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为顶级记者》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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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报道飞机失事
美联社洛杉矶分社内的电视机全部打开着。以备某家电视台正在播发的消息美联社没有得到，也为防备南加利福尼亚上空盘旋的直升飞机会碰到什么情况。“‘爆炸性新闻’的显示时常会出现，但通常只是一起车祸，”约翰．安在克说。这位老牌编辑兼记者是这个分社的负责人。此刻正是2000年1月最后一天的傍晚。
突然，电视台频道正在播报的内容吸引了安在克的目光，他将声音调大。联邦航空总
局报道了一起飞机失事事故，他认真地听着。“消息完整，事故的原因清楚，没有任何像‘我们认为’、‘我们正在核实’等模棱两可的词，”他说。传发新闻简报系列是足够了。
此时正是下午4时53分。
洛杉矶(美联社)一架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波音737客机从墨西哥的巴亚尔塔港起飞，于星期一在洛杉矶西北部坠毁，电视台报道。
据电视台报道，飞机坠毁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西北部27英里处。
电视台位于木谷角的一架直升机报道说，水面上发现了一个大的平滑器。
安在克环顾了一下四周。对于飞机失事的报道来说，如果一天中有一个最佳时间的话——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么此刻便是。他手下有足够的人员：大部分上白班的人还没有离开，夜班人员刚刚到位。“你要手里写着东西，用专线发稿，同时向周围人大声发命令，”他说，“大声喊叫听起来有些落伍了，但一声大喊可以让大屋子里的每一个人丢下手中正在做的事，马上集中到这件大事上来。”
首先要做的便是：联络联邦航空总局，对电视报道进行确认。他安排路易．罗塔和约翰．罗格斯负责打电话联络。因联邦航空总局太平洋地区分部已从洛杉矶搬到西雅图。他凭自己的经验判断，要联络成功并非易事。
同时他命令肯．彼斯特和辛迪马上驱车赶往出事地点。皮特思是分社的体育编辑。“我刚一喊出有架飞机出事了，他就已经离开座位准备出发了，”安在克说，“这正是我想看到的反应。”但问题是，安在克并不清楚他们应该到什么地方去；第一份报道没有给出事故发生的确切位置，而事实是，第一批报道所说地点与实际位置相差十多英里。
在美联社洛杉矶分社内部，安在克算得上是一名报道飞机事故的老手了。1986年，墨西哥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塞里托斯坠毁：这架DC-9型客机与一架小型私人飞机相撞后坠落在附近的居民区，造成地面15人死亡，机上人员共死亡64人。当时分社工作人员正在离出事地点不远处郊游，消息一到便当即赶往现场。
“若在紧急救助的措施完全安排妥当前赶到那里，现场正在救火，类似路障一类的东西还没有搭起来，”安在克说，“由此我总结出，必须迅速赶到现场，走进环形防线内，接触真正想采访的人。你并不想采访各类官方人员或说不清来头的人。根本一点就是去接近现场，而不能只是坐在那儿讨论会发生什么情况。坐在去现场的车上就可对事情做出判断，并打电话把各项分工安排下去。”
接下来便是1987年一架从洛杉矶飞往旧金山的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的飞机失事：一名满腹怨气的航空公司职员枪杀机上人员，导致飞机从23000英尺的高空俯冲下来。“通过电话联系，我们很快从联邦航空总局那里得到了有关飞机座舱内开枪射杀的消息，”安在克回忆道。
“通常来说，一提到这类重大事故，自然就会想到要花时间寻找飞机残骸，以便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但是这次飞机失事使我认识到，在极短的时间内接近事故的真相是非常可能的，而且空中飞行的飞机与地面保持着多项的联系，作为一名乘客你可能感觉不到。”
凭着以往的经验，安在克开始安排编辑人员进行电话联络。记者米歇尔．德蒙、分社总编苏．克罗思和总编助理乔治．戈瑞思给急救机构打电话；罗格斯向联邦航空总局确认了情况的属实性后，第一条报道5点过2分发出了。联邦航空总局与媒体之间开通了一条热线，这样，罗塔就要整个夜晚守在办公桌旁，通过耳机接听消息。
安在克派两人到洛杉矶国际机场采访任何一个刚到或要离开的乘客。直到5点10分，当第二条报道已经发送出的时候，才得知事故飞机根本不是飞往洛杉矶的——它当时正在去旧金山的途中，然后转道西雅图。同一时刻，洛杉矶机场发言人提供了一条线索：事故前很短时间飞机曾报告说出现机械故障，并要求降落在洛杉矶机场。
此刻，美联社洛杉矶和西雅图分社都将记者们派往机场，遇难乘客的家属无疑会集中在那里。同时，编辑人员就事故的技术性问题展开工作：失事飞机是一种什么机型？安全飞行记录怎样？有可能是哪个部位出了问题？
“你需要同时干好几件事，”安在克说。他当时是一边写报道，一边向外传发，同时还要分派任务。“思想总是集中于这些事情：此刻谁在接听电话？一个问题出现了，我能派谁去接电话？”
起初一致认为飞机是坠毁在圣莫尼卡湾，但很快就查明是在更北一些的地方，出了文鲁拉县。安在克打电话给辛迪，让她和科普作者马特一齐转道去机场。他告诉肯．彼得斯开车去海岸警卫队。“在那个地方你预料不到会有什么发现。海岸线实际是指在水上。”
记者杰夫．威尔森恰巧就住在奥克斯纳德，执行编辑史蒂夫给他家打了电话。威尔森的名字从此就和报道连在了一起。
下面这则导语发布于下午5点44分。
奥克斯纳德，加利福尼亚(美联社)〓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客机星期一坠毁在洛杉矶西北部的太平洋海域，机上70名人员全部遇难。飞机失事前曾报出现机械故障。
夜幕降临前，一架海岸警卫队直升机、一架海军P 3飞机及数条小船对大面积的碎片散落区域进行了搜查，尚未发现幸存者。
据联邦航空总局地区发言人米奇．巴克在西雅图所说，261航班是墨西哥的巴亚尔塔港飞往旧金山和西雅图的，于下午3点45分坠毁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西北20英里处。
“目前他们正在寻找幸存者”，海岸警卫队的陆军少尉珍妮．赖内克说。“他们发现了大面积碎片散落区域，但是还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联邦航空总局执行官员森西亚．艾摩瑞称，机上共有乘客65名，机组人员5名。
据机场发言人罗恩．威尔逊先生介绍说，飞机应降落在旧金山国际机场。机组人员曾通报说飞机出现故障，要求改在洛杉矶机场降落。
“雷达显示飞机从17，000英尺的高处下落，随后就从雷达上消失了，”威尔逊先生接受旧金山的电视台采访时说。
验尸官们下午5点30分左右到达了奥克斯纳德海岸警卫队驻地。
巴亚尔塔港是位于墨西哥太平洋海岸的旅游胜地。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西海岸沿线的飞行一般是去往墨西哥和加拿大各地，这条航线很受欢迎。
该公司共有飞机80多架，包括波音737及麦道80s等型号。
1998年底，该公司机群的平均服役年限是7.6年，在国内是时间最短的。
1998年，该航空公司共载客1，310万人次。
威尔森的一天是从早上五点半到达办公室开始的，此时刚刚到家。他犯了严重的周期性偏头痛；电话响起时，正歪倒在沙发椅上。伴着头痛，他跳进汽车，全速驶向海岸警卫队所在地。他完全清楚，假如事发现场在海上，那他就什么也看不到。
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并没有因一名长滩海军上将的到来而将媒体的采访草草收场。所有的港口巡逻的船只都已出发去了事发现场。“在这个行当干久了，经验告诉我必须亲自到现场去，”威尔森说。算上来美联社前为合众国际社工作的时间，他当记者一共已有26个年头了。
威尔森去了思科码头，一个供垂钓和观赏鲸鱼的中心。他要租一条船。而仅剩的一条巡逻-85已经被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日界线》节目的工作人员花1，500美元租下了。
威尔森找到了《日界线》节目的制作人。你看，他说，你正在为你的节目寻找素材：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条爆炸性新闻。我现在必须抢到它。
协议达成了，美联社出700美元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共用这条船。威尔森和美联社一名摄影记者登上船便出发了。全程需要45分钟的时间；在这10英里的行程中，船是在“高达15到20英尺的海浪中穿行，海面上冷极了，”威尔森回忆说。此时太阳已经落山。
