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事件不能改变历史方向--驳：1644年历史发展中混沌的一页

偶然事件不能改变历史方向--以1644年为例

文章作者：许平中 

    前几天，笔者在“学说连线”网站上看到青近军撰写的《封建社会的正常延续与资本主义的意外崛起》一文，立即产生一个疑问：“意外”是什么意思？是人们事前没有想到，还是事件本身就不可预测？打开正文，看到作者所谓的“意外”，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兴起是几个偶然因素引起的。笔者按照作者姓名查寻，又找到作者的另一篇文章《1644年：历史发展中混沌的一页》（以下简称《1644年》），在该文中，作者表述得更为明确：在历史的特定时期，一些偶然事件能够改变历史的方向。该文对事件的叙述引人入胜，对因果关系的分析扣人心弦，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叙述和分析给予介绍，然后再谈谈我们对这些事件及其作用的看法。

    一、“降书”事件没有改变历史方向

    在《1644年》一文中，作者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如果“偶然”不起作用的话，历史就将蒙上神秘的色彩。

    作者把历史过程分为正常发展和混沌状态两种情况，认为历史处于混沌发展阶段时，偶然事件就能够发生显著作用。作者认为，1644年就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处于混沌状态的一页：　

    1644年元旦，由明末众多的农民起义军中脱颖而出的“闯王”李自成，在古都西安建立了他的农民王朝，由众头领部属拥戴，登基做了皇帝，国号“大顺”，建元“永昌”。然后，他即挥师东进，一路势如破竹，攻关夺隘，沿途明朝官将，大都或不战弃城而逃，或开城门投降归顺，短短二个多月时间，“大顺”军便从西安打到北京。破城之际，大明王朝的最后统治者崇祯皇帝，于三月十九日自缢于皇宫内的煤山，延续了276年的大明王朝灭亡。……但是，由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主动降清，致使只有区区十万兵马的清军，竟打败了李自成亲率的二十万“大顺”东征军，于五月二日打进北京，继而南下逐鹿中原、统一全国  ……

    为什么在混沌阶段，偶然事件能够发生重要作用呢？作者从哲理的高度作了如下阐述：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混沌”阶段，实际就是一个原有趋势、原有通道、原有发展规律已被打破、已经失效，但新的趋势、通道、规律又尚未确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事物发展的方向已完全失控，而它终究会朝哪一个方向前进，也失去了所谓必然性。在此期间，任意一个小小的、在以前完全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因素，则有可能拨动着历史天平向着何方倾斜。 ……人们常说“北京的一只蝴蝶无意煽动几下翅膀，却在纽约变成了一阵风暴”，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蝴蝶效应”都发生在种种因素正好同时配合之际。……一场暗杀奥匈帝国王储的行剌，可以最终引发了一场世界大战；但比那王储重要得多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身亡，却仅仅让世人惊异了几天就波平浪静。……同样的因素在一个场合下，能够起到改变事物发展方向的作用，但到另一个场合中，却可能完全无济于事，没有任何作用。在这里，事物发展有着极大的偶然性。

    清朝灭明的事件本身并不稀奇，因为在明朝以前，中国已经发生多次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许多人力图从大量纷纭复杂的现象中找出其规律性和必然性。但是《1644年》的作者注重的是偶然事件，认为1644年的一些偶然事件改变了历史的方向。作者举出了李自成率军向北京进发途中的一次事件作为例证：

　　李自成元旦在西安称帝后，随即率领“大顺”农民军东征，向北京进发。渡黄河入山西，攻关破城，一路顺风。不料，在二月二十一日攻打宁武关时，却遇到了一位难缠的对手、守关总兵周遇吉。周是来自关外锦州卫的将领，颇有领兵作战经验，还抱有死战不降之决心。一时冲进城的几千名农民军，都被周遇吉的明军全部围歼而亡。李自成的大军连攻数日不克，折损了四名大将，伤亡惨重。最后李自成以人海战术拼力进攻，总算将已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宁武关打下，杀死了周遇吉。（因为此役付出代价太大，农民军破城之后，竟然进行了屠城，以泄愤怒。）

    宁武关一战李自成虽胜，却损失太重。东进京师途中尚有大同、阳和、宣府、居庸关等地，均有重兵把守，倘若都象这宁武关一样如何能打过去？于是李自成决定回师西安休整，待他日另走他途东进京师，议定第二日一早即拨营班师回陕。

