以释迦牟尼时代能够制定僧团组织过午不食的纪律，而在中国大多数地区，晚上不吃饱饭是抗不住的。这也是一种传统，在一年之中，印度人的工作时间要远少于中国人。

　　再加上印度教有乐天知命的传统，甚至反对现代化，中国民族意识的崛起，伴随着学习“洋务”，兴办实业，而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他的政治理想，不是让印度发展经济，而是让印度回归反工业化的田园社会。甘地的理想也深远的影响了印度社会，在这种观念看来，要赚那么多钱干吗，活这么累干吗，知足就行了，经常唱唱歌跳跳舞不是蛮好的么。甘地自己就整天只裹一块破布，过绝对的低碳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印度的人均ＧＤＰ不如中国，而按照盖乐普的统计分析，印度的国民幸福感水平却排名在中国之前。学过经济学的应该知道，幸福感水平是比ＧＤＰ或者出口量跟能衡量国民需求的满足程度。

　　郎咸平先生也是知道这个事实的，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做很有良知状说 “中国人的收入全球最低，工作时间最长”，但为什么在他进行中印制度比较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个重要变量差别呢。两家邻居，一家男女老少每天工作１２个小时，没有节假日，一个月挣一万；另一家每天工作７个小时，经常唱歌跳舞，一个月挣６千。那个没日没夜工作的一家人，有什么好得意的呢？有什么资格嘲笑总是唱歌跳舞的一家人，收入比他们少呢？

不能理解什么是幸福的人，很难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

　　中国现在每年ＧＤＰ增长１０％，比印度高，但有多少含量是靠透支资源，搞建设，搞拆迁，把一条路修了再挖，挖了再修搞出来的。而印度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８％，是靠软件业，服务业这些更有技术含量的领域，增长质量比中国要高，而且人家的增长是在一边唱歌跳舞的条件下达到的，中国如果还不感到危机感，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像郎咸平这样嘲笑印度的民主，未来只会证明自己的可笑。

　　郎咸平还说印度 “人口比我们少2亿，耕地面积比我们多40%，结果他们是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他们养不起自己的老百姓。” 首先，这与事实不符，印度的稻米和一些经济作物的出口，都远远领先中国。其次就算印度进口很多粮食也不能得出“印度养不起自己的老百姓” 的结论。印度不像中国用户籍制度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而是放开劳动力流动，允许土地撂荒，，他们的农业政策，没有搞 “以粮为纲”，缺粮食，就到国际市场上进口，做更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事情，这未尝不值得我们参考。南朝鲜和北朝鲜相比，南朝鲜的农业自给自足率肯定不如北朝鲜高，看看到底是谁养不起自己的老百姓？

　　如果真是认真学了经济学的人，就应该知道，阿马迪亚森的重要研究，中国和印度相比，中国因为当年的毛泽东一人极权体制，老百姓已经饿殍遍野，一边还在向国外出口粮食，结果在风调雨顺的年景，搞出个 “三年自然灾害”，印度是真遇到了自然灾害，却因为政府能够考虑民众的需求，通过进口粮食避免了饥荒的发生。郎咸平如果是一个尊重事实的严肃学者，他先应该回答，中国具有这么温和适合耕作的气候条件，具有全世界都少有的勤劳隐忍的人民，却搞出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这和他呼吁的加强集权，有什么逻辑关系。
　　　　　　
印度的腐败程度真得难以想象么？
　　
　　郎咸平先生告诉中国读者，“印度的腐败程度难以想象”，这非常让我吃惊。印度确实有很多的腐败，腐败确实有传统因素的影响，不是光靠民主就能解决的。假如一个丹麦或者瑞典的人到了印度发现，印度的腐败对他们来说难以想象，我是可以理解的。郎咸平这个一年到头在大陆捞钱的人，说他发现印度腐败 “难于想象”，就让我不可思议了。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假装天真无邪?

