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贾历史剧批判——怎样写资本家的创业史？

邵 敏
近几年来，随着商业浪潮的如火如荼，出于对商业对致富的浓厚兴趣，商业史开始备受青睐，借助现代传媒，商贾历史剧正在成为荧屏新宠，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红顶商人胡雪岩》、《钱王》、《天下第一楼》、《白银谷》、《龙票》、《大宅门》、《大染坊》、《乔家大院》等等都曾火热荧屏，昔日的巨富商贾们一个个带着光环粉墨登场，给人们烹调出一场场商业致富的视觉盛宴，制造了一个个资本增值膨胀的商业神话，多多少少慰藉了人们的发财欲望。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影视中，编导们给这些巨商大贾们披上仁义道德、家国情怀的外衣，并对他们种种貌似合理实则有悖于现代商业文明的资本积累手段持肯定张扬的态度。电视剧《大宅门》以大量情节正面展示了白二奶奶这个中心人物的“女中豪杰”风范，并在其葬礼场面中，极力铺排渲染，以至不惜以牺牲一定真实性（在白二奶奶的葬礼中老姑奶奶、七太太竟同时而亡）的缺憾而求产生登峰造极的观看效果。可以说，白二奶奶在剧中，已经被塑为一尊体现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令人“高山仰止”的神。但是若除去感性渲染，认真审视一下这位白二奶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宝典，就会发现：其实老人家逢凶化吉、力挽狂澜的手段极其简单，不过是不惜大量钱财，运动官府、打通门路，以绝处逢生或克敌制胜而已。有其母必有其子，这个招数，后来在七老爷手上，用得更炉火纯青。编导把贿赂官府，包括给太监买外宅、买姨太太等都被视为白二奶奶治家兴业之道的高超手段，视为其精明强干的重要标志，从而受到编导的肯定。至少，编导对白二奶奶能力和性格的崇拜，影响了对其人格和思想的评判。
历史剧的关键在于历史题材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否符合进步的时代潮流，是否与现代社会的人文精神合拍。这就要明确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要表现那些尘封的历史，又怎样打开那些历史的尘封而使观众获得当代的正确观照。剧中对受贿者的形象展示，或有些许潜在的贬意，但绝没有丝毫的对行贿者的讥刺与否定，而是鲜明、正面地体现，或者完全可以说是“肯定”了“有钱铺路、无难不解”、“以钱贿权、理所当然”的与现代健康社会文化相悖的人文态度。纵观整部戏，种种大灾大难都以“花钱运动”而轻易了之。当代观众不禁要问：在腐败成风、权钱交易成灾的当今时代播出，将会产生怎样的价值导向，对当代社会生活、观众心理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白家是一个商家，商家的本质是惟利是图，白家也不应该例外。表面上，白家是仁义诗礼之家，但是在多次与同业的竞争中，完全没有了道德和仁义，家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白景琦在济南与孙老板等人争夺胶厂时，不惜借用宗族和金钱的力量，通过权势（当然是贪官）来逼使对方就范，甚至不惜置人于死地，最后“杀他个干干净净”。这个本来是编导可以大做文章的情节，从肯定和批判的角度，对白景琦的性格的丰富性和人格的复杂性，进行深入剖析。可是，无论是编导还是剧中白家的人物都没对孙家的遭遇表示过应有的同情。相比之下，编导对于白景崎突发奇想地以自己的粪便做抵押，在当铺里进行诬赖式的交易行为却津津乐道，没有一丝谴责，反而成为他的聪明才智和幽默性格的典型例证。要知道，这可是一种为了达到损人利己目的的欺诈行为。于是，以粪便为当和孙家的家破人亡就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然而遗憾的是，在这种强烈的反差中，我们并没有看到编导应有的公德意识，只是看到了编导出于私心——家族利益而表现出来的得意的窃笑。白景琦的性格特征可以说是肆无忌惮地追求享乐、不顾一切地追求金钱、毫无廉耻地谋求成功。但编导似乎很欣赏这个“四不像的人物”，在他所提供的价值视境里，这个人物被赋予了一种豪情与侠气：挥金如土，横行无忌，伊然是个英雄。这样的价值视境似乎在表彰痞子大行其道、拜金主义甚嚣尘上，真是怪哉。这也从侧面表征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贫困和精神危机。