美联社洛杉矶分社的办公室里，地方电视台播放着直升机拍摄到的事故现场的画面。约翰．罗格斯看过后，交给安在克几段文字说明。
“你能立刻感受到这件事对人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他回忆说，“漂在水上的东西都无法辨认。完全是支离破碎的，除此之外再无法描述。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你可以认清是身体的一部分，那情景就像海洋上刚经历一场暴风雨，所有残骸都被冲到了海峡里。”
肯．彼得斯到达了位于海峡群岛港口的海岸警卫队基地，他要从那里的官员手中获得信息。美联社华盛顿分社的工作人员也投入了工作，负责从联邦航空总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处汇集资料。
夜间，航空公司经过进一步的核实，机上遇难者的人数有了变化，最终确定为88人。每个工作人员都在匆忙地整理有关飞机及航空公司的背景资料。
此刻整个紧张局势出现了短暂的间歇，也给了安在克退一步审视现状的机会。“你不得不来回走动着，针对每一位记者所掌握的不同情况分别与他们商谈，因为他们可能并不清楚手里的东西用处有多大。”
有一段时间，安在克负责撰写所有的报道。可是到后来，记者们轮番更新报道的内容，安在克便转为做文字加工，并将内容发送出去。
有关失事飞机的机型的问题尚不明确。起初联邦航空总局说是波音737。对这一说法安在克表示怀疑——他过去曾就航空与宇宙航行的题材做过报道。几年前当波音购买麦道飞机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不知什么时候737就会与麦道公司生产的MD-80系列混在一起，因为它们看上去太相似了。事实果然如此：安在克联系到了波音公司的一名发言人，对方肯定地说失事飞机是MD-83型，这位发言人还提供了此架飞机的一些历史资料，包括高空中飞行的时间(25，584小时)、起飞和降落的次数(14，345次)等。
7时16分，安在克发出了第九条导语。一位驻洛杉矶的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客户服务代表向他透露，失事飞机出事前曾通报说水平稳定器出了问题，这是保持飞机平衡的装置。随后几个月的调查发现，是螺旋起重器的连线被剥去了，这是安装在尾部的稳定器的一部分。第一次涉及到事故原因的报道在飞机坠毁后不到三个小时就传送了出去。
事故现场在船灯的照射下恍如白昼，这些船本来是用做捕捞鱿鱼的。当威尔森乘坐的巡逻85到达的时候，海岸警卫队也跟了上来。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他们说，需要这里的所有船只帮助打捞一切与飞机和人有关的东西。
威尔森的头痛并没有减轻。天气很冷，空气中弥漫着飞机燃料的难闻味道，刺痛了他的双眼。船员们撒下网，从水中捞出失事飞机的一些碎物，有坐椅靠垫，金属碎片。还有一些旅游用品：宽边帽，响葫芦，以及在墨西哥可以买到的廉价的纪念品。
还有更为可怕的。
“突然地你会发现一只鞋或一件行李。我们真的捞上来一只鞋，还有一只脚在里面……躯干是我们打捞上来的最大的人体部位。”
电视台的记者因为感觉太难受，不敢走到船尾看一看打捞上来的东西。威尔森却一直待在那里。他所受的特殊训练帮了忙：在做记者前，他曾在洛杉矶干过四年的验尸官助理，一夜之间处理过13具尸体，都是车祸和火灾的受害者。“当然，这不是件令人愉快的差事，但已经习惯了。”
威尔森这样解释他那天在船上的感受：“那一刻你完全被吸引住了。你劝告自己要离远一点，拍个远景，可你就是情不自禁地往前挪，寻找你想要的东西。”
船只从港口返回，在离岸还有8英里的时候，威尔森开始与分社电话联络。他口述了所看到的一切，有些内容如果是作为消息传发的话就太过形象了。“如果你想说尸体已经膨胀或类似的情况，就只能仅此而已，太过细致的描述会使读者感到内心不安，”安在克这样陈述自己的观点。
为早报所做的第十五条也就是最后一条导语在凌晨3点17分发出：
载有88人的客机在洛杉矶西北部海域坠毁
美联社记者杰夫．威尔森
奥克斯纳德，加利福尼亚(美联社)〓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由墨西哥飞往旧金山的MD-83型客机于星期一在洛杉矶西北部的太平洋海域坠毁，机上共有人员88名。飞机失事前曾报控制系统失灵。事后很快便发现遇难者的尸体。
日落前，飞机及小型船只已汇集到位于木谷角的残骸散落区域。数小时后，在鱿鱼捕捞船强烈的灯光照射下，数条小汽艇及一艘海军的船只继续进行着搜寻工作。 据海岸警卫队的查克中校说，已发现数具遇难者的尸体。
一条渔船上的舱面水手从水中打捞上了人体部位、墨西哥玩具、一只鞋、靠垫及飞机绝缘材料等物品。“干这种事心里很不好受，但总得有人去做，”31岁的舱面水手大卫对记者说。
天黑后，一艘装载残骸的多用途船到达胡安梅港口。
据航空公司发言人杰克．伊万斯说，这架由墨西哥的巴亚尔塔港飞往旧金山和西雅图的261次航班是于下午4点36分坠毁的，机上共有83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在83名乘客中，有32人飞往旧金山，47人飞往西雅图，另有3人最终前往俄勒冈的尤金，1人去往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2名飞行员来自在洛杉矶，3名服务人员来自西雅图。乘客中有3名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职员，4名地平线航空公司的职员，以及这7名职员和其他机组人员的亲朋好友23人。
“我们将尽一切所能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主席约翰．凯利在洛杉矶举行的一次夜间新闻发布会上说。
他同时提出存在幸存者的可能。“我是个彻头彻尾的乐观主义者，”凯利说，“海水的确很冷，也很深，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情况，但奇迹确实曾经出现过。”
据凯利介绍，驾驶员在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飞行时间已有1万小时之多，第一副驾驶的飞行时间也已超过8千小时。
事故发生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西北40英里处，在大陆港口奥克斯纳德和阿纳卡帕岛之间距海岸约10英里的地方。
在旧金山，4名正在等待此次航班的乘客被公司工作人员带离；几位遇难者的亲属到达洛杉矶国际机场，在那里他们接受了心理医生及牧师的安慰，美国红十字会女发言人布伦达介绍说。
“所有可以动用的设备都已派往现场参与营救，”海岸警卫队上校乔治．怀特先生说，“我们正在积极地寻找幸存者……在58度的水温下人可以生存。我们不会停止行动，直至最后认定已绝对没有希望。”
飞机曾报出现机械故障，并要求转道去洛杉矶。改线被批准后，飞机在飞往洛杉矶的途中坠毁。
“雷达显示飞机从17，000英尺的高空下落，随后便从雷达上消失，”旧金山机场发言人让．威尔森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
据位于文图拉港海峡岛国家森林总部的女发言人苏彬．史密斯女士介绍说，阿纳卡帕岛上的一名国家森林看守官看到了下落的飞机并第一个报告了这件事。“他发现一架飞机坠落在圣巴巴拉海峡。据他所见，飞机是头部先着地，”史密斯说。
事故现场的天空晴朗无云，海水的温度正处在一年中较低的时候——50度左右，水深约在300-750英尺之间。 据伊万斯讲，驾驶员曾在故事发生前很短的时间报告说飞机的“稳定器配平装置”出现了问题。如果驾驶员无法配平飞机的水平稳定器，那就意味着不能使飞机的上升和下降处于稳定状态。使稳定器平衡或“配平”，可以通过旋转座舱内的一个飞轮。飞机有了正常的配平后，机首就可保持水平方向飞行，而不是上下倾斜。
伊万斯还介绍说，事故飞机从前没有发生过稳定器配平问题；此架飞机曾于1月11日接受过一次低水准服务检查，并于去年1月份作为常规保养的一部分接受过一次较为全面的检查。
MD-83型客机是MD-80系列产品中的一款，由麦道公司的商务客机部生产，此部门现已收归波音公司所有。
据波音公司的麦道客机生产部发言人约翰．塞姆介绍说，事故飞机是1992年5月发送至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MD-83型客机。该机已累积飞行25584小时，跑了14315“圈”(一“圈”包括一次起飞和一次降落)。伊万斯称，该事故飞机最后一次服役是在星期日，尽管他没能详细描述此次服役的性质。这架飞机分别于1999年1月11日和13日通过了“A”种和“C”种检验——“C”种是最全面的检验，“A”种则比较简单。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知名度颇高，其飞行路线是沿西海岸到达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地。这家公司拥有80多架客机，其中包括MD-80和波音737等机型。至1998年底，该公司机群的平均飞行时间是7.6年，在国内是最年轻的。1998年全年载客1，310万人次。