　　根据总部在柏林的透明国际每年公布的 “全球腐败指数”，印度和中国的腐败水平，基本是不相上下，同一水平的，大致都是在七十几名左右，最近一年中国略领先几名，有时候也会和印度并列。

　　由于印度是一个地方自治的分权制国家，中国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元制极权国家（郎咸平嫌集权的还不够）。所以腐败也各有特点。在我看来，印度的腐败更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草根分沾机制，中国的腐败更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掠夺机制。

　　所以我也接触过一些在印度投资的商人，他们普遍反映越是在印度基层地区，越是腐败严重。在印度有些地方的地方政治家几乎是赤裸裸的腐败分子，报纸经常报道，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民众就是愿意选他，因为他在腐败中，也维护了地方利益，甚至腐败来的钱，很大一部分，也要在为了选举的需要，给选民送礼。如果一个地方政治人物，光是腐败，而对他的选民不大方，下次别人就很难再选他。我听印度基层地区的朋友介绍，有的地方，竞选人会给一个家里送一台电视机，一台摩托车之类的贵重礼物。在印度很大程度上腐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利益分配渠道。而在印度的政治高层，相对比较精英化，道德职业水准也较高，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像王益这样程度的腐败，商务部一个处长就可以捞几千万的案例，在印度是比较罕见的。

　　最明显的表现是，中国政府官员的公款吃喝是几乎不需要遮掩的，政府的高级公务车满街都是，一个县政府的大楼宏伟的像白宫，这在印度较难看到。现在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旅游景点，你总能看见，来自大陆各级政府的公费旅游代表团，他们一眼就能看出和普通游客的区别，他们在景点拍照都要按官大官小的次序站，穿的都是西装衬衫，最爱出入常是赌场，脱衣舞厅。但印度政府官员的公款旅行团，至少我遇到的比较少。

　　而让郎咸平判断印度不如中国的最主要例子是：“香港一个大集团的CEO，他带着香港的商会去印度投资，他回来抱怨说，在内地我做个生意，我可能会找内地官员和人脉，问题不大，成本并不是很高。但印度不行，我找了那个A部门还不行，B还要说话，B说完之后，C又出来说了，到最后我发现，我请了一堆人出来，没有人能办事。”

　　这表达了他最根本的逻辑错误，在中国，郎咸平认为只要花钱就好办事，而在印度花钱也不见得好办事，就觉得中国比印度好。从此你就可以理解郎咸平所提倡的法制到底是什么货色，也能理解他的道义包装背后到底是站在谁的立场说话。

　　在中国大陆，商人到一个县投资，只要搞定县委书记就可以了，“问题不大，成本不高”。而在印度是一个分权的制衡系统，不是搞定一个人就行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腐败成本比较低，腐败收益比较大，而在印度，腐败成本比较高，而腐败收益比较小。这样两个国家，听完郎咸平的介绍，读者如果自己用脑子想一想，会觉得谁的腐败更加可怕？郎咸平向中国读者宣称印度“这一种多元化的腐败体系，它所造成的交易成本之高，是中国的10倍、100倍。”   我真不知道，这个倍数，他是通过什么样的 “学术研究” 算出来的。

　　中印腐败模式的差异，也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差异。中国的经济巨头，更多体现密切的政商合作关系，比如中国的富豪榜上，几乎多数都是地产商，依靠从政府征地赚钱。而印度排名在前的富豪，几乎没有地产商，而是以Infosys为代表的世界级软件巨头；甚至想收购宝钢的更加国际化的米塔尔钢铁；搞实业的汽车巨头塔塔……，这些在国际舞台上的印度企业家，用周其仁教授的话来说，“一不靠出售自然资源，二不靠廉价劳动力优势，三不靠贩卖军火，四不靠政府补贴。靠什么呢？靠技术创新产品、管理、本土和非本土市场开发。”

　　印度的企业环境和企业家精神，不说学习，至少也应该值得很多中国企业和学者借鉴，而不是像郎咸平那样出于无知，忽悠老百姓以自恃高明的嘲笑。
　　　　　　　　　

相对中国，印度式的低效是印度的荣耀
　　
　　在郎咸平看来，印度的体制是低效的，他举的例子是 “你看那个浦项制铁，它当年进印度的时候，那真是费了劲了，为什么？它要占用村中的林地，这居民闹得李明博跟辛格谈判了好几次。”