    不料，当夜李自成却接到了把守大同、宣府两关的明朝总兵姜瑞、王承胤同时派人送来的降书，于是又连夜召集会议，改变回师计划，重新挥师东进，直向北京，从而演出了他率数十万“大顺”农民军进京的轰轰烈烈的一幕。

    大同、宣府两关的明朝总兵正好在李自成即将退兵的当晚送来“降书”，确实是一个极偶然的情况。作者认为，如果两总兵的“降书”不是在当夜送到，那么李自成就将回师陕西休整，以图再战，而1644年就不会集中有很多重大的历史故事。如果李自成不进北京城，那么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就不会轻易让清军入关，当然也不会有降清之举。所以这两封降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起到了“四两拨千斤”之效。

    应当承认，这一事件确实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这一事件是否改变了历史的方向，却是大可疑问的。

    直至现在，人们在评价人物和事件的作用时，对大部分问题还不能给予定量分析（只能给予定性分析），往往只能判断它们是起了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是加速还是延缓了社会进程，而对历史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作用，则只能用“重要”、“重大”、“主要”、“决定性”等形容词给予一些描述性的说明。但从科学上说，缺乏定量分析，所得结论是不可靠的，同一事件，有人认为具有积极作用，因而力图说明其为何具有积极作用；另有人则认为具有消极作用，所以就力图论证为何具有消极作用；而辨证论者则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某一事件可能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应当全面地看问题。历史学就在这种争论中消耗了一个多世纪的光阴，至今没有找到可靠的分析方法。一位经济学家讽刺地说，定性分析既可以证明，也可以反驳任何结论。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定性分析什么问题也难以说明。

    可惜的是，许多历史事件缺乏必要的资料，大都无法进行定量分析，于是只好任由历史学家去打扮了。但就历史发展的方向来说，也许不进行定量分析也能得到一个一般看法，认识偶然事件能否致使其脱离一般规律，从而改变历史的方向。

    大同、宣府的明朝总兵正好在李自成即将退兵的当晚送来“降书”，无疑具有偶然巧合的因素。其实所有的偶然性事件，都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各自按自己的逻辑发展的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奇巧组合，只要时间和空间稍有错位，这一奇巧的事件就不会发生。就这两位明朝总兵投降李自成来说，奇巧的是投降时间和地点的组合而不是“投降”本身。两总兵之所以投降，大概是他们已经对明朝统治丧失信心；为什么会丧失信心？应当说是由于李自成势力在此前的成就和声威，这些成就和声威使他们认为，李自成就是日后百年江山的新主。由于古代信息传递手段所限，两位总兵没能够弄清宁武关前线的战况，无法把这一“信息”纳入自己的决策过程，这才做出了投降的选择。在古代，通讯手段落后产生的信息滞后是必然的，它的影响也不是单方面的，它也对李自成的决策产生了影响，因为他对东进道路上前方的情况也不了解，没有能够弄清明朝前方守将的抵抗意志，所以才会在有力量继续前进时决定退兵，差点丧失进兵灭明的大好机会。两封降书正好在李自成决定退兵但还没有开始退兵之时送达，改变了李自成的战略方向，对日后的历史过程无疑发生了重大影响。如果降书不是在关键时刻到达李自成手中，而是迟到了一天，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如果送降书的人是愿意尽快投降起义军的人，他或许会快马加鞭赶上李自成的队伍，将降书送到李自成手中，李自成接到降书仍然会停止回兵，折转方向朝京城挺进。如果这样，历史进程想来也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但如果送降书的人是一个本来就不太乐意投降起义军的人，当他发现李自成已经退兵回陕时，或许会立即返回将降书交给自己的总兵，这样，事情也许正如作者的分析，李自成将回师陕西休整以图再战，而1644年就不会集中有很多重大的历史故事。如果真是这样，这一偶然事件就确实起到了“四两拨千斤”之效，大大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但是改变历史进程并不等于改变了历史的方向。即使李自成真回陕西休整，也只是改变了一时的战略目标，但并不是从此一蹶不振，天下大乱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仍将是以农民起义为一方（包括其他农民起义队伍的力量），以明朝统治者为另一方，以尚处于关外的满清为第三方的相互斗争的局面，此后不经过大规模的斗争和周折，任何一支力量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具体谁会占据历史舞台，谁将退出历史舞台，还将由一系列的情况决定。当然，实际斗争的结局是明朝势力和农民起义力量都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满清却完全占据了这一舞台。如果两封降书不是在关键的时刻送到李自成手中，这一重大结局（清朝建立）会发生变化吗？严格确切的回答只能是，我们不知道。但是，从作者的立场看，这一事件对李自成的事业也是十分有利的。既然有利的事件没有使李自成坐稳大顺王朝开国皇帝的宝座，没能改变农民起义失败的命运（后面我们论证其失败的必然性），那么我们就不能说这一偶然事件改变了历史的方向。