喷绘在飞机尾部的爱斯基摩人像是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独树一帜的形象，其安全记录也是有目共睹，它的服务遍布阿拉斯加、加拿大、墨西哥及美国西部5个州的共计四十余个城市。
去年夏天，美国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坠毁，这是发生在美国与MD-80系列产品有关的最近的一次空难。这架MD-82型客机在着陆时遇上暴风雨冲出跑道，机体分离后起火，造成11人死亡、110人受伤的惨剧。
MD-80型客机与众所周知的DC-9型极为相似，只有一条通道，机尾两侧各装有一部发动机。此款飞机1980年开始投入使用，并已先后改装过至少5次，以满足不同的载客量。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基地在西雅图，开通了从巴亚尔塔港(墨西哥太平洋海岸的一处旅游胜地)至圣约瑟、旧金山及其他加利福尼亚城市的航线。
据Airsafe.com(一家专门追踪报道飞机失事的网站)所提供的资料，该航空公司在70年代曾发生过两次飞机失事，地点全都在阿拉斯加。1971年，一架波音727-100型客机因接收了错误的导航信息，在接近朱诺市时撞在一
座山的斜坡上，机上10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1976年，一架波音727在凯奇坎着陆后冲出跑道，一名乘客死亡。
在回来的路上，威尔森还给美联社的网络新闻部打了电话，就他所看到的一切接受了采访。午夜后他回到分社，为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举行了一次即时新闻发布会。之后他回了趟家，凌晨5时整又准时出现在了办公大楼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需要完成的工作就是彻底搜寻海滩，寻找可能被水冲上岸的残骸，以及采访遇难者的家属。
第15条是这一轮报道的最后一条，但远不是事件的最后结局。为满足当天午后甚至其后两天报纸的需要，工作人员又对现有内容做了多次更新与修改。撰写这样一次新闻报道不单单是将消息一条接一条地发送出去。“尤其是在这24小时连续工作的新闻编辑室里，你要使有些人保存实力以应对突发事件，你要安排人员为下一轮的报道做准备，你还要为留守人员安排好伙食、为在现场人员做好食宿供应，”分社社长助理葛提斯这样说。
科普记者福达尔主要负责事故调查中技术方面内容的报道。他还在几家网站中查询事故飞机的历史资料。汤姆．瓦丁就海上空难有关责任的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利昂．凯丝为每位遇难者做了一篇特写，以使这些在恐惧中集体死去的人们留下他们的身影。
一年之后，当威尔森前去报道为这88位死难者所举行的纪念活动时，他感到了内心深处的震撼。人们竖起了一堵40英尺的高墙，墙面上贴满了2000年1月31日所有遇难者的微笑的照片。在墙的前面摆放着一些死者的遗物：一只爱斯基摩人的海豹皮船，一条未织完的软毛毯(钩针还别在上面)，盛布丁的杯子，一摞纸牌。
“一阵透入脊梁的冷颤传遍全身。你感觉自己远离了眼前的一切，或无法再做应该做的事，就像做验尸官的感觉，”威尔森说，“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我已不能控制情感……我的喉咙哽咽。”
什么是新闻？
若一架飞机在洛杉矶海域坠落，毫无疑问，这就是新闻。那么，如果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的一名动物管理员沿火车轨道追赶一只圈养的公牛时被火车撞死，算不算是一条新闻呢？
当然是，让．哈瑞斯认为。因此，三月的一个星期三的早晨，密西西比州的各家报纸都简要报道了这位官员的死因：一位妇女圈养的一只公牛争脱绳索跑掉并对她的孩子造成威
胁，于是她打电话求助。33岁的内森．米歇尔接到电话后跑去帮助追赶公牛，在卡梅拉街口被火车撞死。
哈瑞斯是美联社驻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的新闻编辑。他每天的工作从早晨7点15分开始，判断发生过的事情是否具有新闻价值。他浏览本州的各家报纸上刊登的消息，考虑其他地区的读者是否会对这些内容产生兴趣。
捕狗员之死？“这显然是报上随便什么地方就可安排的豆腐块，”他说。为改善墨西哥湾海岸的空气和水质而设立的联邦基金？“如果我要横穿密西西比州，我会想了解这件事。”
这一天，哈瑞斯就要部署6名手下干将去追踪这个有着280万人口的州中所发生的情况。会有一些重大新闻产生：丑闻缠身的杰克逊警察局局长将引咎辞职；格林维尔的《三角州民主时代》将被出售；立法机关的头头们将同意向公众公开部分委员会议。
体育记者拉尔夫要去完成一篇有关本州的学校在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的篮球联赛中前景乐观的报道；提莫西．布朗要针对本州最近几个星期失业人口猛增的现象进行分析。另外还有一篇报道是关于国有电信的。设立在杰克逊的全国第二大长途电话公司。世界通信公司据传将被收购。
所有这些都是新闻报道的好素材。除此之外，杰克逊当局督促司机将车速减慢，因为已有两名路口执勤人员被车撞伤；一名牧师的儿子因涉嫌在他父亲的教堂纵火而受到指控。哈瑞斯将最后决定把哪一条消息发送出去。这有点儿像空中交通管理员，他说。随时他都要根据时间和现有人手的情况决定材料的舍取。“对于我来说，时间就是一切，”哈瑞斯说。“脑袋里得时刻装着个小闹钟，你对它说：‘我们要报道这条消息，’小闹钟就会回应你：‘好吧，这是上午9点发出的消息，晚报90%的版面都已经占不到了。’”
不过，哈瑞斯也依靠自己的直觉来判断什么东西具有新闻价值，这种直觉经多年后已经发生了转变。“我记得当初刚干上这一行的时候，类似死亡事故这样的东西在这个州就算是特大新闻了。人们想知道死者是谁，尤其是在交通事故中。随着地区的发展和一系列的变革，死亡事件已不再那么重要。”如今，交通事故早已不是密西西比州内众人皆知的新闻。
美联社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路易斯．伯卡第先生随处都可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存在。70年代中期，美联社曾在纽约市开设了一个“地区分社”，记者们分散在街区、法院、警察局等地。他们将整个城市覆盖，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不再被需要，不再有电话打来，不再有版面安排这种日常琐事。于是这个地区分社便消失了，”伯卡第介绍说。
〖KG2〗此种新闻报道曾是国内乃至国际上通用的运作方式。过去只要是德国联邦议院或日本国会或美国众议院说过的话，美联社就拿来做报道。如今这些东西会被认为是小事一桩；如果任何人想得知有关美国议会的详细情况，他完全可以在网上看到。新闻报道的级别已与以往大不相同。有些变化的产生是与信息时代的特征相吻合的。“如今的信息量如此之大，规模是几年前难以想象的，”伯卡第说。
因此，对所报道的内容给出“解释、判断、背景材料”已成为新闻记者的职责。“不久前，对这种要求还存有偏见。旧的报道方式就是直截了当地‘他说或她说’，美联社当初也是这样做的，”伯卡第说。“如今我们已经摆脱掉这种常规……时代要求我们去帮助读者处理这些信息，因为凭借个人的能力任何人都是无法应对的。”
“报道使用的语言和报道主题也发生了变化。我不认为自己已经老朽，但当初我在报社工作的时候，任务之一就是留心那些报纸上不能出现的用词。如今它们就可以在你眼前极其自然地溜过去。现在对所报道的主题有一定程度的公开化，这是从前没有的。”
“如今，对公众人物、娱乐界名人等的私人报道比从前范围加大了。”
“匿名的问题比20年前或再早以前更为严重，部分原因是水门事件对新闻报道行业的影响，部分也可能是因为政府机构不太好打交道。现在存在着更多的官方秘密、更多的障碍……不能通过官方渠道得到消息，就只好另谋途径。”
报道的速度依然是关健，就像当初美联社记者与合众国际社的同行抢占电话机汇报他们的发现。“如果是突发性新闻，我们就想第一个得到它，”哈瑞斯说。如今新闻记者承受的压力要比过去大得多。新闻消息通过新闻电视联网和因特网瞬间就能传达给大众，记者们就只得使出全力去拼抢。
但是有些东西依旧没有改变。虽说现如今只有更加新奇的报道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而且记者们所添加的惊叹语很可能比故事本身还要精彩，但正如伯卡第所说的，新闻仍旧是“使大家争先恐后去争夺的东西”。