电视剧《大染坊》被认为是民间智慧的完美商业神话，在剧中创作者为了张扬主人公陈寿亭的人格魅力，所采取的方式便是在道德上将其拔高，有意将这个乱世奇商奉为道德楷模。然而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陈寿亭在身份上的双重性：即作为商人的陈寿亭和作为非商人的陈寿亭。作为非商人的陈寿亭的确有着不少可圈可点之处：有良知，不忘本，不纳妾，不摆架子……但是一旦将陈寿亭放回到商人的座标上，那么其道德外衣下所潜藏的功利性与欺骗性也就暴露无遗了。先看陈寿亭道德的功利性。在剧中，陈寿亭的德行最突出的地方有两点：一为“不忘本”。由于自己早年曾经有过逃荒行乞的经历，所以陈寿亭对于工厂里的工人视如兄弟姊妹，总是想方设法搞好福利待遇。二为“重情意”。在商战中，对于竞争对手，他始终坚持“不打落水狗”的策略，总是将“杀手铜”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不过他这样做，自有其道理。正如他在剧中所说的那样，工人们吃穿好了，干活才有劲，工厂的效益才搞得上来。而他对商界同仁们的“好”，也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要让他们心服口服，今天我让一尺，明天来还一丈……类似的情节在剧中还有很多很多，它们都足以说明一个问题：陈寿亭作为一个商人是很讲究投入产出的，对于他来说做事情就如同搞投资一样，必须讲究有所回报。这就是陈寿亭在道德上的功利性所在。再看陈寿亭道德的欺骗性。陈寿亭在剧中的道德表现是素以“义”著称的，所谓“见利不忘义”。然而其“义”在剧中考察起来，非但不是一以贯之的，相反还颇有见机而行的意味。比如在抵制日货那场戏中，明明大家已经达成了拒卖日货的君子协定，陈寿亭自己也立了毒誓表了态。甚至还逼着竞争对手孙明祖也点头同意，结果私下里却背信弃义，偷偷与日本人接洽。在“利”的诱惑下将民族气节兑换成了丰厚的商业利润。再比如与上海六合厂的商战中，本来在强敌面前陈寿亭与天津开埠厂订有战略合作协议，但在实战中陈寿亭却按兵不发，不仅对天津开埠厂的险恶局势坐视不管，反而乘人之危，将之廉价兼并。由此可以看出，陈寿亭的“义”实际上是建立在“利”的基础之上，他的聪明之处无非在于：与大多数商人赤裸裸的“惟利是图”不同，他给自己的“见利忘义”披上了一件道德的外衣。有鉴于此．看来的确有必要戳穿一下《大染坊》在叙事中所采取的策略；即以陈寿亭作为非商人的道德来取代、掩饰其作为商人的“不道德”，从而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道德化为商界（甚至推而广之为社会各界）难得的“楷模”。
美国学者汉德森曾经说过：“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讲述《大染坊》神话的年代又是什么样子呢？身处其中的我们不难感受出其中的一些特征：市场经济蓬勃兴起，物质诱惑无所不在，发财欲望空前膨胀，就连那些尚未实现温饱的人也在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在这种情况下，以提供形象消费为生存手段的影视剧，抛出一个又一个包含商界神话的消费意象，也就不难理解了、毕竟财富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切实际的发财梦在遭遇残酷现实、化为美丽的肥皂泡之后，必然会到影视剧提供的商界神话中寻找想象性的补偿和替代。这也许就是情节模式与《大染坊》大体相近的影视剧近年来不断涌现的根本原因吧。
在这类影视作品中，“官”、“商”的关系总是剪不断理还乱，不乏行贿捐官的商人，而编导却秉持了容忍的态度。在电视剧《龙票》中，导演安排义诚信票号少东家祁子俊周旋于官商之间以重振家业，并把这种行为视作一种胆识。祁子俊不规避官场，贷军饷、联票号、贩官盐、贩卖军火，做官商是他乱世经商获利的财道。他从一个捐来的小宫到最后的正二品资正大夫，商业地盘从原来的祁县扩大到大江南北，充分享受到了由社会地位提升带来的特权，生意由民间扩展到了官府统辖的众多领域，可谓如日中天。不过，盛极而衰，最后祁子俊铤而走险，要陈昭联络众臣保奏恭王爷摄政，被告发押赴刑场。官府和商人之间的相吸相斥，说到底就是权和利之间的依存与对立，这种赤裸裸的买官鬻爵、“权”“利”交易放在当代人们对官商勾结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的背景下，无疑与政企分开的现代商业文明相差甚远。
