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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开往平壤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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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平壤的火车2010-7-7 9:40:17　来源: 南都周刊
（请看每日更新）
6月23日，记者以游客身份，通过“朝鲜4日游”团进入朝鲜“旅游”。在这个神秘的国度，记者试图揭开重重幕布的一角。如果说，边境线是走私者演出的舞台，那么边境后面，朝鲜人的社会生活，就是无形的编剧之手。
从非常高的羊角岛饭店的房间看平壤市容，大雾覆盖着城市最上面的楼层，一切都显得平静，对游客而言，封闭了几十年的朝鲜仍是世界最神秘的国家。
一名朝鲜女军人行走在乡间小路。
新义州火车站，工人正在写标语。 摄影_杨猛
新义州至平壤铁路沿线一个火车站，乘客扛着大包小包下车出站。
南都周刊主笔 _ 杨猛 平壤 新义州 开城 报道
隐瞒身份进入朝鲜
朝鲜未开放个人游，进入朝鲜的唯一渠道是组团旅行。问东问西的我，引起了丹东国旅的王小姐的怀疑，她严肃地看着我说，“记者是不允许进入朝鲜的。”我说：“要是记者去了怎么办？”王说：“那就把他关起来。”“关到哪里？”“关到住的宾馆，专人看着，不让你出去，直到其他人结束旅行，再送回中国。”
王的话让我有点担心。朝鲜真有这么可怕吗？于是我隐瞒了身份，在申请表上填上“自由职业”。
我猜朝鲜人可能不清楚“自由职业”是什么职业。就像我小时，市场经济没有到来的时候，我们否认失业现象的存在，“自由职业者”被称为“待业青年”，往往跟不务正业和“二流子”联系起来。
我干脆又在另一份更正式的出境表格上，改成了“贸易公司职员”。一路上，我守口如瓶。
混迹在21名游客中，6月23日早上9点，丹东到朝鲜新义州的火车开动了。据说，每年大概有3万人进入朝鲜旅行，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人。朝鲜边境也许是世界上最难跨越的。我们的团里居然还有三个西方人：54岁的爱尔兰人Tim，32岁的奥地利人Thomas，23岁的澳大利亚人Dominic。你别指望在朝鲜遇上一个美国人或者日本人。
火车穿过中朝友谊大桥，半个小时就进入了对岸的新义州。新义州陈旧空旷，和对面高楼林立的丹东反差很大。曾经，朝鲜打算把新义州建成特区，甚至宣布在新义州实行“三权分立”。荷兰籍中国人杨斌被任命为首任特首，随着杨斌被捕入狱，这个看起来有点疯狂的计划就告吹了。
新义州火车站的整体设施显得老旧，只有领袖的语录墙没有瑕疵。我们要在车站等3小时，然后换乘朝鲜的火车去平壤。其间哪里也不能去。陆续进来6名身着灰色和土黄色制服的朝鲜边防士官，检查护照，用探测器检查包裹。他们神情严肃，让人望而生畏。
我们见到了来自朝鲜的导游。其中一个姓金，64岁，功勋导游。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但是他从来没有到过中国。朝鲜的导游很多可以熟练应用汉语和英语。
网上说在朝鲜只有领导才穿皮鞋。实际上穿皮鞋的不在少数。有的女性戴着项链和戒指，打扮入时。士兵则穿一种鞋面是黄色帆布、鞋帮是黑色橡胶的胶鞋。更多的人穿一种蓝色白帮的平底布鞋，男女样式一致。
之前导游已经警告：手机、笔记本电脑、收音机，一切带有输出输入功能的电子产品，一概不允许带入朝鲜。Dominic和湖南娄底来的朱先生身上的手机，被查了出来。
长相狡黠的朱先生多次来过朝鲜，持有一部朝鲜手机，卡也是朝鲜的。他解释说，手机是去年在朝鲜买的，这次带过来准备联系朋友。但是没用。海关暂时没收了手机，保管在新义州。后来回国时都还给了他们。不过这个插曲让大家感到一丝紧张，不知道接下来的行程会发生什么。
火车，慢开
在新义州等待了难熬的3小时。我们被要求待在候车厅，和朝鲜旅客隔开。我和Thomas溜出候车室来到月台，发现围墙外面就是热闹的火车站广场。人很多。戴红领巾、穿白衣蓝裤的少年骑着自行车快速穿过，妇女和老人在走动，一个男人运送“鸭绿江啤酒”到一间小屋。很多朝鲜旅客都提着从中国采购的商品等火车到来。广场随处可见戴着直筒战斗帽的挎枪军人。天气很热，但是他们穿着看起来很厚的两件套的军装。
广场左侧一个像是售货亭的地方，发生了一场争斗。一个青年男子，不断用手推搡一个瘦小的老太太，有个劝架的中年女人参与进来，显然男子嫌她多管闲事，狠狠地朝女人屁股踹了一脚，于是女人拍拍裤子上的尘土溜掉了。
我被这场午间的争吵吸引。广场上的人们也发现了我们。特别是Thomas西方人的面孔，引来了朝鲜人的指点。车站一名女工作人员闻讯跑出来，把我们赶回了候车室。
下午1点，火车启动。我们被安置在最后一节车厢，通往其他车厢的门是锁住的，无法接触到朝鲜旅客。但是在这节车厢前面坐了几个朝鲜游客，看起来他们衣着挺括，像是一些干部。
新义州到平壤220公里，在中国，坐动车用不了2小时。而朝鲜，要走6小时。直到下午7点才到平壤。所谓4日游，有两天花在往返路上，实质上只是2日游。
除了铁路设备的老化，朝鲜电力紧张，电力火车晚点很正常。丹东有个导游外号“吴晚点”，每次带团火车都会晚点。朝鲜的金导说，“用电的地方太多了。”虽然拥有大同江水电站，但冬天结冰无法发电的时候，平壤家庭取暖仍是个问题。
沿途，看见大量的军人。车站、乡村、田间，都有大批身背武器的军人。在一些路口，经常见到扛枪士兵检查路人身份。朝鲜实行先军政治，2000万人口，军人有100多万。
回来时，我在新义州火车站买了一本朝鲜研究者金明哲的书《金正日和朝鲜统一之日》，书中对先军政治的来由进行了全面阐述。朝鲜一直处在备战状态，这次我有了深刻的体会。
从火车上看，朝鲜的风光十分美丽。后来去的妙香山、板门店，同样很美。视野所及，没有很高的山丘。所到之处，几乎每块田地都种植了水稻和高粱，连田垄都载满了秧苗。朝鲜对粮食的渴求可见一斑。
这里的机械化程度很低。因为是手工，秧苗明显不太规整。在朝鲜的三天，我只在开城见过一台插秧机。田地劳作的基本全是人力，主要是妇女和孩子。朝鲜妇女承担的体力劳动甚至比男人还重。
农村是人民公社。经常看到农民聚集在田里劳动，有时围成一圈进行政治学习。导游说，有些地区也搞类似联产承包的试验，家庭或亲友组成一个组耕种，交给国家粮食后，剩余部分可自行处置。但据观察，总体上，尚不能完全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多次来过朝鲜的朱先生说，别看田垄都种满了作物，但因缺少化肥，一亩只有两三百斤的产量。而在中国，一亩水稻产量多的可接近2000斤。
坐在我对面的来自深圳的张先生，是个很有幽默感的商人。他总是带着欣赏的心情看待朝鲜的一切。看到农民在田间辛苦插秧，他赞美，“多么好的田园风光，这正是我向往的，完全没有工业化的喧嚣。”看到公路上几乎没有汽车，他赞美，“多好。完全没有尾气，多环保。在深圳每天都堵车，吸进的尾气相当于一口气抽了10根香烟。”他抽了一口烟说。
我想朱先生和张先生代表了目前中国人看待朝鲜的两个侧面。一种人喜欢挑毛病和嘲弄，更极端的则喜欢妖魔化，把朝鲜发生的一切都理解成负面的。而另一些人如张先生，认为朝鲜才是理想社会，最好一成不变才好，但是忽略了朝鲜人民有改善和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和能力。
困在羊角岛
我们被安排入住平壤羊角岛饭店。47层的羊角岛饭店。是平壤为数不多的涉外宾馆之一。它建在大同江边的羊角岛上，只有一条路通往外界。此后几天，除了统一行动，我们被限制在岛上，不允许随便出行。
25日，来自丹东某学院的一行6人，试图在晚饭后进入平壤逛逛，刚离开饭店300米，在路口就被一个无法确定身份的朝鲜人拦住，对方用汉语说“回去回去”，态度粗鲁。
导游再三嘱咐：“不准到羊角岛宾馆外面去。会出麻烦的。”
这里有太多的“不可以”。接下来我们被不断告知：不可以从车里往外拍照，不可以拍摄军人，不可以拍摄老百姓，不可以拍摄领袖像的半身像而要拍全身，不可以拍脏乱差。
我问：“这也不能那也不能，你告诉我，还能拍什么？”导游说：“除了不能拍的，其他的你尽可以随便拍。”这句话让我很泄气。
“如果我不小心拍摄了怎么办？”我问。“轻者删除罚款，重者直接送回中国。”中方导游说。她告诉我，曾有一中国游客，偷拍了一张军人衣着脏兮兮的照片，罚款5000元，导游写悔过书。经济制裁最有效，朝鲜人显然有体会。于是，大家都不敢拍照了。
就连曾经不断赞美朝鲜的张先生，也开始抱怨受到了限制。我问：“你不是说这里是理想社会吗？”他愤愤地说：“都一样！”
24日，导游带我们去给金日成铜像献花。铜像23米高，用了70吨黄铜打造。朝鲜人对已故主席金日成的崇敬看起来是发自内心的。我看到上班的平壤市民，都会自觉多绕个弯，到铜像前鞠一躬再去上班。
我顺便问了导游一个问题：“听说朝鲜人戴的金日成像章是分级别的，级别越高，像章越精致、体积越小？”金导笑了：“瞎说。不同的像章只是不同年代做的。和级别完全没关系。”
网上还盛传每个旅行团必配一名特工监视游客。我们的团的确有两个朝鲜导游。除了金导，还有一个会英语的女导游，为3个老外服务。因为朝鲜规定不管带多少人的团，必须有两名导游。和颜悦色的金导看上去实在不像是特工。
平壤，就是平坦的土壤之意。除了汽车稀少，和任何一个国际大城市看上去没两样。大同江两侧，有密集的高层楼群。大部分楼房没有外立面装修，也没用涂料，只是水泥砌墙。整体而言，朝鲜的物资一直缺乏。纪念堂和一些重要场所的装修好一些。当然，最显眼的还是大同江边170米的主体思想塔，在电力短缺的夜晚也总是亮着。
平壤人的打扮都很整齐，举止有礼。男人一般穿灰色或黑色的短袖制服、黑色皮鞋、喜欢背黑色皮包。女人多数穿西式套裙、高跟鞋、化淡妆。在少年宫看演出的时候，我甚至看到一个初三女生也穿高跟皮鞋。我通过导游问她：“学校允许吗？”她反问：“为什么不呢？你们难道不让穿吗？”我说：“穿高跟鞋也许对发育不利。我上学的时候是不允的，但是现在啥样我不知道。”
网上还说朝鲜人不允许骑自行车，但是无论在偏远的农村，还是平壤，自行车并不少见。汽车很少是因为汽油短缺。车况也不佳。路上经常看见抛锚汽车在维修的情景。
我们无法随便到任何一个朝鲜人家中去。“去家中参观，要提前一天向外交部申请。”金导告诉我。
导游说，“我们有很好的风景和资源，其实可以让更多的人进来。但是我们不这么做，都进来把苍蝇蚊子都带进来了。我们脑子就乱掉了，就不好了。”
羊角岛饭店是一个中国人扎堆的地方，还是平壤乃至朝鲜唯一的“红灯区”。地下一层有一个桑拿洗浴。当晚我去观察了一下。消费以欧元计算，最便宜的头部按摩，45分钟要25欧元，看场的中国人说，现在小姐还没下来，只能洗浴。
在中国许多城市的大酒店，没有色情业反倒是稀罕的。朝鲜把羊角岛辟为接待中国人的特区，准许色情业存在，在我看来有点讽刺的味道。
桑拿区旁边还有一个赌场，老板是澳门的何鸿燊。赌场领班和经理都来自澳门。20名左右的员工，全来自丹东。赌场有3张21点赌台，门可罗雀。一个在赌场上班的丹东小伙子告诉我，赌场4年来一直没有实现盈利。因为生意清闲，每晚都能看到赌场的林经理，在院子里快走健身，不知是消磨时光还是发泄怨气。
无论是桑拿还是赌场，朝鲜人都禁止入内。一个朝鲜人专门坐在楼梯旁24小时看守。
房间设施不错。我和澳大利亚来的Dominic同屋。电视能看到CCTV一套、五套、八套和凤凰卫视，甚至还有BBC和NHK。当然还有朝鲜中央电视台，这是朝鲜唯一的电视台。
我从赌场伙计那了解到，原来只有朝鲜中央电视台一个频道，为了在世界杯期间招揽客人，赌场老板刚申请了一个月的卫星频道。世界杯一结束，一切恢复从前。
朝鲜人显示出很强的服从性和纪律性。6月25日，平壤10万群众在金日成广场举行反美集会，纪念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当时我们就在附近参观，也听到了不远处扩音喇叭传来的高亢宣言，但是直到晚上看凤凰卫视，才知道10万人聚会就在身边。后来我们到了金日成广场，发现10万人走后，地面干干净净，没有丝毫大型集会的印记。
夜探平壤
白天的朝鲜就像一个梦。在新义州我认识了一个自学汉语的女服务员，还买了一本中文版《今日朝鲜》，里面有一篇介绍朝鲜足球队的文章说，“朝鲜足球队进入世界杯是必然的”。在板门店三八线，我见到了近在咫尺的朝鲜和韩国士兵，处于高度紧张的对峙状态。
24日，在万景台少年宫，朝鲜儿童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才能。民族音乐伴奏下，一个不过10岁的女孩像着了魔一样旋转，转了40多圈。当我们以为她要歇歇的时候，她居然又旋转了40多圈。全场观众几乎为她疯掉。对显示集体力量的团体操，朝鲜人尤为钟情。每年8月的阿里郎演出汇集了10万演员参与，为世界之最。我想，除了中国，也许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这方面比得过朝鲜。
但是我很想见到一个不一样的平壤。有时候冒险是很有必要的。我到了神秘的朝鲜，如果再来一段刺激的冒险，就更妙了。
虽然导游天天警告，但是连续两天晚上，我还是顺利走出了羊角岛饭店，到了平壤市区。前后加起来逛了差不多4个小时。见到了和白天不一样的景象。
每一次我都约上深圳的张先生结伴，他不光幽默，也有冒险精神。第一天晚上8点半，我们从饭店门前花坪一侧绕到路口，然后从一个小土坡走上了大路。羊角桥横亘眼前。我们不明方向，先是往大桥左侧走。我俩比经过的任何一个朝鲜人都胖，而且没有像章。经过的朝鲜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神“审视”着我们。
