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文革意识形态的来源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巨大的悲剧。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对文革的反思都还是远远不够的。很多人都说以后再也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悲剧了。但我想有许多时候我们还是太乐观了。因为我们认为文革的意识形态来源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清算。
在网上有许多人，特别是儒教徒们都把文革的发生，归结于传统思想被破坏的缘故。甚至一厢情愿地认定当年如果能大力宣扬孔教就能避免这样的民族灾难。
这种观点与实际情况刚好完全相反。想大力宣扬孔教以扫除文革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完全错误的，是缘木求鱼的一种做法。文革悲剧的意识形态来源，恰恰就是孔教本身。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 关于文革的发动问题。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我们党对文革的认识有这样一个经典表述：“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里的“领导者”当然就是毛泽东。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就可以发动一场全国性的持续十年的大动乱呢？把这个问题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如果是一位美国总统，他有一天头脑发热，想在美国搞一场文化大革命，你想能搞得起来吗？第一有这样文革思维的人，他肯定做不上美国总统；第二就算他做上了总统，他想搞文革，美国人民也不答应。
但是在中国为什么就搞得起来呢？当时中央里不赞同毛泽东搞文革的人太多了。比如彭真，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里就直接骂彭真，说他“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彭真代表的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全国上下大多数群众对这样的运动也是不赞成的，但是谁又敢说什么呢。
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文革搞起来了。毛泽东的威望太高了，权利太大了。文革前夕，毛泽东对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中国需要一点个人崇拜”，我现在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实际上毛泽东当时已经拥有了几乎相当于封建君主的巨大权力。
现在有些人好像比谁都激烈，一说到毛泽东就是一无是处。而我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我们再也找不出哪一位领袖比毛泽东更伟大了吧。但是，哪怕就是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伟人，他也是一个人，不是神，他也会犯错。我们把权力全部都交给他，并且不设置任何监督，“大海航行靠舵手”，几亿人就用这一个脑袋思考，出事是正常的，不出事才是反常的。毛泽东确实犯了错误，但是我们全体中国人就没有责任吗？如果把文革的责任全部往毛泽东身上一推那是很容易的，但解决不了中国未来的问题。文革用血的事实告诉我们，对任何人我们都不能绝对信任，哪怕你是毛泽东！一位不受制约的圣君，他也许会做许多好事，但是如果哪一天他头脑一热就可能会让我们整个社会高烧十年！
“三忠于”“四无限”这样的东西它的根子在哪里呢？只能是封建性吧，没有别的解释吧。能搞起这样的文革，只能是几千年封建专制的结果，儒教徒无论怎么辩解都是没用的吧。
第二、 关于“大民主”的问题。
现在有人一提起民主，就说中国不能搞，说你看看文革。可是文革的“大民主”是民主吗？不是吧，是一种假民主吧。从现代西方的民主理念来看，个人自由是优先于民主的。我们如果有五个人，我们能不能说经过投票以后，干掉其中的一个呢？当然不行，如果是这样的少数服从多数，只能带来暴民专政。那么这种暴民专政的源头在哪里呢？文革的发生并不是美国空投的特务在捣鬼，所以只能从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去找原因。实际上还是儒家思想的问题，儒家思想中从来就没有任何关于个人自由的表述，它在维护封建君主的同时，所拥有的只是一种类似于民粹主义的对群众的盲目而愚蠢的尊重。孟子就是支持暴民专政的。孟子曾说：“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左右”、“诸大夫”的话都“勿听”，当然是个好事，但是“国人皆曰可杀”要不要听呢？孟子虽然说“然后察之，见可杀而杀之”，但后面还有一句“故曰国人杀之”，可见孟子对“国人杀之”他是支持的，他就是主张暴民专政的。这里面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从中看不出任何对个人自由的尊重，二是是否“杀之”的主宰权在最高统治者（也就是为民父母者）手里，所以如果最高统治者不贤，或者是乱世，没有最高统治者权威的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孟子实质上就是主张实行多数人暴政。文革大批判的时候，大字报里最常出现的词语之一就是“国人皆曰可杀”，每当有人受尽迫害而自杀，下结论的时候就会有一句“自绝于人民”，这明显就是受了孟子思维方式的影响。而实际上，个人自由才是第一位的，我们不能因为大家都不喜欢一个人就干掉他，因为一来每个人都拥有天赋的自由权利，二来一个人被大家讨厌，也许只是因为他的思想太超前了。鲁迅曾打过一个比方，说猴子为什么没有直立行走呢，可能就是因为在第一个猴子想站起来的时候，其它猴子觉得他思想太超前，结果把它咬死了。“国人皆曰可杀”的人可能并不是坏人，而恰恰是民族的精英分子。布鲁诺因为支持日心说，被烧死在罗马百花广场上，要知道当时的大多数群众对这一举动是支持的。所以孟子的“国人皆曰可杀”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思想。因为没有对个人自由的保障，这种思维方式就会直接造成了文革中那种以“大民主”为核心的暴民专政，并引发对社会精英的残酷打击。这样看来，老舍、傅雷等一大批社会精英的死亡原因不在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而在于传统的“国人皆曰可杀”式的儒家的“大民主”。因为马克思的斗争学说里并没有“知识越多越反动”之类的说法，列宁还说过“不学无术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没有好处的”这样的话，倒是我们的儒家学说为了愚民的需要，总是在提倡“愚者得福”之类的思想，在社会现实中也总是出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局面。文革中，毛泽东为了获得个人绝对的权威，鼓励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造成了整个社会在中间层面上缺乏权威，结果与传统儒家思想发生了共同作用，最终酿成了全社会残害精英的大悲剧。