新闻依旧是公平和客观的，虽然今天的记者必须在如实报道事件与发表个人见解之间趟出一条自己的路。美新社就是为美国的新闻业带来客观的一股强大的力量。作为一个被各种性质的报刊所共同拥有的合作团体，它不能根据某种观点或偏见报道事件，这最终也成为整个新闻行业的行为标准。“我的任务就是传送事实，”美联社第一位驻华盛顿记者劳伦斯．格布莱特于1862年这样写道。“我的工作规则不准许我对任何事实妄加评判。我的电讯稿被发送到各类政治性报社，因此我就限定于只报道那些自己认为合法的内容，并努力做到如实与公正。” 最为首要的是保证新闻报道的准确性。“达不到准确，你就是没有得到任何新闻，相反地还会起到一定的损害作用，”美联社东南区记者艾伦．布瑞德这样说。
这并非表明美联社所发送的报道总是一如既往的准确无误。每天都会有出错的事情发生，有些已经作为故事一直流传下来。
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该算是美联社记者在林德伯格绑架案的裁决问题上弄巧成拙，那极具损伤性的时刻已成为笼罩在美联社头上几十年不散的阴云。
查尔斯．林德伯格是第一个驾机横越大西洋的人，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英雄。他19个月的儿子遭劫持，这已是本世纪的大事件之一。美联社记者弗兰克．杰米森因11周跟踪报道寻找孩子的全过程而荣获普利策奖。最后孩子的尸体在离林德伯格新泽西的家约五英里处被发现。
布朗克斯区的木匠布鲁诺．霍特曼因罪受到指控。审判于1935年1月在新泽西州的弗莱明顿开始。公众对这件官司的热情持续不减，因此美联社新泽西分社社长下定决心要第一个将裁决的结果发布出去。他的安排是：由一名记者偷偷地将一个微型发报机藏在大衣里带入审判室，裁决公布后，他就给另一名躲在顶楼上的记者传信，再由后者直接将消息传发出去。
陪审团2月13日上午11时15分开始审议。据说11个小时后将进行最后的裁决。身带发报机的那名记者当时就在审判室，另外还有一位美联社记者将通过传统方式做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至今也没有一个圆满的解释。躲在顶楼上的记者向全国发送了一条简短的电讯：“弗莱明顿——裁决已定，罪犯被判处终身监禁。”事后他说他清楚地接听到发给他的这条电码(共有四个信号)，而携带发报机的记者却坚决否认曾发过这条消息，而且事实上当时裁决结果还没有出来。美联社的这条错误消息在线路上停留了11分钟，当时很多人都在关注着这一世纪审判的结果。最终却是霍特曼被判处死刑。 “这次失误对于美联社的所有成员来说几乎是一场悲剧，”奥立佛．格拉姆林在他的《美联社：新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当然在此之前美联社也曾有过大的失误(1884年总统大选时，美联社报道说詹姆斯．G.布莱恩在纽约得票最多，这将使他最终赢得大选。结果是他并没有在纽约获胜，也最终与总统的宝座无缘)。但是作为一个以报道的准确性(并非速度)而倍感自豪的新闻机构来说，那一刻是威信扫地的。美联社报道出错这一点就成为了一条新闻。
65年后，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当夜，美联社却发布了与其他媒体截然不同的报道。一个多世纪以来选票得数最为接近的一次选举将在势均力敌的较量中结束。选举人节目，电视新闻网的一个合作伙伴，通过计票及数票推断乔治．布什已经赢得佛罗里达州的多数票，并最终在大选中获胜。各家电视台紧跟着发布了这条消息。
只有美联社在静观事态的发展。报社的十多位编辑将电话打到美联社在迈阿密、华盛顿及纽约的分社。有人憋不住火儿了，因最后揭晓的时间已经逼近，美联社何时才能预测到大选的结果？
但是美联社有自己的投票记数，其显示的结果与上面的推断是不同的。华盛顿分社社长桑迪．乔森与分析家们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一致。夜间3点11分，美联社发出了一条忠告：虽然联播公司已预测布什取胜，但是未决的选票有可能改变这一结果。正如美联社所料，这种情况持续了五个星期的时间，直到戈尔决定退出竞选。而此时距媒体过早地宣布他的失败已有35天。
“美联社历史上曾有过众多‘辉煌的时刻，’”俄亥俄州出版《弗里蒙特信使》的詹姆斯．道贝尔写道，但在这次总统大选中它的表现“是最为出色的”。 如果没有精确性，就不能称之为新闻，只能算是虚构。
新闻报道的灵感（上）
小镇上的麦当劳，有喜也有忧
美联社国内部记者泰德．安东尼
考德斯波特，宾夕法尼亚州(美联社)〓麦当劳快餐店开张的当天，好像整个波特县的人都涌来了。孩子们拥挤着购买快乐套餐，法官驾车前来参观，商业区的商人送去了鲜花。
“现在，我们再不用开车40英里去吃一个大汉堡了，”15岁的马特．西雷说。
去年9月的那天，国内的两家研究机构，一家倡导传统饮食，一家偏爱全牛肉的馅饼和芝麻仔小面包，聚在一起。就在同一天，麦当劳在小镇开业了。
如今，全美已有越来越少的城镇对“你要不要来份炸鸡？”这句话感陌生。随着这个小规模的拥有57个座位、3张室外餐桌的金色拱门的第20，160家分店的正式到来，这座只有3，200人的阿勒格尼河谷小镇也成为其中的一员。
考德斯波特是20世纪晚期美国人所梦想的那类理想的小镇，随处可遇的是家庭经营的店铺、公共场所及直呼其名的问候声。直至去年，小镇中也只有两家晚餐店、一家老式旅馆饭店、几处比萨饼经销点以及3家家庭饭店，方圆数英里之内没有任何快餐连锁店。
这家麦当劳店紧邻商业区。镇上的许多居民对于它的到来早已有了思想准备，这意味着镇区的地图上又多出了一个圆点，意味着这里的人们已被推进了充满广告、商业与时尚文化的现代生活中，同时也意味着担心与忧虑——不知道下一个到来的会是什么。
“这里的一些商人很惧怕麦当劳，”杰夫．卡泽米尔(镇上的两名理发师之一)去年夏天说。那是麦当劳开业的前几个月，当时他正与5名同伴在小镇上最具古典意味的科瑞廷顿饭店用午餐，话题便转向这个即将到来的新餐馆。
“主要是年轻人——他们总是在街上闲逛，这样会给他们一点自信，”作家兼州警察局摄影师雪莉．丽特说。“那些长时间在别的地方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也可以在这儿寻一份工作。”
“这表明我们在进步，”做保险业的马利斯．麦克兰姆说。
克里滕登饭店的主人、小镇的商会主席沃特．贝克先生也持赞同的态度。“它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这是种好现象。”
当麦当劳真的来了，众人的忧虑便显露出来：这些炫丽的装饰和汽车文化的建筑风格是否会将考德斯波特推向庸俗？交通是不是会变得难以承受？孩子们会不会整日闲逛制造麻烦，使小镇上的四位警察从此紧张起来？而更为不祥的感觉是，像汉堡大王、必胜客，甚至沃尔玛连锁超市会不会接踵而至？考德斯波特是不是会从此失去它独特的魅力？
“当第一家此类特许经营店在小镇落脚的时候，实际上是给这里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他们开始自问：‘我们需要什么？’”美国小镇管理中心的负责人肯尼迪．史密斯女士说。这个中心是国家历史文物保护信托机构的一部分。“现在就应对这个问题加以重视。10年后，当必胜客及露天摊位铺满街的时候，就为时太晚了。”
宾夕法尼亚洲是国内拥有农村人口最多的州。据1990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字显示，全州1，180万人口的31.3%居住在农村。宾州农村研究中心所做的调查也说明了同样的情况：小镇的零售商纷纷拥向露天商场，老的商业中心在艰难中维持，城镇的边沿地区正经历着新的发展。
许多小镇已失去原有的生气，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的连锁汽车旅馆、连锁餐馆、连锁饰物店、连锁小市场等。“坐飞机随便在一个地方降落，你会搞不清楚自己是在哪儿，”“风景美国”项目的负责人卡罗先生说。
这不是人们所渴望的，但却是可以理解的。据统计，有95%的美国人曾在麦当劳用过餐；市场营销者们花费如此的心血将标准的快餐变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以至于作为消费者的民众已将缺少快餐看成了生活的一种不足。“消费主义就是未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被联系在一起，”刚刚离职的小镇就业官员比尔．卡得威尔这样说。
但是这种转变来得并不容易。自力更生，尤其在饮食方面的自给自足，在这个地区的人们心中是根深蒂固的。
192年前，考德斯波特在一片铁杉林中诞生，居民一直以来以野外生活为主，打野鹿、火鸡、松鸡、野熊是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小镇的历史上充满了将林中的猎物或水中的捕捞物当作晚餐的传奇故事。
