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的哲学化

政治学的哲学化

东方晓

本文是东方随感录之一“科学辩证法”的一节，也是随感录之三的核心摘要，更详细的内容请阅读相关章节。
政治学讨论的根本问题是社会发展变化规律的问题，但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的变化实质是人的变化。所以政治学讨论的问题本质上是关于人的发展变化规律和由人组成的社会运行、发展变化规律的问题。
无可否认，现阶段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面对这个现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后来创新出来的某某理论和学说都）无法合乎逻辑地从理论上说明这个运动为什么会处于低潮。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共产主义制度不符合人性。因为人都是自私的，而共产主义主张大公无私，共产党人的主张完全与人的本性背道而驰，所以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失败了。甚至有精英人士找出计划经济体制的几十条弊端，来论证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需分配不合理。比如，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但资源有限时如何才能满足这种需求？比如一个新产品出来了先给谁？一场球赛或演出大家都想看，球场或剧场容不下那么多人现场观看，那么票该给谁不给谁？都想要住别墅，可地球提供不了那么多的土地；都想要私人游艇，可没那么多海岸线建港口；都想要飞机，可天空容不下那么多的“铁”鸟。面对这种现实，自私的人首先想自己获得，而不会去考虑他人是否因此而不能获得。所以，所谓按需分配根本就是空想。不得不承认，批评者的意见的确难以否认，但对共产主义者而言这却是一个不得不明确回答的关键问题。如果不能正确回答，很难不让人诟病——共产主义的确只不过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也不可能用此理想来号召群众，团结群众，引领群众。
根据真理相对性原理，如果上述反对共产主义的观点成立——意即它是一个真理，那它必定在一定条件下成立。条件是什么？不难发现，此诘问实际上默认了两个前提，如果这两个前提不成立，那么诘问也不成立。一个前提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按照知识精英们的说法，人是理性经济人，本能驱使他总是尽力争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另一个前提是“人自私的本性永远不变”。那么这两个被默认的前提是否成立呢？
第一个前提我们必须承认，至少在目前社会条件（完全利他的人难以保证自身的生存）下是部分成立的。虽不可否认人类社会中存在利他的行为，但整体上，所有个体，在一般情况下都会优先考虑个人利益。所以，现在社会到处都体现出于自私的利己行为。而所谓大公无私的人要么还没有诞生，要么诞生后因为先人后己导致的贫病交加已经死光了。总体而言，现阶段社会中利己行为的比重远超过了利他行为的比重（但不否认确有极少数的人是以利他为人生目标的）。
第二个前提就比较难回答了。这个问题是典型的“全称判断”问题，根据波普尔的的观点，这个问题是没法证真的，只能证伪。然而实践检验的能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超越历史时间，去证伪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后所要发生的事情。但一个长时间不能被证伪的理论往往被默认为是正确的（至少基本上是正确的）。于是，“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就成为至少在几百年内无法被证伪的“正确”结论。于是，共产主义就近乎等于乌托邦了。
但且慢，实践不能证伪，不等于理论不能证真。理论的目的是探讨客观规律，而规律是可以预言。如果这个规律是正确的，并且它的适用范围也是明确的，那么它的预言也是正确的，我们就可以依据规律越过时间预言几百年后发生的事情。
要评判这两个前提是否成立，需要回答以下一系列问题：
人的本性是什么？
人的本性是否会改变或进化，或者人的本性向什么方向进化？
人如何完成本性的进化？
社会向什么方向进化？
人性的进化和社会的进化存在什么关系？
从社会学或者人文学的角度对上述问题似乎难以回答，但我们从哲学的角度可以获得一些启示。按照对立统一律，人是一个利己和利他两种品性对立统一的矛盾体，要有利己必有利他，没有利己也就没有利他。而按照矛盾永恒律，这个矛盾体不会保持不变，是一定会发生变化的，并最终让位于新的矛盾关系。问题只在于人的本性向何处变化？在何种条件下发生变化？这些问题都是大问题，这里不能展开讨论，只做简单的分析和给出结论（详细的讨论请见随感录三）。因为社会进化的问题已经被马克思基本解决，我们只讨论人的进化，以及人的进化和社会的进化的相互关系。
这两个问题相关吗？它们是如何关联的？
人的进化实质是生命的进化，在意识学的哲学化一节中，我们已经得出结论：生命经历了一个由原始（单细胞）生命、低级（多细胞）生命、（有神经系统的）中级生命、（有大脑的）高级生命、（能认识规律的）智慧生命、（能自觉遵循规律的）理性生命的不断飞跃的过程。现代人类处于由智慧生命向理性生命过渡的阶段，到过渡完成，人类就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了。
但人类如果完不成这个过渡，一部分人总是处在“从心所欲总逾矩”的状态又会发生什么呢？其结果必然是：为维护社会的秩序，社会必定委派另一部分人强迫这部分“逾矩”人遵守社会的“矩”，而“强迫”的最高形式就是国家。换言之，如果人类不能进化到“理性人”的程度，则国家不可能消亡（即使阶级消亡了，人不进化到理性人（这里说的理性人和主流经济学家说的经济理性人本质完全不同，前者是自觉遵循所有规律的人，而后者是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的阶段，国家部分职能也仍然不能消亡。这一观点与传统观点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将另文专述）。而如果国家未消亡，共产主义制度不可能建立。因此，人的进化和社会的进化构成一个典型的“两行”体系：人不进化社会的进化无法完成，社会不进化，不能给人的进化创造必要的条件——两者互相“相克”；反之社会的进化为人的进化创造条件，人的进化最终导致社会进化的完成——两者互相“相生”。由此，哲学引导我们得出在政治学领域里的第一个重要发现：人的进化必须与社会的进化同步，社会的进化才能完成；或者说，人类必须进化成为理性人，共产主义制度才能确立，国家才能消亡。显然，这一结论要成立就必须要求人的本性是在进化的，而不是永远处在现在的状态。那么人类如何完成这一进化过程？能自发的完成吗？
