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一页重要历史：汪精卫 蒋介石 张学良 陈公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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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挽汪精卫诗
《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踽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句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陈寅恪诗集附唐 诗存》 (清华大学出版社)第36页
百家争鸣 2
一页重要历史：汪精卫 蒋介石 张学良 陈公博
二闲堂文库
林思云
张学良却是一个放荡公子，张学良接班后，生活更是放荡。在张学良掌权的３年期间里， 对政事并不专心，每日沉溺于酒色之中。张学良尤其好色，和父亲张作霖有妻妾６人不同 ，张学良对女色采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张学良的近侧们投其所好，争相进献美女来讨 好张学良，朱铁生将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献上，晋升为张学良的副官；朱光沐将自己的女儿献上，当上了总务长；沈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当上财务局长；奉天省长翟文选的妹妹被张学良强奸，翟文选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出家作了和尚。
张学良曾说：“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样“。１９２８年底张学良易帜后，经常走访南京。张学良走访南京的目的不是和蒋 介石商谈政事，而是爱上了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妹妹，最后王正廷只好将妹妹进呈。张学良最荒唐的事是将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诱拐到北京，电影公司向张学良提出抗议，结果张学良干脆出１０万元将胡蝶买了下来，可谓骄横之极。张学良因“九一八”事变后退避不战而被迫辞职出国时，首先做的事却是向他的诸位爱妾一一告别，被当时的报纸责骂为“娇妾重于国土”。
张学良如此挥金如土的生活，当然经常感到钱不够用，除了加收各种苛税外，还通过其它渠道搞钱，特别糟糕的是盗卖故宫的珍宝。张学良掌管北京期间，从故宫搬出数百箱珍宝 运到上海拍卖，其中有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国图书馆以１２万英镑购入了“王右军快雪时晴图”，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６５万美元购入了“唐寅踏雪寻楼图”。
谁是故宫宝物的所有者呢？从法律上讲故宫中的一切财物均为末代皇帝溥仪私人所有，这是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签订的清帝退位条约中所规定的。然而中国人并不重视法律条文，不 知什么时候故宫中属于清帝的私人珍宝已变成国家所有，却忘记了在法律上废除承认清帝 财产权的优待条约。
１９３０年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加入蒋介石一侧，出兵占领了北京天津等华北地区。但也正是因为张学良把东北军的主力部队都开进了关内，使关外兵力空虚，日本关东军才有机 可乘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在一个月内占领东北全境。张学良的关东军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将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虽然一些资料说张学良不抵抗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但这并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并没有必要无条件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而且张学良本人也从来没有执行蒋介石命令的先例。如果张学良决心向日军开战的话，蒋介石根本不可能阻止。蒋介石下野后，汪精卫曾代表国民党中央多次下令张学良对日出兵，收复东北失地，张学良均拒不执行。可见张学良的不抵抗只不过是为了保存实力，而并不是为了执行国民党中央的命令。
不过“九一八”事变并不是日本政府策划的，而是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将校独自策划的。 少壮派将校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本政界高层的受贿。因为当时中国政界行贿成风，中国军政要人也经常向外国政界要人行贿，来换取对自己的支持。一些日军少壮派将校怀疑日本政府的高层被中国行贿收买，才不愿对中国采用强硬政策，因此私自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从张学良的保险柜中搜出５３张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单，最巨额的是政友会主要干部床次竹二郎５０万元。日本政界要人的腐败受贿丑闻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极大反感，军人们乘势发起打倒腐败政党政治的军人夺权运动。当时日本社会舆论普遍倾向于军人，声称“宁要清廉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这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开始。
关东军侵占东北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热血青年学生们的激忿。学生们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非常愤怒，自９月下旬起，上海、北平、天津、广州等地的学生举行大规 模的示威活动，抗议日军入侵和政府的对日不抵抗。当时学生们认为外交部长王正廷是不 抵抗方针的责任者，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冲入外交部将王正廷殴打至重伤，王正廷被迫辞 职。１２月初，各地学生来到南京请愿，抗议蒋介石政府的畏缩政策，指责蒋介石患有“ 恐日病“，要求蒋介石亲自率领中央军北上抗日。１２月５日，政府派军警逮捕学生１８ ５人，即所谓“一二五”事件。为抗议政府的暴行，１２月１４日，各地学生再次进京，打砸外交部，殴打了出来讲话的蔡元培等人。１７日，一万多学生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 毁《中央日报》报社，受到了军警武力镇压，在珍珠桥附近打死、打伤学生３０余人，逮捕数百人，制造了“珍珠桥事件”。
当时汪精卫领导的广州政府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民主政治和主张积极抗日，于是学生们把汪精卫奉为他们的政治领袖。前往南京游行的学生们，欢迎汪精卫到南京主持党国大计， 他们打出的口号为：“欢迎护党救
“九一八”事变，也使国民党内部燃起了停止内斗，一致对外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蒋 介石迫于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 州议和。蒋介石在信中说：“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惟愿诸同志以党 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蒋介 石邀请汪精卫代表广州政府到上海举行和平会谈。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２２日，汪精卫、蒋介石和胡汉民这国民党“三巨头”，在上海举行了 首次会谈，提出南京和广州两政府合并，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胡汉民提出两政府联合的 前提是蒋介石下野，所谓“讨蒋第一，抗日第二”，但汪精卫则表示要“团结宽容”，在削减蒋介石权力的情况下，留蒋执政，所谓“抗日第一，讨蒋第二”。和平会议最后决定宁粤双方在南京、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各自的中央委员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南京政府的“四大”，召开，蒋介石在会上表示“虔诚悔过” ，通过了恢复汪精卫、陈公博等４８１人党籍的议案。广州政府的“四大”则于１１月１ ８日在广州召开，由于各派争吵不休，汪精卫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代表二百余人赴上海 ，另外在上海召开了“四大”。１２月２２日，三个“四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 四届一全会，此时蒋介石由于镇压学生的“珍珠桥事件”受到各方的强烈反对，被迫再次 宣布下野。
