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界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简述--晨曦的光明家园

我国学界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简述　

  一般意义上，普世价值指人类基本认同并且共同追求与维护的的价值观念。在我国，普世价值最初引起学界关注是在哲学领域，后来逐步扩大，政治与社会领域的研究也加入进来。尤其是2008年，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呈方兴未艾之势。由于“普世”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因而讨论结果总体上很难统一，基本表现为赞同、反对和中立三种意见态度，现对其相关文献进行简单的学理归纳。

   （一）关于赞同的观点

    对普世价值持赞同观点的学者，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论证。

    一是从执政党的本质特性来进行论证。徐景安在《普世性是衡量文化先进性的标准——驳司马南的谈话》一文中认为，“普世价值观是人类长期追求文明的结果，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积淀”，作为代表最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中国共产党“有追求普世价值的历史传统”。郑永年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实现人类的普世价值”，同时也在创造新的普世价值。尤其是在寻求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方法上，中国有更大的作为。 杨民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生死攸关，创造中国奇迹的秘诀不在于与世界求异，而在于与世界求同，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学习借鉴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的文明。否定普世价值，要害在于它否定了改革开放的合理性、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否定了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对普世价值的贡献。

    二是从哲学层面上进行论证。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韦大林的《也谈普世价值》认为，人的生命受自觉意识支配，是一种能够自我审视、自我拷问，追求一定意义和价值的理性的自由活动。因此，自由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就成为人的天赋权利和元价值，成为一切价值的发端和源泉，成为人类世界的“普世价值”。那些反对自由为“普世价值”的人实际上已把自己排除在人类之外了。他们在反对自由为“普世价值”的同时，也在追求他们自己的“特定价值”、“特色”价值，而这种追求本身恰恰体现了人的自由精神，印证了自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三是从我国的领导人言论上进行论证。 《惧怕普世价值的实质是拒绝政治文明》一文认为，胡锦涛2008年5月7日在东京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的一句话：“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显然是对普世价值概念的明确表达。2008年12月，胡锦涛致信中国人权研究会，明确强调：“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以人为本，既尊重人权普遍性原则，又从基本国情出发，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保障人权的首要位置，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鲜明地体现了对普世价值的追求。另外，《温家宝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对外政策》一文论述的“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可以更简洁地称之为“普世价值”。

     四是从人类的价值追求来进行论证。南方周末2008年5月发表的《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一文指出，在汶川地震中，执政党和政府身体力行并积极倡导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一个一个普通国民的生命。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二）关于反对的观点

    反对者的论证主要集中在相关概念、实质和运用，并扣住阶级斗争或和平演变的话题，对普世价值进行了否定。

    学习时报《 对“普世价值”的哲学探析》一文认为，民主、自由等被判别为普世价值的、在西方现行的、从而以西方的式态显现和表征的价值并不等值于普世价值本身，它们只是普世价值在一定局域内的特定的表现形式。如果只形而上地追求普世价值的一般性和普遍性，无视我国具体的国情，简单地以一般代替变化发展着的个别，奉僵化死板的教条为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生硬地把普世价值套用在我国社会的发展中，这是另一种以偏概全，最终会在具体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中，陷入教条主义的深渊。

    环球时报文章《怎样认识所谓的“普世价值”》明确指出，不应对“普世价值”随声附和。一种价值观、道德观有多大的普遍适用性，受制于现实世界经济、政治关系中互相联结又互相矛盾的错综复杂的利益主体。即使在现今凸现的一些全球性问题上，也因不同国家的利益矛盾或有的执意采取双重标准等原因，而态度各异以致对立。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利益出发给予正确的应对。

冯虞章的观点更加直白，他在《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一文中说，根本就不存在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道德原则和“永恒道德”，其逻辑的结论就是，这个领域并不存在”普世价值”。或者换个角度来说，价值观与道德观具有同一的一面，相互贯通、相互制约。因而，价值观如同道德观一样也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历史发展中不同阶级的利益主体的价值诉求各不相同，以至相互对立。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超历史、超阶级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署名为侯惠勤的一篇文章用“三混淆”进行概括，认为“普世价值”论混淆了政治价值与人性价值，混淆了理想价值与空想价值，混淆了马克思不同语境中的话语价值，进而指出：“纠缠于同资本主义大打“普世”牌，比谁的迷魂汤威力更大，这肯定没有出路。”