    二、吴三桂“降清”与山海关战役

    我们知道，明末大混乱的结局是清王朝的建立。假如说某些偶然事件改变了历史的方向，那么这些事件就应当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没有这些的事件，满清就会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中失败。作者认为，1644年明朝三海关守将吴三桂“降清”就是改变了历史方向的偶然事件：

    “大顺”农民军于三月十九日打进北京后，明朝文武官员纷纷归降，李自成确也基本收留，变明朝官员为“大顺”政府官员。对于地处抵御满清前线边关重镇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李自成更是刻意要收降他。三月二十六日，李自成派与吴三桂交情甚厚的明朝降将唐通，携对吴三桂封“侯”的任命书及吴父写给吴三桂的劝降信，并带白银四万两往山海关向吴三桂游说。由于吴三桂对明朝大势已丧失了信心，遂很快接受了归降李自成的劝说，率部投向了“大顺”新朝。正式宣布归降李自成后，吴三桂于三月底将山海关防务交唐通接手，自己则率军向北京开发，以晋京拜谒新君李自成。

    当吴军进到接近北京的玉田县沙河驿时，却遇到了从北京城逃出来的吴家家人，吴三桂得知长住京城的老父被囚，全家被软禁，爱妾陈圆圆则被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掳去。吴三桂气恼万分，当即翻脸，冲冠一怒，拍案而起，下令吴军停止进京，并以急行军速度返回山海关，赶走唐通，并宣告要坚决与李自成为敌。 ……吴三桂自知自己的三万兵力难以抵挡李自成的二十万大军（而且还有数十万大军后援），便引狼入室请关外宿敌清军“相助”。

    在这里，尽管作者对吴三桂降清原因的说法与史家的说法颇为一致，但实际上这些说法的可信度并不高。事实是，进京的第二天即三月二十日，李自成即派出招降吴三桂的使者，携有降将唐通的劝降新和其父吴襄的书信，承诺吴三桂侯爵位，赠四万两犒师银，嘱其速速进京受封。由于李自成对招降吴三桂颇为重视，所以对吴氏的亲属也颇优待，并没有囚禁其父吴襄；吴三桂误信传言的说法也不可信，因为即使真听到一些传言，在这些传言尚不能证实的情况下，颇具心计且老谋深算的吴三桂决不至于被传言冲昏头脑；陈圆圆被掠之说更是小说家言，传奇想象，因为陈圆圆不过是别人赠给吴三桂的青楼礼品，假如吴三桂真那么多情，为何弃于家中而不将其带在身边？

    吴三桂本是在接到崇祯皇帝勤王之诏才赶赴京城的，在得到崇祯自尽的消息时，只好停军观望待变，结果三月二十二日在永平府扎营暂住时，见到了李自成派来的招降使者。吴三桂对使者款待殷勤，服侍周全，但并未作出过真正的归顺承诺，实际上他在掂李自成的分量，看其是不是能坐江山的主子。不过对李自成开出的条件，他是非常不满的，因为李自成要求将他山海关防务交唐通接手。在天下大乱之际，高官厚爵的诺言都是空的，实力才决定一切。山海、宁远一线是他的地盘，他的势力范围，所以绝不答应这一安排。不过他身处农民军和清军两大强敌的夹缝之中，形势非常微妙，如果运筹得当，或许可以用一方要挟另一方，左右逢源，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对李自成，他既不能过于示弱，让对方以为自己不敢与其对抗；但也不能把事情闹得太大，导致关系彻底破裂。为了让李自成知道点厉害，应首先拿唐通开刀。吴三桂迅速作出决定，尽快返回山海关，不能让唐通在山海关站稳脚跟。