在智慧人阶段，社会的绝大部分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限制他人的利益，而在理性人阶段，社会全体成员都“从心所欲不逾矩”，而“矩”往往是为了保护整体利益而设立的，换句话说，在理性人阶段，社会全体成员都能自觉地为了他人的利益限制自己的利益，但最终的结果是自身“合理利益”的最大化。显然，这是人性一个质的飞跃，是不可能自发完成的一场革命。何为革命？作为事物规定性的本质发生变革的过程称之为革命。从农业化到工业化的过程，生产方式的规定性发生了质的变革，因此称之为工业革命。从工业化到信息化的过程生产方式再次发生质的变革，因此称之为信息化革命。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发生规定性的变革，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革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剥夺剥夺者的过程，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革命。从社会主义制度到共产主义制度的根本性的变革是人性的变革，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革命。由此我们得出第二个重要发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是性质、目的、任务、方法、手段都完全不同的两个革命。我们可做如下对比：

  社会主义革命 共产主义革命
革命的本质 阶级革命 人的革命
革命的目的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将人从自然人变成自由人
革命的任务 消灭有组织的资产阶级 促使人类自觉约束自己的欲望
革命的方法 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的武装 法律和道德的完善
革命的手段 暴力的政治革命 和平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本质上是阶级革命，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任务是消灭有组织的资产阶级，方法是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手段是暴力的政治革命。而共产主义革命本质上是人的革命，目的是将人从自然人变成自由人，从自在的人变成自为的人，从智慧人转变为理性人，任务是促使人类自觉的约束自己的欲望，自觉的遵守人类已经认识到的社会的“矩”（并不断探索尚未被认识到的“矩”），方法和手段是和平的、法律和道德层面的思想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
不得不承认，这样一场革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历史上最彻底、最全面、最艰巨、最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就是共产主义革命，或者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我们把它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新问题：共产主义革命能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吗？
如果某个国家的人完成了智慧人到理性人的飞跃，但其它国家的人未完成这样的革命，仍然保有（资本主义）国家形态，那么这两部分人间该如何交往呢？显然，在后者保留国家形态的情况下，前者也不得不保有国家形态。由此我们得出第三个重要发现：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和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都是正确的。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消灭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就像打一场战争一样，只要力量对比占优势，且领导者不犯错误，力量占优的一方当然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即使力量不占优，只要领导者能审时度势，正确的引导也可能取得胜利（就象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所做的一样）。而这样一场革命的成功显然并不需要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达到完善的程度为基本条件，而主要取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相对不发达的俄国取得成功，而不是在更发达的英国取得成功的基本原因。所以社会主义的确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然而不能据此认为共产主义革命也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因为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对外的革命，是“剥夺剥夺者”的革命，后者是对自我的自觉革命。两种性质不同的革命是不能外推的。以为既然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则共产主义革命也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犯了绝对化的错误。
既然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革命，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对这个问题的剖析让我们得出第四个重要发现：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制度，也不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初级阶段，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向共产主义制度过渡的阶段。过渡说不是作者的发明，自马克思开始就有这种观点，但此过渡说的内涵不够明确，导致在实践上产生了重大偏差。而本文所指的这种过渡是有明确内涵的，它不仅仅是生产力的过渡，而是全方位的过渡。在过渡期内，所有制从私有制过渡到公有制（私有制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内都存在）；经济形态从市场经济过渡到计划经济（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内都不应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分配制度从按资分配经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社会所有成员都从自然人过渡成自由人，从自在的人过渡成自为的人，从智慧人转变为理性人（不是经济学家所指的理性经济人）；国家机器性质从阶级压迫的工具过渡到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当社会所有成员都能自觉遵守秩序的情况下，国家机器才能失去作用，才能自然过渡到消亡。