天已经暗下来了。有2个士兵拿着手电在桥头检查路人的身份。我们故作镇定又折回来。这次我们走大桥右侧，凭白天的印象一路走到了平壤火车站。路上很黑。因为没有一盏路灯是亮的。我想起了一张著名的卫星照片：从太空看，朝鲜的上空漆黑一片。很多行人拿着手电照明。骑自行车的都在前端安了一个探照灯，靠车轮转动发光。更多的人依靠月光。住家是有电的，但是从窗外看不见家里什么样。
离平壤火车站大概300米的地方，人行道边有微弱的手电闪动，3个妇女蹲在树丛边，面前摆放着3个小布包，我凑上去，发现是待售的两摞煎鸡蛋，还有一袋小馒头。另外一个妇女面前放着3个类似长江七号外星人的毛绒玩具，标价100。但是我不清楚是朝币还是其他。
我凑过去试图看得更清楚一些，一个妇女看见我惊慌地拿起包跑掉了。就在隔着3步远的地方，黑暗中站着三个持枪的士兵，用手电朝面前经过的行人身上随便照，随机检查行人证件。我感觉手电光在我的腿上停留了一会。我和张先生尽可能镇定地走过去，尽量装得像一个朝鲜人一样走路。
事后我批评了张先生，大腹便便的他像一个南方人那样喜欢喋喋不休，他奇怪的语音往往引起路人的注意，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累，他总是说“咱们歇会吧”。
我们顺利到了平壤火车站，只有站前有6盏路灯。人比白天少许多。很多人蹲在马路边。在车站对面，我看到一个显然是乡下来的年轻女人，紧张地站在墙根，手里拿着一捆大葱等待买主。还有2个妇女在悄悄交换彼此手里的物品。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黑市。显然自由贸易仍然受到严格的管制，但是人们偷偷在做。
第一天回到宾馆的时候，我和张先生汗湿衣背，击掌相庆。第二天晚上9点，我俩又走到了火车站相反方向的大同江。出发前我给自己别了一枚朝鲜国旗像章，这样猛地看上去我更像一个本地人。这次来回花了2个小时，甚至有时间坐在江边抽了根烟。我看到一个平壤男子坐在江边打手机。后来我问导游，导游说，手机在平壤仍然属于奢侈品，通话费是每月固定20元朝币。很多平壤人已经开始拥有。
湖南朱先生的那部朝鲜手机花了1000多元人民币，卡也是1000多元人民币，同样的手机，在中国只需300元。但是这个号设置了限制，无法和朝鲜人通电话。往中国打长途每分钟7美元。
连续两晚，在火车站附近，我都遇到了奇怪的景象：一些朝鲜男子站在黑暗的拐角，推着自行车，向我打招呼。我不懂他们的意思，凭直觉认为是黑车交易市场。中国也很普遍。临走时我问了一圈。有人同意我的看法。也有人说那是兑换货币的。还有一个羊角岛饭店的朝鲜人告诉我，也许他们只是想给你打个招呼。暗夜中那些黑瘦的朝鲜人究竟对我说些什么？至今对我都是个谜。
对于朝鲜这样一个神秘的国家，旅程显得很短了。26日下午，在返回新义州的火车上，在定州停靠的时候，对面一列开往平壤的拥挤列车上，一个漂亮的朝鲜女孩突然发现了站在车门透风的Thomas。威猛的Thomas一路上吸引了不少朝鲜女子的目光。女孩在车窗内用朝鲜话冲Thomas大喊。Thomas问我，“她在说什么？”我只能求助旁边的金导。金导说：“她问老外从哪里来？”我告诉了Thomas，Thomas大声回答：“奥地利！”
女孩又大声问。Thomas又问我：“她说什么？”我只好再次问金导。金导说：“她问老外要去哪里？”我告诉了Thomas，Thomas大声回答：“北京！”
后来我想，这真是具有象征意味的一幕：一列国际列车，和一列朝鲜绿皮车，隔空喊话。他们试图让对方互相了解。但总是绕来绕去、阴差阳错。
我清楚地看到，那个漂亮开朗的朝鲜姑娘，试图听明白Thomas最后在说些什么，但是太嘈杂，我想她根本没法听清楚。然后，两列火车交错而过，朝着相反的方向开走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7-31 12:31:52编辑过]
         
  *.*.*.*   2010-7-19 18: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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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边境故事 边境线黑与白2010-7-7 9:40:18　来源: 南都周刊
6月3日深夜，中朝边境鸭绿江上几声枪声，涉嫌越境贸易的丹东居民三死一伤。外交部向朝鲜提出交涉。枪声背后揭示出中朝边境的庞杂生态：贸易、走私、冒险、生计，从企业到边民，追逐利益的活报剧，每天都在轮番上演。
封面报道：中朝边境黑与白
1334公里的边境线，一边是地球上最神秘的国度——朝鲜，一边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中国。
这里，既是世界眺望朝鲜神秘面纱的窗口，也是朝鲜获取外界物资的大门。
因为受制于国内特殊的政治经济情况，以及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对朝的民间合法贸易被塑造出独特的形态，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
由鸭绿江两岸地下商人组成的走私者，也密密麻麻寄生于漫长的边境线上，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势力江湖与游戏规则，呈现出特别的生存状态。
这是一幅长久存在而又隐蔽的边境社会图景。
2010年6月初，鸭绿江对岸几声枪响，3名“涉嫌越境从事边贸活动”的中国公民殒命。随后中国政府对朝方进行“严正交涉”，中朝边境线上的贸易与走私状态，也随之引起公众关注。6月25日，适逢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纪念日，60年世界人事全非，而朝鲜物景依旧。
我们辗转中朝边境线，讲述鸭绿江两岸民间合法贸易的困境与地下走私者的艰险生存，并深入朝鲜，记录这个神秘国家的社会生活细节。
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我们尝试建立起一个观察边境商业生态与国家社会形态之间关系的模型。这是一个望远镜，让我们看到，自由贸易与开放社会正是通向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
【本期封面报道导读】
中朝边境故事 边境线黑与白
中朝边境走私 公开的秘密
开往平壤的火车
封闭社会的自发贸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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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线黑与白
丹东居民栾溱洋。他父亲去年在出海和朝鲜做“边贸”时遇难。摄影_杨猛
2004年4月，朝鲜工人在边境等待中国援助物资的到来。
朝鲜边防军人在检查从中国丹东开往新义州货船上人员的身份证件。
疑似走私粮食的丹东装货码头。 摄影_杨猛
鸭绿江中朝友谊大桥边，中国和朝鲜的客轮擦肩而过。
在丹东的朝鲜餐馆里，女服务员和客人一起跳舞。
丹东，工人在车辆上装载货物，这些货物将运往朝鲜。
南都周刊主笔_杨猛 丹东报道
张彬的船在鸭绿江的上游。那是数艘身躯庞大的挖沙船。市场上，一立方米沙子卖30元。他的挖沙船队，每天可以从临近朝鲜的岛屿挖沙2000立方米。
于泽铭（化名）的船在鸭绿江的下游。那是一艘750马力的玻璃钢摩托艇。最近，他几乎天天都会驾船越境到朝鲜一侧，用粮食和日用品，换回海鲜和铜。这条艇每年至少能挣来60万元。
欢迎来到丹东。一边是世界最大的中国市场，一边是尚未开放最神秘莫测的朝鲜。210公里的边境线，或许是世界上最吸引冒险者的“乐土”。
张彬和于泽铭，代表了中朝边境数万冒险者的两个侧面。前者是合法商人中的一员。而后者的走私生意，则处于浪头舔血的黑色地带。
黑白有别
商人张彬的生活很忙碌。47岁的张彬，是丹东以对朝贸易著称的伟民公司的副总。他做过餐饮、房地产、保险，具有生意人的精明，口头语是“不差事”。丹东方言里，“不差事”蕴含着会经营、有门路的意思。
他的办公室在丹东地段最好的滨江路，一座黄色小楼的三层，鸭绿江一览无遗。宽大的落地玻璃前，一架80倍望远镜正对朝鲜新义州。透过望远镜，对面衣着暗淡的百姓、土黄色军服的人民军战士、蓝色工服的船员、鲜艳的朝文标语，在镜头里缓缓划过，活似一幕老电影。
上午，张彬习惯在办公室处理一下业务，用功夫茶招待朋友。中午在饭桌上谈几笔生意。下午，他经常驾车到鸭绿江边，视察自己的挖沙船队。
6月11日，张彬驾车带记者沿江而上。经过中朝友谊大桥的时候，他指给记者看泊在江中的几只挖沙船。船头红旗上，中朝两种文字写着“伟民”。他说：“从大桥往上游40公里的范围内，临近朝鲜一侧岛屿的沙石，只能由我们公司采挖。”
奥迪A6沿着江边疾驶，鸭绿江在身边流淌。两岸相距不过千米。对岸朝鲜新义州静谧空旷，和丹东这边的灯红酒绿形成鲜明对比。树丛深处，偶有红色朝文标语闪过，上头写着“21世纪的太阳金正日将军万岁”。
和张彬相比，48岁的于泽铭生活单调且危险。
于泽铭家住鸭绿江下游江海（黄海）汇合口，丹东开发区浪头镇北安民村。四间大瓦房干净敞亮。看得出日子过得不错。6月13日晚，他接到老板电话：明天出海和高丽做趟生意。当地人一直习惯称呼对岸的朝鲜人为“高丽”。于泽铭早早睡下。14日一早，赶到东港附近的码头时，还不到清早6点。750马力摩托艇上，米、面、油，整整一吨货已经装载完毕。
于泽铭只是这条快艇的艇长，负责驾驶。他的收入取决于每单生意的盈利，还有老板给的奖金。实际上，艇老板也不是真正的老板，上面还有一个大老板，是个南方人。
艇长于泽铭在江上玩了几十年。他懂得看清潮水的方向，判断起锚时间。一小时之后，这条最快时速达到80公里的快艇，将进入朝鲜一侧海域。朝鲜的“客户”在那里等着他们。
因为遭受国际制裁、国内经济困难，朝鲜日用品与粮食匮乏。按照上一次朝鲜“客户”列出的清单，老板准备了满满一条艇的货，用这些朝方急需的物资，换回1到2吨丹东市场抢手的时令海鲜：蟹子、海螺、黄蚬子。次日凌晨，这些海货就会出现在丹东渔市上。
这是一次危险的出海。丹东允许开展小额边境水上贸易，但是划定了严格的区域和管理办法。私人被禁止拥有大马力摩托艇。像于泽铭这样的越境贸易、捕捞，船只没有完备的手续证件，被定性为“走私”。而渔民于泽铭，习惯称之为“边贸”。
这样的越境“边贸”要在海上呆足一天，在下一个潮水到来的时候，回到中国海域，为了躲避中国边防巡逻，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回到浪头镇一侧。于泽铭乐观地估计，“这一趟，能赚个六七万。”
“使唤船的”生意经
在中朝边境，于泽铭式的“边贸”，是公开的秘密。
“使唤船的”，是当地对做“边贸”者的别称，具体人数无法统计。于泽铭“使唤船”超过20年，这是他的生计。于泽铭所在的北安民村1600多人，很多是早年闯关东的山东人后代，民风彪悍。于泽铭说，某些村子，超过60%的成年男性村民“使唤过船”。
于泽铭记忆中，和“高丽”的生意，要追溯到20年前。于说，“最早中朝边境都让捕捞。1976年以后，朝鲜那边不让干了。只好偷着去。”
中国海域捕捞过度，渔民们必须越境到朝鲜海域，才能找到量大质优的海货。丹东市场上，螃蟹100元一斤，在朝鲜收购也就是一二十元一斤，从朝鲜过来价格差不多翻了10倍。
上世纪90年代后，中朝边境走私案突然激增。根据公开报道，丹东海关曾经多次破获走私中国汽车、汽油大案，甚至发生过个别官员武装押运掩护走私汽车的大案。
相比这些动辄成千万上百万的走私，于泽铭认为，他和其他边民从事的“边贸”，“不值得一提。”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关于朝鲜饥荒的消息就不断传来，后期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反复无常，又遭受了国际制裁，朝鲜国内粮食和日用品严重匮乏。
鸭绿江上于是兴起了这样一种易货生意：从朝鲜走私铜、古董，或者用海螺、花盖蟹、蚬子等海货，换来中国这边的米、面、粮、油、烟酒等日用品。
于泽铭10年前开始和朝鲜走私者换铜，“有一个时期中国对铜需求极大。朝鲜的铜不断通过边境走私进来。”
因为经常和朝鲜人换铜，村民多半懂几句朝鲜语。“黄铜，叫‘巴拉盖’，最早收购价是9元一公斤，后来涨到了16元。紫铜叫‘脑赖’，肘子铜叫‘盖大力’，就像猪肘子，含金量大，但是朝鲜工艺不行，不能提炼，最贵曾卖到53元一公斤。最低级的叫‘巴巴铜’，最贵的时候，‘巴巴铜’还要30元一公斤。” 于泽铭说。
  *.*.*.*   2010-7-19 20: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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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们还掌握了“阿得儿（男孩）”、“蛋儿（女孩）”、“老几奶（老太太）”、“旦白（香烟）”等常用语。
于泽铭发现，“高丽”熟知中国市场变化，走私者往往根据中国行情不断调价。即便这样，“收购到中国，还可以赚一半差价。”
于说，换铜交易直到今天仍很频繁。鸭绿江沿岸，泊着许多小木船。晚上，对岸朝鲜走私者在江边晃晃手电，这边就知道有货要出手，于是开船过去，换铜船不跑远海，只跑江面。不超过千米的江面，开过去大概不到5分钟。