   （三）关于中立的观点

    持折衷观点的学者态度较为中庸，认为分析普世价值应该本着辩证的观点进行批判的解读和分析，以期妥当地平息这场争论，达成学术界的共识。

一种是从普世价值的概念角度来进行分析。认为如果强求每一个人都赞同某种价值观，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样一来，人类可能没有任何共同价值。其实“普世价值”，关键在于“普遍适用”，而不在于是否“普遍赞同”。所以，“普世价值”并不需要每一个人都认同。有人不赞同，并不意味着某种价值不是人世普遍适用的价值。（《“普世价值”需要每一个人都认同吗？》

     另一种从学者所表现出的思维方式来进行分析。学者俞可平就指出，在这场争论中有两种极端观点是令人担忧的。一种认为普世价值就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共同价值，其极端就是简单地把西方价值当作“普世价值”；另一种认为人类社会根本不存在任何共同的价值，其极端就是幼稚地认为中国特色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格格不入。

    还有一种从普世价值的层次角度来进行分析。有学者认为，分析和应对“普世价值”问题，要区别对象和分清层次。对“普世价值”鼓吹者推销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企图，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反对。对属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生存延续以及不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人际关系，我们应实事求是地承认，在这些领域客观存在某些由人类生理属性和自然进化规律决定的人类共同需要，以及由此形成的相同或相通的规则。但由于人类社会远未进入无阶级、无国家利益矛盾的大同世界时代，要形成合乎人类共同需要的应对规则也是十分困难的。

    还有学者指出，普世价值具有理想层面和工具层面两种层次。社会中的人并非抽象，而是文化的产物。各种文化都能产生其他文化下的人们可以认同的普世价值，但同时也说明各种文化实现普世价值的方法和方式是不同的。简单地说，只要是人，作为一种类存在物，就有人都可认同接受的共同价值价值；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则有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这些普世价值。这基本上接近人类历史价值的发生、发展和传播。因此，"特色也好，西化也好，都只是一个工具，社会发展最终的目的是人民的生活是否幸福、社会发展程度是否先进、国家实力是否强大。

   （四）讨论综述

纵观上述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无论是反对者还是赞成者，都过于政治理论化和意识形态化，把争论本身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对普世价值本身都缺乏理性的理解。争论过程中表现出的缺陷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观点交锋的双方所持立场根本对立，导致特色与普世之争，导致国人对“普世价值”躲闪抗拒的态度。正反两方观点的论证方法都是先入为主，其所作的研究仅仅是提供材料支撑或研究论证而已，导致辩论的观点上纲上线，脱离了学术讨论的范围，有时甚至发展到人身攻击，背离了学术研究的原初旨意。

二是观点交锋的论域没有准确的界定，没有找到辩论的兴奋点。争论的各方都是从各自的立场和视阈出发来论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没有能够从学理上的角度进行深入地论证，导致这场争论形成自说自话的局面，影响了学术讨论的进一步深入。

三是注重差异的探求而忽视共性的存在。这种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的讨论方式，导致学界的话语质量群体下降。

   “普世价值”之争说明，政治主张与学术倾向有一定关联。在我国，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一开始完全是在学理层面进行，后来，随着一部分政治学人的介入，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倾向显露出来，再后来就几乎跃出学理范畴，在一些人那里变成“西化政治”的代名词了。这有失偏颇。社科研究克服学术理论上的西化倾向没错，但这种克服不是一味地批判式否定，更不是动辄贴上政治标签，变学术问题为政治立场或政治态度问题。换句话说，形成真正科学、有充分说明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途径，是实事求是，以科学严谨的理性探讨说服人。比如对重大现实问题、前沿理论问题、特别是西方流行理论引进的研究，观点主张存在分歧和对立都属正常，不正常的是在争论中扣帽子、打棍子。因为这样会偏离学术轨道，使正常的理论之争演变成泛政治化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