这些过渡都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特别提请注意是量变到质变的过渡，而不是一刀切的实行所谓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即一刀切的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这个过渡期的长度即取决于社会政治和经济进化的程度，取决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认识程度，同时还取决于人的进化程度。要全世界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距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已经九十多年了，但社会主义的国家数量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而剩下来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其实距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还相差甚远），具备共产主义的硬件条件同样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同时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人类还要在完成硬件条件建设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人的进化，那又是一个更加漫长的历史阶段。封建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延续了大约两千多年，资本主义社会到现在也不过才五百年左右（而且也看不到它有在短期内灭亡的迹象），共产主义制度由其本质决定了，它的建立是一个比已往任何社会制度的建立都更加困难的过程，因此这个过渡期非经几百年的漫长时期是不可能完成的。
上述新认识使我们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对于社会主义运动为什么走向失败产生更合乎逻辑的认识。无可否认，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为什么走向低潮的诸多原因中，理论原因占了首位。而在理论上的失误主要源自三个认识不足。第一个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认识不足，因而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后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犯了绝对化的错误。第二个是对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性认识不足，犯了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急躁病。第三个是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认识不足，因而在夺取政权后未能开展人的革命，使得社会主义革命半途而废。
值得指出的是，现在世界上还有那么几个国家自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也都有自己的特色。但从哲学上考虑，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一对矛盾，普遍性蕴藏于特殊性之中。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特殊性都不能违背其所包含的普遍性。如果这些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真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它们中间一定有某种共同的或普遍的东西。问题是，它是什么？如果我们找不到社会主义的普遍性规律，而奢谈其特殊性，那么这种特殊性就会成为随意编造的东西。而本章所提出的四个重要发现正是社会主义最具普遍性的东西，但也是未被世人注意到的东西。
中苏共产党人在获得国家政权后，都认为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初级阶段”，并把“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当作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当作社会生产目的。因而在实践上实行一刀切的公有制、全面的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的按劳分配制度。在中国，更把这种认识推广到经济体制以外的一切领域，不允许任何所谓资产阶级的东西存在。把“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搞到了极致。而这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显然超过了人的进化程度，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使得人的进化和社会的进化处在相互克制的状态，最终抑制了两方面的进化。
社会主义国家犯的另一个错误是急躁病。急躁病的表现在于，社会主义政权的领导者们试图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完成几百年才有望完成的历史任务。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1961年10月18日，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谈到苏联共产党的新纲领，并宣布苏联将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世界上最主要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试图在短时间，一个国家内建成共产主义制度，反映出领导者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过渡期的长期性的认识严重不足。而这种不足必然导致一种急于求成的急躁病，最终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产生了助推力。