即使在今天，仍有40%的居民住在守猎的小木屋里；新开的麦当劳快餐店几码之外就是1876年6月当地人纳尔逊成功捕捞全镇最大的一条斑点鲑鱼的地方。
不过正是这些猎手们诱使了麦当劳的到来。每逢周末，他们从宾西法尼亚州的各个角落来到这里野营、守猎、垂钓，乘雪上汽车旅行。之后，他们就想得到现代生活的快乐：热澡盆代替了传统的壁炉，复杂的电视接收系统也安装起来。清晨起来，他们就来到了麦当劳快餐店门前排队。
考德斯波特商业街与此同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倒并不归功于那些使众多历史小镇恢复了生气的外形造作的礼品店铺。这条主街是真实的，当地人在此就是为日常的经营。至今，大部分经营活动都是独立的。
考德斯波特曾经面临与其他小镇同样的命运：人口流动，工业衰退，年轻人离去。但是在80年代中期，企业家约翰．莱杰斯电缆通讯公司开始飞速发展。他将公司的总部设在镇上，业务的持续发展使该公司成为了一个人员不断增长的基地——现技术人员的职位已达到500个。
波特县经济繁荣，加之美国第六大道便利的交通和麦当劳快餐店的到来，在150名申请人中有60人获得了在快餐店的工作。这为考德斯波特镇的生存创造了条件。“麦当劳知道选择什么地方落脚，”卡罗说，“如果开在这个地方，就有生存下去的可能，这对小镇本身也有益处。”
基恩．沃思的GIW公司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麦当劳特许经营者。自1978年以来，他就立志将一个全国规模的企业转到地方经营上来。对于他来说，麦当劳就是一个家庭模式的企业：他的儿子在此地以东70〖HK〗〖GK！7〗英里的托旺达开了一家分店，女儿经营着30英里外曼斯菲尔德的一家分店。GIW公司还在另一个邻近第六大道的小镇开设了一家分店。“麦当劳是一家很了不起的公司，”曾在UPS公司做过司机的沃思说。“总有人想出来诋毁它，可它就像一个大家庭。”
麦当劳快餐店长久以来鼓励这种经营方式，其85%的本国分店都是特许经营，即将经营权授予那些在本地居住的商人。“许多人认为我们在替代传统的夫妻老婆店”，麦当劳企业的发言人查克．伊赫灵说，“我认为过去40年改革的结果是我们终于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夫妻店。对于小镇来说，我们并不陌生。”
沃思也开始认识到第六大道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我们不能把店开在僻静的街上只吸引当地人”他想把买卖做到社区，顾客不仅仅是过路的司机。他想让人们能在本地购买所有的必需品，从五金器具到表层土。不过，企业的经营结构限制了他。尽管波特县以种植土豆闻名(一个名为“美国土豆城”的大农场就在附近)，但麦当劳的炸薯条都不是来自当地的土豆，而是来自专门的供货地。
从历史上看，快餐店已在逶迤的公路、州际的出口地带及边缘城区扎下了根基。如今，它正走进未开发的地方：历史名胜、校园、机场、医院以及像考德斯波特一样的小镇商业区。“他们不得不持续地推进并占领这些地区，这些是客源存在的地方，”美国捷运公司的分析员麦克．肯尼迪说，“他们将缩减并在一个更小的规模上发展，以吸引新的消费者来购买他们的汉堡，而不是去别的地方购买。”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美国人如此珍视的小镇特征——唤起民主意识的维多利亚及希腊复兴时期的建筑。这本身就是19世纪的标准化模式。“多年前，这些人们忠爱的建筑外观也被机械呆板地复制，”理查德说，他曾为写作《重回小镇》一书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对小镇的商业区进行研究。小镇本身即代表了一种标准化和全国性的信仰和价值体系全面同化。
如今这种价值也往往包括企业的品牌，它们正向考德斯波特镇走来。除麦当劳外，汉堡大王也表现出了开店的兴趣，必胜客已对四周地区进行了探查，超级第八汽车旅馆连锁店在小镇边缘看好了地盘。接下来便是沃尔玛，这家重量级的折扣店曾有意在小镇附近开业，但至今还没有建店。杰克．哈罗冉说，如果沃尔玛一开张，他就关掉自己的五金商店。
许多代人曾居住在这个小镇，贸易代代相传，”小镇的首饰店的琳达．鲁塞尔说。“突然间，麦当劳出现了，这在视觉上提醒人们他们曾热爱的那些日子已一去不复返。”
因此考德斯波特镇的居民谨慎起来，也许也正应如此。
“如今美国已没有任何地方会偶然地保持独特，”美国林荫道工程负责人爱德华．麦克马豪说。此工程得到一家非盈利机构“自然保护基金”的支持。“毫无例外，那些被认为独特的地方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如果考德斯波特镇不采取任何措施，10年后那里就会建起七家快餐店，整个地区就得完蛋。他们必须呼吁：‘我们想与众不同。’”
一个寒冷的2月的早晨，麦当劳快餐店开业几个月后，杰克．哈罗冉捧着一杯热咖啡来到他的五金商店。在克里滕登饭店的底层，杰夫．卡泽米尔正饮着当天的第一杯酒。
在米基餐馆里，雪莉．丽特找了个座位并点上第一只薄荷香烟。在她的身后，警察局长品尝着咖啡。一个熟人进来还停车借的一角硬币。座位全部占满了，丽特认识在坐的每一个人。新鲜的夹心煎蛋饼摊在盘子里，样子绝不雷同。一条歇后语提醒大家：“管住你的舌头，否则你会去舔马嚼子。”
最后出现的是78岁高龄的米基．古德温。三十多年来，她坚持每日凌晨四点起来炸面包圈，不与人闲聊，而且从没有踏进过麦当劳的门。“老顾客们非常忠诚，”她的女儿南希说。“麦当劳正在多多少少地影响着每一个人，但他们会一如即往地来这里品尝妈妈的炸面包圈，倾听她一口流利的丹麦话。”
此时此刻，在麦当劳快餐店里，人们正排队购买鸡蛋松饼。这里的鸡蛋与松饼相配得如此完美，抓住了每个人的胃口。
“在麦当劳，厨师是不会走出来和你交谈的，”哈罗冉不无痛惜地说。
麦当劳将永远保持其已有的风格：清洁，快速，和同样的食品与质量(除个别地区差异外)。小镇并没有一成不变，麦当劳快餐这个庞然大物的到来为城市时尚的涌入打开了大门。
不过也许情况并非如此。
“有不少小镇已经不存在了，不过考德斯波特依然还在，”退了休的官员卡德威尔说，“多样性已成为这个地方生存的血脉。如果有的东西维持不住了，还有别的东西可以依靠。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发展——多一点与众不同的东西会帮助这个小镇生存得更长久一些。”
新闻报道的灵感（下）
每当泰德．安东尼有了一个新闻报道的设想，他就小声把它录进数码录音机里。对这种做法他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不是非常，只是有点儿，因为他不是一个轻易就感觉不好意思的人。
“这件事看上去有些蠢。有一部叫《夜班》的老电影，主人公米歇尔有一台手提的暗盒式狭带录音机，他就经常用来记录如‘计划：趁那条金枪鱼还没死，喂它蛋黄酱’之类的
事。我想许多记者都不会这么做，因为这看上去太滑稽。”
“但事实上我们许多的好想法都是来自于周围的事物，而并不是靠坐在桌子后面冥思苦想。在我们与周围世界的接触中，会看到成百上千的东西；在我们每一次乘车、乘地铁，每一次开车去购物的途中，许多好的设想从我们的脑袋里一闪而过。我认为获得报道主题的关键更多的是抓取，而不只是寻找。我们都会产生想法，但并没意识到这些是想法，认为‘离奇’或‘有趣但有点儿拿不准’。可是随后这些想法就从脑袋里跑掉了。”
他说，将这些想法录下来或记在笔记本里，到头来十有八九没什么用，但也许就是那第十个成全了一篇优秀的报道。
“我曾从杂货店的海报栏中、从分类广告中、从沿路经过的事物中得到灵感，并进一步思索它们说明什么。”
安东尼说，新闻记者经常要“放下触角。我们习惯于在参加政府会议或在工作状态下寻找创作的的灵感。养成随时随地思考的习惯不应是个问题，只要有了想法后给予重视就可以了。窍门就在于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汇集到那座灵感的加工厂中。”
一次，为写一篇报道，安东尼来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基恩。一天他来到一家泰国餐馆，用餐时发觉屋内的背景音乐正是一首通过米尤扎克米尤扎克：一种通过线路向餐馆、商店、工厂等用户播送录制好的背景音乐的广播系统。播放的“日出的房屋”，不觉联想到这首老歌所走过的历程——从民谣到发展一首在小镇的泰国餐馆中播放的乐曲。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安东尼着手追踪这首歌的来历，察明它真正开始为大众所知是在1937年，国会图书馆的一名民俗学者把一位肯塔基女孩儿的演唱录了音带了回来。安东尼听了这首歌的几种版本：雷盖版、爵士版、重金属版。他与歌手及音乐学者交谈，最终完成了一篇关于文化在我们的时代如何传播的报道。
“我试图从每天的生活中挖掘题材，”他说，“当我写文章的时候，经常有人对我说：‘你那不叫报道’或‘你说得太多了，并不是每件事都有深刻的含义。’但有些事情的确如此。”
