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湖湘文化与曾国藩

这么说来，湖湘文化便是世世代代居住在湖湘大地上的人群所创造出来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因为精神产品对人类的影响更为深入持久，且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故而，人们在谈论湖湘文化的时候会更多地关注其精神层面，或者说，更注重湖湘文化精神。那么，湖湘文化精神是怎么打造的，它有哪些突出的特色呢?

　　我个人认为，探讨这个课题，不能离开两个关键词：一为楚风，一为湘学。楚风即楚地之风俗、习尚，这是湖湘文化诞生的广大厚实的基础。楚地风俗是由地与人所形成的。

　　湖南这块土地位于亚热带，气候温暖，雨水丰沛，宜于植物生长。它的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面是洞庭湖，境内分布湘、资、沅、澧四条大河。这种地形使得湖南在古代与外面交通不便，但本境却可以凭借水路而易于联络。

　　据考古发掘资料证实，远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就在湖南一带活动。最古老的遗址，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据史籍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乃至更早以前，湖湘大地上居住的民族或部落群主要有五个，即越人、蛮人、濮人、巴人、楚人。其中越、蛮、濮三个族群进入较早，相对中原文化而言更为落后。

　　巴、楚两个族群进入较晚，人数较少。对湖湘地域影响较大的还是越人、蛮人和濮人。大致在西周末东周初这段时期，楚国的势力开始深入湖南，并将其大部分土地纳入楚国版图。从秦朝开始，湖南在政治、经济以及官方文化方面逐渐与中原地区融为一体。秦汉时期，一些北方人迁居湖南。他们占据着中心地带，将大部分原住民逼向西部和西南部。这些北方人与继续留在中心地带的原住民渐渐融合，成为湖湘地区的主体民族——汉族。湖湘地区历代人口稠密。早在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此地便有人口280万，南宋末有人口600万，乾隆时期(公元1736年至1795年)有人口1500万，民国初期人口已达2800万。

　　湖南虽然地域广阔，但肥沃之地不多，大部分土地贫瘠，出产不丰富，又加之人多，故而从整体上来说民生贫困，国家从湖南所得之税收也少。文书上说，湖南全省一年税收不及江南一大县。

　　因为贫困，加上远离政治中心，故而湖南在历史上少有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名人。王闿运说：自有郡县以来，湖南未尝天下先。

　　当然，这是从总体来说，在某些方面，某个局部上，湖南也有值得自豪的地方，如道县出土的12000年前人工栽培的稻种，世界第一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人面纹鼎堪称青铜器领域里的国宝。至于马王堆汉墓，更是一座西汉珍品博物馆。但总体来说，与中部以及江浙一带相比，湖南在历史上是属于各方面比较落后的区域。

　　这就是湖南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方水土上的人群。他们因此而形成一种异于别地的民风民俗。这种民风民俗，史书上常用如此字眼来表叙：尚武、好斗、喜用剑、轻死、剽轻、易于激发等等。当我们读到这些字眼时，极易想起屈原在《离骚》、《国殇》、《卜居》、《渔父》中所展现的氛围。

　　屈原楚辞的特点是习楚风、操楚语、言楚事。湖湘人的特点与楚辞所营造的氛围吻合，是很自然的事情。显然，史书上所说的这些湖湘人的特色便是楚风（楚地的风俗习尚）。

　　用今天的语言来表叙，这种楚风即崇尚勇武、喜欢打斗、爱好兵器、对死看得轻、剽悍敏捷、容易被激怒等等。这些特色从古至今，烙印在湖南人的行为表现上，潜伏于湖南人的基因血液中。

　　对湖湘文化精神的打造起着重大作用的还有湘学。湘学是对湖湘学派、湖湘学问的简称。“湖湘学派”一词的最早出现在南宋初期，是当时学术界对以胡国安、胡宏父子为代表的学术群体的称呼。胡氏父子是福建人，在两宋之交的战乱时期来到湖南，结庐于南岳衡山，设帐授徒，传道讲学，影响广大，自成一派。之后，“湖湘学派”的所指逐渐扩大到整个活跃在三湘四水的学术群体，而他们所讲授的学问也相应地称之为湖湘之学。

　　其实，湖湘之学可以上溯到更早时期的北宋大学问家周敦颐。湖南道州出生的周敦颐，早年受教于湖湘大地，成年后进入仕途。周敦颐在《易传》、《中庸》及道家思想基础上，提出一个以“太极”为中心的世界创成说，还提出理、性、命等哲学概念，创立濂溪学派，拥有程颢、程颐等一大群优秀弟子。