正如革命导师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东西”。反观欧洲文学大师们的经典作品，则充满了对资本家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掠夺性、贪婪性和残酷性的揭露与控诉。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把夏洛克塑造成一个重利盘剥的吸血鬼，着重写了他的贪婪狠毒，恶德败行。到了19世纪，西欧主要国家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地位，文学领域兴起批判现实主义思潮，文学作品对各色资本家们惟利是图冷酷无情的本性有了更为淋漓尽致的展现。如巴尔扎克的《高利贷者》、《欧也妮•葛朗台》、《纽沁根银行》，通过对高布赛克、葛朗台、纽沁根三个典型人物的塑造，描绘了资产阶级肮脏罪恶的发迹历史，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无情地鞭笞了资产阶级暴发户的丑恶灵魂。
从当前一些矿难事故中不难窥见一些商贾富人们的“原罪”。因此，我们不能不对商贾历史剧中披着温情脉脉面纱的资本家们神话般的资本积累过程产生怀疑。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煤炭富人手上的钞票都沾着矿工的血，但必须承认，确有一部分煤炭富人的财富是用矿工的生命换来的。下面的数字或许能证明这一点：目前我国约有2.5万个煤矿，其中2.3万个是乡镇煤矿，全部由个人承包经营，每年煤矿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中，乡镇煤矿占70%，而重大或特大事故占80%。全国煤矿企业每年因矿难事故死亡人数超过6000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工。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一些黑心矿主非法开采、违规操作，甚至连最最基本的安全设施也不给工人配备。有些矿主甚至用金钱美色贿赂一些行政执法和监督人员，让他们为自己说话办事。把“安全否决”这一票私下“否决”了。于是，一些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煤窑居然能一路绿灯办齐手续，手续不全或被勒令停产整顿的小煤窑能照样开采，被关闭和废弃的小煤窑又死灰复燃。鉴于煤炭开采的高危险性，许多小煤窑业主并不“恋战”，他们早早地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送到外地。有的小煤窑业主甚至连自己的房子也卖了，长年住在宾馆里，一旦发生矿难事故，拔腿就跑、缘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肮脏”，黑心矿主们不得不出走。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发了煤炭财的山西小煤窑业主都不打算在本地置业发展，一般是举家迁往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大城市。面对触目惊心的矿难事故和冥钱飞扬的凄惨场景，我们看到了黑心矿主利欲熏心的贪婪本性。
商战历史剧没有信史可供依据，是历史剧当中虚构成分最重的一个类别，于是当代的文艺工作者们对那些曾经富甲一方的商贾们的奋斗史进行近乎肆意地美化，却与世界文学里资本家惟利是图的经典形象大相径庭，与中国一些商贾资本积累的现状也有出入，从而不能不让人提出质疑。
（2006年5月27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