于泽铭说：“小闹是几百公斤，岸上晃手电。大闹是一两吨，三四吨，就打个电话。”“使唤船的”为朝鲜“客户”提供中国手机，定时替对方充值，中朝边境可以利用中国网络通话。对方有了货，在江边打个电话，约好地点，这边就可以开船到对面交易。现在许多“使唤船的”都在对岸划了地盘，别人的船不能靠岸收货，去了就动手打人。
中方一直严查走私和违法交易。朝方也驱逐和抓人。对岸采取的方式是没收船与货物。
有种说法是，90年代，沿江的人家只要有条小船，20马力甚至更小，运过去一船面包，就可以换到一船钢铁。虎山往上游宽甸，地理更便利。当地有个地名叫“一步跨”，顾名思义，跨一步就过来了。
2003年前后，“使唤船的”开始更新装备。原来的木船普遍换成了一部机器的玻璃钢艇。于泽铭说，朝鲜边防看到这边换成一部机器的艇了，也换成了“一部机器”。渔民一看跑不过了，又换成“二部机器”。现在，这边已经换成了“三部机器”750马力的摩托艇。“从东港到安民再到浪头，大概有50条这样的快艇。”于泽铭讲，“其实不允许养艇，国家规定不让养单机超过150马力的摩托艇。大家都知道，养艇是用来走私的。”
做“边贸”的艇上，都要请一个朝鲜翻译，一般由本地朝鲜族人担任。翻译和对岸尤其是朝鲜边防的关系好坏，关系到每一单生意的顺利与否，需要用礼物和钱打点通关，当地人叫“傍艇”。
于泽铭说：“高丽艇一个月3个班，交替巡逻，每10天换一次岗。这次是艇队长班，他给你下个单子，要多少东西、多少钱。基本至少一万四五千的货，其他还要汽油、烟酒和轮胎。他们一般一条艇有7个人。艇队长、大保、小保、开艇的，其他三个当兵的。因此一个月要打点3次，正常一个月花个四五万。但是这也有利可图，都能挣回来。”
于说，在90年代末，一条36马力的船傍一次艇1500元，50马力傍一次艇2000元，现在这个费用提高了将近10倍。
6月15日，于泽铭说，“昨天早上6点半从家里出来，7点见着高丽艇。用对讲机和他们联系上。在红山（音，岛名）傍了3条艇。有个军港看门艇，和俺们翻译关系挺好，花了1万元钱给他们买东西，通过他们又认识了另一个军港艇，军港艇要的东西多。通过指导员找了艇队长，互相之间认识了，这个班这10天就没有要俺东西。平时送礼，好烟比如中华玉溪，给当官的。酒是真露。高丽喜欢喝低度酒。平时送些大米白面都很正常。”
正常贸易的风险
于泽铭在茫茫大海上寻找着朝鲜客户的踪迹时，张彬正为突如其来的麻烦发愁：采沙船停工了。
鸭绿江上至少聚集了6家挖沙企业。鸭绿江的沙子干净，质量好，是很好的施工材料。鸭绿江是两国界河，江中岛屿基本归朝方。中方一侧挖沙竞争激烈。但到朝鲜岛屿挖沙涉及领土问题。
因此，伟民公司和朝鲜的关系引起了坊间的种种猜测：他们如何得到所谓的“朝方授权”，可以到临近朝方一侧岛屿挖沙？
谜底很简单，“伟民公司董事长周伟，是当年东北抗联领导人周保中的女儿。周保中在朝鲜影响较大。”伟民公司总经理蔡建民介绍，周伟小时候曾经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一起学习与生活。用北京话说，是“发小”。
周伟退休后开办了这个主要开展对朝贸易和投资的伟民公司。总经理蔡建民也是行伍出身。他说，伟民公司在朝鲜投资了几座钼矿山，金正日曾经视察过。在丹东主要是和朝方合作挖沙生意。因为和朝鲜高层的特别关系，金正日特别准许伟民公司到朝方一侧采沙。
双方的合作方式是，中方出船出人，每采一立方米沙子，对口单位朝鲜的新元商社，收取中方一美元资源费，另外，每月需支付汽油若干桶。张彬说，朝鲜似乎各种用品都很紧缺。
中国需要大量的矿产能源，而朝鲜拥有煤、铜等丰富矿藏。“中方有资金技术，朝方有资源，几乎是目前中方企业和朝鲜合作的主要范式之一。”蔡建民说。
上月，这个在张彬看来千载难逢的挖沙生意“被迫停了”。原因是在丹东最美丽的鸭绿江边，运沙车、挖沙船被认为污染严重、尘土满地，大煞鸭绿江风景。遂被要求停工。张彬痛惜不已：每停工一天，意味着至少亏损6万元。
合作的朝方商社也郁闷。沙子卖不出去，就拿不到每天大约2000美金的资源费。于是多次指责张彬办事不力。张彬内外交困。
在另一个丹东商人王全胜看来，因为受国际关系和半岛局势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在和朝鲜打交道的过程中，充满了种种不确定因素。
王全胜和朝鲜做生意20多年，也有败走麦城的经历。不同的是，“问题出在对方。”朝鲜没有民营企业，有大约17个国家级的商社和一些地方商社。1996年，王和朝鲜某商社合作，打算在平壤投资冷饮加工。“我经过考察，发现当时平壤没有冷饮机，他们做冷饮都是用水瓢兑好水和糖，然后放到冰柜冻好了，一格格取出来卖。”对方选址，中方投设备，先后投了60万元，包括一部小货车。
但是，“我们把机器设备运过去了，他们技术也学会了，眼看可以投产了，就开始让我们走。一开始我去的时候，顿顿四菜一汤高规格接待，但是到后来见面装不认识。气得我拽住对方的衣领子要打，那也不认。60万元投资就这样打了水漂。”
王全胜的一个朋友，投了500多万元、25台车到南埔，准备和朝方矿山合作，运输煤炭到山东和上海。但是只拉了2车，“就再也找不到合作方了，投资也没要回来。”
王全胜说：“他们什么都敢答应你，但是国家批不批则是另外一回事，或者要等很长时间。很多中国企业一头扎进去，血本无归。”
国际制裁朝鲜之后，国有企业不能向朝鲜投资，中方和朝鲜合作的几乎全是民营企业。但是对朝民间贸易出现纠纷，国际仲裁保护不力，债权债务到头来还要自己负责。另外，市场经济中遵循的游戏规则，在朝鲜也需要时间去适应。
辽宁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所所长吕超，2009年对中朝边境贸易做过调查，发现朝鲜一些贸易会社缺乏商业信用。他说：“目前中朝双方互利合作规模不大，中方企业效益普遍不佳。”
现在王全胜只敢做服装加工。接到欧美或者日本韩国的订单，发到朝鲜加工。只有加工过来才结算美金，以此规避风险。
王全胜的办公室里，摆放着朝鲜国旗、上下集的《金正日传》，墙上是朝鲜挂历。说起这个打了多年交道的邻居，他心情复杂。
“从我的角度观察，和朝鲜做贸易，受国际局势影响太大。比如化工原料、能制造武器的材料，都不让过境。粮食要凭许可证。大的合作趋势，还是利用朝鲜的资源，比如矿业、水产品、药材。但是，朝鲜资源性的东西也是有限的，他们也开始控制，主要是金矿，高品位的很多不让过来，以前木材过来很多，现在几乎没有了。水产品也在限制。”
浪头舔血
生意人遭遇的是金钱的风险。而“使唤船的”挣的钱，有时是拿命换来的。
6月3日深夜，鸭绿江上几声枪声。三名涉嫌越境贸易的丹东居民三死一伤。外交部向朝鲜提出“严正交涉”。很快，朝方做出回应，表示这是一起偶发事件，将严惩肇事者。
“为什么死人？买卖发生争吵很正常。短斤少两都是常有的事，我们和高丽都互相被骗过。为此交易中发生争执，甚至打斗。当兵的有枪，就开枪了。”于泽铭说，“我们出海的时候，被高丽用枪顶着头的时候多了。”
当地人介绍，这次出事的船只，船主姓孙，住浪头镇，家里兄弟八个，因排行第二，大家称之为孙老二。孙老二养了3条玻璃钢快艇，和朝鲜走私者换铜已有20年历史。
这次，孙老二的船有4个人，其中包括一个翻译。当晚和朝鲜走私者约定到对岸收铜。艇是从浪头港附近开过去的。后来记者寻访到这里，发现港口附近有个沙场，岸边还泊着几条大船，一条边防巡逻道通往沿江公路。当地人称，“边贸”拉回的货，都是经这条土路上岸的。
知情人介绍，当晚，孙老二的快艇行至对岸朝鲜黄金坪附近小岛，浪头渔民称之为“五道岔子”。双方不是第一次交易。交易的物品有铜，也可能包括几件朝鲜李朝的古董。中间发生激烈争执，几名中国人随后上船企图逃走。朝鲜军人向几名中国人乘坐的船只开枪射击，导致3死1伤的结果。“对面能走私的，必须得通过边防军人。有时候军人也直接参与。”于泽铭说。当地也有说法称，是走私船遇上了边防军。
据当地人说，事后孙老二已经向死者每人支付了26万元。“去年老孙家出了两次事。一次是这边人喝多了，和高丽做生意的时候吵起来了，拿东西打人，让高丽扫了一梭子，死了3个人。另一场是换铜的时候船被海里的冰撞漏了，三个人游泳到对岸被冻死了。去年他们一共死了6个。加上今年3个，一共9个。” 于泽铭说。
6月15日，于泽铭说：“昨天也差点开枪。我看到高丽艇在红山岛抓了好几条中国艇。东港刘军（音）的艇被抓住了，最后听说给了6万元钱的货，才把艇赎回来。”如果没有“傍艇”， 中方船只不能随便停靠在朝方岛屿，那些岛上看起来没人，一旦靠岸，就有当兵的下来，都在射程之内。
在浪头镇北安民村，记者寻访到一名当地渔民栾久武。51岁的栾久武左胳膊上有一个枪眼。栾说，2003年6月，他随船到朝鲜海域易货，“我们开到了高丽的心脏海域，在嘎岛（音）那边，里面货多，偷偷进去，被发现了，对方就想抢艇。我们跑了没被抓住，他们追不上，我们的艇快。当时我们6个人。对方扫了一梭子，是54步枪，艇就开走了。我们的朝鲜翻译还被扣在对方船上，跳水了，被对方救上来，后来放回来了。”
栾久武的胳膊被打断，留下了一个窟窿。他自认倒霉。“到人家的地方去，就属于越境。也没有‘傍艇’，开枪很正常。”后来他一直告到省里，船主才赔了他1.8万元。
栾久武说,他弟弟栾久先也跑“边贸”，2003年和对岸在海上交易，等到两只船刚固定绑在一起，斜刺里又冲出一只朝鲜船，什么标志也没有，上来就打，用4棱的木棍打得栾久先头破血流，嘴被打成了3瓣，胳膊、腿全部骨折。然后把货物抢劫一空，船上值钱的机器零件全部拆走，然后用衣服蒙住头塞进船舱，想杀人灭口。结果栾久先在海上漂流了3天3夜，侥幸被其他渔船搭救。
栾久武说，“什么情况最危险？一般情况下，我正常搞‘边贸’搞了一年，什么摩擦没有，最后几下买卖，对方使坏心眼子，他们不想干了，就让你下次带多少多少东西，最后抢你一下。这种情况最容易出事。”
46岁的栾久先“使唤船”20年，从5次大事故中逃生，最终仍没能逃脱死神的召唤。
2009年8月22日晚，栾久先帮本村一万姓艇主出海，到朝鲜做“边贸”。快艇刚出安民港，在鸭绿江与从朝鲜一侧回来的另一艘快艇相撞。4人遇难。事后艇主只承认是船只“空载漂走搁浅”，否认出海走私导致事故。
栾久先的儿子、23岁的栾溱洋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惨状：“艇长眉毛之上都被螺旋桨削没了，朝鲜翻译肚子上豁开了一道口，我父亲坐在船尾直接飞入水中，溺水而亡。” 因为和船老板的赔偿谈不拢，栾久先的尸体，至今还存放在殡仪馆里。
进退之间
白天的丹东很美丽。滨江路上，朝文餐馆、韩国KTV歌厅随处可见。几个胸别金日成像章的朝鲜人匆匆经过。午间，朝鲜人开设的高丽饭店里，平壤来的女服务员正在观看世界杯巴西和科特迪瓦的比赛录像。她们兴奋地说：“卡卡，卡卡”。
饭店一旁就是曾经炮火纷飞的中朝友谊大桥。如今这是中国对朝最大贸易口岸，占到中国对朝鲜贸易的70%以上。
今年10月，王全胜和朝鲜人的服装加工生意将会开工。“为什么到朝鲜做？因为中国的价格下不来，到朝鲜才有利润。”同样一件衣服，中国人工费10元，朝鲜只需不到6元，扣去加工费1元，还和中国差3元钱。”王全胜去过无数次朝鲜，朝鲜人收入不高，但是给他留下了纪律性强、吃苦耐劳的印象。
而张彬，仍在为停工的挖沙船不停游说。鸭绿江新桥10月开工的消息，包括黄金坪等岛屿的开发，成为丹东商人时常谈论的话题。商人们坚信，朝鲜也许是最值得赌上一把的市场。
鸭绿江枪声之后，风声紧了一阵。也仅仅停了几天，于泽铭的“边贸”又上路了。一条艇旺季可赚40多万、淡季也有10多万的利润，不能耽误。“去年，高老二的一条艇挣了128万，在东港数一数二。少的也有六七十万。”作为艇长的于泽铭，半年挣了7万。
他想过洗手不干。北安民村位于开发区，开发商看中了这里的土地。不久现代化的高楼将覆盖农田。为占地的事，村民正在和政府交涉。栾溱洋说，他对补偿标准不满意，“一亩地才赔3万多，村里还要扣几千。将来没了地，我们依靠什么？难道还是做‘边贸’？”
安民道是条土路，拐了一个弯，通向安民码头。左边是鸭绿江的最下游，右边是宽阔的黄海。一辆卡车上，装载了满满一车粮食。一艘奔向朝鲜的快艇又将出海。（文中涉及的货币数目，如无特别注明，均以人民币为单位）
中朝贸易数字
1982年
因“文革”而搁浅12年的中朝边贸会谈重启。第一单生意是中国用150吨食用油换取210吨明太鱼。此后的大部分生意都是中方用油交换朝方的海产品。
1996年
朝鲜发生大饥荒，咸镜北道和两江道有民众悄悄收集铜、铝以及镍等废旧金属，跟中方交换食品，一般是1公斤废金属换取1公斤中国大米。最为兴盛的时候，会有100多艘贸易船在进行这种“米金”交易。
2004年
朝鲜吸引外资总额5900万美元中，来自中国的投资达到5000万美元，占85%。2004年进入朝鲜的外国企业约300家，其中40%是中国企业。
2005年
中国与朝鲜的双边贸易在2005年增长14%。朝鲜从中国进口了10亿多美元的商品，包括石油和玉米，向中国出口了5亿美元的商品，主要是煤炭和铁矿石。
2009年
据中国海关2009年的统计显示，中朝全年的贸易额为27亿美元。在丹东活跃着3000多名朝鲜贸易人员和劳动者，同时还有近4万名中国公民在丹东从事与边贸有关的工作。
  *.*.*.*   2010-7-19 20: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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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好像就是开往平壤。
