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历史发展中混沌的一页 青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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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历史发展中混沌的一页
青近军
人类历史的发展,有时似乎是颇有规律在按步就班的前进,有时却又是处于充满极大变数的混沌状况。1644年,就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处于了混沌状态的一页。
1644年,中国竟然有三个皇帝同时占椐了历史的画面。在这一年,延续了276年的大明王朝,在先后经历了十七位朱姓皇帝,传至崇祯十七年时,气数终已显尽。在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破京城之际,大明王朝的最后一幕,则是三十七岁的崇祯皇帝本人,于三月十九日自缢于皇宫内的煤山。
也是在这一年的元旦,由明末众多的农民起义军中脱颖而出的“闯王”李自成,在古都西安建立了他的农民王朝,在众头领部属的拥戴下,李自成登基做了皇帝,国号“大顺”,建元“永昌”。然后,他即挥师东进,一路势如破竹,攻关夺隘,沿途明朝官将,大都或不战弃城而逃,或开城门投降归顺,短短二个多月时间,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便从西安打到了北京,一口气就灭掉了明王朝。
还是在这一年,则是关外小小的清王朝的顺治元年,而坐在帝位上的,也是时年仅六岁的小孩子福临。但是,当年四月初九,清王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叔摄政王、年仅三十三岁的大将军多尔衮,率领占满清全国兵力三分之二的十万清兵,从盛京(沈阳)出发,浩浩荡荡南下,开始了新一轮伐明征战。由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主动降清,结果,区区十万兵马的清军,竟也轻轻松松得以首次由此进至长城关内;而山海关内南向关前的一战,更是不甚费力地打败了李自成亲率的二十万“大顺”东征军,并且,于五月二日就攻入北京城,自此确立了统治中国长达268年的满清王朝,顺治也就成为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第一位皇帝。
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从西安发兵东进,打入北京城,灭掉明王朝,仅用了只有七十多天时间,这一幕改朝换代的历史,其变化之快,的确算得上是神速。然而,李自成创造的改朝换代神速纪录,却仅仅保持了四十一天,就被清王朝大将军多尔衮以他创造的战绩予以刷新:十万清军自四月初九从盛京(沈阳)出征起,至打败李自成的数十万“大顺”农民军,于五月初二攻进北京城,奠定满清王朝统治全中国地位,则只用了短短的二十三天!
1644年,真是历史飞速跳跃发展的一年。如果说,由于明朝末年的天灾政祸,导至李自成的百万农民军得以推翻旧王朝,确存在很大的可能、并也实现了,那么,仅仅十来万人的满清军队,竟而也能不仅轻易击败已有十多年征战经验、兵力比其多数倍的“大顺”农民军,并且,竟能轻轻松松打进北京城,继而南下逐鹿中原、统一全国,则更是令人惊异的一页。
这大概是因为,1644年正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混沌”阶段。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混沌”阶段,实际就是一个原有趋势、原有通道、原有发展规律已被打破、已经失效,但新的趋势、通道、规律又尚未确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事物发展的方向已完全失控,而它终究会朝哪一个方向前进,也失去了所谓必然性。相反,在此期间,任意一个小小的、在以前完全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因素,则有可能拨动着历史天平向着何方倾斜。
人们常说的“蝴蝶效应”,即“北京的一只蝴蝶无意煽动几下翅膀,却在纽约变成了一阵风暴”,就是事物发展处于混沌阶段的最主要特点。
当然,并非是所有的微小因素都能演变成一幕幕大戏,不是所有的微小因素都能改变事物发展的进程与方向,“蝴蝶效应”的发生,是需要种种因素正好同时配合之际。而且,同样的因素在这一个场合下,起到了改变事物发展方向的作用,但到另一个场合中,却可能完全无济于事,没有任何作用。在这里,事物发展有着极大的偶然性。
一场暗杀奥匈帝国王储的行剌,可以最终引发了一场世界大战;但,比那王储重要得多的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身亡,却仅仅让世人惊异了几天,就波平浪静。
1644年中,也确存在有许多不确定的偶然因素,随时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之一:李自成元旦在西安称帝后,随即率领“大顺”农民军东征,向北京进发。渡黄河入山西,攻关破城,一路顺风。不料,在二月二十一日攻打宁武关时,却遇到了一位难缠的对手、守关总兵周遇吉。周是来自关外锦州卫的将领,颇有领兵作战经验,而且他还抱有了死战不降之决心。结果,李自成的大军在此受到阻击,连攻数日均不克,并伤亡惨重,还折损了四名大将。连一时冲进城的几千名农民军,都被周遇吉的明军全部围歼而亡。虽然,最后,李自成不惜牺牲,以人海战术拼力进攻,才总算将已外无救兵内无粮草的宁武关打下,杀死了周遇吉。(因为此役付出代价太大,农民军破城之后,竟然进行了屠城,以泄愤怒。)
经宁武关一战,李自成捡讨:此战虽胜,却损失太重。而东进京师途中,尚有大同、阳和、宣府、居庸关等地,均有重兵把守,倘若都象这宁武关一样,我军又如何能打过去?不如。暂回师西安休整,待他日,另改走其他途径东进京师,如何?