据安东尼讲，他的许多好的想法都是“从别的报道中产生的”。一次他看到一篇关于宾州小镇克拉布特里的短讯，谈那里的道路保养计划。文章的最后一段提到，镇上的居民要“对本镇的三位国会议员实行监督以确保计划的实施。”
“我看到后就想，‘这个镇这么小，怎么会有三名国会议员？’于是我就打了个电话。后来才知道，这个小镇座落在三个众议员选区的夹角处，所以这个只有约1500人的地方在国会里就有三名代表。因此我就去那里写了一篇报道。”
有关麦当劳快餐店的报道有着相似的来历。在纽约的埃尔迈拉探望女朋友时，安东尼顺手翻看当地的报纸《星报》。在介绍宾西法尼亚州的部分里，他看到了一篇长八英寸的关于国内最大的快餐连锁店麦当劳六个月后要开分店的报道。几年前，作为宾州首府哈里斯堡《爱国者新闻》报社的记者，他曾到过宾州的不少地方，考德斯波特镇是他最喜爱的小镇之一，那个充满魅力的小镇和如画般的县政府办公大楼吸引了他。“在一个有雪的冬日，那里的意境比歌里唱的还要好，”安东尼说。 安东尼对美国乡村景色的变化以及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琐事如何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抱有很大的兴趣。其中之一就是快餐连锁店，因为是它们“改变了我们的饮食习惯，形成了我们对商业、特许经营、连锁店的看法。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帮助改变了我们的社区经营的方式，”他说。
当时他想，也许可以从考德斯波特的例子中学到些什么。
他打电话给驻考德斯波特的《星报》特约记者雪莉．丽特。她对他说，如果他来小镇，她可以找几名当地的商人来和他聊一聊。因此，在夏日的一天，安东尼便坐在了克里滕登饭店里，旁边有丽特，理发师杰夫．卡泽米尔(他在克里滕登饭店的地下室开了一间发廊)，经营小镇保险业的马利斯．麦克兰姆，五金商店店主杰克．哈罗冉以及克里滕登饭店的主人、厨师兼小镇的商会主席沃特．贝克。
这是一次随心所欲的交谈。众人担心麦当劳是否与小镇整体的美感相协调，担心未来的交通及年轻人的闲散问题，担心类似沃尔玛的连锁店是不是会步麦当劳的后尘。对安东尼而言，这是一个理想的开端：虽然众人的话题是针对小镇本身，但是他们的忧虑与担心在全国范围也是会引起共鸣。
“有两个因素可以使一篇报道与众不同，”安东尼说，“如果你所写的事情完全的独特，你就可能会抓住读者的目光；如果你是写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却与每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你照样可以吸引读者。不过真正的技巧是将这两种情况合二为一：写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一种罕见的情景，但同时要保证主题思想具有普遍意义。”
于是安东尼开始撰写他的报道，同时对小镇也有了更加本质的了解。在此之前，当编辑通过了他的报道计划后，美联社的电视片制作部也对此表示了兴趣。我们可以派一个摄像小队跟随你，他们说。
千万不要，安东尼拒绝道。如果你去一个农村的小镇进行报道并试图得到当地人对你的信任，就不要扛着摄像机进去。
“方法是尽可能地不张扬。你可以在那儿的理发店理个发，在五金商店里逗留一会儿，在餐馆吃饭，融入到他们生活并与他们交谈，而不是直接进去就拍摄，”安东尼说。
“我说一件我做过的事，好多人都认为很愚蠢。当我在中西部做报道的时候，我就摘下了我的耳环，因为我觉得在中西部很多地方，如果你说自己是从纽约来的记者，就很难得到什么反应。但如果你说是从纽约来的记者并带有耳环，那简直就是找死。这看上去好像是件小事，好像是件令人厌恶的事，但事实是这样可以在好坏之间做出区分。”
在纽约，安东尼保持着自己的着装风格。他打古怪的领带，还曾穿着印有非洲图案的衬衫来到办公室。但每当做报道时就不是这样了。“我不喜欢工作时穿的样子，但我必须这么做。有时我会穿正规的服装，但大部分时间是一件普通的衬衫不打领带，普通的长裤，普通的鞋。我不想显得与众不同，只想因衣着没有什么特色而不引人耳目。”因此可以与各类人打交道，不管他们来自何处、态度如何。
安东尼开始收集可以使他的报道丰富起来的细节内容。他查阅了考德斯波特镇的历史，希望对小镇有更深层的了解，并挑选一些可以拿来用的历史资料。“我发现一小段传说，讲1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曾捕捞到全镇历史上最大的一条斑点鲑鱼。大家谈论这件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后来我发现地点离即将开业的麦当劳店非常近。”
安东尼记录下所有他认为可能有用的东西。
“你不可能得到太多的细节故事，你也不能在报道中使用太多这样的内容。使用多少要靠自己控制，但在收集这些材料时不要限制自己。很显然地，你不可能收集到每一个细节，但你一旦注意到某件事，就要把它记录下来；只因为它引起了你的注意，就说明其本身具有重要性，否则的话你也不会注意到它，倒不见得它对你有多重要。在任何场合、任何你正在做的事情中，都会有成百上千的细节会被注意到；你已经对其中之一产生注意这一事实就说明这件事已经脱颖而出，本身就有潜在的利用价值。”
另外，安东尼补充说，在动笔之前你不会真正清楚什么东西有用。
最近，安东尼每逢外出采访就随身携带一台数码相机。他照很多照片，写报道时就拿出来参照，就像导演在开拍前做的情节串连图板一样。
他外出徒步旅行的时候和一伙儿寻找飞机残骸的人一起在山上野营，回来时他带回好多照片，把它们粘在一个卡纸盒上，放在电脑显示器顶部。
“我可以说出那里的树叶仍然挂在树上，草丛依然很绿；当你在丛林中寻找飞机残骸的时候，这些事物是与之密切相关的。我还仔细描述了那里的灌木丛、小路、松叶、天空等等。”
考德斯波特本身只是报道的一个部分，安东尼还想了解美国人对于小镇的看法，看看这个时尚的、被理想化了的小镇生活的概念是不是有根据，同时也想更多了解麦当劳公司及快餐的哲学。他读了一本名为《拱门的背后》的有关麦当劳快餐业发展史的书，采访了位于伊利诺伊州的麦当劳总部的工作人员。他与在考德斯波特开设麦当劳分店的吉恩．沃思交谈，到那时才认识到这并不是关于一个外面的大企业将路开进一个小城镇的故事；沃思来自马斯费尔德镇，他是以一种家庭经营方式开办麦当劳特许经营店的。安东尼还采访了多位专家级人物，如报道中提到的“美国林荫道工程”的负责人爱德华．麦克马洪，作家理查德．弗兰卡维德拉，美国捷运公司分析员麦克．肯尼迪等，有几位没有在报道中提到。
“我很早就知道有这样一些了不起的人物，从一个纯粹实用的角度讲，他们可以为我的报道增加更多的事实和可信度。”作为父母都是大学教授的他，并不像有些记者那样不相信学术界，不过有时他也只是打个电话向专家讨一些背景资料，或是为他推荐其他更适合的人选，或是证实一下他所做的工作没有偏离正题。
安东尼已经积累了并在继续积累大量有关专家的情况，并把它们会集在微软Outlook软件借助于关键词可以查找到的、计算机化了的名片夹中。“每次我遇到感兴趣的人物，就给他建一个带电话号码的地址卡，同时还要加入八九个关键词，这样当作为一个自由形式的文档进行查寻时，这条东西就可以显示出来。比如说我找‘franchising’(特许经营)——麦当劳快餐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于是我手头就有四五位专家可以出来就此问题发表看法。
“新闻记者应当随时做的就是注意信息的来源，这和抓住脑袋里的想法差不多。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现了，你都要有所反应。如果你读到某位将来可能会有用的人的资料，就要记录下来。即使你没有他们的电话号码，也要用一个关键词存入你的电脑名片夹里。等到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你就知道可以在那里找到他们。你也许知道他们是哪里人，然后就想法查到他们的电话号码。我每周都阅读周日出版的《纽约时代》，从“星期回顾”和“艺术与休闲”两个栏目里每次都能得到六七位专家的新信息。于是我就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扔进书包里，等到星期一再存到电脑的名片夹中。”
安东尼还利用大学网站及公共关系新闻网的网站Profnet查询有关专家的情况，后者(www.Profnet.com)提供的专家可以解答许多方面的问题，还可将记者寻找其他方面的专家的要求登在网上。“如果我发出一个请求，就会得到30或40个人的回应。也许我只用其中的两个人，其他人的情况就存到名片夹里。”
安东尼每年要四次浏览《出版商周刊》的特刊，寻找各季度中感兴趣的图书，并将书名、作者及出版社的名字记下存进名片夹。他会去买一些可能有用的书，即使近期内不会有时间阅读，只为以防将来用得上。有关麦当劳发展史的《拱门的背后》就是一例，那是他在报道考德斯波特的故事之前好几年从书店买回来的。