  *.*.*.*   2010-7-19 20: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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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菱：野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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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菱何许人也？１９８９年她投资拍摄了轰动全国的电视连续剧《天涯丽人》；早在她就读北京大学期间，即写作发表过中篇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后来改编成电影《青春祭》；她还是第一位走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女性。
张曼菱的价值，在我看来，不是她取得过骄人的成绩，变成了今天的一个名人。中国这么大，想找出像她这样的名人来，肯定成嘟噜成串。张曼菱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她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劲头。
张曼菱从文十年，又经历“下海”，现在进入了“官场”。在旁人看来，可以说她做到了呼风来风，唤雨有雨，处处随心所欲。然而，这不是她的真实感觉，她说：“在此五彩土中，我却处处做一寄客。似乎在这些泡沫和战场中，很难有‘植根’的欲望和信赖之情。我所深信过的地方，我所深信过的人们，离这里太远太远，永难复返！”身处繁华，内心寂寞，这是一个寻找精神归属的文化人的典型“思乡病”。
张曼菱大学毕业走入社会３０年，这期间她南下北上，下海南创办曼菱公司，从事文化影视活动，吃尽苦头，当然也有收获，所拍摄电视剧轰动当时。忙过那段之后，她又转到“官场”，去体验人生。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她“误入尘网”，而是为了某一个目的主动出击的。那就是，为了她心中的不曾忘却的“宏愿”——文学写作。
张曼菱在红尘中摸爬滚打，历练人生，为了使自己能笔下生辉。当年在海南拍摄电视剧《淘声》，张曼菱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眼见得金钱如何流去，如何改变了人们的脸相和本性，如何导演着忽悲忽喜的闹剧，眼见得金钱使那些原本宝贵的追求淡而化之。
为了文学，张曼菱去奔赴人生的各个“场”，她体验着各种人生，为自己积累丰厚的创作素材，汲取丰富的创作源泉。这种用一生作为赌注，去押文学这块宝的冒险精神，如果没有宗教般的执著虔诚，是做不到的。她为何如此看中文学？因为文学可以帮助她寻找到那个山重水复、似有若无的精神家园。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金钱的世界里，人们玩得太累、太雷同、太无聊。而文学说到底，则跃居声色犬马之上，是个空气清新，远离红尘的理想国。在文学里，经过文字过滤之后，人生变得清丽明晰起来，自己喜欢的，一声呼哨，呼将过来；讨厌的，大门一闭，推将出去。此种人生，虽在尘世，胜于天上。
所以，最让张曼菱感怀的还是她曾度过的北大岁月。“在北国，那蒙着岁月灰尘的群楼，那学子捧书的湖畔，是这个世纪留给我的最重要和珍贵的地方。每想起我在北大的学历——不是‘文凭’，而是指那段真实地在学校所经历的心路与学路历程，在我的心中就亮起一盏盏明灯，那就是我终身难忘的北大导师。”朱光潜、金克木、林庚，还有季羡林、朱德熙、王力、谢冕、严家炎……张曼菱在北大仰见过他们，聆听过这些文化大家、著名学者的教诲，心灵受到文化甘泉的浇灌，使她终生受益。
我忽然醒悟，张曼菱身上那种对文化追求的坚定和执著，其精神源头在北大。是北大精神塑造了张曼菱他们一代人。张曼菱所谓的“野性生活”，就是思想的放荡无羁，精神疆域的广阔无边，而名缰利锁，又岂能束缚住这些自由马儿驰骋。
文／刘宏伟
（相关链接：《北大才女》张曼菱著 金城出版社出版）
  *.*.*.*   2010-7-20 7: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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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房产副局长曾新亮日记曝光强拆手段五招三十六法 上访按敌对势力办(转载)
楼主作者：批话超过文化YMCA  发表日期：2010-7-18 19:33:58
南都周刊7月16日报道 杜展球为了讨回应得的拆迁补偿，已经整整奔波了5年。
直到有一天，她有机会读了长沙市开福区房产局前副局长曾新亮7个多月的工作日记后，才算真正明白过来，这么多和她一样的被拆迁户求助无门的症结所在。
2010年7月7日，顶着36摄氏度的太阳，这个52岁的倔强女子，向《南都周刊》记者展示了自己保存已久的“局长日记”。打开日记，她说：“如果你没有亲眼看到日记，绝对不会相信，一个副区长会在大会上称，对待上京上访人员，‘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
“敌对势力”这个说法，让杜展球的人生充满了折腾。
1995年前，杜展球一家在长沙市最繁华的芙蓉区袁家岭地段，有着一幢一百余平方米的商住两用二层小楼，为了配合政府建设而拆迁。1996年，他们带上拆迁赔偿款与长沙市房产局天心区分局白沙房管所，签订了开福区蔡锷路司马桥4号直管公房的转让协议。没料到，这桩房屋买卖从此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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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1986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颁布的《关于城镇公房补贴出售试点问题的通知》，杜展球一家合法购得了这处56.73平方米的房子。此处房子为老房，没有排水设施，杜家装修了室内，花钱疏通了下水道，希冀过上安稳的小日子。
然而，平静的日子还不到5年，第二次拆迁骤然而至。2001年10月，司马桥4号房屋由开福区房产局实施拆迁，杜家再次面临搬迁。但令她诧异的是，这一次，开福区房产局不承认杜展球当初的买卖协议，称当初她付的含购房款以及手续费的37500元，只是付的房租。
家住长沙东牌楼北栋35号的杨卫辉被2次强拆之后，现在“回家”的路非常困难。
杜展球的家被临时安置在汽车西站附近广厦新苑二楼一个安置房里，她拒绝在拆迁赔偿上签字，带着当年的购房款发票等一包证据，开始了漫漫5年的维权路。
2003年，杜展球因为越级上访，被劳教3个月;次年5月，杜索性滞留北京上访，直到2006年初，她才悄悄回到长沙继续维权。现在，每周一到周五，她都会早出晚归，乘公交车去长沙市房产局或者开福区房产局上访。
“也就是在2006年，在开福区房产局上访的过程中，有人偷偷送我两本曾新亮副局长关于拆迁的工作日记，大家都争着复印，争相传阅，但看后心都寒了。”杜展球逐页翻着两本字迹潦草的日记，不断地向记者纠正错别字，介绍里面涉及的官员和拆迁户。
这两本日记广泛流传在这个城市被拆迁的上访者手中，一本记录时间为2001年10月至12月，另一本是2003年9月至12月。每逢与拆迁有关的重大事件，日记中均有记载。据开福区被拆迁户证实，日记出自长沙市开福区房屋产权管理局（简称开福区房产局）前副局长曾新亮之手。
两百多篇工作日记，记录了开福区房产局在拆迁中的各项工作安排、当年的市、区领导的指示、以及如何应对上访等等。
“长沙市拆迁办在海伦大厦主持召开了拆迁业务培训大会。上午报到，下午正式开始，首先由长沙市房产局副局长魏建超作学习动员报告，魏一并介绍了长沙市当前的拆迁任务。他对拆迁的重要部分进行了讲解，并对六个部分进行强调。”
“局长日记”以12页的篇幅，详细记录了2001年10月18日那次拆迁业务培训的盛况。
长沙市法制局以及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位庭长，也来讲授关于拆迁的法律知识。长沙市房屋产权管理局拆迁办副主任杜湘晖则详细讲解了补偿费用的明细。会议一直持续到2001年10月19日的下午。
据湖南一位长期关注拆迁的民间维权人士介绍，长沙市的大规模城市拆迁与棚户区改造，肇始于那次规模庞大的“拆迁业务培训大会”。
2004年5月31日，长沙市拆迁办副主任杜湘晖，曾在湖南领导人才网上撰文介绍了长沙市的旧城改造，文章写道：“从2000年五一路改扩工程起至今连续每年城市拆迁总量均在100万平方米以上，总被拆迁居民达20000余户，被拆迁企业单位2000余家，拆迁量之大、面之广、速之快是长沙史无前例的。”
当时，成立才5年的长沙开福区，适逢新老拆迁条例交替之时—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简称2001版拆迁条例）公布执行。在隆隆作响的推土机声中，公众对2001版拆迁条例的出台寄予了厚望。
此前1991版拆迁条例鼓励政府实行统一拆迁，2001版拆迁条例则取消了这一模式，并规定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也不得接受委托拆迁，以保证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同时要求拆迁管理部门下属的拆迁公司，根据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等原则，进行脱钩改制。
但是，这两本日记所记录的并非如此行事。
2001年11月10日，时任长沙市拆迁办主任的莫树根明确表态，政府不能再搞拆迁，展览馆路指挥部不具备拆迁资格。事实上，这仅仅是有此一说而已。随后的日记表明，地方政府在寻求暴利中一直在实行统一拆迁，2001版拆迁条例“名存实亡”。
“指挥部要有个拆迁部……要与办事处密切配合、（包括）公安、城管。”2003年10月31日的日记中，还记录了拆迁中的利益分配：“指挥部20%，办事处15%，房地局65%。”
2004年11月16日，在拆迁培训大会召开之后，沈佑斌位于展览路的54平方米的房子，被拆迁队强行拆除，家具全部被埋到了废墟里。他说，“此次展览馆路的开发是长沙目前开发中群众反应最激烈的一次，有近千户群众上访。”
沈佑斌被迫走上了上访路。
“按敌对势力办”
2002年沈佑斌因去北京上访，被治安拘留15天。随后，开福区又有一批“拆迁访民”被拘留、被劳教、被判刑。
2003年11月，沈佑斌被正式批捕，并提起公诉，理由是“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2004年6月22日，长沙市开福区法院判决沈佑斌四年有期徒刑。
“我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现在有身患重病，丧失了劳动能力，贫困潦倒。”53岁的沈佑斌一字一顿地说，“那几年，仅我知道的因强制拆迁被拘留、劳教、判刑的长沙市民以及郊区农民很多。
为了证实所言非虚，沈佑斌，在数小时内就从家里翻出27份拘留、劳教、判决书等复印件。
位于长沙市房产局12楼的信访室，每天都聚集着少则几位、多则数十位的被拆迁上访者。他们有被强拆没有得到合理补偿的家庭，有私房着火后，即被当地房产局占有产权的老上访户。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周忠良家400余平方米的祖产。1992年和1994年，长沙市处理私房改造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称私改遗办），两次给周家下达了维持原有改造的决定，理由是：周忠良家改造时已将房屋出租，不符合返还条件。
能够说明房屋究竟“是否出租”的最权威证据——房产档案，此刻变得无比重要。2009年3月，由于机缘巧合，周忠良有幸见到了原始房产档案。4个月后，历经曲折，周忠良才拿到了房产档案复印件，证明了房产档案被篡改为出租的记录。以此，房产局拒绝交换周家祖产。
2001年10月29日，在曾新亮的日记里，有以下记录：
李区长强调警钟长鸣，不能低头看，要抬头看路，有职务就有责任。1.要造势，打击和判一批;2.触法要处理;3.克服困难，明了责任，心中有数。南平建筑公司产权问题闹事，各单位要把维稳工作做头等大事来抓。并强调“五包一”政策：领导包调查、包协调、包督办、包结案、包稳定。“要主动出击，注意方法，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
2003年10月17日，日记中再次出现，“继续发动打击一批，判一批，教育一批”的字样。同一天，日记中还出现“对组织策划，上京，闹事的，采取劳教处理”等文字。
“五招三十六法”
2003年12月30日，“局长日记”在这一天记录道：“区委区政府召开市人大、市政协的两会维稳工作，陈大庆（时任开福区常委、政法委书记）布置维稳工作方案。”同时对开福区的维稳工作给予肯定，“责任落实，人员到位，政令畅通”，“力度大，得到市政府的好评”。陈大庆同时布置任务，“在元月1日到16日之间要不发生到市、京的上访”，“要坚决堵住‘堵路’、‘堵政府’的事件发生。”
一位房屋拆迁民间维权人士分析“局长日记”后认为，该日记记录的拆迁方法以及息访手段至今仍在长沙乃至周边地区沿用。他认为，芙蓉区东牌楼“和谐”拆迁的“五招三十六法”，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势。