这次组成的国民政府主要由广州政府的人马组成，蒋介石派在政府中居于明显劣势。不过 为了搞好团结，汪精卫和胡汉民也没有在政府中担任职务。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林森为国府 主席，但不负实际责任，由孙科任行政院院长，负责政府的实际领导，陆海空军总司令则 暂缺。蒋介石虽然下野，却有一只忠于他的私家军，没有蒋介石的命令，别人根本指挥不 动这只军队。所以蒋介石虽然在政界失势，但仍然是最有实力的实权者。
孙科为首的新政府为了争取民心，一反蒋介石的对日妥协“不抵抗”政策，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的态度。正好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８日日军向在锦州的张学良东北军发起进攻，新 国民政府下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称自己的兵力武器不足，请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 孙科召集诸将领讨论对张进行增援，可是没有一个将军表示愿意去东北增援张学良军。在 此情况下，东北军不战而撤出锦州，全军退入山海关以内，试图保住他们在北平附近的最 后一块地盘。张学良在解释东北军为什么不执行中央政府死守锦州的命令时，批评中央政 府说：中央口头上要求东北军死守，实际上却不给予任何支援，想让东北军在抗日中耗尽 自己的实力。
这时孙科政府体会到“口头上抗日简单，实际上抗日行动难”的滋味。就在此时，又爆发了让孙科难于应付的上海事变。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８日，上海租界的５名日本僧侣忽然被 一群中国人围打，其中一人被打死，二人重伤。但二战后的调查发现，该事件原来是关东 军的高级军官委托日本上海总领事馆的武官，雇佣中国无赖所干。中国人打死日本僧侣一 事，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骚动。１月２０日，在上海居住的日本人近千人，到日本总领 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总部门前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出兵保护他们，在示威途中 这些日本人还捣砸了一些贴有反日标语的中国人商店。在此情况下，日方向国民政府提出 了类似于最后通牒的“限期要求”，要求中国政府道歉、赔偿、惩罚作案者和取缔解散上 海的民间反日团体。
由于孙科政府犹豫不决拿不出对策，日方则以中国没有接受“限期要求”为由，于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派兵强行进入中国管区，和驻守上海闸北地区的蔡廷锴十九路军发生了激 战。由于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上海事变的战斗打响后，孙科自 感无力处理如此重大事件，请求汪精卫出马，自己于１月２５日辞职。新国民政府于１月 ２８日成立，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负责领导政府。
在抗战初期，汪精卫是持主战态度的，可以划入主战派。汪精卫上台后，立即宣布迁都洛阳，积极抗战，并称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１９３２年２ 月１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四个防区和一个预备区，摆出 了进行积极抵抗的姿态。２月８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军将士“忠义之气，照耀天日”，犒劳十九路军５万元。
汪精卫同时下令其它部队增援上海的十九路军，但汪精卫指挥不动蒋介石的部队，蒋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系部队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使十九路军的抗战陷于孤掌难鸣的困境。汪 精卫又下令在北平的张学良在北方起兵，牵制日军，并派陈公博到北平说服张学良起兵。 但张学良根本没有出兵的意思，只是以上宾招待陈公博等人，一谈到出兵之事就支吾过去 。３月６日，十九路军在孤掌难鸣的情况下全线撤退，发表停战布告，至此第一次上海事 变宣告结束。
想进行抗战的人没有军队，而有军队的人却避而不战。各路军队保存自己实力第一，抗战 第二的私心使汪精卫的抗战热情完全消散了，产生了只有用“和平”的方法才能挽救中国 的想法。汪精卫看到没有蒋介石出面国民政府就无法统领军队的窘境，只好提出让蒋介石 复出领导军事。１９３２年３月６日，蒋介石复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后的国民政府 由汪精卫主政，蒋介石主军。由于上海为各国列强的利益所在，在列强们的调停下，中日 开始进行和平谈判，汪精卫派外交次长郭泰棋和日本谈判，双方于５月５日达成《淞沪停 战协定》。但停战协议的消息传出后，却在中国的民众中间引起了愤怒，上海的愤怒民众 把郭泰棋责骂为卖国贼并将其打伤。
１９３２年６月，汪精卫率领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等去北平会见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共同调查日军占领东北三省问题。汪精卫在北平时找当时任北平绥靖公署 主任的张学良商谈东北问题和对日方针，张学良却一直称病不见，但又和宋子文一起去北 海游船，使汪精卫深感气愤。７月１７日，日军在热河发起了新的军事进攻，汪精卫以行 政院长的名义发表通电，命令张学良立即出兵热河，收复失地。张学良却声称汪精卫无权 过问军事，出兵要有军事委员长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念及张学良过去帮他打赢中原大战 ，也有意偏袒张学良的不抵抗行动。在此情况下，汪精卫只好宣布辞职，前往欧洲养病。 汪精卫在临行时电告张学良，指责他“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里 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未闻出一兵，放一矢，却不断向中央索要军款， 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汪精卫最后要求张学良“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汪精卫出国后，日军于１９３３年１月进攻山海关，２月中旬又占领承德。热河省的大片领土再次沦陷，震动了全国，国民党内部再次出现请汪精卫归国主持抗战的呼声。汪精卫则提出条件说：他回国主政的前提必须是张学良辞职，以平民愤。此时蒋介石也无法袒护 张学良，３月９日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保定会晤，蒋介石说服张学良辞职出国考察。３月１ ０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辞职，汪精卫则于３月底回南京复职。
汪精卫在复职后一方面批评张学良的避战不抵抗，另一方面又解释他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汪精卫说：“榆关以一日而失，热河以七日而陷，实不成话。像张学良这些东北军畏敌如虎，敌必日益骄横。今后军队再不抵抗势必影响对日外交。须知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后抵抗愈得力，则交涉愈有希望。”