　　周敦颐不仅因此而成为影响后期中国封建社会最为深远的理学的鼻祖，而且有力地推动湖南学术的繁荣。湖南人重视学术，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湖南学术的繁荣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湖南的省会长沙有一所千年弦歌不绝的岳麓书院。成立于北宋开宝年间的这所书院，因宋真宗的召见山长周式、亲题匾额并颁赐经书，而有幸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从那以后，不论时局如何动乱、战争如何残酷，这所位于岳麓山脚青枫峡畔的高等学府，一直没有中断它神圣的教育事业。

　　作为三湘乃至全国的学术重镇，它重礼延聘各朝各代当时海内第一流学者来此授课讲学，广开山门接纳五湖四海的聪颖才俊来此勤学苦读。这里先后迎来过张拭、朱熹、王文清、罗典、欧阳厚均等大师名流，也培养出像王夫之、陶澍、魏源、曾国藩、郭嵩焘、唐才常等一大批卓越人才。湖南学术的薪火，很大程度上依赖着岳麓书院的世代传承。

　　作为理学的—支派系，湖湘之学即湘学最大的特色在于它特别注重心性修炼和经世致用。湖湘士人在湘学的熏陶下，普遍重视道德、情操、品性的修炼，并把人生价值定位在安邦治国、康济时艰之上。

　　千余年来，湘学作为内核，对湖湘文化发挥凝聚、引领的精英功能，楚风作为基础，对湖湘文化起着养育承载的民间效应。它们互为影响，融合化生，共同打造了湖湘文化精神。

　　具体地说。湖湘文化精神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无须依傍的自我意识

　　湖南自古以来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又因为较为封闭，故而相对于中原来说，皇权意识比较薄弱，自我意识比较浓郁。在千年万载操习楚语楚风的过程中，远古楚人奔放浪漫、天马行空式的思维方式，在三湘四水得到较好的保存与继承，逐渐形成湖湘文化无所依傍的自我意识。

　　二、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

　　湖湘学派强烈的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对湖湘士人群体的价值取向有着终极性的指导力量。他们多把人生的成功建筑在对社会的治理上，并不满足于书斋中的阐述经义一著书立说。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名言被携刻在岳阳楼上，世世代代成为湖湘士人生命旅途的指示灯。对近世影响最大的书籍《皇朝经世文编》之所以出于湖南人贺长龄、魏源的手中，便足以说明这一点。

　　三、使气轻生的热血性格

　　史册上所说的“易激发”，就是说的湖南人血性旺烈。屈原自尽汨罗江、舜帝二妃投身湘水，无论是为国还是殉情，在湘人的眼里都是血性的最高绽放，都值得由衷赞美，都应该立祠建庙，永久祭祀。同时，屈原、二妃这种血性最高绽放的形式又成了血性湘人效法的榜样，在理想遇阻，爱情受挫时，有人就会选择这种方式来表示的心迹。

　　明代中叶辣椒传入中国。湖南人为什么嗜辣如命?就是因为湖南人的性格与辣椒投缘。在辣椒的刺激下；湘人的旺烈血性更加火爆激烈。在社会动荡的年月，在血与火的战场上，血性旺烈的湖南人如鱼得水，更能彰显出与众不同的身手。

　　四、倔强霸蛮的任事态度

　　湖南人最爱说的两个字就是霸蛮。什么是霸蛮?通常被认为不可能做成的事，却偏要以超出通常的做法去把它做成，这就是霸蛮。这显然是远古南楚蛮子的遗风。湖南人祟尚这种霸蛮的任事态度。凭借着外省人难以理解的这股蛮劲，世世代代的湖南人，在这块贫瘠而竞争激烈的土地上，奋斗着、拼搏着，创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世界。

　　这就是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这条文化长河流到近代，开始有了一个质的转化。完成这个转化的，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在长江中下游—带的湘军集团。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便是曾国藩。

　　曾国藩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正是湖湘文化在—个特殊时代背景下所诞生的一个成果。曾国藩在三十岁时才真正离开湖南。他五岁发蒙，在长达三十五年的正规学习生活中，系统地接受着湖湘之学的教育，又出生于一个偏僻山村的普通农家，从小染习本色的楚风楚俗。

　　他的自我奋斗，他敢于以团练名义办军队，朝廷是要曾氏做帮办团练大臣，谕旨说得很清楚：“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

　　做巡抚的常务，帮忙共同办理组织乡民结团练习，以及搜查土匪，两个事情：组织民兵队伍，清查土匪。既不是建一支军队，也不是要他们去与太平军打仗。这实际上于事无补，曾氏以恳请民籍终制为由不受命。武昌失手，常大醇死，张亮英专人送信，即当堂劝其力保桑梓。