2010年7月8日晚，东牌楼霓虹灯闪烁，一片热闹气氛。周边有平和堂、酒吧一条街，属于长沙最中心、最繁华的五一商圈。
“二折到三折啦！”一排排两米左右的蓝色围挡，挡不住后面商铺甩货的叫卖声。大红色的“征”字取代了“拆”字，在霓虹灯的照耀下，显出一种枣红色。周围的一个红色圈圈不仅圈住了“征”字，也圈住了那片地——东至蔡锷路、西至黄兴路、南至解放西路、北至东牌楼路范围内9.2894公顷。
这是自2009年7月，《长沙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工作规定》正式实施后的首个“东牌楼棚户区改造征收”项目。
该政策从字面上去掉了此前拆迁中暴力、血腥等强制性色彩，其最大的亮点是将拆迁改为征收，这一政策也被认为是国务院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前的先行试点。
一份比征收令更为详细的“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摆在了东牌楼居民面前——原殷殷期盼的就地安置，最终化为泡影。“政府打着棚户区改造征收国有土地，实为商业开发。”东牌楼居民将矛头直指政府。
不仅如此，按照芙蓉区公布的补偿基价，东牌楼征收补偿为每平方米4562元，“已是长沙市棚户区改造中最高”——岳麓区是每平方米3278元，中山区是每平方米4391元。加上提前搬迁奖励、支持重点工程奖励、寻找房源等奖励，东牌楼最积极的居民房算下来每平方米要6000多元。
芙蓉区委书记钟钢在一次视察中说，公安、城管等部门要加大工作力度;工商、税务等部门要加大对经营户的管理力度，对个别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征收户，不积极配合征收工作的，要通过其单位、部门做工作;对于困难户，要积极为其解决实际困难，争取早日签订协议。仅仅3天，芙蓉区东牌楼棚改项目征收指挥部（以下简称东牌楼指挥部）便与102户签订了协议。
“这是用的第4法‘最低住房保障法’和第13法‘化整为零法’”。有住户议论到，她还提供了一份据说是东牌楼指挥部的经验推广资料，里面例举了“五招三十六法”。其中第五招是“以法拆迁，公平正义”，下面6法中，“治安管理”由公安部门对拆迁户全程跟踪，加大法制教育力度，而“检查介入”，则是拆迁户个别要价过高的情况下，由检察院介入。
2009年11月9日，下午3点多，居民穆明德的丈夫正在家中狭小的店面里照料生意。七八个身份不明的人闯了进来，抬手抬脚、不由分说地将他拖出店面。就在3天前，征收指挥部曾发布一道措辞强硬的命令，要求征收范围内的商户必须在3天内停止经营。穆明德对此毫不理会——这个经营寿服等丧葬用品、证照齐全的小店，是她家的祖传产业，停业即意味着断绝一家人的生计。
在株洲市加快新型城市化步伐，大力推进“两型社会”建设之时，2009年11月6日，株洲市副市长谈文胜率领各部门负责人前往长沙，考察学习长沙城市房屋拆迁和棚户区改造的先进经验。
据长沙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透露，开福区拆迁模式和芙蓉区的“和谐”拆迁模式已经在湖南各地遍地生根。
“造城”冲动
7月14日晚，《南都周刊》曾向曾新亮求证日记真伪，他说单位搬家时自己已经退居二线，估计是日记丢失。“即使有也没有关系了”，“是堂堂正正，没有什么不能见光的”。曾新亮还一再强调，“都是上级领导工作布置，他只是记录，也没有行贿受贿，没有什么关系。”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某指挥部女士称，今年53岁的曾新亮做事比较认真，从房产局一名普通工人一直做到副局长，属于副科级干部。
曾新亮在担任副局长的时候，曾经兼任开福寺路拓改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部部长，2006年7月7日被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政府免职，随后在开福寺文化广场建设指挥部任副指挥长。
对于“局长日记”中提到的开福区强制拆迁以及对上访户的强力打压，直到现在，曾新亮还是坚持认为那样做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开福区的旧城改造的成绩在全市是领先的，那几年的上访也是比较少的，至于那些违规的上访户，政府部门当然要严厉打击。”
“四方新城崛起城北，青竹湖路网全面开花，一百六十多条背街小巷脱胎换骨，开福寺路拓出一片新貌……一连串的建设成果刷新了城北旧貌，为开福区平添了无穷魅力。”这曾是2005年挂在湖南当地一家网站的文章，歌颂开福区的城市新貌。为了这个“新貌”，一批拆迁户的“牺牲”，印证着政府的“造城冲动”。
2010年4月29日,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到访长沙,参加长沙市政府与华远在坡子街项目一号地举行奠基仪式。“这是湖南省一号棚户区改造项目,也是尝试市一号核心区重建项目。一年的拆迁,完成了约80%的拆迁工作,刚完整地平出了一号地,政府很重视。”任志强说。
当地媒体亦称，由知名央企保利集团投资的保利南湖广场项目正式奠,5年内,南湖片区这个长沙最大的棚户区，也将被改造成现代化滨江商务中心。
新一轮造城运动，正在长沙拉开帷幕。而拆迁所引起的纠纷，不可避免地在这座城市还得继续重演。
“网上80%的拆迁评论都是负面的,我发现相当部分是误解造成的。”长沙市拆迁办副主任杜湘晖有些委屈。
而杜展球常常站在暂居的二楼前向外眺望，窗外远山如黛，蝉声如织，身后却是家徒四壁。她说自己根本不喜欢这里，还是怀念袁家岭的车水马龙，可是那里已是别人的酒店。她不明白的是，政府声称“棚户改造，福泽于民”，他们为什么都被挤到了郊区。
2003年11月26日
政府召开拆迁维稳会议，李继红主持。柳美景书记传达市里对维稳工作要求高，拆迁户密谋上京，我们必须踏死。高度统一认实（识），统一思想，统一信心。在（再）次重申政策不能变。责任要落实，解决拆迁户问题，一个领导包一户。掌握证据收集材料。
赵书记： 保护城市建设成果的需要，树立信心，他们只是少数，我们有胜（盛）大的物质几（基）础和政法机构。全力一服（以赴）不容许在（再）有拆迁户上访，由街道和指挥部配合做工作，做好拆迁谈话记录，由袁正恒局长负责。打击由陈大庆（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负责。到信访局联系处理。法制办对达不到违法的拆迁户，办学习班。
严明纪律，责任追究。发现问题不报告是违律的，处理问题不去做好是水平问题，出了问题不知道是责任问题，出现上北京的要处理人的。
2001年12月9日上午
市局召开拆迁遗留问题专题会议，拆迁上访事件给房产局带来影响：补偿过低，拆迁回迁，家庭困难，要借钱。要解决拆迁户问题，不是市房产局和市反腐局，只能由区政府来处理，今天主要是献计献策解决问题。对拆迁户作一个统一的文件答复：政策的统一性，执行的连续性，处理的规定性，打击的力度性。统一思想，理顺头绪，认定性质，政策不变由时间来解决。各级配合想办法化解矛盾，对每户做工作作好记录，为首分子严厉打击。请反访局、拆迁办在（）时候明确答复，如果再吵事，请有关部门给予严厉打击。做工作应是：三句好话，不多，给一马捧捧。反访局（）局长。加班做好拆迁工作，统一思想政策不变。上下统一行动，抓他一二名为首分子，进行打击。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具体解决，有必要给一个统一答复，各指挥部再次清理一下有没有错误，进行调整。
2001年10月31日
以房地产公司作为班底，指挥部有个拆迁部，（）负责，要与办事处密切配合公安城管。利益分配，指挥部20%，办事处15%，房地局65%。工作房地局提早培训，把整个手续办好。抓紧招商。
五招三十六法
第一招为“惠民拆迁，让利于民”，其下有“低保救助”、“优抚安置”、“弱势补偿”、“最低住房保障”、“居住地一致”等5法。
第二招为“以情动迁，借力推进”，其下有“赔偿安抚”、“单元推进”、“风俗安置”、“中介、搬迁助迁”、“理财助迁”等5法。
第三招为“顺势促迁，差异解决”，其下有“双向沟通”、“借势造势”、“化整为零”、“以退为进”、“就近置换”、“矛盾分割”、“定向突破”、“装修评估”、“限期通告”、“迂回助迁”等10法。
第四招为“行业助迁、部门介入”，其下有“工商管理”、“社保介入”、“民宗化解”、“统战介入”、“文体促进”、“卫生介入”、“协会介入”、“改制促迁”、“垂直管理”、“中介隶属”等10法。
第五招为“以法拆迁，公平正义”其下有“治安管理”、“检查介入”、“搁置争议”、“证据保全”、“稽查督促”、“声势助迁”等6法。
  *.*.*.*   2010-7-20 20: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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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驻华官员：九成泰国香米是假的
作者李曼
时间2010-07-18 16:32来源新闻晨报
市场上大多用江西“923”大米冒充
五常大米造假被曝光，其实泰国香米也曾曝出造假。在央视此次曝光的一些大米加工厂中，都发现了一种泰国香米香精。此前，泰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商务处处长胡丽丽曾对媒体表示：“在中国分装的泰国香米，90%以上都是伪泰国香米。”
业内人士坦言，泰国香米是国际注册的商标，只有在泰国原产地种植的才“正宗”，但目前市场上不少是用外观相似的江西“923”大米冒充。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市场上给泰国香米“注水”的方式主要有3种：一种是在分装过程中造假；一种是用国产长粒米直接冒充泰国香米；而最恶劣的方式就是直接造假，将食用香精喷洒到白米上，使白米散发出浓郁的香味，冒充香米。
据介绍，江西“923”大米和泰国香米外观非常相似，品质很好的售价也仅为1.9元/斤，但标榜上“泰国香米”后却普遍可以卖到3.5-3.8元/斤。而正宗的泰国香米成本价达人民币3.85元/斤，在中国市场售价要5元/斤以上，低于这个价格肯定是以次充好。
  *.*.*.*   2010-7-20 20: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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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移民热暗藏冷危机 财富流失一年百亿元http://www.huanqiu.com 2010-07-19 18:36 羊城晚报
移民风暴还是抢富风暴？
针对这次金融危机引发的投资移民热浪，公安部门特意发出预警，指出目前一些海外移民项目存在巨大风险，希望移民客三思而后行。
去年年底以来，珠三角投资移民市场出奇热闹。这边厢，满载淘金梦的投资移民客争先恐后落户海外，试图到受金融风暴影响的美欧抄底；那边厢，携手海外房产商、基金公司的境内外移民机构接踵而至，竞夺珠三角新富"入赘"。火爆场面堪称历史少见。一位长年从事移民业务的老总说，这哪是移民风暴，简直就是抢富风暴，"差钱"的老外利用荷包鼓胀的珠三角新富希望与其为邻的契机，在大举"吸金"。
针对这次金融危机引发的投资移民热浪，公安部门特意发出预警，指出目前一些海外移民项目存在巨大风险，希望移民客三思而后行。
移民风暴
美、加、澳竞相"降门槛"、"抛绣球"
新富移民豪爽签合同 财富流失至少百亿元
在广州中华广场开了一家移民公司、专责澳洲移民的陈小姐忙得不亦乐乎，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个小时内，就接了不下10个电话，都是来咨询移民的。"这个月好多了，上个月更忙，连去厕所都没时间，不是忙于咨询，就是参加移民推介会。"陈小姐苦笑着说。
现在，最热门的移民国是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相对而言，澳洲的移民条件宽松些，所以去的人最多。陈小姐说，为吸引高技术人才到澳洲，当地政府推出一项名为"雇主担保移民计划"，只要澳洲雇主肯聘请你，而你又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雅思平均5分，缴纳10万澳元移民费，不到一年时间就可以到澳洲定居。
"不仅可拿绿卡，还完全享受本地人的福利待遇，小孩中小学教育免费，每个小孩还可从政府处每周领170澳元的牛奶金。"从事移民工作近十年的陈小姐说，如此宽松的移民条件以前根本不可能。在如此诱饵下，今年以来前来咨询移民的人士骤然增加，之前，一个月也就几十人左右，现在起码上百人，而决定申办移民的人也大为增加。具体数字陈小姐不肯透露，她只是说，仅是移民澳洲的申办者每月便以10%的幅度递增。来自澳洲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从2009年8月至10月间的连续三个月，中国大陆移民数一直问鼎澳洲抵境"报到"移民人数的榜首，超过传统的英国和新西兰，甚至超过后来居上的印度。自2009年7月至今年1月，中国大陆移民澳洲的人数约为7800名。