“我的名片夹在我的电脑里，在我的书架上，在我的脑袋里，在所有我阅读的杂志和报纸里。所有渠道来的东西都融在一个大的数据库里，这些潜在的信息源只是静静地在后方等待，以便我什么时候需要它们。”
为了本篇的报道，安东尼曾三次光顾考德斯波特小镇：一次在麦当劳开业前，一次在开业的当天，一次在六个月后。实际上他还去了第四次。“我只是路过去吃了个大汉堡，与这篇报道无关”。他回忆说，最重要的时刻是在开业的当天一位麦当劳的常客对他说：“现在我们再不用开车40英里去吃一个大汉堡了。”
“对于我来说，就像在坚果壳里的感觉。小镇因其独特的魅力受到每个人的喜爱，但人们也有一种被连接起来的渴望——希望像其他人那样融入到大众文化与快餐潮流中去。人们的紧张情绪存在着。是的，我们想保持小镇的原貌，可是我们也想在其他人认为如此时尚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这点出发，我的报道便有了立足点。这是一个小镇渴望同时拥有两种东西——昨天与今天的故事；他们既想与众不同，又想与其他人看上去没什么区别。”最后的结果显示，考德斯波特为两种东西提供了共同生存的空间。
对于安东尼来说，写作过程中最难过的是编辑过程。“很艰难，尤其是有些人对这份报道充满热情，你曾采访过他们，而最终他们的名字没有出现。”
他引述了两位上司的话。在查尔斯顿的他的第一任分社社长皮特．马提斯曾对他说：“每当你认为已经写完了一份报道的时候，总还有十分之一的内容可以删去。”他现在的编辑布鲁斯．德尔威的口头禅就是：“当你完成了一篇报道后，拿掉其中认为不错的内容，剩下的就会是最出色的。”
“我已经很喜欢自己写出的一切，包括每个字、每个词、每一句引言，实在很难下手删改。当他们想去掉什么的时候，我就和他们争吵，甚至大发脾气。不过到最后，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做法的确不赖。”
倾听美国
恶霸之死
美联社特约记者朱尔斯．劳
斯基德莫尔，密苏里州(美联社)〓肯．麦克尔罗伊因开枪打伤村里的杂货店主而被告有罪，但他从法院出来后不久又来到了B&G小酒馆。 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自责，脸上带着愠
怒。每当他闷闷不乐的时候，谨慎的人们就躲得远远的。即使在他心情还不错的情况下，整个诺德韦县酒馆里的硬汉们也都把他称作“先生”。在路上遇到他被看做是不祥的征兆。
“他从不向任何人低头，”与他结婚五年的年轻的妻子特里纳回忆说。“他从不关心那些人是谁或有多少人在那儿。他不需要任何人在他身边。”
肯．麦克尔罗伊个子高大，体格健壮，体重265英磅，双臂粗大，前额凹陷，浓眉，满脸的络腮胡子，浑浑噩噩地度过了47年的时光。
他不是一个街头闹事者，他很特别。他会紧紧地注视着你的眼睛或挥动手中的手枪，使你在心灵的深处感到一种恐惧。如果你是他某一天攻击的对象，他就会蹑手蹑脚地靠近你。他无声地盯着你的眼睛，说话时也像在自言自语，令人不寒而栗。 肯．麦克尔罗伊出生在镇外的一个农场。小时候他曾从一辆运干草的车上摔下，脑袋里移植了一块钢片，许多人猜测是否这就是导致他脾气如此古怪的原因。
诺德韦是一个仅有440户居民的小镇，加油站、银行、邮局、酒馆、柏油路一应俱全。还有起伏的草场，成熟的庄稼，红色翅膀的山鸟，肥硕的耕牛，风车及筒仓，一派田园风光。
肯．麦克尔罗伊打破了这种乡村的宁静。因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今日的小镇居民可以带着毫无保留的解脱来回忆他过去所做的一切。然而，他带给人们的恐惧还在以一种新的、预想不到的形式留在人们的心底。
去年6月26日，也就是被证明有罪的当天，出现在B&G酒馆里的肯．麦克尔罗伊明显地闷闷不乐。“我从13岁开始就跟检查官打交道，今天我他妈的都快50了，”他对着啤酒低声抱怨，“这是我头一次失手。”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镇上的人们也在思忖为什么他一直会在B&G小酒馆或其他别的地方出没，而没有像人们从他13岁起就希望的那样待在牢房里。 这一次又是这样，他交了四万美元的保证金后被免于处罚，消息震惊了镇上的居民。不管是不是作了保证，反正他是趾高气扬地走进B&G酒馆，带着一只上了刺刀的M-1步枪。
“这已是老生常谈了，”欧内斯特．伯文坎普的妻子洛伊丝．伯文坎普说，“警察抓住了他，法院把他放了。”72岁的老杂货店主伯文坎普被镇上的人们友好地称为伯。麦克尔罗伊一枪打在了他的脖子上，所幸保住了命，不久又可以重新干活了。
麦克尔罗伊因携带枪支而被撤销保释。在6月10日为此而举行的听证会当天，约60名镇上的人聚集到了镇中心。他们认为人多势重，集体会给法官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还考虑到要一起去法院，因为在麦克尔罗伊仍自由的情况下，独自行动是不明智的。
可是当他们到了镇上的时候，才知道听证会已经被推迟了，众人对此感到很恼火。之后他们集中到退伍军人协会，邀请县里的行政司法长官和他们一起商讨如何躲避身边的危险以保护自己。
讨论正在进行当中就有人跑进来，捎口信说“麦克尔罗伊正在镇上”。以往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纷纷躲开，但这次情况不同。这些人大步走进B&G酒馆，等麦克尔罗伊喝完杯中的啤酒，和他一起走出门。他们无声地注视着他走进车里。突然，有人向他开了枪，至少有三颗子弹射中了他的脑袋。
此时，一种新的恐惧笼罩在人们的心里：刚刚经受了因法律执行无效而带来的担心与害怕，现在又要面对法律的审查了。人群里没有一个人愿意说出到底是谁打死了他。
特里纳当时和麦克尔罗伊在一起，她告诉角落里的一个陪审员她看到是谁开的枪并说出了他的名字。然而，陪审团最后的结论是麦克尔罗伊是被“一个或多个不知名的人”打死的。现在，来自另外一个镇的一个大陪审团将着手调查这件事。
特里纳不是麦克尔罗伊的第一个妻子，而是第四个。他共生了15个孩子，
其中三个是他和特里纳所生。当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已经一岁的时候，两人结了婚，当时特里纳才17岁。用法官的话说，他们的结合值得“怀疑”，镇上人对这件事也有说辞。
法官曾判麦克尔罗伊对特里纳犯有强奸罪，特里纳予以否认，称他们是自愿结合的。他当时已经有了妻子，特里纳也需要争得父母的同意，事实是他们拒绝了。
在强奸案开庭审理的前几天，发生了四件事。一是肯和原来的妻子离了婚；二是特里纳的父母的一间房子被烧毁；三是特里纳的父母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四是他们到另一个县办理了结婚手续。
至此特里纳已不可能做不利于麦克尔罗伊的证明，强奸案也被搁置下来。
麦克尔罗伊之所以能长期带罪逍遥法外，就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出来指证他的罪行。照他的律师的话说，因“缺乏证据”他多次被拘捕后又被释放，到底有多少次连他都记不住了。
他因偷牲口、威胁他人、骚扰未成年人、纵火等多种罪行受到指控，但证人总是想办法躲开。一次他需要被证实开枪打一名农场主，可证人们提供的情况根本就对不上，结果他被无罪释放。 因此一直到他开枪打伤了伯文坎普才最后被证实犯了罪。 “他一直在恐吓我们，”伯的妻子洛伊丝说，“你不知道有多可怕。我和邻居们在夜里只能轮班睡觉。在判决前，他就晚上开着车来坐在那儿，偶尔胡乱地开一枪。我们都认识他，都知道他名声不好。真是太吓人了。” 你从不会料到什么样的小事就会惹恼麦克尔罗伊。因为伯文坎普店里的一个伙计要求他的女儿放回没有付钱的糖块，他便冲伯开了枪；而照他的话说是因为伯告发他的女儿抢劫了商店。好像打伤伯还不满足，他又对前去医院看望伯的牧师施发淫威，对他进行威胁。 每当麦克尔罗伊开车疯狂地驶进小镇的时候(他的妻子一般在第二辆车上，有时还跟着第三车辆)，人们纷纷躲开，倒不完全是为自身的安全着想，而是怕看到他干了什么坏事，日后不得不去出庭作证。 对死去的肯．麦克尔罗伊说句公平话，确实是人们怀疑县里发生的每一个案件都与他有关。
尤其是偷窃。诺德韦县上一年发生的偷牛事件在整个密苏里州是最多的，是其他县的六倍。农场主们都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同时也意识到麦克尔罗伊口袋里的钱总是塞得满满的。他住在一个小农场，不可能赢得任何农业大奖，这么多钱从哪里来？他曾说自己是做古董生意，对此大家虽没当面问过，但也禁不住猜想：古董是从哪儿来的？ 还是钱的问题。麦克尔罗伊是用现金买的几辆车，用现金支付律师费。他曾在B&G酒馆掏出8千美金并对服务员说：“如果这不够，我家里还有满满一箱子呢。”他曾从一叠钞票中抽出一张100美元的对洛伊丝．伯文坎普说，如果她能做到在街上用鞭子抽打特里纳，这100美元就是她的了。
如今麦克尔罗伊早已进了坟墓，镇上的人们静观偷牛的问题会怎样解决。