    唐通部仅八千人马，且猝不及防，被回兵的吴三桂的精锐偷袭，“袭杀其守关兵殆尽，贼师负伤遁归”，唐通领残部退至一片石。这样，吴三桂已摆好赌局，就看李自成如何下注了。

    但李自成只是认为吴三桂“降而复反”，于是遣白广恩领兵两万前往援助唐通收复山海关，数万大军则随后前往。

     李自成的这一决策也是一次致命的错误。而吴三桂本来对李自成的评价就不高，这一次就更看出李自成并无远见韬略，非能坐江山的主，于是决心与李自成对抗。另外，此时关于北京城中大顺军武备渐弛，将士勒索财物，敲诈官吏的事例亦有所闻。按照吴三桂的说法，李自成“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

  四月十三日，李自成命制将军李牟及牛金星统兵二万留守北京，并继续筹备登基事宜，自与刘宗敏、李过等携太子及吴襄等倾全军进发，直取山海关。吴三桂闻讯后即杀死李自成的使者以祭旗，歃血为盟，摆开了决一死战的架式。但吴三桂又知道自己的力量难以抵挡李自成的大军，于是就请关外清军帮忙了，因为此前清军也曾多次对他招降，他都没有答应……

    所以，就当时吴三桂的处境分析，其“降清”的举动本身并不是偶然的，也绝不是一般偶然的小事引起的。

    也许，在吴三桂回兵山海关，驱逐唐通之际，李自成若改变策略，对吴三桂以安抚为上，承认吴三桂的势力范围，承诺只保持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并允以适当的军费资助，是可稳住吴三桂，暂保辽东现状的。如果这样做，局势当然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李自成无疑能够在京城维持得较为长久。但能不能改变历史的方向，则不能肯定，因为关键问题在于李自成能否维持长久统治，我们将在后面详细分析这一问题。

    按照作者的看法，李自成在山海关战役的失败，与其迟到山海关前线一两天关系极大。如果早到一两天，历史的方向就会改变。下面让我们看看作者对山海关会战的介绍：

    当李自成决定东征山海关的吴三桂，而吴三桂决定请清军增援时，清军尚在几百里外，一时不能赶到山海关。但李自成的东征大军也行动迟缓，经八天行军于二十日晚才抵达关前。二十一日大战，攻守双方损失均惨重，暂不分胜负。…… 第二天（二十二日）黎明，十万清军悄悄开进山海关内一带，与吴军会合。当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山海关的石河战场与吴军杀得天昏地暗，并已合围了吴军之时，突然，潮水般的剃发长辫清兵冲了出来，一下子就将“大顺”军杀得晕头转向，由胜而败。突然冒出了这么多清兵助吴，李自成及“大顺”军将士情知不妙，乱了方寸，纷纷败退，李自成也只好率残部向北京方向逃去。…… 但败退时，只用四天时间即二十六日便回到了北京城。

    作者认为， 李自成大军在路上整整八天才开到山海关前线，耽误了在清军到来之前消灭吴军的机会。假如李自成的“大顺”军不是姗姗来迟，而是象在打进北京城之前那样具有“只争朝夕”的气概，奋力拼搏，只要比实际情况提前几天抵达山海关战场，甚至哪怕只提前一天，即在十九日前到达，那么二十一日晚清军赶来时，吴三桂的守军则很大可能已被“大顺”军打败了。那样，当时的区区十万清军，面对兵力比它多一倍、又能凭借山海关城墙为盾的二十万“大顺”军（还有数十万“大顺”军后援），在1644年它还能打进关内吗？当时光是攻下山海关，就不知需要死伤多少人马还难定胜负，更不用说它要南下伐明、攻伐“大顺”、逐鹿中原、统一全国了。如果多尔衮的清军连山海关都进不来，1664年及之后的中国历史，不就是要绘出另外的画面吗？！

    作者感叹道：一个人，在某一个时间，于某一个地方，在某一件事上，他的一个举动，竟然就改变了历史！就1644年的事件来说，吴三桂的突然降清，李自成的东征大军迟到三海关一两天，都对历史进程发生了决定性影响。历史上这样的情况不多，但也绝非独一无二举世仅有。作者认为，张学良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促成了当时力量极为悬殊的国共双方再次合作（或曰国民党不再“围剿”共产党）、继而促成了全国一致对外抗日的局面，也是一次改变了历史方向的重大事件。

    不过，实际情况远不象作者叙述和分析的那样简单。当时李自成部号称二十万，但刘方亮、郝摇旗分兵于涿州、滦州处，实际兵力十万不足，吴三桂部生力军接近五万，又通过募集和招降白、唐旧部近两万，共六万有余。若论战斗力，双方相差不大，李自成擅攻，吴三桂则守疆多年，长于防守，即便没有满清的介入，这照旧会是一场难以预测的决战。换句话说，在山海关战役中，李自成并不具有打败吴三桂的绝对把握。