陈小姐告诉记者，珠三角新富投资移民比较豪爽，不太讲价，签完合同，一次性把七八十万元人民币打到移民公司的账户上。可能是珠三角富豪比较舒爽，海外移民机构纷纷前来招富"入赘"，移民推介会络绎不绝。
近几个月来，移民推介会成为广州各大酒店的重要客户。据一家老牌五星级酒店的负责人说，上个月，各类移民机构联手海外的地产商等在他们酒店举办的推介会便近十场，这是破天荒的。而且，类似的推介会还源源不断，有的已经预定到今年9月了。
这股移民抢客风连移动的SP商也受惠了。一位SP商告诉记者，半年来，他们已经替十多家移民机构发送投资移民广告短信数百万条。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真正发大财的还是移民国。加拿大移民局的数据称：2009年，加拿大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就占了1000名左右。陈小姐说，以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约235万元人民币)计算，仅2009年，即使只按"门槛标准"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据业内保守估计，去年，中国流向海外国家的移民资金恐怕不会少于100亿元。
如何抢富
抢富
第1招
廉价房产引君入瓮
面对上百亿元的资金诱惑，谁不垂涎？一位专责移民事物的黄律师称，饱受金融危机之苦的欧美国家普遍面临资金匮乏的问题，政府希望吸引更多的国外资金来刺激美国经济的发展，所以大开移民之门。黄律师说：抢富第一招就是廉价房产引君入瓮。
"中国人喜欢炒房，今年国家宏观调控房价，正好给海外房地产有机可乘。"黄律师说，本次移民风暴的背后，都能看到海外大房地产商的影子，与其说投资移民，还不如说投资房产。
最近，黄律师参加了一个移民推介会，进去一看，简直就是一个房产推介会。"巴拿马低价别墅"、"加勒比海滩公寓"、"50万美元获得美国绿卡"等广告条幅挂满了四周，不少广告还异常诱人："再不移民加拿大，你将追悔莫及"，"买国内项目仅有70年的土地使用权，而买美国项目则是土地的永久产权"，"投资美国城市的地产项目也不过200万元人民币，且没有公摊面积"……
黄律师称，为刺激经济增长，去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将美国投资移民的最低投资额度从100万美元降低到50万美元。这对于很多富裕家庭来说并不是负担。福布斯最新报告显示，中国的富豪阶层正在爆炸式增长，目前百万富翁有86万人，亿万富豪已达5.5万人。也正是这点，美国房地产商以绿卡作诱饵，吸引国内富裕家庭，特别是珠三角的富豪前去投资置业。
黄律师调侃，金融危机带来的美国房地产泡沫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美国奥兰多市某投资移民项目负责人告诉他，奥兰多市中心的一栋公寓价格，从2005年的80万美元降低到2008年底的24万美元。
近日，记者参加了一个美国房产推介会也感受到其地产经济的寒意。在加州的兰卡斯特镇，投资240亩地仅需200万美金，该地方从洛杉矶乘高铁去仅需27分钟。记者算了一下，这对广州人来说就相当于去花都，每亩地才8000美元多，也就是一平方米约12美元，相当于人民币80元多。如果想住上大大别墅，加上建筑费用，恐怕也就每平方米2000来元。难怪组办方说，相对于中国动辄过万元的地产项目，这绝对有吸引力。组办方还拍胸口保证，该项目每年有6%的升值空间。
来自江门的房地产商严先生听后马上表示有兴趣。这位人士告诉记者，他在珠三角从事房地产业也有十多年了，从会计做起，最后当起老板，也赚了不少钱，不过很辛苦，每天工作近十个小时，今年国家宏观调控，很多中小房地产商无利可图。据了解，像他这样因廉价地产动心的人，起码占投资移民总数的40%，是移民中最大一群人。
黄律师提醒移民者，在很多国家，置业不一定就能入籍。如在美国，买房并不能获得绿卡，两者之间没有必然关系。申请美国绿卡一般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工作移民，二是通过亲属关系来移民。工作移民按照类别主要有三：杰出人才，高学位人士，专业人士。这三类认证都需要满足专门的条件。而亲属关系移民主要是看移民和美国亲属的关系是否符合要求。所以，移民者千万不要被廉价房产所诱惑。
抢富
第2招
高息基金成为诱饵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珠三角移民结构上，中小企业主约为80%，高管15%，官员5%。中小企业主大部分不懂英语，所以他们往往选择不用考雅思的投资移民项目。而这种项目又是政府急需用钱的基金项目。名堂可谓千奇百怪，有城市重建基金，也有汽车环保基金，甚至有军事基地扩建基金。
记者特意看了一下军事基地扩建基金移民计划。该计划写明，投资人参与基金形式贷款给美国政府用于重建机密军事基地以及开发，六年后安全还款，投资人将享有每年1%的利息分红计划。
广州一家颇有名气的移民中介公司总经理杜先生说，金融风暴后，欧美国家的银行信贷紧缩，使这些国家很多商业开发项目因为得不到贷款而搁浅，于是海外投资成为最好的替代资金来源。
但是，这种移民方式风险比较大。"美国人很聪明，这些金融产品外表特别华丽，但是内容特别复杂，别说普通移民客，就算金融系统的专业人士，也不易弄明白。"杜总说，这些项目从实质上说，更侧重"融资"，而非"移民"。投资人将资金注入到美国本土企业，通过一定周期的运作，有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润回报，当然也有可能亏损。对这类项目，要想预先分辨出其中哪些项目最终能赚钱，哪些项目最终会亏损，恐怕谁都难以给出绝对的答案。
杜总以最近在珠三角推介得颇为流行的投资移民项目---美国海湾汽车基金作为例子说，表面上看，投资移民者只需投资50多万美元，就可以移民美国，还可拿到2%的年息率。但实际上并非这样简单。
"美国政府对于投资移民其实是有很多限制的。"杜总说，只有投资项目能确保在两年内创造10个直接或间接就业机会才能使得投资人的绿卡永久化。这往往不取决于你的资金，而在于你投资的项目是否运作得好，万一再遇上金融危机，难以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你的移民肯定"黄"了。
杜总还说，美国政府是不会为任何一个投资移民项目提供担保的。有些投资移民项目，刚刚有了大体的运作方案，需要自己承担的资金还没到位，就开始对外融资，想等筹到钱后再开始运作。结果，投资者持临时绿卡在美国生活两年后，项目还没有真正启动，满足不了直接或间接创造10个就业机会的要求，根本无法通过移民局的审核验收。这样，不仅拿不了绿卡，连收回投资本金的希望也变得非常渺茫。
  *.*.*.*   2010-7-20 20:4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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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富
第3招
招揽富人子女留学
"现在，很多移民国家很聪明，为了吸引中国富豪落户，都先从其子女入手，把富二代招到自己国家留学，然后再把老子留下。"一位多年在广州从事留学移民中介的香港人陈先生说。
陈生说，金融危机后，美国、加拿大、澳洲等老牌的留学移民国家纷纷放宽留学移民政策以招徕全球学生，特别看重来自中国珠三角地区的富二代。
几大留学移民国生源竞争已经白热化。美国，在去年率先颁布了延长四大类专业人士毕业生实习时间的政策，即凡持有自然科技、技术、工程学以及数学等四类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实习工作期将由目前的12个月延长至29个月。这意味着，留美学生将有更多时间和机遇获得在美国工作的经历。
加拿大紧跟而上，放宽了对担保金的条件。另外，申请签证的周期也缩短至一个月。为了招徕全球学生，部分学院还推出了毕业时返还部分学费的政策。澳洲方面则下调了中国学生签证的风险级别，并放低了其语言课程的难度，缩短了储蓄所存款证明的存期。
结果，去年开始，赴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明显增多，而移民机构趁此大作宣传，"移民比留学费用便宜，与其留学不如移民。"陈生说，如今的移民潮中，70%的投资移民是为了拿一个国外的身份，外加让自己的子女在海外读书。"因为一个孩子从初中到大学的费用正好可以抵消移民的费用"。
蔡晓阳最近刚移民去加拿大。他说，移民主要是为了让11岁的女儿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有了移民身份之后，就比较容易进入自己心目中的名牌大学，而毕业后也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
陈生也说，"我们的客户有60%以上都把子女的教育放在首位。虽然现在美国各级政府财政普遍拮据，公立教育体系也面临挑战，但美国毕竟还是拥有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名校林立，如果能让孩子获得绿卡，就可以与当地学生一样，就读名校的机会大增。"
据了解，大陆因私留美学生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直接去美国上初中或高中的小留学生呈逐渐上升趋势。陈生说："就我所接触和了解的情况，这些小留学生的家长半数以上是有去美投资移民的意向，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孩子获得绿卡，享受当地公立教育的好处，特别是通过先读社区大学的方式，可以更加从容地进入名校深造。"
在记者的调查中，不少移民者都是儿女先去，父母随后。两年前，张飞涛先将17岁的大儿子送到加拿大多伦多读高中。在探望儿子期间，亲历了加拿大的风土人情与生活环境，他开始萌生移民的念头。"加拿大的政策很好。只要拥有了身份，接受高等教育时的费用可以享受本土人的待遇。因为我有两个儿子，这样做实际上很划算"。
■风险防范
公安部门预警
盲目投资移民存巨大风险
法律人士支招
找第三方审核投资可行性
波涛汹涌的移民潮，已经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前不久，公安部门特意发出预警告示，指出目前一些海外移民项目存在巨大风险，希望移民客三思而后行。
据移民广告称，美国EB-5投资移民项目具有时间短(3个月获批，8个月获绿卡)、条件宽松(无背景要求)、成功率高及可携带子女配偶共同移民的特点，每年有10000个绿卡名额发放，吸引了大量投资人士申请，中国已经成为美国EB-5类申请人的主要来源。公安部在通报上指出，目前国内某些移民公司推广的美国EB5投资移民项目，本质上属于私募行为，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性。
公安部规定，从事该项目的机构，必须提供外国签约合作机构的合法证明(须经外交机构认证)，从业人员应如实向申请人讲明项目的风险性，以规避投资风险。
专责投资移民的法律界人士张先生提醒，不要一窝蜂去投资移民。他说，投资移民的风险，如同投资股市一样，每个投资人对推荐的投资项目要有清醒的认识，如果不属于自己熟悉的行业或投资类别，最好依靠第三方专业机构帮助审核投资可行性。而如果自己对于回报预期较高，那么就要有心理准备承受较大的风险。他强调，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投资者，一定要做好自己该做的功课，不能人云亦云。
链接
■数字
海外侨胞数量超4500万
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
今年6月16日，国务院侨办宣布，中国海外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
根据今年1月澳洲统计局(ABS)公布的最新数字，中国大陆出生人口的移民比例，从2009年8月至10月间的连续三个月，一直问鼎澳洲移民人数的榜首，超过传统的英国和新西兰，甚至后来居上的印度。自2009年7月至今年1月，中国大陆移民澳洲的人数约为7800名。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局(DHS)提供资料显示，每年中国大陆出生人口移民美国的数量，在1989年至2000年间，已从32272人上升至45652人。而到2009年这一年，中国大陆出生、成功取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人数则已达到64238人，仅次于墨西哥。
加拿大移民局的数据称：2009年，加拿大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就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计算，仅2009年，即使只按'门槛标准'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
■声音
美国移民数量每年都有限额
中坚阶层集体流失说受质疑