但是这次汪精卫复职后，改变了他以前的主战态度，变成了主和派。此后汪精卫开始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蒋介石也积极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计划。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熊斌代表 何应钦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举行会谈，共同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承认冀东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实际上是默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
《塘沽协定》公布后，社会舆论一片沸腾，强烈抨击蒋、汪批准的这一丧权辱国的协定。 当时的一份报纸这样写到：“如果要说那些以大刀、石头及血肉之躯英勇与日寇拼死的抗日官兵值得后人永世颂扬的话，那么南京政府，尤其是蒋、汪二人，实为出卖中国领土主权、出卖流血牺牲的爱国官兵、出卖爱国民众的千古罪人。“上海的市民团体还联合发出通电：“我全国民众，誓死抗日，而汪精卫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韪，继《上海停战协定》之后又签订卖国之《塘沽协定》，即加以卖国之名，岂得为过。”
面对全国一片讨骂汪精卫的气氛，陈公博找汪精卫说：“签了这个协定，先生遭到各界纷纷批评，我真不知道
不久汪精卫遇刺，被一名抗日军人连发三枪至重伤。此后汪精卫不得不再次告别政坛，前往欧洲疗养。
在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和张学良是主和避战的“主和派”，汪精卫则是主张抗战的“主战派”，抗战初期积极抵抗的十九路军也是亲汪精卫的粤系部队，这和１９３７年芦沟桥事变时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掌握军队实权的蒋介石和张学良等人避而不 战，使没有军队的汪精卫的抗战计划成为一句空话。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思想变化，代表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被个人把持的私家军队的失望。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发生对外战争时，那些坚持对外寸步不让的主战派，总是被尊为民族 英雄，而那些主张对外让步和解的主和派，总是被打入民族败类的汉奸行列。尽管如此， 在每次发生对外战争的时候，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清一色的主战，总会出现一批主张让步 和解、不怕当汉奸的主和派，中日战争时也同样如此。
中国分为“主战”与“主和”两派，敌国日本也同样存在“主战”与“主和”两派。日本的军部和关东军是主战派，而日本政府和外交部则是主和派。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 时，日本政府本想阻止，但却无能为力。当时的若榇首相后来以“不听命令的军队”为题 ，描述了“九一八”事变的经历：“９月１９日一早，我突然接到陆军大臣南次郎的电话 ，说昨晚９点关东军遭到中国军队的进攻，关东军进行了反击，现已占领奉天城，战斗仍在进行中。政府随后立即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然后通过陆军大臣，向在满洲的部队下达了政府不扩大事态的指示，却被关东军当作耳旁风，关东军进攻嫩江时说是为了保护嫩江铁桥，我以为他们占领嫩江就会停下来。可是他们占领嫩江后，又说离敌军太近不安全，还要越过东支铁路。陆军大臣下令不许越过东支铁路，可是关东军已进军到齐齐哈尔，并又向黑河进军。日本军队竟然不服从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奇怪的事情。“
但关东军扶植的满洲国并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当时的日本政府也没有对满洲国予以承认。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若榇政府倒台后，犬养毅接任首相。犬养首相反对在满洲搞一 个独立的满洲国，认为这样露骨地违反九国条约势必造成日本和欧美列强的正面冲突，同时还试图对军队中“下克上”的作风进行遏制。但犬养的行动激怒了军国主义分子，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５日，一伙狂热的军人冲入首相官邸，明目张胆地将犬养首相杀害。犬养被杀后，再也没有敢于挺身而出抵抗狂热军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实成为军人控制下的政府。
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但这激起了全世界各国的反对。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日，国联调查团发表调查结果，否认了“满洲国”的成立理由，要求 一切退回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况。然而国联的调查结果却在日本国内引起爱国者们 的一片怒骂，谴责国联对日本内政的干涉。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１日，国联进行了表决，以 ４１票对１票（１票为日本）通过了要求日本从东北撤军的决议案。然而日本的松冈代表 却在表决后微笑退场，宣布日本退出国联，使大会一片谔然。松冈代表回国后受到了狂热 日本国民的夹道欢迎，舆论界也盛赞松冈“干得好”、“有骨气”。
在１９３３年３月到５月期间，日本关东军又独断发动了长城攻势，一直打到北平附近。 中国军队虽然进行了一些抵抗，但却节节败退。参加这次抗战的基本上都是地方杂牌军， 蒋介石的中央军主力仍在南方。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中日双方在塘沽签订了停战协定 ，即《塘沽协定》。《塘沽协定》规定在长城以南设置１００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日双方撤出在非武装地带内的驻军，非武装地带的治安由中国警察担任。塘沽协定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屈辱性的协议，它意味著中国政府默认满洲国的存在，而且对华北的主权也有一定程度的丧失。
汪精卫和蒋介石主持批准的《塘沽协定》，被一般民众认为是一个卖国条约，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而汪精卫认为政府签订这个条约是正确的，汪精卫在解释为什么签订《 塘沽协定》时说：
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 。中国是一个弱国，这就决定了这场被侵略的国难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以现在中国的国力 ，无论进行怎样的抵抗，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这是我们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没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呢？这就是爱国心的缘故，她让我们明知不能取胜，还要准备抗战到最后一兵一将。
现在很多人当中有两种错误的想法，一种是过分软弱，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进行抵抗 ，如果和日本交战，将和过去义和团的下场一样；另一种是过分强硬，就象一个人在旷野 中发泄一样，“杀尽倭奴”、“打到东京”，什么狂言都敢说，还能得到人们的拍手喝采 。以上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个最低的限度。只要停战条约在 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决心签署停战条约，即使受到国民一时的唾骂，也 要坚决进行负责任的签字。但如果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决不 签字。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 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