    另外，从北京出发的李自成大军于四月十七日便抵达永平府，轻易击破了吴三桂虚设的一道防线，稍事修整后于次日向山海关开进，而并不象作者所说在路途上就耽搁了八天。在攻击部署之前，李自成最后一次使出了招降的手段，让吴襄作书相劝。但吴三桂的回答极为干脆：“父降贼军，即不能为忠臣，儿又安能为孝子？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

    我们不能由败退的速度来类比进攻的速度，因为进攻需要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所以我们不能责备进攻速度太慢。另外，李自成也尽量利用了继续招降吴三桂的条件和手段，在作了种种努力之后仍然没有挽回失败的结局，恐怕是不能归咎于“偶然”事件的。

    在我们看来，即使按作者想象的情况发展，即李自成大军能够早三两天到达山海关前线，并且真的在清军到来之前打败了吴三桂并且占领了山海关，历史的最终结局也很难发生多大变化。因为李自成消灭了吴三桂的主力以后，自己必然也要遭受很大伤亡，几天恶战肯定已经使将士筋疲力竭，此时要抵挡十万清军对尚未稳固的山海关阵地的进攻，前景绝不容乐观。当然，这时农民军即使战败，大概也不会象实际发生的那样狼狈逃回京城，但也不过如此而已。逃回京城的农民军能否组织对清军强有力的抵抗？了解京城民情状况的人恐怕都能作出客观的回答……

    更何况，李自成完全消灭吴三桂的可能性实际上并不存在。吴三桂既然已经与清军联络请求增援，那么当清军一时来不了，他的主力有被消灭的可能时，他会尽量将主力撤出关外，与清军会合后再反攻山海关……

    单从军事方面看，事情也是很简单的，在当时三方力量相互斗争的情况下，清军和吴军是同盟者，李自成要打败两方的联合力量，根本不可能，即使李自成早到山海关前线一两天，也无法改变一对二的战略态势，无法将敌人各个歼灭。所以，李自成迟到山海关一两天，不具有改变历史方向的重大作用。

    三、大顺政权没有实行长久统治的能力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也许吴三桂本人投降清军不是偶然的，但从较大的范围看，既然在征伐北京的道路上，大同、宣府的明朝总兵会完全投降李自成；在攻占北京城的前夕，崇祯皇帝招来的所谓勤王之师唐通也会诚心投降，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难道就不会出现一个诚心投降起义军的山海关守将吗？如果真出现一个象唐通那样的山海关守将，他诚心投降了大顺政权，那么历史不是要重新改写了吗？所以，仍然是吴三桂的行为选择决定了明朝末年历史发展的结局。

    要驳倒这样的反驳，我们就需要从更深的层次探讨以下，李自成依靠农民军建立的大顺政权究竟有没有长久统治的能力。

    许多人认为，历史上既然有刘邦和朱元璋那样出身贫穷的农民起义领袖能够依靠农民起义的力量打天下、坐天下，那么李自成也有可能象他们一样成为延续几百年的长寿王朝的开国帝王。这是一个重大的误解。之所以造成这一误解，是由于我们过去笼统地把反对中央王朝的起义都称为“农民起义”。实际上，所谓的农民起义可以划分为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类，一类是象黄巾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洪秀全起义这样的只有贫苦农民参加的起义，我们把这一类起义称为“贫民起义”；另一类是象秦末起义、反莽起义、隋末起义、反元起义这样的不仅有广大贫苦农民参加，而且还有广大地主阶级成员甚至官僚统治者参加的起义，我们把这一类起义称为“社会起义”。

    贫民起义的参加者几乎都是在天灾的打击下难以生存者，而地主阶级成员则不但没有参加，而且还帮助中央王朝积极镇压起义。

    “社会起义”的发生则具有很特殊的情况，它要推翻的政权很少具有“正统性”，例如秦朝、隋朝、元朝都是在长久分裂割据以后由兼并战争建立起来的王朝，这些王朝在全国许多地方长时期内都不具有“唯一正统性”，当贫苦百姓起来反对它时，就很容易得到被兼并地区原有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拥护，于是就发展为包括地主阶级成员在内的由各阶层参加的起义；新莽政权则由内部篡位建立，它更没有任何正统性，所以在贫苦农民发动起义时，那些原先拥护西汉王朝的地主、官僚都参加了起义，演变为社会起义。