“大顺”军众将领也都为攻这宁武关烦透了,故都一致拥护李自成回师举张。并议定:第二日一早即拨营班师回陕。
不料,当夜,把守大同、宣府两关的明朝总兵姜瑞、王承胤,却同时派人送来了投降李自成的降书。李自成接到这两件出乎他意料的降书,欣喜万分。连夜又召集会议,改变原来回师的计划,重新挥师东进,直向北京,从而演出了他率数十万“大顺”农民军进京的轰轰烈烈一幕。
这里,当天夜晚姜瑞、王承胤两位总兵的降书,就是一个极偶然的因素,它起到了改变历史画面甚至历史进程的巨大作用。如果,这“降书”没有送来,或不是在当夜送到,那么,李自成就将回师陕西休整,以图再战;而,1644年就不会集中有了很多重大的历史故事。至少,李自成不进北京城,山海关明朝守将吴三桂就不会有降清之举,也不会轻易让清军入关,当时,清军仅十万,而仅守关的吴军就也有三万之众,且号称“关宁铁军”,抵挡清军一段时间,并待后援,而始终使清军不得入关,则是完全可能的。
两件降书,当时确是有历史性的“四两拨千斤”之效。
之二:吴三桂也是一个改变了历史发展方向的偶然性因素。本来,象吴三桂那样的将领,按其地位能力,历朝历代都是多得难以数计的,而历史的发展,本来更是与他这一类的将军没有多大关系的。但是,在1644年这个混沌之年,吴三桂却成了一个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而举足轻重的法码。
“大顺”农民军于三月十九日打进北京后,明朝文武官员纷纷归降,李自成确也基本收留,变明朝官员为“大顺”政府官员。对于地处抵御满清前线边关重镇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李自成更是刻意要收降。三月二十六日,他派已与吴三桂交情甚厚的明朝降将唐通,携白银四万两、封吴为“侯”的任命书及吴父写的劝降信,亲往山海关,向吴三桂游说。对明朝大势已没有了信心的吴三桂,很快接受了归降李自成的劝说,率部投向了“大顺”新朝。吴三桂正式宣佈归降李自成后,于三月底,将山海关防务交唐通接手,自已则率军向北京开发,以晋京拜谒新君李自成。
不料,四月初,当吴军进到接近北京的玉田县沙河驿时,遇到了从北京城逃出来的吴家家人,从中得知长住京城的老父被囚、全家被软禁、爱妾陈圆圆则被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掳去等情况。对此,吴三桂气恼万分,当即翻脸,冲冠一怒,拍案而起,下令吴军停止进京,并以急行军速度,返回山海关,赶走唐通,并宣告坚决要与李自成为敌。
十天之内,吴三桂降而又叛,变化急速,使北京城的李自成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连忙派两名“巡抚”级官员使者前往山海关弄明情况,结果,吴三桂却将来使一人杀戳,一人割耳,留其命回京传话:“令李贼自送头来!”。这一来,搞得李自成大怒,于是,四月十三日,他率领二十万大军御驾亲征,向山海关进军。
吴三桂自知,自已的三万兵力,当然难以抵挡李自成的二十万大军(而且还有数十万大军后援)。事已至此,吴三桂便只能引狼入室请关外宿敌“相助”了。于是乎,天大的一个便宜好事,就落到了满清王朝的头上。本来,清军南下伐明或攻伐“大顺”,欲攻下山海关,是件不知需要死伤多少人马、还难定胜负之事,更不用说是否还有余力继续逐鹿中原、统一全中国了。但,是吴三桂,却轻易地将一切都改变了。
崇祯、李自成、吴三桂、满清,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争相斗,也都属正常。只是,一个人,在某一个时间,于某一个地方,在某一件事上,他的一个举动,竟然就改变了历史!令人颇觉惊异。这样的情况,不会多,但也绝非独一无二举世仅有。
例如,在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从而促成了当时力量极为悬殊的国共双方再次合作(或曰国民党不再“围剿”共产党)、继而促成了终于全国一致对外抗日局面的张学良。又如,在改变中国当代历史方向的1976年10月6 日抓捕“四人帮”行动中,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内总管”-中办主任兼中央警卫局长、8341部队主官的汪东兴。