　　与此相比中国的体制，官员的决策实在是太高效了，这是郎咸平所推崇的集权带来的高效。在中国，政府官员，想拆那片，就拆那片，想拆谁家的房子，就拆谁家的房子，想征那个村的地就征那个村的地，转手卖给开发商，政府就可以赚大钱。谁不服，地方官员就可以把谁抓起来。这种高效而且严刑峻法的政府，就是郎咸平所提倡，而且他觉得集权得还不够。

　　在郎眼里，村民的林地算什么，要搞个大项目，带动地方政府税收，拉动GDP，还需要谈判么？派 “棒子队”和警察不就搞定了么？但在印度搞不定，印度是一个多党制衡、有新闻媒体监督的民主制度，是一个不由政府控制的国家。

　　在郎咸平看来，这是一个国家低效的根源，而我看到的是对哪怕最弱势的公民权利的保障。

　　多快好省的上马，甚至不用经过认真论证的上马大项目，真的那么好么？

　　印度要修一条高速公路，谈判过程很漫长，这个过程中，老百姓是实际的受益者，而且一个项目论证充分一些，当时也许着急一些，回过头看也许还有好处。而我们要修一条高速公路，领导一拍脑袋就可以决定，效率是很高，犯错误的效率也很高，最后修好了，车流量不够，甚至规划不合理，虽然短期拉动ＧＤＰ和政绩的效果很明显，但经常是低效的重复建设，而沿途的居民只能被迫接受强制的搬迁协议。哪种体制更符合百姓的福祉？这个道理并不复杂。

　　郎咸平所提倡的高效，其实是官僚裙带资本主义为所欲为的高效。在中国随便一个县，你都会看到政府门前宽阔无比但是格调低俗的大广场，和天安门前一样八个车道的马路。赤裸裸地炫耀权力的意志。这种郎咸平所提倡的“高效有执行力”的政府，常常让我感到恐惧和痛心。

　　整天泡在中国的五星级宾馆，豪华酒店和高尔夫球场出入的人，自然会嘲笑印度的首都居然有公开的贫民区，但如果他真的亲身到印度的贫民窟参观过，就会比较出，北京和上海为了城市形象而被驱赶出视线之外，大量 “农民工” 的居住条件比印度的贫民区更差，他就该明白这种嘲笑是多么的可笑？中国穷人的生存状态并不比印度的穷人乐观，区别只是，印度的穷人是公开的，全世界都能看到。而中国的穷人，为了展现国家的形象，借着一次次奥运会、世博会、“XX大” 的理由被驱赶和遮掩起来而已。

　　郎咸平总是宣称民主无用，中国当下要加强集权，加强严刑峻法。郎咸平从来没有办法正面回答的一个问题，遗憾的是，他的粉丝们也并不需要他回答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民主机制的保障，由谁来制定严刑峻法？怎么确定那个权力集团制定出来的严刑峻法是用来保护人民，而不是用来掠夺人民的？谁来主导严刑峻法，这个严刑峻法是用来惩罚腐败透顶的政府官员还是惩罚无辜的人民？

　　事实的教训还不够清楚么？为什么在管理证券市场的时候，管理国有企业的时候，我们怎么呼吁严刑峻法也无人理会，可是政府在强制拆迁的时候，它对老百姓的严刑峻法却轻而易举地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严峻法。在中国不谈权力的运行机制，不谈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光讲集权和严刑峻法，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无耻。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应该为苍生人民说人话，而不是为违法强权唱赞歌。

　　郎咸平和他的营销团队，包装他的口号是 “良知” 二字，我一直反对学者以良知自诩，学者首先要保证的是尊重事实和逻辑，为公众提供真实的判断，而不是忽视或混淆真实的客观问题，却一上来就把自己道德化。

　　但如果一定要谈良知，从目前郎咸平的言行来看，他的“良知”一定指向不同于我的良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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