所以，我们认为，文革的“大民主”，它不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它是在我们国家特有的儒教传统影响下的一种暴民专政。它的根子还是儒家愚蠢的民粹主义倾向。
第三、关于红色恐怖的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我们推演不出关于社会恐怖的必然结果。如果方家有以教我，将不胜感谢。对文革中的恐怖问题，我的想法是它还是封建暴力观念在当代的一次复辟。大家不要误认为儒家是温文尔雅的，儒家的暴力倾向是很浓厚的。孔夫子就是一个暴力的提倡者，冉有为季氏聚敛，孔夫子就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孟子和墨子、杨朱等人辩论，也把对方称为“禽兽”，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孟子是支持对别人采取暴力行为的。曾国藩、袁世凯这样的儒家人物，也都是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儒家性善说有一个推论，就是人都是善的，所以人也都是可以教化的，如果不能教化，那他就不是人类了，这样的人就可以用任何恐怖手段对付了。所以儒家的思想才是中国社会恐怖的真正来源。文革中造反派的逻辑与儒家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换了一个名词，只是用“阶级敌人”代替了孟子的“禽兽”而已。这里面也就没有任何的人权可言了。
第四、关于文革中对个人的精神戗害问题。
文革是一个戗害个人精神自由的年代。不允许大家有任何的对个性的追求。十年八个样板戏，全国一片蓝蚂蚁。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是儒家思想的问题。儒家强调的是社会秩序，它对人的个性发展从来是不想关注的。它尊崇的是礼，为了礼，就要克己，就要限制自己的个性发展。儒家反对个性的突出，它强调“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的中庸之道，这样的中庸之道要是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那就变成了对个性的最大压仰。文革并没有采用儒家传统中“慎独”之类的词汇，但是它用了“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样的话，这和儒家《礼记•中庸》中所说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所起到的作用是一致的。
第五、关于“评法批儒”的问题。
现在很多的儒粉都很喜欢让儒教扮演一个文革中受害者的角色，他们的论据就是在“评法批儒”的运动中，儒家受到了迫害。许多儒粉就据此想洗刷掉儒教思想在文革中所起的卑鄙作用。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儒和法它们原本就是一家，“外儒内法”，它们在一张床上睡了几千年，所谓的儒法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一对狗男女之间的内部争吵而已。法家的荀子本来就是一个儒生，他的性恶论，只是强调群众的性恶，他认为君主是善的，是可以“化性起伪”的，所以他所说的性恶论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性恶论，他的性恶论从本质上来说是性善论的一种。儒家和法家在愚弄人民、剥削人民、镇压人民的态度上是高度一致的，他们之间的不同，只是手段的不同而已。法家是一种赤裸裸的暴力，而儒家则是一种以“仁义道德”为掩护的政治欺骗。打个比方，如果让阿Ｑ上了台，他一定是一个比赵太爷残酷得多的统治者，“我手持钢鞭将你打”没人能受得了。他的统治手段就相当于法家，当然他这样的统治也不会长久。法家的这种残酷在历史上很快就随着暴秦的灭亡破了产。而儒家的残酷则延续了下来，因为儒家的残酷是一种骨子里的残酷，这种残酷很像是赵太爷的统治，他会和方方面面处好关系，他会用一套理论，让你阿Q王胡之流能听凭他的剥削，最重要的是，他一定要满口“仁义道德”。秦之后的封建统治都是这个样子的。儒家和法家在本质上是一回事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实际上只是一个误会，秦王朝没有想到儒实际上是最好的专制制度的维护者，秦王朝也因为没有用儒而走向了灭亡，“百代皆用秦政制”这是不错的，但儒家却不能因此摆脱了维护专制的干系，因为正是儒家为后代的秦政制涂上了一层好看的油彩。
正因为儒法之间在历史上有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儒家在文革中真的受了什么委屈。毛泽东为什么要“评法批儒”呢？是因为他对儒家的“温良恭俭让”不耐烦了，他幻想能通过法家的暴烈来推动社会进步。当然实际上这样做是失败了。因为儒家固然不是好东西，而法家就更不是一种好东西了。今天我们回头看看，我们还是要把帐记在儒家身上，而没必要记在法家身上。因为儒法本是一家，法家只是儒家的一个拙劣的变种而已，并且法家在历史上早已声名狼藉，它在文革所起到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文革中的种种问题，归结到儒家身上。
文革中还有许多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归结到儒家身上，比如只强调精神，而忽视物质的问题；派系斗争、武斗的问题；反科学的问题等等，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例说了。
总之，文革实际上是封建儒家思想（有时也以法家的面目出现）的一次疯狂复辟，而决不是儒教传统被所谓“红祸”打破后造成的恶果。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要真正避免将来再发生像文革这样的民族悲剧，我们恰恰不能去尊奉孔教，我们恰恰要彻底从根子上反孔。没有这样的反孔，就不会有我们民族真正的进步！
孔教不除，国无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