之三:或早一天,或迟一天,有时竟然也能决定历史天平的倾斜方向。李自成率领二十万大军东征讨吴时,四月十三日从北京城出发,行军八天,到二十日晚才抵达山海关前。而他在山海关战败后,于二十二日夜败退时,只用四天时间,即二十六日便回到了北京城。
而李自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如果他当初东征山海关时,也能用败退时的这种行军速度,或不在路上慢悠悠地走上八天,而是能早一天、二天赶到战场时,那1644年的山海关之战的历史结局就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了,甚至,整个1644年及之后的中国历史,或许也就是另外的画面了。
当时,吴三桂虽然派使者与关外正在南下的清军统帅多尔衮联系上了,“请兵”的信息也沟通了,但无奈清军尚在几百里外,一时不能赶到山海关,而李自成的二十万东征大军却于二十日晚已抵达关前,没有办法,二十一日上午,吴三桂只好率自已的三万“关宁铁军”及两万老百姓迎战。
二十一日的大战,攻守双方损失均惨重,暂不分胜负。但,李自成的“大顺”军兵力多于吴军数倍,瘦死的骆驼也会比马大。如果二十二日“大顺”军继续轮番进攻,苦战一天已精疲力尽的吴军,完全有抵抗不住而败逃的可能。李自成对二十二日的作战部署,就是怀着这样的目标。
但是,经过昼夜行军二百里的清军,却于二十一日晚赶到了离山海关十五里处,安营扎寨,并告知了吴三桂,使吴大受鼓舞。
假如李自成的“大顺”军不是姗姗来迟,而是能象在打进北京城之前那样奋力拼搏,那样具有“只争朝夕”的气概,提前几天,甚至只要提前一天,即在十九日前就抵达山海关战场,那么待二十一日晚清军赶来时,山海关的守军则很大可能已是刚刚打败吴三桂的“大顺”军了。那样,区区十万清军,面对兵力比她多一倍、又能凭借专为御外的山海关城墙为盾的二十万“大顺”军,以及还有的数十万“大顺”军后援,1644年,她还有多大的机会能打进关内呢?而多尔衮的清军若连山海关都进不来,那么,1664年及之后的中国历史,不就是要绘出另外的画面吗?!
马克思说:如果“偶然”不起作用的话,历史就将蒙上神秘的色彩。但是,1644年的一次历史偶然,与李自成擦肩而过,从而让多尔衮与顺治小皇帝捡了个大便宜。
假设的历史不存在,还是让我们回到真实的画页中。第二天(二十二日)黎明,十万清军轻轻松松、悄悄地开进山海关内一带,与吴军会合。当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山海关的石河战场与吴军杀得天昏地暗,并已合围了吴军之时,当李自成希望用强大的实力压垮歼灭吴军之际,突然,潮水般的剃发长辫清兵冲了出来,一下子就将“大顺”军杀得晕头转向,由胜而败。李自成及“大顺”军将士,一见突然冒出了这么多清兵助吴,情知不妙,也乱了方寸,纷纷败退,李自成也只好率残部向北京方向逃去。
山海关一战,李自成的“大顺”军,或被杀,或被淹死海中,或被俘,共损失十多万人,仅余数万兵马,撤回北京。山海关一战的惨景,使李自成对清兵的战斗力有了深切的了解。这也是促使他于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后,决定放弃北京城,仍回陕西老根椐地的关键原因。
二十九日,李自成在紫禁城武英殿举行了登基典礼,让大顺朝皇帝的名份,正式在北京皇城记录在案。然后,第二天(三十日)早晨,他便率军离开了北京,重回他的陕西关中。从李自成率军三月十九日打进北京城算起,至他四月三十日离京,李自成占领北京总共不过四十一天,其中,他还东征山海关有十四天,因此,他实际在北京的日子只有二十七天。而他在北京正式登基做大顺皇帝的时间,则更只有不到二十小时。
可以说,自进入北京城后,对李自成来讲,每一天的时间,都是那样的重要,可惜,他当时没能认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