《塘沽协定》虽然暂时解决了东北问题，华北问题又浮出了水面。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蒋汪联合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只限于长江流域，华北各省仍在各路军 阀的控制之下。当时华北五省的实权者是：察哈尔省：宋哲元，绥远省：傅作义，河北省 ：商震；山东省：韩复渠，山西省：阎锡山。日军占领东北以后，华北的军阀们处于进退 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害怕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使华北变成满洲国第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邀请国民党的中央军进驻他们的地盘帮助他们共同防日，因为一旦中央军进入他们的地盘，他们便失去了对该地盘的控制力。
华北的军阀们既不愿意投靠日本人，也不愿意完全投靠蒋介石，于是出现搞一个“华北自治系统“的提议。日本人显然高兴看到华北搞独立，这样将使“满洲国”得到一个安全的 屏障。蒋汪政府虽然不愿意看到华北独立，但又怕中央军出兵华北会引发和日军的全面冲 突，于是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华北“轻度独立”。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８日“冀察政 务委员会“成立，委员长为二十九路军军长宋哲元。宋哲元原来是冯玉祥的部下，宋的二 十九军属于地方杂牌军，在武器装备、士兵素质上和南京的中央军有巨大差别。
广田弘毅出任外务大臣以后，深感日本退出国联，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试图从修复中日 关系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处境。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２日，广田在议会发表了对 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蒋汪联合政府也对广田修复中 日关系的倡议表示响应。２月１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认为广田的演说“具有诚意”；２月 ２２日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发布禁止“抵制日货”等排日活动的政府令；１９３５年 ５月，中日两国将外交关系由公使级上升为大使级。
现在看来，汪精卫的对日和解政策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日本国内并不是铁板一块清一色的侵略扩张派，也有主张与中国和解的主和派。但中日两国的情况一样，都是强硬的主战 派占据绝对上风，中日两国政府的主和政策都遭到了各自国民和社会舆论的猛烈批评。汪精卫的对日和解政策引起国民党内主战派的激烈反对，国民党内反汪的呼声日渐高涨。１９３５年７月，南京政府监察院对汪精卫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弹劾，指责汪精卫大搞媚日外 交。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离开南京前往青岛休养，于８月８日发电给南京政府，提出辞 去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支持汪精卫的铁道部长顾孟余、陈公博等人也跟著辞 了职。
汪精卫在位时承担著“卖国”的主责，使蒋介石的压力减轻了很多，汪精卫的辞职，将使蒋介石不得不陷入单独承担“卖国”责任的困境。所以蒋介石这次一反常态，表示“绝对 支持“汪精卫，并派元老蔡元培飞抵青岛慰留汪精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发电请汪留任 ，国民党中政会和中常会再三电邀汪回南京主政。汪精卫则提出了复职的三个条件：一、 负责制定对日外交方针；二、行政院的政治外交不必均提交中政会决议；三、中央财政归行政院独立主持。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汪精卫的要求被国民党中委会全部接受，汪则于８月２３日宣告复职。
不过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汪精卫和蒋介石被认为是卖国主谋，激进的爱国者们把两人列为暗杀的对象。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日至６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 后中央委员合影照相时，大礼堂里的秩序比较混乱，于是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合 影，返回会议厅休息室。汪精卫见蒋介石迟迟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精卫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
汪精卫被刺后，
“
不过汪精卫的伤势虽重，但所中的三枪并非致命伤，在南京中央医院将左臂、左颊的子弹取出，但后背的子弹取不出来。汪精卫在遇刺后会见报社记者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汪精卫被刺受伤后离开南京前往欧洲疗养，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由蒋介石接任，外交部长由张群接任。此后蒋介石的独裁权力不仅在政府方面和军队方面 ，在党的方面也增长起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日至７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 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为胡汉民，蒋介石为副主席；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则为汪精卫，蒋介石亦为副主席，但胡汉民和汪精卫都在国外养病，实际国民党已由蒋介石一手操纵。
汪精卫被刺后，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又遭暗杀，此后国民党内主张对日强硬的主 战派成为主流。蒋介石在军政上“单独负责”后，没有汪精卫那样敢承担“卖国责任”的勇气，所以蒋介石主政后的南京政府开始向主战派的方向倾斜。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２日， 外交部长张群对日本驻华大使表示：希望调整中日关系，否则只有靠战争解决问题。１９３６年６月蒋在讲话中说：“中国和日本的冲突已不可避免，而且为期不远了”。１９３６年７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主战派大占上风，确定了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政府方针。蒋介石在该会上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如危及国家生存，则 必出最后牺牲之决心“。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日本发生了军人暴动的“二二六”事件，此后日本政府基本被军 人所控制。日本“二二六”事变以后，一些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又开始策划“华北分治运动 “，试图将华北五省也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内。五届二中全会后的南京政府，在华北问题 上以不妥协的强硬姿态和日方进行交涉，１２月３日双方的谈判决裂。正在这时，发生了 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的最大“受害者”是张学良，《塘沽协定》又使张学良军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地盘。１９３３年４月到１９３４年１月，张学良周游欧洲各国，张回国后被任命为西 北剿匪副司令，东北军移驻西北，执行剿灭共产红军的任务。张学良在失去地盘后，一改 过去的对日妥协政策，成为坚决的抗日者。张学良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要求蒋介石停止对共产党红军的围剿，联共一致抗日。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等人在西安武力扣留了蒋介石，试图以“兵谏”的方式来迫使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当时国内的许多人虽然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不满，但也不赞成张学良以武力对国家元