    正因为“社会起义”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那些起义领袖如刘邦和朱元璋（实际上也包括刘秀和李渊）既能够直接指挥起义农民为其冲锋陷阵，又能够利用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建立各级政权。

    而“贫民起义”所要推翻的王朝，如黄巾起义所要推翻的东汉、黄巢起义所要推翻的唐朝、李自成所要推翻的明朝，则都是是在大起义基础上建立的延续了二百七十多年的长寿王朝，这一王朝在百姓心目中还具有难以动摇的正统地位，所以起义的参加者几乎都是被生活所迫走投无路的贫民。贫民起义的领导人只能够用“劫富济贫”的方法求得生存和发展，所以农民军占领某个地区后，总是首先查抄和没收贪官污吏、地主土豪的家财，留下必需的“军费”后，大都分给穷人以获得他们的支持。但是依靠抄没富户钱财筹措“军费”和发动农民，在任何地方都只能实施一次，因为富豪的家财归根到底来源于对老百姓多年劳动价值的搜刮，它们不可能象韭菜一样割了一茬没几天又长出一茬来。农民军把富人财产分光用净，也就没有力量再建立各级统治机构了。即使能够建立统治机构，要使其正常运转，也需要经常的维持费用，这一费用归根到底也只能由广大农民来承担，这就需要向农民征税，而征税就会影响他们对起义军的态度。为了发动群众，农民军提出的口号都是“均田免粮”之类。当然，均田可以做到，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就实现了这一点。但是长久免粮却不可能，除非流动作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走向垮台。黄巢起义和李自成起义尽管都声势浩大，一度占领京城并登基称帝，但实际上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

    许多历史学家早就认识到李自成不可能成为一代开国帝王。但在当时，也有不少明朝的官僚和将领并没有看出来，那些在李自成起义大军的压力下投降了的明朝官吏和将领，大概都认为李自成要成为新一代的真命天子。但在占领北京后，农民军的所作所为很快就使官吏和普通百姓认识到，李自成并没有长久坐江山的能力。因为说到底，农民军的本性是“杀富济贫”，他们并没有重新建立社会秩序的明确目标。大顺政权对京城官僚、富豪的所谓“追赃”行为，再清楚不过地体现了农民军的本质。“追赃”行为虽然缘起于一件小事，但对农民军来说，这些行为完全是必然的。下面我们摘引最近发表的一篇《崇祯十七年纪事》对当时追赃的情况和过程的叙述：

     国子祭酒孙从度当时卧病于会馆，一位姓罗的大顺将领不小心闯入其房间。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官员竟然开口责骂，罗将军大怒，将其捆绑责打，并向其家人勒索钱财赎金，最后孙从度受刑不过，愿以窖藏金七千两献李自成。李自成闻之劾然道：“一翰林富乃至是耶！”

    随后，大顺军逮捕明勋戚、大臣、文武官八百余人，押至刘宗敏、李牟等处审讯迫赃助饷。限大学士者交赃银十万两，部院官及锦衣帅者七万两，科道官五万两、三万两，翰林万两，部属以下干两。

    当时十几万大军驻扎城内，按规定京城居民五户供养一兵，且严令禁止烧杀抢掠，但这样军饷来源不足，一些没捞到多少好处的将领也颇有微词。此事启发了李自成，他本就对这些轻易抛弃旧主的厚颜无耻的官员充满了鄙视，第一次上朝时就感叹：“此辈无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 追赃刚好是一举三得的事情，既可筹备军饷，又可惩罚这些无义之辈，还让将士可以得些好处。

    然而，此例一开便一发不可收拾了。仅仅是三月二十七日，追赃第一天就处死了五百名官宦。前大学士魏藻德在交出万两黄金赎身仍嫌不够拷打至死，襄城伯李国祯受刑不过，自缢而死，英国公张世泽因为没凑够数额，连同妻小均被打死，陈演为赎身交了黄金4万两，骆养性交了3万，才暂免一死。追赃网越来越扩大，逐渐演变成了抢劫和勒索，共计有1000多名士大夫遭勒索拷打致死。