　　曾氏不得不出，再不出，则是贪生怕死，对父老乡亲没有责任心。既出则上疏，请在省会立大团，奉旨，掉马泽南择一千湘男，进长沙。按戚继光的办法建立营制，做营房，装统一服装，发军饷，一支军队雏型在长沙出现，但名义上仍是团练。他的扎硬寨打死仗，他的屡败屡战、打脱牙齿和血吞等等，无一不是湖湘文化精神的体现。因此可以说，对于曾国藩来讲，首先是湖湘文化培育了他。其次，才是他对湖湘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曾氏对湖湘文化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张扬和提升湖湘文化的固有品质

    曾氏所领导的湘军集团，前前后后有三十万人次的进出，历时十多年，转战十余省，在湖南堪称全民动员，全境参与，影响面之广，自有湖湘以来，没有任何一次活动可以与之相比。

　　于是，湖湘文化的固有品质，如尚武、好斗、喜兵器、轻死、易激发等等，在这样一场波及全民全境的军事活动中，得到了极好的发挥空间，同时，也因此而得到了极大的张扬。湖南人投军的踊跃，可谓史无前例。正如杨度所说的：“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轻死”到了极点：“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未返兄愈烈。”

　　走从军之路，靠热血搏斗来改善生存环境。自曾氏之后，这条路成为许多湖南人的人生首选，以致近代中国军界形成“无湘不成军”的现象。

　　同时，由于曾氏本人的文化修养以及他所推行的书生带兵的用人制度，长期以来只为士人所信奉和追求的价值观，通过军事管理的效应，得到了一次最好的普及。野史记载，胡林翼军军营不打仗时，请老僧进营房讲《论语》，他自己在一旁恭听，王鑫军营白天打仗，夜晚关紧大门在营房挑灯读书。

　　四书五经颂书声与习斗声相闻。虽为湘军，寻找了一个核心理念，这个理念即湘军的建军宗旨，今天广义的团队核心价值观，即十年护死至送终。曾氏为湘军立寨，确定军队宗旨是为保卫 死至 道统。历史上称湘军为卫道之师，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也是一支有主义的军队。

　　其次，因为有了湘军这个组织，世代住在穷山僻壤的数十万农民，有了外出闯荡的机会，有了人世间最复杂最机巧最严酷的争斗经历。他们的眼界大为扩开，他们的胸襟大为拓展，他们的见识大为提高。这里最大的变化是，他们从此知道，除开家庭还有社会，除开生存还有信仰，除开物质还有精神。

　　于是，湖湘文化在最广大的层面上有了一个质的提升，甚至飞跃。国家、天下、道义等等这些过去只是少数士人关心的话题，开始出现在野老村夫的嘴边；相应地，原先的独自意识被提升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向来的功业追求被提升为忧国忧民救世拯时的忧患情怀，天生的使气轻生的血性被提升到为理想而献身的牺牲精神，祖传的霸蛮任事态度被提升为顽强果毅的坚执定力。这里明显地有着一个方向的转移，即由个人转向群体，由私利转向公义，由小村落转向大世界。

　　经过这次提升后的湖湘文化，开始进入一个全新境界。从此，心系天下、敢为人先、忧国忧民、勇于牺牲、顽强果决、定力坚执等等，便成为百余年来湖湘文化精神的主要内容。

　　二、为湖湘文化注入时代新内涵

　　曾氏组建湘军，有意识地利用血缘、地缘、业缘这些纽带把人员结合在一起，使得大家在战场上能彼此照应，生死与共，借以克服绿营普遍存在的“胜则争功，败不相救”的弊病。残酷的战场用最简单最直白的道理教育着兵勇：团结起来才能打赢，仗打赢了，什么都有了；打输了，什么也得不到，还会负伤丢命，大家都不好。团队观念，就这样为全体所认可。这是湖南人过去所缺乏的。近世湖南团队之多，力量之大，为全国所少见。

　　如湖南最有名的团队华兴会、新民学会，不仅是中国团队的典范，也是世界政坛上成功团队的典范。在《新青年》上最早向全国人民喊出“民众大联合”口号的，不是别人，而是湖南人毛泽东，由此看来便不是偶然。大革命时期，湖南的农民协会是全国组织得最好的团队，由此看来也便不是偶然。就连湖南的出家人也知道团队的重要。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便是湖南和尚八指头陀。

　　除团队观念外，湖南人开始有了世界眼光，这也是曾国藩为湖湘文化所注入的时代内涵。战争将曾国藩及湘军集团的一批重要领导人，如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推到时代的前列，让他们最早接触西洋的武器，切身体会到洋人坚船利炮的厉害。据说，胡林翼是被洋船所气死的。