首进行逼迫的作法。除共产党以外的各路军阀和各地实权者纷纷通电支持蒋介石，社会舆论也基本站在蒋介石一边。南京政府更是采取了对张学良坚决不让步的政策，包括苏联在 内的各国也督促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使张学良处于十分为难的处境。蒋介石开始拒不接受张学良的建议，后来在周恩来的说服下，口头答应：“准备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 向努力“，但没有签署任何有文字的文书。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６日，蒋介石返回南京，象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国民政府官员、各路军阀的代表、以及数以万计市民的盛大欢迎。１２月２８日，蒋介石以自己要对西安事变 负责为由提出了辞呈，被中央政府慰留。１２月３１日，在南京的军事法庭以反乱罪对张学良判刑１０年，但随后蒋介石提出对张学良进行特赦，１９３７年１月４日军事法庭对张学良进行了特赦，此后张一直被软禁。张学良的东北军失去领导人后发生了内讧，被中央军改编接收。
西安事变大大提高了蒋介石的威信。在西安事变中，包括以前和蒋有很深恩怨的各路军阀将领都以国家利益为重，一致表示无条件支持蒋介石。同时中共在西安事变中许诺接受蒋 介石的领导共同抗日，表面上也是蒋的胜利。此外国共合作对于南京政府和苏联改善关系 也有重要作用。为了争取日本之宿敌苏联的帮助，蒋介石调整了以往反苏反共的政策，１ ９３６年初开始试探和苏联改善关系。由于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问题， 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消除了蒋介石和苏联改善关系的难点。反共的南京政府和苏联改 善关系的结果，使蒋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苏联多方面的援助。
西安事变后汪精卫从欧洲回国，不过由于身体原因，汪精卫并没有在政府内任职。此时国民党三巨头之一的胡汉民已经病逝，留下汪、蒋两巨头。尽管汪精卫不担任政府职务，汪 仍为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在政治上还在蒋介石之上，对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仍有极大的影响力。
１９３７年以后，南京政府开始采取强硬的姿态对待“华北自治政权”。１９３７年２月 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时，要求华北五省的领导人也出席。阎锡山和韩复渠同意出席， 而宋哲元以立场特殊为由要求不出席会议，但蒋介石却给宋发出必须出席会议的强硬电报 ，宋只好派他的副手秦纯德代理出席。此后宋哲元颇受日本和南京的两面挟板之苦，１９ ３７年５月１０日，宋干脆回山东老家，不问华北政事来回避责任。６月２１日，南京政 府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出二十九路军实行国军化，以及停止使用河北省货币等强硬命令。
１９００年义和团事变后，清政府承认八国联军可以在北京有一定数量的驻军。此后日本 一直在北平附近维持数千人规模的条约驻军，日本将其称为“天津军”。此外在１９３７ 年，英国和法国也在北平附近派有驻军。由于日本“天津军”和二十九军同驻一处，磨擦 颇多。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在北平附近进行演习的“天津军”，在芦沟桥附近与二十九 军发生了军事冲突，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
１９３７年的芦沟桥事变和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变，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由于日本是战败国，战前的档案已全部公开，“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策划的阴谋已毫无疑问，但现在仍找不到日本人首先挑发芦沟桥事变的证据。在战后远东国际法庭上明确判定“
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人所挑发，但并没有断定芦沟桥事变是日本人挑发的。近年日本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芦沟桥事变是隐藏在二十九军中的共产党间谍首先向日军开枪而引发 的，因为从动机上来看共产党最希望发生中日战争。特别是中共中央在芦沟桥事变发生数小时后就发出了号召全面抗战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让人感到似乎中共已经预知 芦沟桥事变的发生，所以才会这么迅速地作出反应。
日本方面对芦沟桥事变的记载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晚，一个小队的日军在北京芦沟桥 附近进行演习。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日军小队长立即进行点名，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日 军小队长联想到刚才的枪声，以为该士兵已在刚才的枪声中被打死，于是小队长下令向中 国军队进行还击，形成了军事冲突。但不久那个失踪的士兵又回来了，说当时因为闹肚子 去解手而没有赶上点名。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国内的社会舆论对蒋介石一片恶骂，指责蒋介石有意挑起事端， 应该对蒋以及他领导下的南京政府进行军事惩罚。但在军部内却分成“事变扩大派”和“ 事变不扩大派“，两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九一八”事变的主 谋石原莞尔少将作战部长，他根据“胜利的极限点”的理论，坚决反对日本“得陇望蜀” ，再继续向华北进出。石原认为一旦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日本将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 潭，绝无取胜的希望。而军部中的大部分却是事变扩大派，他们无视中国团结一致抗日力 量的形成，认为中国军队会象以往一样一打就跑。他们提出“对支那一击”论，以为只要 给中国一个强大的打击中国政府就会屈服。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和汪精卫等正在庐山邀请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召开国事座谈会。卢沟桥事变发生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 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离庐山回南京进行军事部署后，由中政会主席汪精卫继续主持会议，汪精卫发表讲话说；“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历史上的元灭宋、清灭明，这两次被外族侵略而亡，不是侵略者能使我们四万万人被杀尽，能将我们的土地毁尽，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腥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腥的人，将自己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汪精卫的话很不动听，但他讲的却是实话：中国是弱国，绝无打败日本的可能，所以中国的抗战结局只能是两条路，牺牲和投降。如果后来没有美国参战，中国和日本进行单独较量的话，结局只能是牺牲和投降两条路。在抗战的开始阶段，西方列强对中日战争大都持旁观态度，只有德国愿意出面调停。中国要求《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开会讨论制裁日本违反《九国公约》的侵略行为。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日，《九国公约》签字国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会议特邀的苏联代表表示支持中国，主张各国对日本进行集体制裁。但美国代表却说：“既然日本政府已由德国出面调停，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代表的态度不要偏激，以免影响调停，刺激日本。”美国代表还建议中国应该：“公开宣布消除抵制日货，保护日侨生命财产，与日本进行经济合作，避开谈论恢复战前国土原状的问题，前景还是乐观的。“