由于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性质的截然不同，以及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开展人的革命。而这一革命可以说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管理体制，彻底抑制官僚管理体制唯一有效的途径。但遗憾的是，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依赖传统的官僚管理体制管理社会，但对这种体制必然导致的管理者欲望无限扩大的倾向却没有产生足够清醒的认识，导致管理者通过这种体制产生了异化，享受各种特殊利益，逐渐脱离了人民大众，管理者从人民公仆变成了高高在上的社会主宰者。在所有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人物中，只有毛泽东意识到了这种制度的弊端，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试图改变这种状况。这种措施就是文革（文革只相当于搞了半个“人的革命”，这个问题另文专述），但遗憾的是毛泽东对这场革命的性质定性错误，企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来解决共产主义革命的问题，这不能不导致文革的失败。可以说，在上述所有致使社会主义政权垮台的理论原因中，没有认识到共产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没有认识到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
为什么文革会失败？为什么奴才比主子坏，汉奸比鬼子坏，因为奴才和汉奸需要对别人更坏、更残忍来向主子献媚，来表忠诚。文革之所以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这场革命相当多的积极参与者们并不是真正出于理性，出于信仰而投身这场革命，相反是出于某种利益参与这场革命，一个本不想革命但有想表现革命的人为了表现出比别人更革命，那就需要比别人更加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通过对共产主义革命本质的认识和文革的历史经验，不难得出结论：共产主义革命是本质上自我革命，如果你不想革自己的命，那么对不起，你也不要，也不允许你去革人家的命。
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是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基础上进行的，30年来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点勿庸置疑。但在政治上的成败需要深刻的反思，因为致使所有社会主义政权垮台的根本原因——没有开展共产主义革命，依然未被认识到。相反，理论界反倒做出了共产党应当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的相反的结论，这种理论创新意味着主张者已经彻底抛弃了共产主义革命。而这对主张实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意味着什么就不言而喻了。不仅仅如此，由于对文革和社会主义运动批判性总结的基础存在相当大的偏差，支持改革开放的其它理论，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彻底否定文革”，“不争论”，“完全市场化”，“市场经济不姓资也不姓社”，“按生产要素分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帮别人富起来”等所谓理论创新都存在既不符合逻辑，也不自恰，更不符合实际的问题。总体上说，这些观点在哲学上都犯了同样的错误——绝对化的错误。
上述社会现象不能不使人感叹，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大革命时期出现了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现象，他们教条主义地引用俄国的经验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差点就葬送了中国革命。现如今，七十多年过去了，又出现了“N十八个半”现象，区别只在于布尔什维克换成了“孟什维克”。他们热衷于鼓吹美国的经验，似乎只有美国式的市场经济，美国式的民主才能救中国。
比如，市场经济被认为是改革的正确方向，而按知识精英们的说法，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是“明晰产权”（其实就是私有化的代名词），同时要“按生产要素分配”（其实就是按资分配和按劳分配的另一种说法）。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改革的最终目标是私有化，市场经济和按资分配。这还是社会主义吗？这样的改革能最终引导中国和世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吗？如果能那真见鬼了。可是如果不能，最终进入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那为什么还要社会主义制度？还要共产党？理论界主流意识是如此不讲逻辑，如此不依据事实、如此不尊重事实，说明社会的知识精英们已经彻底堕落了。也说明，如果“真理”被行政和政治垄断了（被真理了），学术研究所能做的只有“注释”；那么，恐怕真理就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左派和右派们在不停歇的争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孰优孰劣，但总感觉他们的争论存在逻辑上的重大缺陷。按黑格尔“凡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即所谓“存在即合理”的观点，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没有灭亡，必定有它存在合乎理性的一面。而社会主义能够存在和发展同样应当有它合乎理性的一面。那么它们存在的合理性何在？
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已经说明了，人的发展规律本文探讨了。从这两方面我们可以明确：共产主义制度的确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详见随感录三），但其必然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们没有搞明白。按照真理相对性原理，任何一个真理都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立。那么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实行共产主义制度需要什么条件？
经典理论认为：生产力水平足够高，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就成熟了。前者属于物质条件，后者属于精神条件。但根据本文做出的四项发现，上述结论存在重大缺陷，或者说不够清晰。
那么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呢？