针对近期出现的移民潮，有人认为是中坚阶层集体流失的问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伟略、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近日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均表示出不同的看法。
胡伟略认为，仅从数量变动上来界定是否出现新一轮移民潮并不是完全科学的。因为移民是一个比较综合的动态的行为，尤其是跨国移民。
胡伟略承认第三波移民潮出现并存在，但绝不是仅仅因为移民数量的有所上升，关键还是人们所说的新移民所呈现出的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已与以往的移民情况大不相同。上世纪80年代的移民带有很大盲目性，90年代移民有一定理性，这次就有综合的理性了。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则认为，人才外流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么可怕。更何况根据美国移民法的规定，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数量，在一年内不得超过全部移民的7%。我们也不必担心发达国家会无节制地吸收中国人才。
  *.*.*.*   2010-7-20 20: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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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座水库告急全怪天灾吗？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07-20
作者:汪永晨
摘要：今年的1月到6月，在全国范围内地质灾害发生的件数同比增长932%，这是一个巨幅增长的数字。
■开放专栏(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今年的1月到6月，在全国范围内地质灾害发生的件数同比增长932%，这是一个巨幅增长的数字。仅仅在2010年7月14日这一天，我们在媒体上就看到：安徽全省有5座大型及26座中型、1105座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13至14日，江西已有12座小型水库出现险情，7.4万人被迫紧急转移。
其实，1975年8月，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的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以及两座中型水库和58座小型水库在短短数小时内相继垮坝溃决，受灾人数1100万，死亡人数2.6万，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时任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就说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受灾面积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大水灾，是水利工作最惨痛的教训。
可是，驻马店水库的溃决到底引起了我们中国人多大的重视，这个水利史上最惨痛的教训我们又是如何面对的呢？在今年大涝大灾中，我们却还看到另外一些报道：山西运城苦池水库曾经被称为保障运城几十万人生命财产安全，及盐池安全的最重要的防汛骨干工程。然而在今年7月，一个由煤老板投资一亿元建成的游乐园，赫然在库区内出现。此外，库区内已经建成的别墅共有11栋，还有15栋别墅已经打好了地基。水库库区为什么会建起游乐场和别墅群，有官员解释说，是因为苦池水库当年干枯，已经被降等为蓄滞洪区。类似的违章建设还出现在江苏镇江，当地为了两幢豪华别墅，堤坝竟被人推低1.5米。而在河南郑州尖岗水库的防洪大堤上，成排的小产权房在大肆建设，公然销售。
水库一般有三种职能：防洪、灌溉、发电。其中有些完全就是为了防洪修建的。但是在今天的水库中，却建起了别墅和数百米长的商业街等永久性建筑。
我国水库众多，对国民经济作用巨大，功不可没。造成今天有那么多病险水库的原因不论主观客观，天灾或人为，就不在此深究冗述，有病就要看、治，有险就要排除。这不应有什么疑义。可是近年来，我们每每只是在夏天看到对水库溃坝的预警，而没有对水库为什么如此凶险原因的解释。这些年又加上了冬天水库也缺水的旱情。连三峡这样的大坝工程也要冬天蓄水、夏天泄洪。那些需要水和需要分水的河湖水库又怎么办呢？水库属公益性项目，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打“短、平、快”。这也是现在的又一种说法：可是我们分析一下中国现有的水库，有多少还是为了防洪和灌溉的呢？2008年10月汶川地震后，我们绿家园发起了“江河十年行”行动，走在岷江上，看到几乎所有的水库都被震毁，而这些水库全是水电站。2009年，“江河十年行”再走岷江时，这些被震毁的水库都在修复。可是刚修好的桥因山体滑坡又断了。刚修好的路就开裂，旁边立着牌子：地陷危险，请绕行。
我们国家的法律中有“信息公开条例”、有“环境影响评价法”，可是这些水库重新修建的危险性有多大，老百姓不知道，更没有任何渠道参与发表意见。水库里建了别墅，那当初建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花那么多国家的钱修的水库，怎么就全干了呢？河流本是自然流淌的，建了水库阻断了它的流淌，这和河里没有水了有没有关系？大旱时的解释是天灾，大涝时让人们知道的只是哪里哪里受了大灾，多少水库的水位在上涨，在漫坝……及千篇一律，一劳永逸的解释：全球气候变化，老天爷的罪过。
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地质灾害发生的件数同比增长932%时，如果这样的灾害只归于天灾，不好好想想有多少是人祸，大灾之后，只是不惜血本地救灾，过后任凭水库干着，那人民的生命安危和国家的财产还经得起这么折腾吗？(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切勿讳疾忌医，这是老话，却是能治病的。包括大病，关键是我们想不想治。(南方都
  *.*.*.*   2010-7-20 20:5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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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委某厅官妻遭围殴，以为打人者是黑社会(2010-07-20 10:20:31)转载标签：杂谈 分类：访民权利保护
点评：这次大水冲了龙王庙，错打了省政法委厅官之妻。事件发生后，据说武汉警方很重视，官员们到了医院赔礼道歉。设想一下，当天遭到殴打的如是普通民众，又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警察错打了官员家属，不仅没有被治安拘留（或刑事拘留），还能被安排出去“旅游”避风头。如果是普通民众错打官员家属，大概只能在拘留所或看守所“旅游”吧？
如此残忍的暴行，竟然是出自人民警察之手，竟然是发生在省委大院门前，湖北省委的官员是否也该作一个反省呢？
湖北厅官妻子遭警察围殴16分钟公安称打错了http://news.163.com/10/0720/05/6C0SLPSC00011229.html
正义网7月20日报道 打错了。公安错打了政法委副厅级干部的家属。武昌公安分局派驻湖北省委大院的6名便衣警察错打了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58岁的妻子。
“大水冲了龙王庙，公安便衣把省政法委领导家属当做上访对象给暴打了!而且这事，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省委大门口。”昨日，网上热传“打错门”，网友纷纷以“太搞”、“很魔幻”、“生活比小说更有想象力”、“令人发指”发表评论，也有很多网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南方都市报记者调查核实发现，网帖所述基本属实，被打者陈玉莲的丈夫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黄仕明，为副厅级干部。陈玉莲至今还在住院，她对南都记者称，公安方面的领导来医院道歉时说，打人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你这个大领导的夫人，被在场者当场反问“领导的夫人不可以打，那老百姓就可以打了?”
有网友评论说：问题不在于打人，而在于打错了人，打了领导的家属。以后领导及领导家属靠近政府大院时身上应该挂个牌子——我有身份，不要打我。
网帖惊曝
省委门口6名警察暴打“黄厅爱人”
这篇题为《惊曝!湖北省委门口领导家属被便衣误作信访对象暴打》的帖子称：6月23日上午，湖北省政法委综治维稳办某领导的妻子陈玉莲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的湖北省委机关办事，在门口打手机给政法委领导时，突然从省委大院冲出6名男子，一个身着黑色圆领衫、红色短裤衩、戴着粗项链的光头男人照着陈玉莲头部就是一拳，又照其腿猛踢一脚。被打得东倒西歪、眼冒金星的陈玉莲质问：我是省委干部的家属，你们为什么打我?但继续被打。
网帖称，6人围住她左一脚，右一脚，像踢足球一样在她身上猛踢，数次把她打倒在地。她挣扎着爬起来，其中3人又一拥而上，同时用脚猛踢她的下身，再次把她踹倒在地，上身和头部磕碰在岗亭铁栏杆上。6名男子围殴她16分钟
帖子称，现场一位认识陈玉莲的邻居上前劝说，“她是省委大院领导的家属，你怎么也打?”“这不是你们的事，不用你们管。”陈玉莲的另几个邻居也从省委对面小区跑过来，说，“她是省政法委‘黄厅’的爱人，你们不能打了。”6人便说，你们叫她家里来人把她弄走。又过了近半个小时，趴在地上神志不清的陈玉莲，被人用车拉到了省信访中心的一个公安室，被两名警察看守。
陈玉莲缓缓清醒过来后，打电话给丈夫求救，11点52分，陈才被解救出，送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经医院诊断，陈被打成脑震荡，软组织挫伤几十处，左脚功能障碍，植物神经紊乱……她躺在病床上，浑身哆嗦，呕吐腹泻不止，连续发烧，身心受到重创。
当日下午5点多钟，武昌区委政法委副书记，武昌区公安分局政委，水果湖派出所所长等一行看望陈玉莲。分局政委说：“领导知道这事后很重视，你看我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并说，“误会，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这个大领导的夫人”。
发帖者还对这位分局领导的话进一步质疑：从领导这话不难发现，一是打人是正常的，只不过今天打错了，所以称误会;二是因为你不是一般上访群众，而是省委大院领导家属，所以误会了;三是打人也是工作任务。
监控录像
录像全程记录殴打16分钟
“其中一个人两只手抓着我姐两条胳膊，像是日本相扑的动作，把我姐甩在地下，脑袋和四肢全部着地”。
南都记者调查核实发现确有陈玉莲其人，她的丈夫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黄仕明。黄仕明本人昨天下午向南都记者证实了爱人被打一事。
陈玉莲被打过程，被省委南大门几处监控摄像头全程摄录。看过录像的陈玉莲家属告诉记者，录像非常清晰，施暴过程“惨无人道”，从6月23日上午9点10分到9点26分23秒，殴打过程持续了超过16分钟。
“简直就像一群疯狗。”看过录像的陈玉莲妹妹陈翠莲告诉记者，“打人的那个光头，满脸横肉，人高马大的，一上去就把我姐姐的提包一脚踢飞几米远，对着头就是一拳，照着大腿又是一脚。他们的装束既不像工作人员，也不像好人，更不像人民警察，看上去完全就是黑社会。”
“后来又有四个人一起上，一个人拉着手，三个人用脚踢，推倒在哨兵的铁护栏上。我姐姐挣扎着想爬起来，又被他们打倒在地，其中一个人两只手抓着我姐两条胳膊，像是日本相扑的动作，把我姐甩在地下，脑袋和四肢全部着地。”陈翠莲描述录像。
陈翠莲说，“姐姐身高不到1.6米，体重只有82斤，打人的六个人身高全在1.8米以上。我们到医院看到姐姐身上到处都是青斑，家里人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姐姐几次都不想活了。”陈翠莲还说，姐姐右臂残疾，当知青时因劳动受伤，骨折后变形，至今仍是弯曲的。
陈翠莲还介绍，由于被打的是省政法委干部家属，省市领导非常重视，“光我知道，省政法委有15个领导都看过这个录像，武汉市公安局的一把手也看过。”事后家属强烈要求将录像曝光，但直到目前“录像仍被有关部门封存”。
“我在想，如果被打的不是我姐姐，如果是一个农民被打了，是一个普通人被打了，他们领导还会这么重视吗?我甚至想，他们可能连公安干警的身份都不会承认。”
伤者自述
领导夫人不可以打，那老百姓就可以打了?