英国代表表示：“英国政府将与美国采取完全一致的步调。”意大利代表则公然为日本辩 护：“在战事发生中，很难确定谁开的第一枪，这个责任便属谁的问题，意大利打算谴责 冲突的任何一方。“最后会议仅通过了一份宣言，指责日本在华行动违反了《九国公约》 ，建议日本停止军事行动，但只是一纸空文，毫无任何制止日本侵略的措施。所以当时汪 精卫对抗战的悲观看法并不太离谱，中国抗战胜利不过是赶上运气好的险胜，在１９３７ 年的时候，谁又能预测到八年后中国会沾美苏之光成为战胜国呢？
汪精卫还有一些话不便公开讲，他私下说：别看现在全国一致高喊“彻底抗战，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牺牲，但他 们内心里牺牲的概念是让别人去牺牲，而并不是自己牺牲。为什么大部分人不肯讲出不愿牺牲的老实话？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的罪名，害怕承担亡国的责任。中国后来抗战的结果，的确应验了汪精卫的分析，大多数人都以保全身家性命为第一目标，真正勇于流血牺牲 的人是极少数。
中华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准投降”，中国人可以原谅临阵脱逃的逃兵，却绝不原谅向敌人投降的降兵，这与西方国家正好相反。在西方国家中可以原谅向敌人投降的降兵，却绝不原谅临阵脱逃的逃兵。西方人认为在无力抵抗的情况下向敌人缴枪投降，也算尽到了 军人的责任，不算什么可耻之事。而临阵脱逃则是逃避军人的责任，是军人最大的耻辱。 二次大战中西方战场上降兵很多，逃兵却很少；而中国战场上降兵很少，逃兵却很多，这 也反映出东西文化的差别。
蒋介石也明白中国不可能打败日本，只有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但借助外国军队打日本也是非常危险的一步棋，这就是所谓的“引虎赶狼”，外国军队不会无偿帮助中国打仗，其索要的代价可能也非常高昂。后来苏联出兵东三省帮中国赶走了日本人，但作为代价中国不得不将外蒙古交给苏联，外蒙古独立也正是蒋介石借助第三国抗日所付出的 代价。现在看来，中国和日本主和派的下场都不妙，在日本，主和的犬养毅首相被杀，后来还陆续有多位主和派高官被杀；在中国，主和的汪精卫被刺几乎丧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 遭暗杀。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一个高官来说，做少数的主和派要比做多数的主战派需要 更大的勇气。因为主战派高官们号召别人流血牺牲，自己并不需要直接上战场，并没有什 么生命危险，而做主和派却要冒被狂热主义者暗杀的生命危险。
日本在战争时，也是一片主战的狂热叫嚣，但主战派尽管主张战争，却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日本战败遭到割地赔款的苛刻制裁后，主和派方得以“平反”。人们才开始后悔当时 没有听从主和派的劝告，才开始批判当年那些不负责任的主战言论。由于中国有幸成为战 胜国，现在我们可以轻松地批评当年主和派的卖国求荣，可是我们如果理解当时主张和解 妥协甚至要冒生命危险的话，我们也许就不会轻易批评他们主和是为了卖国求荣了。
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向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但这种进攻又显得毫无战略章法，不禁使人怀疑到日本发起侵华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侵华战事既 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芦沟桥“事变 “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芦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难道日本人的战略眼光真的这么差？连李宗仁所说的军事常识都看不到？其实这里面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当时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侵华战争，似乎是把中国作为其敌人，然而少壮派军人真正想打倒的对手并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国内的官僚集团，中国被他们利用作为挑 战日本官僚政权的工具。
１９２９年美国开始的经济大恐慌很快就波及到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特别严重的是美国和德国，日本也不例外，大恐慌后经济也陷入极度的萧条。经济大恐慌使人们对自 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体制失去信心，国家统治的计划经济被很多人看成是解决经济危机的灵 丹妙药。１９３０年代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已经非常令人瞩目，德国希特勒上台后搞准计 划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也使德国在两年之内就走出了经济危机，这些都使人们更加怀疑 资本主义体制的后进性，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体制，德国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意大利式 的法西斯体制，都是作为取代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试点”。
在这样的国际大形势下，日本军中的少壮派们也提出要改变现有国体的设想。他们提出要废除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型利益国家，建立一个人人灭私奉公的、尽忠报国的、 以道义而不是以利益为本的新型国家。当然日本国内的资本主义当权派不会轻易让出他们 的政权，军人们要想夺取政权，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海外制造军事纠纷，使日本国内陷入非 常时期的战时状态，这样军人们就可以用军事上必要为理由征收个人财产，侵犯个人人权 ，以国家大义为借口堵住一切反对派的嘴，为改造国家体制创造必要的条件。尽管日本军 人在战时建立起来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没有能使日本打赢战争，却成为了战后日本在国家 的主导下发展经济的国家主导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型。
在这种改变国体的呼声下，１９３７年６月４日近卫文吕（借字，原字上麻下吕）内阁成 立。近卫是一个完全新型的政治家，虽然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思想却十分活跃敏捷；虽然 近卫是文人，但在军人集团与文人政治集团发生冲突时，近卫对军人持同情态度，所以近 卫内阁得到军人和文人双方的支持。近卫上台后，在开始著眼改革日本国体的工作，近卫 宣布他的政府方针时说：“要建立基于国际正义的和平，建立基于社会主义的施政”。此 后日本政府开始学习苏联搞国家主持的五年计划，实施国家控制主要产品价格的统购统销 战时经济制度，不久后又解散了所有政党，试图建立一个希特勒式的“举国一致”独裁内 阁。以上这些国体变革如果没有中日战争作为借口，在和平环境下是很难推行下去的。
但日本历史上并没有个人独裁的传统，一贯是集体领导体制，所以独裁体制在日本颇难立 足，近卫也无法成为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二次世界大战是民主阵营 对独裁阵营的战争，但这并不准确，民主阵营的苏联中国都是独裁国家，而独裁阵营的日 本却是民主国家。尽管在二战期间日本军人试图建立一个独裁国家，但并没有成功，日本 一直没有出现过一个称得上独裁者的人。有人试图把日本的东条英机和希特勒、墨索里尼 并列成为独裁者，这完全偏离了历史的真实，东条英机实在无法算成是一个独裁者。