共产主义制度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需分配。好，如果要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社会的指挥中枢必须能实时了解到：何人、何时、何地需要什么产品。并能实时了解到，何地、何厂、何时能生产这个产品。以及何人、何时、何种方式将这个产品送达需方。如果社会指挥中枢不能实时了解上述信息，按需分配当然就成了空话。所以信息化是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硬件前提条件之一。如果掌上电脑、有线和无线网络能普及社会的每一个人，共产主义制度要求的信息化条件就可以满足。应当说，这个条件在人类社会中正在实现，但还未完全实现。类比：这样的信息化在人体中已经实现。
及时、准确地了解信息固然很重要，但能否及时生产出数量足够，且具备充分必要需求价值的产品同样重要。或者说，具有满足全社会“合理”需求的（所有有形和无形的）产品的生产能力是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存在的第二个硬件条件。这个条件在人类社会中正在实现，但还未完全实现。类比，这样的生产能力在人体中已经实现。
社会能将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及时、准确地送达消费者是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存在的第三个重要条件。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需要具有满足全社会“合理”需求的、足够的（所有有形和无形的）产品流通能力。这个条件在人类社会中正在实现，但还未完全实现。类比，这样的流通能力在人体中已经实现。
我们再来看共产主义社会存在需要的软件条件。
第一个软件条件是共产党人掌握国家政权。因为社会的进化为人的进化创造条件，特别是使全体人从自然人向自由人的进化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可能完成。
第二个软件条件是社会已经对客观经济规律和政治规律，以及其它所以客观规律有了正确的认识，并能依据规律行事，从而避免犯错误。很遗憾，仅就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医学等许多学科在内部的不统一，就可以认定，这个条件肯定没有被满足。类比，这样的认识健康人体自己知道，并能严格按规律执行。
第三个软件条件是人类完成人的革命，将人从自然人变成自由人，从自在的人变成自为的人，从智慧人转变为理性人，能自觉的约束自己的欲望，自觉的遵守人类已经认识到的社会的“矩”（并不断探索尚未被认识到的“矩”）。显然这个条件更没有被满足。类比，这样的自我约束在健康人体中已经实现。
第四个软件条件是人类社会建立了最合理的政治管理制度。所有“公仆”都处在全社会、全体人民实时、有效的监督之下，使得所有“公仆”都不能、不敢、不想使个人的利益超越社会的利益。无疑这个条件也未被满足。类比，这样的监督机制在健康人体中同样已经实现。
综上所述，共产主义社会存在的硬件条件部分成立，但未完全实现。而相对于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硬件条件而言，在软件条件方面差的更远。结合软、硬件两方面的条件，目前不能在全社会实行共产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目前条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依据同样的理由，共产主义社会也有部分存在的合理性，并且事实上在所有国家中或多或少的存在。而能把这两种合理的存在有机整合在一起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
红旗还能打多久？
林彪提出的这个问题80年后再一次摆到了中国共产主义者面前。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利益驱动代替信仰驱动成为社会的发展的主流驱动力，并且也成了绝大多数中共党员的驱动力。小团体的利益，或者个人利益成为人们优先考虑的原则。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已经被多数人放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勇于牺牲自我的誓言也终于成了大多数党员并不想认真负责任的口号，甚至只不过是一句戏言，因为已经没有人打算再实践它。这并非是杞人忧天，而是现实。毛泽东认为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正确的。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私下里对他弟弟坦白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这位苏联的第一把手称自己“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2010.3.12，科学时报，王中宇，苏联解体二十年祭）。共产主义制度也因此成为了东方地平线上的太阳——一道壮美的风景，但却可望而不可及。苏联的领导们是这样，中国呢？在中国有多少共产党人存有勃列日涅夫式的思想呢？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一下，当某位官方的大人物象戈尔巴乔夫先生那样宣布：中国放弃共产主义制度，而改为资本主义制度，会有多少中共党员站出来反对（反对又有什么用）？曾经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定一致的中华民族，将再一次成为一片散沙。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作为改革开放的典型，其实就是自私自利的典型，为自己干可以，为他人干不行。那就单干，很可惜，这个典型实在是不争气，2003年，也就是实行“大包干”之后的25年，小岗村的年人均收入才2300多元，仍然停留在温饱的水平而进不了小康时代。本村选不出一个能带大家本小康的带头人了，不得已，政府派了个优秀党员沈浩去当了党委书记，沈书记想带小岗村重在集体经济的道路，遇到重重阻力，生生把自己累死了。小岗村的停滞不前和沈浩的死说明了什么？
有不少“好人”也认为共产主义制度虽然好，但还没有到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时代，所以不搞也罢。这的确是事实，但问题是我们是否还愿意把共产主义制度作为我们的前进目标？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不把某个具体事物当作目标，你就几乎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你要有一个目标，你想向它走，并实际开始向它走，不管你走得有多慢，也不管是否中途走了弯路，你总会走到这个目标。但如果你不开始走，或者压根就不想朝这个目标走，那认谁也永远到不了这个目标。而共产主义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整个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把共产主义制度作为全民族的奋斗目标？如果是的话，具体的步骤是什么？它可行吗？如果大部分人不愿意走，那么有没有一小部分人愿意走？制度上是否允许这部分人先走？结论：不解决这些问题，逃避这些问题，不回答这些问题的必然结果是，共产主义的红旗在中国已经打不了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