南都记者联系到了仍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治疗的陈玉莲。陈是湖北省妇幼保健院退休医生，现年58岁，她一边剧烈咳嗽，一边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被殴确为事实。
陈玉莲回忆：6月22日，她与湖北省政法委一位副书记曾通电话，约在次日见面。找这位副书记，陈说主要为两件事，一是自己职称和待遇问题。另一件事是几年前她的女儿在湖北省某大医院治疗时，“因为医疗事故去世，属于非正常死亡，法医鉴定非常清楚，公安机关早立案了，但由于一些干扰案子一直没办下去。这次也想顺便问问案件的进度。”
6月23日上午，陈玉莲在进省委大院南大门时被卫兵拦住。陈说，我是桃山村的，找政法委副书记。陈住在桃山村小区，是省委机关宿舍，正对省委机关南大门，仅隔一条马路，距离也就10米。她告诉南都记者，省委大院有一个食堂，平时作为大院家属自己常进进出出，没想这天被拦了下来。卫兵让陈先给里面要找的人打个电话。
“我先生以为我开玩笑”
陈掏出手机，正在拔号中，“这时，一个剃光头、穿红短裤、脖子上戴一条手指粗的银项链的男人，从大院出来，二话不说一拳打在我的头上。我眼冒金星，当时就坐在地上。”
“那个男的一看就像黑社会，我很害怕，我说你干吗打人，我是省委的家属。他说，就是省长老婆我们都打，就又踢了我两脚。从大院又出来几个人，把我架起来，拳打脚踢，我就昏过去了。”陈说，“前面那个人，踢了我几次，又把我从地上拎起来打，我说我快奔60岁的人了，我犯什么法你打我?有围观的人也说不许打人，他们把围观的人隔开，继续打我，后来的事我就失忆了。”
陈玉莲醒来时，发现自己被关在信访中心一个公安室。“一个警察坐在我对面，把脚跷到桌子上，冲着我的脸，这个镜头对我刺激很大，我的脑袋就有点开始活动了。我说我很不舒服，要上医院，一个警察就骂我，骂得很厉害，我就很害怕，在那坐了一个多小时，脑袋一片空白。”
“后来那警察打了个电话，他一放下，我就抓起电话，给我先生求救。他当时正在河南出差，开一个会，开始他还不相信，以为我开玩笑，后来就给他的领导汇报了，他领导也是不相信。过了很久才来人把我救出来。”
“我以为打我的是黑社会”
陈介绍，医院对她的诊断是脑震荡，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植物神经紊乱，血压也陡然升高，“我原来是低血压，被打后变成了高血压。腿完全都不能动了，全身有百余处青斑，大的就有几十处。吐得很厉害，发烧，心脏胶痛，半个月都不能下床。”
“打我时，我还以为他们是黑社会的，后来听说他们的身份居然是人民警察，我感到非常震惊!”陈玉莲说，住进医院后，不断有各级领导前来道歉，“有武汉市公安局的，有武昌公安分局的，有局长，有政委，还有水果湖派出所的正所长，副所长。
“公安在医院守着我”
网帖中称武昌公安分局那位领导当众说的话，也被陈玉莲证实。陈说当时在场有几十人，那位领导“连说误会误会，他们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这么大一个领导的夫人”，当时有一个在场的人就站出来质问：你说打错了，领导的夫人不可以打，那老百姓就可以打了?
在医院治疗20多天后，陈的记忆才慢慢恢复，“那些很可怕的场面，越来越清晰了，我就特别恐惧特别害怕，每天让护士要把门锁上才能睡着。”
更让陈玉莲不能接受的是，在她住院的头10多天里，“他们每天都派公安干警在医院守着，不让我休息，有个派出所所长连我上厕所也要站在厕所门口。”陈的家属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后来“跟武汉市公安局一位局长打了电话，这样才没有再派人来了”。
目击者说
上访多年，第一次见这么恶劣的
南都记者还联系到现场目击到整个过程的原华中农大医院教授周旭荣和他的老伴付万生。
周、付两位老人在电话中均向记者表示，他们事后曾浏览过网上的帖子，认为网帖内容就是事实，与他们所见一致。当天周、付两位老人到省委南大门想找纪委某书记反映自己的问题，目睹了陈玉莲被打的全过程。周上前劝架，但被对方喝止。周帮陈捡起被打落在地的帽子和包。“当天那女的戴一顶白色太阳帽，被光头一出来一掌打落在地上，手提包也被踹在地上。”
陈玉莲被打后，在地上躺了半个多小时后，一辆黑色轿车把陈带走。“女的不肯上车，被车上人和下面打的人连拖带踹拉上了车。”两位老人还记下了车牌号：鄂A·W0244.在武汉，“W”是政府车辆编号。
为了自己的事，周旭荣和付万生两位老人曾上访多年，还去过北京等地。周说，我到过很多地方、很多机关上访，见过的事情也很多，“但像这次这么恶劣的，说实话，我们都还是第一次看见。”
记者调查
打人者系公安“信访专班”人员
据陈家事后从公安部门拿到的名单，6名打人者分别为：肖某某、普某某、郑某某、刘某某、潘某某、余某某。他们的身份经核实，均为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干警。
湖北省政法委一位知情人士也向记者证实，打人者确为公安局便衣警察。他们编制属武昌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是公安部门设在省委大院的“信访专班”人员，任务则是维护治安秩序，如一旦发生冲击省委大门，有打砸烧等突发事件，则由他们来维持治安。
事发当天，陈玉莲被打背后是否有人指使?据陈家属说，从已掌握的事实看，当天打人还是属于个人行为。虽然大家也在怀疑事件背后是否有人授意，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有哪个领导操纵指使授意他们这么干”。
据上述省政法委人士透露，打人的6名警察，目前状态为“下岗、停职、反醒、等候处理”，但还没有任何处理意见。陈家表示，“事发后，他们不断来找我们说情，要求法外开恩，从轻处理，甚至不处理。还说如果把他们处分了，就会影响整个单位的荣誉，他们所在的是一个先进单位，处分了先进称号就会受到影响。另外他们还讲情说，打人者的家庭都很困难，如果处分了以后生活会受到影响，请求从这个角度同情他们。”
但陈翠莲从公安内部人士得到的消息却称，打人的6名警察被停职后，“已经安排他们出去旅游了”。但此消息未经本报记者证实。“作为家属，我们要求一定要依法依规处理，如果有人袒护包庇，不但我们不会答应，任何有正义感的人都是不会答应的。”(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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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为什么爱聘前官员
2010-07-20 11:03:12 来源: 新华网
中国人常常将“升官”与“发财”联系在一起，故有成语“升官发财”。这并非凭空而来。官者，权也。官越大，则权越大，掌控的资源自然也越多，发财的机会也随之增加。两袖清风刚正清廉的官员自然是有的，但以权谋私上下其手的大不乏人。那不断曝光于公众面前的腐败案件，便是“铁一般”的证据。
正所谓“凡事有利也有弊”。为官者在位时，如众星拱月；一旦下野，则往往门可罗雀。其间的落差，真是天上人间。于是乎大有 “人走茶凉”之感慨，其实大可不必。古人云，“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可见从古至今一向如此。不过凡事总有例外。在当下，颇有一些官员在离开官场之后，人走茶不凉，受到企业的追逐。
是一项针对上市公司的统计。数据说，截至2009年末，A股市场有735家民企上市公司，而聘用前官员作为高管的上市民企达到227家，占比为31%。被聘用的政府前官员达到334名，他们在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董事、监事等多种职位。大体而言，上述三类职位占聘请官员总数的76.6%。
有趣的问题。既然这些官员已经不在其位了，为什么企业还青睐有加？企业并非“正人君子”，讲究什么“患难之际见真情”之类道德操守。它是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家伙，一言一行都要考虑成本与收益。尤其是民营企业，不像国有企业那样“崽卖爷田不心疼”，真金白银地从自己口袋里掏出钱来，隆重其事地将其延聘至企业中，当然有着明确的目的。正所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
企业聘请前官员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非中国所独有。在西方发达国家，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然则何以中外企业均“好这一口”？略考其成因，大体而言，有其二。
其一是作为一种组织，或者说一种制度安排，企业与政府有相同之处。众所周知，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市场是一种制度安排，企业是一种制度安排，政府也是一种制度安排。从整体的角度的而言，这些制度安排的出现，都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不过，不同的制度安排有其不同的特点，比如说市场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而政府以严格的等级和科层制度为特点。事实上，等级和科层制也是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典型特征。这使得企业和政府在运行上有着非常大的相似性。因此，运作一个政府部门，和经营一个企业有类似之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一个好的官员往往就是一个好的管理者。这样看，企业聘请一个有能力的前官员并不奇怪。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而现实中诸多成功的案例，也证明着这一点。
其二更为重要，尤其是在中国。尽管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迄今为止，在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体中，基本是政府强势主导经济发展，运行缺乏透明规范，各种各样的管制依然普遍而广泛地存在，以政策干预代替市场选择、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规律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这是一个基本的环境。身处其间的企业自然“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无力改变环境，就要适应环境。对中国企业而言，处理政府关系往往就成为企业经营中最为重要的事情，也是一项花费庞大的经营成本。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中国社会的生存法则。中国的企业自然深谙此道。对前官员的聘用显然是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他们虽然已经不在其位，但毕竟曾经沧海，对政府机构内部盘根错节的运作了然于胸，而且曾经的同僚依然在位，人情还在，关系还在。这是前官员不同于其他人群的特殊价值所在，也是企业最为看重、着力开发利用的一点。不难明白，企业会充分利用前官员的这种身份和影响，周旋于各个政府部门之间，趋利避害，争取最大可能的利益。前述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民营上市公司中前官员担任独立董事、董事、监事这三类虚职占到7成以上，显示着这些官员主要工作任务，就是代表企业处理好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一家民营企业一句白话，形象而生动地点出了这些前官员的价值和定位：“像神一样供着他们。”这，无疑是绝大多数民营企业聘请前官员最大考虑所在。
与上述结论相互印证的一个数据是，在众多行业中，有聘用前官员行为的公司占比最高的是房地产行业，该行业有58家民营上市公司，其中，有25家公司聘用了前官员，占比达到43.1%。这其实是在情理之中。一方面，房地产企业的用地许可、施工许可、预售许可等都需要政府审批；另一方面，一些项目的规划和实施需要房企和政府的共同合作才能完成。有报道说，一个房地产项目从开始启动到完成销售，其间要盖100多个章。因此，对于房地产企业，尤其是民营房地产企业而言，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融洽对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中之重”。在这里，前官员尤其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和舞台。
进而言之，这其实是一个指标，测量着一个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或者说经济自由度。倘若一个行业中的企业喜欢聘请前官员，则这个行业的各种管制必然就多，运行的透明度必然就低，市场化程度低。反之，则这个行业的市场开放度高，管制少，经济自由度高。倘若要粗略而快速地评估一个行业，窃以为，这样的观察角度简单而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