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第一步从蛇口开发区迈出

　　陈禹山：1978年，袁庚刚从秦城监狱出来，就被派到香港调查招商局的经营情况。香港的情况对他的触动很大，感觉到了内地的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回来以后他就马上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的报告，上报国务院。报告里阐述了许多改革经济方面的具体事宜。1979年1月份，省革委会、交通部又联名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袁庚是主要策划人之一。二十多天后，袁庚和交通部部长彭德清，随同谷牧去到中南海李先念的办公室，请李先念给一块地，创办招商局工业区。当时李先念拿起笔在地图上一圈，说，给你一块地也可以，就给你这个半岛吧。但是袁庚没有要整个南头半岛，只要了其中蛇口2.14平方公里的面积。

　　时代周报：为什么舍大取小？

　　陈禹山：袁庚当时说，要在这块土地搞一点试验，探索一下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地方要大了，怕连累诸公。我个人的想法是，蛇口地方小，袁庚觉得在小地方做政治改革的试验，不会引起大的风波，把这里作为他试验的起点，是比较合适的。

　　时代周报：袁庚晚年曾经说过，蛇口工业区建设时，李嘉诚等香港富豪曾有意加入，但被他拒绝了，如果接受了，深圳发展的速度会更快。您怎么看待这个遗憾？

　　陈禹山：事实上我不觉得这是袁庚的遗憾。他是很中意股份制的，从赤湾港到招商银行、平安保险，都是袁庚的得意之作。为什么独独不愿意在蛇口工业区搞股份制呢？袁庚有自己的打算。李嘉诚等进来了，蛇口只能搞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就没法搞了。当年中央领导把整个南头半岛划给招商局，袁庚没要，就是因为袁庚要搞政治体制改革，毕竟在一小块“试验田”上搞政治体制改革，风险和难度都会小很多。

　　时代周报：袁庚退休之后，蛇口的民主改革就停止了，回到改革前的政治体制结构，这是否标志着蛇口改革失败了？

　　陈禹山：袁老和我都不觉得改革失败了，袁庚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1878年，爱迪生在门罗帕克实验室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八分钟的光明。但能说这是失败吗？我想是不能的。这短暂的八分钟带来的是质的飞跃，留给人们对不足的思索，和对未来的希望。我想袁庚对蛇口的种种尝试，意义就在于此，这也是他努力改革的初衷。

　　时代周报：袁庚是交通部下属股份制公司的董事长，又是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他如何协调与部委和广东省的关系？

　　陈禹山：这就是袁庚的聪明之处了，事实上袁庚自己不受制于什么部门。谁能拍板作决定，他就向谁报告。一级接一级地审批通知，他等不来，再等改革就来不及了，袁庚经常是冒着威胁自己政治生命的危险来做这些事情的，当时他也已经年过花甲，感觉要抓紧一切时间做政治改革，不能等。这也是他在短短几年内就能把蛇口发展得那么好的动力和原因。

　　时代周报：您的书名叫《袁庚之谜》，谜在哪里？

　　陈禹山：袁庚的一生都是传奇，前半生是“特务头子”，破过大案，进过监狱，后半生又投身政治改革。一个曾为中国人民解放立下奇勋的老人，不怕苦和累，不避风险，甘愿以自己晚年的政治生命孤注一掷来搞政治改革，又拒绝升官，这本身就是一个谜。当时任仲夷任广东省委书记时，曾经上报中组部建议提拔袁庚做广东省副省长兼深圳市市长，中组部批准了。袁庚听到消息后火速赴京恳请撤销任职决定，并亲自找到任仲夷，表示自己不要做这个官，和好些跑官、要官买官的人相比，难道这不是一个谜吗？袁庚是想做事的人，不是想做官。

　　中国改革梦工场

　　本报记者 华克涧 发自深圳

　　30年来，深圳以“敢为天下先”，注定为改革杀出一条血路来。

　　三十而立，深圳又开始了一段新的改革征程，在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中，深圳成为“撬动”这一伟大事业的重要支点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重要窗口。

　　30年立了什么？

　　30年时间，深圳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这是改革开放释放出的巨大能量。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标志着深圳等经济特区正式建立。但特区迈出的第一步，是由1979年的蛇口开发区开始的。

　　蛇口响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炮响，逐梦从这里起航。深圳人执着“先行先试，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座右铭，一直为中国的改革冲锋陷阵。深圳人发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呐喊，这被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

　　随着体制的改变，人才、资本、技术等各种经济要素开始向深圳汇集。其中，人的移动，对深圳发展起着尤为关键的作用。一个个怀着“深圳梦”的五湖四海人，抵达深圳时，梦想也同时抵达。在深圳这个“梦工场”中，生长出了招商、平安、中集、万科，以及华为、中兴、比亚迪等品牌企业。正是这些拥有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企业，成为深圳经济增长的动力，推动着深圳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向前进。

　　正如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所说，前30年里，深圳敢于冲破旧的体制，“摸着石头过河”，大胆探索和实践，成就突出，功不可没。现在来总结30年，可以发现中国改革事业进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第一”出自深圳，第一只股票、土地市场首次拍卖，等等，不胜枚举。

　　而立之年的困惑

　　如今30年的深圳，也有了“成长的烦恼”。经过30年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后，改革越来越难，肉越来越少，硬骨头越来越多。

　　从30年前成立特区开始，深圳这座改革的先锋城市，一直在困难中求发展。2003年，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激发千层浪，满城风雨起，产生了很大的连锁反应。当深圳内外都在讨论“被抛弃”时，对深圳产生重大影响的企业外迁潮开始了，此后有逐年递增之势，至2005年，迁出现象开始突显。

　　身负人口压力、土地资源、能源环境、靠“三来一补”发家的深圳，已开始感到改革越来越难。

　　滨海“蓄势待发”，浦东“后来居上”……有人嘲讽深圳“特区不特、风光不再”，担忧深圳“将被抛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猛烈拍击深圳湾，出口增速回落、油价电价攀升、人力成本增加……有人又开始怀疑深圳，甚至深圳自己也出现了“唱衰”之音。

　　今年，富士康12连跳血案背后，折射的是长期以来靠着人口红利增长的整个珠三角代工模式的深层次问题症结。在民生问题上，深圳政府有着太多的课程要补，户籍制度之外，政府如何从服务者角度提供稳定的就业保障、稳定的工资增长、稳定的幸福指数，这是一项考量智慧的长远大事。

　　改革发展带来的问题，其实何止深圳呢—深圳遇到的困难，也是中国目前遇到的困难！

　　未来干什么？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深圳考察工作并听取广东省和深圳市工作汇报。温家宝强调，经济特区30年来的实践充分表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变化，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要靠改革开放。

　　总理的话无疑为深圳加速推动行政改革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其实，中央一直将深圳定位为改革的排头兵。2009年5月，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准。其中，尤为意味深长的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赫然居于各项改革首位，这在上海浦东、天津滨海等7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绝无仅有。紧随其后，深圳在大部制改革、扁平化管理、公务员分类改革、“教授治校”等诸多领域大胆试水、密集“闯关”，不少举措甚至开全国之先河。

　　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出题给深圳：“未来30年，深圳要干什么？”7月1日，深圳特区扩至深圳全市，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给深圳出了一道大题目。

　　按照这些大题目，深圳正在以大气魄谋划改革、开放、发展的大手笔：小政府、大社会，深港、全球合作圈，打造深圳的“新界”，高端服务业的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