近卫文吕上台才一个多月，就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成为近卫内阁的棘手问题。当时近卫本 想采用不扩大的方针，军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也积极鼓动近卫亲自飞往南京和蒋介石“促 膝谈心“，彻底解决中日间的纠纷。近卫对石原的设想有所动心，甚至准备了出访的飞机 ，但后来由于遭到日本军方强硬派的反对而不了了之。近卫又派亲中派国会议员宫崎龙介 乘船前往南京与蒋介石会谈，但宫崎龙介在上船时被日本宪兵逮捕，强行送还东京，可见 当时日本军方把首相的人都不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近卫不得不向军方妥协，采取了 对中国的强硬姿态。
蒋介石也明白中国独自不可能打败日本，必须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蒋介石在 抗战爆发不久就在上海主动向日本驻扎上海的海军陆战队进攻，试图使上海这个国际城市 陷于战火而引起英美法各国列强的干涉。但英美法对中日战争的反应意外的冷淡，英法忙 于对付欧洲的希特勒，已无暇顾及远东事务，而美国的民众正处于严重的孤立主义中，不 愿卷入外国的纷争。如果没有外援的话中国将必败无疑，在中国军队从上海败退后，蒋介 石也开始考虑在德国的调停下和日本进行停战谈判。
德国当时已与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条约，德国愿意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其主要原因是 因为中国和日本都是德国的友好国家。当时欧美国家围堵希特勒德国，德国在国际上朋友 不多，所以十分重视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中国当时虽然没有石油，却是镍等战略金属的 主要供应国，德国的战略金属主要依靠中国供应，而作为交换，德国以向中国借款的方式 ，“借”给中国大量军事装备，这是抗战初期蒋介石军队均为德式装备的原因，也是蒋介 石聘用３０多名德国军事顾问的原因。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以同盟国的身份向德国 提出抗议，要求德国停止向中国供应武器，召回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德国在日本的压力下 不得已停供中国军火并召回军事顾问，但中德仍是友好国家，请德国出面调停，中国也比 较放心。
于是德国大使陶德曼担任了调停的主角，陶德曼对中国人说：“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抗战已 经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勇敢精神，现在应该到结束战争的时候了。第一次世界大 战时，德国有好几次讲和的机会，但我们却过分自信自己的国力，没有走上讲和的轨道， 后来德国无条件降服时，不得不悲惨地接受战胜国的所有条件。“陶德曼希望中国人吸取 前车之鉴，不要象德国那样搞到无条件降服的地步。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５日，陶德曼向中 国方面透露了日本讲和的条件：（一）内蒙成立自治政府；（二）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 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三）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 理；（四）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税；（七）尊重 外国人在华的权利。
１２月２日，蒋介石与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开会，征求大家对陶德 曼转达的日方和谈条件的意见。与会者均认为日本没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要求承认 满洲国，也不要求赔款，条件不算苛刻，白崇椿甚至说：“如果条件只是这些，那为什么 还非要打仗不可呢？“１２月２日下午，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中国愿意接受德国的调 停，可以以日本提出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但华北的主权和完整不得侵犯，和谈始 终由德国担任中介人。蒋介石还说：假如他全部同意这些要求，中国就会被舆论浪潮冲倒 ，中国就会发生革命。他要求德方、日方对谈判一事严格保密。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６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讨论陶德曼大使转达的日方停战条件。与会者也基本同意接受日方条件，在郑州部署军事的蒋介石打来电 话：和谈可依照国防最高常务委员会议的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这暗示蒋介石不准备直接主持和谈，要把卖国的帽子扔给汪精卫。汪精卫倒是不怕汉奸帽子，他说：“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三，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
１２月１３日日军轻取首都南京后，使日本人以为中国的抵抗已到穷途末路，于１２月２２日又增加了三项苛刻的和谈条件：（一）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立特殊机构（亲日政权）；（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日方请陶德曼将新增三项条件转达中国，并把谈判期限规定为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５日。陶德曼看后摇头道：“这样的条件中国是不会接受的“，果然不出陶德曼所料，中国政府没有按期答复日方的条件。于是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施加高压，１月１６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由大本营联席会议通过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１月１８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明了中国的强硬态度：“全力维持主权与行政之完整， 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日本在中国发表声明后 即日撤回驻华大使，中国也于１月２０日撤回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正式断绝，陶德曼 的调停以失败告终。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以加强军事为由，提出国民党中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决策机关，取代以前的最高决策机关中政会。国防最高会议的《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 主席由军委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蒋介石是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是中政会主席，所以蒋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卫出任副主席。１９３８年３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修改党章重新确立国民党的领导体制，规定国民党设总裁１人，副总裁１人，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这样蒋介石就借战争的理由名正言顺地夺取了汪精卫长期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尽管如此，汪精卫在党内的影响还是巨大的，蒋介石虽然掌握实权，但在表面上也要让汪精卫这位老前辈三分。
由于英美法不肯出兵干涉，蒋介石开始考虑请求苏联干涉，不过蒋介石在是否应该动用苏联这张牌时也非常犹豫不决：苏联曾经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曾经在１９０４年和 日本为了争夺在中国的霸权而大打出手，因此与日本成为死敌。中国请苏联出兵，即使赶 走了日本人，进入中国的苏军会轻易撤出吗？请神容易送神难。更为严重的是，苏军一旦 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岂不要在中国做大，国民党还能掌握政权吗？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 一批人非常反对请苏联干涉中日战争。后来苏军进入东北后，把东北交给了中共，成为中共打败国民党的基地，这些都验证了汪精卫等人的担心。