　　据薛福成的《庸麾军记》记载：胡林翼在长江边上检阅湘军水师正值己时，下湘英轮鼓浪上行，将湘军水师舰船掀翻水手落水，英水手拍手大笑。胡呕血倒地，遗言当讲求洋务。战争也逼使曾国藩成为那个时代最先深刻思索、最先寻找对策的政府高级官员。他思索的结果是应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且将此观念促成为国策。因为湘军的缘故，“洋务”对湖南影响极大，它大大地扩充着湘人的眼界。从那以后，普普通通的湖南民众的脑子里都开始有了东洋、西洋的概念。

　　正因为此，清廷派往西方的第一任、第二任大使(郭嵩焘、曾纪泽)都是湖南人。上个世纪，1904年，全国留日学生2395人，湘人373人占15%强。东洋留学生以湘人最多。甚至连年过半百的老太太也迈开小脚，远渡重洋，如杨度的母亲李氏、蔡畅的母亲葛健豪等。

　　三、为湖湘文化的弘扬筑下坚实的基础。

　　这种基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在精神上。湖湘文化本是一个蕴含伟力的文化，但因为缺乏时代机缘的遇合，长期以来，这种伟力未得到长足的展示。湘军的胜利，使湖湘文化的伟大力量得到充分验证，也使湖南人凭添空前未有的自信心，甚至滋生一股舍我其谁的略带几分狂傲色彩的自恋情结。杨度的几句诗最具代表性：“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土。”“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

　　这种自信心或者说自恋情结，为湖湘文化的弘扬酿造一种极为有利的氛围。湖南人以自己的杰出同乡为自豪，进而以生我育我的一方热土为自豪，再进而以绵长的地域文化为自豪。在如此环境中，湖湘文化得到极好的传承和激扬。

　　二是在物质上。湘军是一支得胜之师。因为胜利，出息了一大批人才。从湘军中走出去的大学士、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先后有三十多人，司道以下的官员更多，二品以上的武官数以千计，三品以下者则不计其数。这些人凭着权势和声望，对湖湘文化的弘扬贡献着自己有形或无形的力量。

　　也因为是胜利之师，所获的战利品便极多，仅南京一城便号称“金银如海，财货如心”。这些金银财货大部分落入湘军吉字营官勇的腰包。湖南从此冒出一批有钱人。他们经商办实业，建学堂办教育，送子弟到大都市读书，直至飘洋出海，为湖南现代化风气的开启起着重要作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湖南成了全国最有生气的省分。

　　那时湖南的教育事业发达，新式学堂之多居全国前茅，时务学堂尤为著名。湖南的传媒业发达，《湘报》、《湘学报》名满海内。湖南的维新业发达，南学会等二大批学会，对中国维新运动的推进出力甚大。湖南的宪政业发达，湘人居然制定了湖南省宪法，这是有史以来中国惟一的省宪。

　　有名的守旧派首领王先谦，便既是岳麓书院山长，又身兼两湖轮船公司的大股东。这大概也是近代中国文人下海的最有名范例。就这样，终于造就百年来湖南人才辈出灿若群星的辉煌局面。四、促进湖湘文化走出湖南走向世界 自古以来，湖南与中原、江南相比都落后，直到唐代，还被视为地老天荒之境。自从曾氏所创建的湘军成功后，湖南开始被世人刮目相看。“天下不可一日日无湖南”，这句话为世所公认。“中兴将帅，什九湖湘”，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大功业出自大学问。湖湘文化遂因此走出洞庭湖，为海内所重。“五四”期间，陈独秀在《湖南人的精神》中写道：“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挡住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仗。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坚忍不拔的湖南人精神，在中国社会的剧变时期，就是这样鼓舞着全国民众的。

　　湖南人的精神还引起世界关注。美国人类学家奥天柏是个研究人文血型的专家，他曾把人类人文血型分为六种，其中的第三种被命名为湖南型。
　
　　当然，百年来所倡导的湖湘文化精神也有它严重的缺陷和不足，它的不少负面影响恰恰就是它的优势所带来的。如心系天下有可能变为多管闲事，敢为人先也许就是好出风头；过分强调心性修炼，又容易走向唯意志论；眼界过高则流于空疏，不屑于办小事实事；热心军政热衷斗争，往往也就喜欢窝里斗；过于执着乃至霸蛮，则有伤以协调退让求共赢的商业谈判之道；血性旺烈则脾气又多半暴躁；重情重谊，则一不小心便易走进帮派圈子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深受湖湘文化熏陶的三湘子弟所应特别警惕的，限于时间关系，这次就不展开了，以后有机会再来详谈。

    唐浩明：湖南衡阳人，1946年10月出生。现任岳麓书社编审、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湘潭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湖南省文史工作研究会副会长。在岳麓书社从事编辑工作近20年中，他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曾获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发行已逾百万。还著（编）有《曾国藩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