    劫掠很快就波及到了平民百姓。既然将领们可以勒索官宦，部下自然就向民间下手了。此后大顺士兵搜查平民宅院，抢夺私财，凌辱房东，侮辱妇女等事件接二连三，“劫富济贫”本就是造反者最朴素的心理动机，一旦放开根本无法遏制，即使李自成也无能为力。在将士们看来，你作你的皇帝，我抢我的东西，大家各取所需，天经地义。所以李自成召见刘宗敏要求：“何不助孤作好皇帝？”对方老实不客气地回答说：“皇帝之权归汝，拷掠之威归我，无烦言也。”

    当时李岩曾上书李自成，一是请求对明朝官吏区别对待，二是建议让各营兵马退出京城外听候调遣，三是抓紧做招抚吴三桂的工作。但早已心烦意乱的李自成仅仅批曰：“知道了”，却并未实施。

    在大规模的追赃和搜掠之后，李自成的军队已经“腰缠既富，人多乡井之思，绝无赴敌之气”，所以败亡是必然的。

    当然，如果李自成不占领京城，没有表现出对官僚、地主那样的残忍态度，明朝的一些官僚地主或许还会对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样官僚、地主在对抵抗农民军时或许不会表现得十分积极，还会有不少地方官僚和守城将领会投降农民军，农民军的力量无疑会维持的更为长久。但农民军的本性决定他们必然要向官僚、地主进行“追赃”，所以官僚、地主阶级的反对和抵抗也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说到底，贫苦农民并没有建立真正“农民政权”的理想。历史上的贫民起义总是归于失败，绝不是偶然的。

    四、明末历史事变的真正偶然性和特殊性

    按照一般规律，在全国规模的“贫民大起义”（注意，不是“社会大起义”）被镇压之后，全国总是保留了已经大大衰弱的中央王朝，此后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例如东汉后期在镇压黄巾起义后保留了徒有虚名的汉献帝，此后出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大分裂；唐朝后期在镇压黄巢起义后也保留了名义上的唐朝皇帝，此后出现了五代十国宋金辽几百年的大分裂。从这一角度看，明末李自成“贫民大起义”后原来的中央王朝急速灭亡，并且国家没有形成分裂局面，确实是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例外。

    容易理解，之所以出现这一例外，是“外生变量”影响中国本部发展的结果，当时已经在东北兴起的满清，就是这样的“外生变量”。“满清”势力一方面使朱明王朝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没有回旋余地，因而被“贫民大起义”直接推翻（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另一方面，满清的力量比中国本部的任何势力都要强大，最后在混乱局面中实现了统一。当然，作为“外来者”，满清容易遭到本部人民的抵制。但正因为是“外来者”，他们此前也没有在中国本部树敌：贫苦农民可以把它看作腐朽王朝的对立面，而明朝的官僚、地主又可以把它看作农民起义的对立面。从实际情况看，广大人民逐渐接受了这一“保护和公正”的提供者，使中国避免了一次大分裂。这样，历史又一次例外地出现了明朝和清朝两个大一统王朝相连的现象。而按照一般规律，在长寿王朝之后就会出现分裂割据，就象东汉和唐朝之后都出现大分裂那样。

    满清在明朝后期的崛起，对于满清历史发展的进程来说可以说是必然的，但对于中国本部的发展进程来说，却应当认为是偶然的。正是这一偶然的“外生变量”的掺入，大大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站在整个中国历史的角度来说，满清统一中国这一事件，就是必然原因和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总之，在1644年的中国，真正从宏观上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不是吴三桂的降清，而是清军在满洲的崛起。再重大的偶然事件的奇巧组合，也不能改变历史的方向，因为历史发展的方向是由其它因素决定的（普列汉诺夫语）。

    最后，也许有必要指出，过去认为王朝灭亡是由于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引发农民起义所致，这一认识与历史事实并不符合。历史上的大王朝从来没有亡于政治腐败或土地兼并，而都是亡于大起义。大起义的发生也不是由于什么政治腐败或土地兼并，而是由于许多自耕农民在人口饱和与自然灾害的打击下无法生存。当没有生活出路时，农民参加起义的机会成本为零，所以发动和参加起义就是他们的“理性选择”。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家往往认为，社会危机总能够找到解决的出路。但实际上，当土地的产出根本无法供养现存人口时，社会危机就非人力所能够解决，除非天上掉下足以救活百姓的馅饼，否则，任何改革也无济于事，再英明的帝王也无法挽救王朝衰亡的命运。崇祯登基十七年，呕心沥血，但没能挽回失败的结局，很能够说明这一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