但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被动局面，使蒋介石不得不铤而走险，请求苏联的出兵援助。１９３７年８月２日蒋介石召见苏联大师鲍格莫洛夫，请求苏联给与全面的军事援助，苏联方面 答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要求首先在两国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互不侵犯条约“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国承认以前被沙皇俄国侵占的领土，不再向苏联提起领土要求。８月２１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字。
尽管蒋介石和中共都强烈要求苏联直接出兵，但斯大林却对出兵一事含糊其词。１１月１ １日，斯大林在召见中国特使杨杰时说：“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同情中国的抗战，如 果苏联出兵，中国就会在世界上失去道义的支持。现在中国在军事上还有很大余地，万一 中国军队实在坚持不住时，苏联再出兵也不迟“。不过斯大林答应向中国派遣志愿军和紧 急提供武器，苏联的第一批志愿军飞行队４０余架飞机进入中国，于１１月２１日在南京 附近首次和日军交战。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０日，蒋介石亲自向斯大林发电报，要求苏联表态是否同意出兵，斯 大林最后说：“如果签署九国条约的国家共同出兵制裁日本的话，苏联就出兵。如果苏联 单独出兵的话，世界舆论就会把苏联看成是趁火打劫的侵略者“，拒绝了蒋介石直接出兵 的要求。但苏联加大了对中国援助的力度，１９３７年底立法院长孙科访问苏联，苏联答 应向中国提供２０个师的装备，１９３８年３月，苏联正式签署向中国提供３０００万美 元的第一批军事借款。但后来欧洲战线吃紧，苏联以增强本国军事力量为重，放慢了对中 国的军事援助。不过在１９４１年苏德战争爆发以前，苏联共向中国提供飞机９００余架 ，军用车辆２０００余辆，大炮１０００余门，弹药１亿８０００万发。３０００多名苏 联志愿军在中国直接参战，不少人长眠于在中国的土地上。
英美法隔岸观火，苏联也不肯出兵，中国的抗战只剩下“焦土战”这条严酷的道路。由于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瘠的岛国，非常不利于打持久战，所以蒋介石就把希望寄托于用持久战 来拖垮日军。当然日本也明白本国资源有限的弱点，提出了“以战养战”，用中国的资源 打中国人的设想。蒋介石为了不让敌人利用中国的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中国各战 场大搞烧光毁光的焦土战术。但焦土战的最大受害者并不是日军，而是中国的平民百姓， 国民党内部对这种残酷的焦土战术也有不少反对之声。
１９３８年６月９日，国民党军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不久，
国民党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长沙大火后，汪精卫批评蒋介石说：“我们烧东西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自然汉奸’被敌人利用，但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汉奸的话，自然又怎么会变成汉奸呢？如果象长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我方抗战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这些人怎么处理？带他们一起跑吧，他们又跑不动；将他们杀了吧，又于心不忍。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
汪精卫在一次演讲时说；“从前法国有一个国王，叫做亨利四世，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希望我的人民，在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在他家里的火炉子上面、瓦罐子里面，都偎著 一只鸡。我们再看看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有的连鸡毛都没有见过，还谈鸡？一生都吃不著一只，还要说在每个星期六？他们从小到老都在劳动，田地和工厂接受了他们的血汗，等到血汗用尽了，生命也完了，就离开了世界。那好比火炉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贡献出来，只剩下灰未、只剩下煤屑的时候，不讲情面的铁铲就把它们铲出去！不让它们再在火炉里停著……”
汪精卫越来越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感到疑问：抗战的目的是什么？法国国王还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鸡吃，我们的领导人想到过老百姓的疾苦没有？抗战的最 大牺牲者不就是那些连鸡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吗？我们不惜牺牲四万万老百姓的 生命来培养一个民族英雄，这值得吗？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这场战争要经过多少年才能结束？在这期间中国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惨祸？汪精卫越来越觉得他的和平救国理念是正确的。
当然国民党内部持“和平救国”观点的，不止汪精卫一人。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组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低调俱乐部“是胡适起的“雅号”，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周佛海说：“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
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说：“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政府。“江精卫则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著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不过在国民党内主战派压倒多数的情况下，汪精卫感到已不可能说服蒋介石等人走“和平 救国“的道路，于是他开始走自己独自的和平道路。汪精卫委托“低调俱乐部”的梅思平 、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
日本国内也有一批主和派，主张尽早以较为宽大的条件和中国停战言和。主要人物是陆军 参谋本部支那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还有在华日本纺织同业株式会社理事长船津辰一郎，日 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前首相犬养毅的三 子犬养健等民间人士。影佐祯昭等主和派也在没有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私下与中国接触打 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和西义显等人私交不错，双方不久就达成了初步协议：日方以宽 厚的讲和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汪精卫则脱离国民党另立政府和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 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对于汪精卫来说，迈出这一步的确是非常艰难的。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
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