麦克尔罗伊被杀事件彻底震撼了这片乡村的土地。当地的人们不想谈论凶手可能是谁；他们一点儿也不想谈论这个“事件”，即使彼此之间也不提起。
“我们想做的就是回去干我们的老本行，专心于我们自己的生计，”洛伊丝．伯文坎普说。
8年的时间里，朱尔斯．劳一直行进在国内僻静的公路上，寻找没有人报道过的事情，用他自己独有的声音将它们讲述出来。他的个人专栏“在美国的别处”每周两次刊登他写的东西，每篇长600字。开始时他经常写750字，但发现栏目编辑总要将文章的最后一两段删掉，而他本人又想保留结尾，所以后来他就将文章缩短。
劳所做的一切并不简单，他时刻都在抢夺素材。卡尔文．瑞林为《纽约客》杂志撰写同样题材的报道。当两人碰巧同时在纽约的时候(这种机会很少)，便约在午餐的时候见面交换看法：这件事太复杂，用600字写不完，所以你可以拿走，瑞林；这个题材的篇幅不适合《纽约客》上用，那么就留给你吧，朱尔斯。
“我记得有一次是在落基山脉的西麓，小镇的名字应该是叫玫瑰山，”劳回忆道，“那天我需要为栏目写一篇东西，但没有内容。后来，车开到一个加油站，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一位正在打气的老人，大约六七十岁。这事看上去有点儿不平常，但又不是那么不平常。不过因为我当时什么办法也没有了，于是便过去对他说：‘我正在找一个人。请问这镇上最好的人是谁？’他说：‘你说的是不是那位老师，某某小姐？’我说：‘就是她。那么为什么她是最好的人？’他说：‘噢，每个人都认为她是镇上最好的人。’”
“我找到了她。她看上去斯文大方，教二年级的学生。学生们走出教室来到院子里，唱着‘无际的天空美丽动人’，她就教他们向上指——那就是美丽的天空。孩子们唱‘紫色的山峦’，唱‘金色的麦浪’，边唱边用手指着，于是，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就是上帝赋与美国的所有一切。”
“随后她谈了如何教孩子以及如何使他们脱掉脚上的鞋。一位当地人出钱为她的教室铺上了地毯，因此孩子们都可以不用穿鞋。她记得小时候大家都喜欢光脚，所以现在就来满足这些孩子的愿望。”
8年的时间劳里走遍每一个小镇，寻找最好的或最有趣的或最难以描述的人物，劳感到精疲力竭。“我都快发疯了，”他说。因此他辞掉了专栏的工作，休了一次长假，回来后加入到美联社，再也不用应对每周两次的专栏写作。
关于肯．麦克尔罗伊的报道是劳回来后写的第一篇报道。之前他看到过有关此次枪杀事件的简短消息，内容不多，只是事情的梗概。“本案没有目击证人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怎么可能呢？于是我就到那儿去了。”
镇上的人和他谈了很多，因为——好吧，可能下面的话留给朱尔斯自己说会更好。
“我想我比现场的记者挖掘得更多。现场的记者只寻找一两件事，我不知道我要找的是什么。所以我就找人交谈，只是聊天，不管和谁，即使是像麦克尔罗伊的妻子那样有理由憎恨记者走进她生活的人。我向她询问一些其他的事情，最近过得怎样，如何应对目前的一切等等。你愿意和我谈谈这件案子吗？一般情况下他们都表示拒绝，然后我就问：‘那么，为什么不愿意呢？’结果他们就会告诉我过去从没对人说过的事。并不是他们不想说，而是因为没有人追问过他们。”
“杂货店主伯文坎普和妻子也不想与我交谈，他们说：‘看，这事已经结束了，我们不想再谈论了。’不过伯最后看出我不是让人害怕的人。我又回去找过他两三次，他对我说：‘你应当去找某某谈谈。’‘你想找人谈话吗？去找某某吧。’这样我总有不小的收获。我会回来告诉他：‘你说的那个人非常有意思。他告诉我麦克尔罗伊过去怎么样偷古董或别的东西，’然后我就问他能不能再给我介绍另外一个人。就这样我和他逐渐熟悉起来，由他引导我找什么样的人去交谈。到最后，麦克尔罗伊的妻子也开口说话了。”
麦克尔罗伊的妻子确实告诉了劳她认为是凶手的那个人的名字，但劳没有在报道中提到。“我不能确定她说得对不对。不过我之所以没提，主要是因为法律方面的原因，我不敢指证一个自己不确定的人。”
劳不认为自己是个作家。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母亲文学造诣很深，与作家奥康纳过往甚密。少年时劳就阅读南方作家福克纳的作品。“我暗自想：‘我绝不可能写出这么好的书，但我可以在报道方面胜人一筹，因为这是可以学的。’我一直认为作家是天生的，但写报道是学来的。我就下决心要干这一行。”
他采用观察鸟的方法“以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善于观察的人。只知道一只鸟是红翅膀远远不够，还要了解更多东西以便可以将它与其他鸟进行区别。”
当他去报道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将全部精力投入进去。“在每一篇报道中，不管篇幅有多长我都要讲清一些东西。我总感觉应该向读者交待清楚我在什么地方，或我在和谁交谈。”他还认为有责任向读者讲述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故事，因此他就在采访时紧追不放。当然了，是有分寸的。
他记得有一次长途跋涉到俄勒冈去采访一位为《观鸟者文摘》撰稿的妇女。当问到她如何成为了一名观鸟者时，她避开了这个问题，但劳却紧追不舍。
“我爸爸、妈妈都是观鸟者。”
劳对这个回答仍不满意。
“在我六岁的时候，爸爸送了我一个双筒望远镜。”
最后劳问：“你为什么能坚持下来？你才六岁，可以去跑，去爬树，去玩玩具等等，可为什么能坚持不断地观鸟呢？”
“因为他们告诉我我会失明。”
原来是这样。
“我因为眼睛有问题，之前从没见到过红毛边的红眼雀。”
为什么你想看到那种鸟？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我想继续活下去，在眼睛瞎掉之前看到那种鸟。所以我一直坚持不懈地寻找，一直没看到。直到最后，终于发现了一只。我的眼睛也没有瞎掉。”
采访过后，劳完成了一篇报道。
在美联社工作39年后，劳退了职。如今新闻业的众多变化很令他欣喜，比如手提电脑的使用。多少年里，他都是在遥远的地方通过不稳定的电话线将要报道的内容传送给办公室里的助手，当时如果有电脑可就帮大忙了。
对总想出名的记者劳有些看不上眼。“我的名字曾出现在60多万张报纸上，但我真的很珍惜我的匿名。许多人读到过我的名字，我也收到过无数圣诞贺卡一类的东西，但我仍然可以完全不被人所知地走进小镇里。”他没有回去工作的打算。但如果回去，他知道有一篇报道他可以写——这篇报道他一直保存在裤兜里，以防手头实在没有东西可写的时候用。
“从纽约到落基山脉的每一个小镇，不管大小，都有一个咖啡店，早晨大家都到那里去喝咖啡。镇上的人三五成群地在那里会面。四周一片宁静，只有偶尔发出的咖啡杯与银器的碰撞声和翻阅报纸的声音。坐在那儿，每个人使自己的生活变得井然有条，紊乱的思绪得到梳理，为一天的生活做好准备……
“但我从来没把这个写出来，因为我知道任何时候想写都可以。”
细节是金
〓〓勒内．卡蓬认为朱尔斯是他见过的最好的记者。“他的眼睛众不同，”卡蓬说。朱尔斯善于观察，凡是看到的东西他都描述下来。他还自有一套提问题的方法，“他得到的答案越直接，他就越要问更深入的问题。”
卡蓬是美联社最著名的撰稿人，他的专著《词汇》一直是有关用词的最好的指导手册之一。但如果谈到报道与撰稿哪个更重要，他会毫不犹豫地阐明自己的想法：“报道是好作
品的精髓。一个报道得精彩的故事，即使是用很平常的手法写出来，也要比只讲究文法与用词的东西有趣得多。潜词造句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真正使作品生辉的是报道的内容。”
首先，好的报道是将焦点对准事件本身。如果你要调查一个农村小镇贫穷落后的状况，你可以从村子几百名穷人中挑选一位专访，但难的是要找到合适的人选。
美联社记者索尔．派特是一位普利策奖获得者。一次他去衣阿华州采访一位农场主，作为他的专题报道《美国人物》中的一个部分。一周后他宣布已经找到了那位要写的对象。卡蓬满心疑惑：全州农场主无数，派特怎么会花上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找到？
派特说并不是任何一位农场主都合适。他要找的人需要表达力强、不带任何偏见且真实可信。没有一个好的采访对象，光凭借漂亮的文笔不能写出优秀的报道。
同时卡蓬还强调，“好的作品依赖于对细节内容的运用，而不是抽象的。只有记者才能提供这些细节，而编辑是无法办到的。”
细节内容是指一切有形的东西，如房屋、耕牛等等。泰德．安东尼和朱尔斯．劳的笔记本里就记满了这些东西，尽管最终只有一小部分会用在他们的文章里。
“当你作报道的时候，你其实不知道哪些细节的东西是适合用的，”卡蓬说。不过，通过积累事实和细节的内容，可以使文章写起来更容易些；如果你真正认识和了解所报道的对象，写起来就更有权威性。没有必要每一部分都要向专家或他人去求证，所报道的内容也更有可读性。
这些细节的东西使得撰稿人的调色板更加丰富。卡蓬认为，记者应把自己想像为电视纪录片的制作人。试想，摄像镜头全景拍摄了异国情调的豪华住宅后又定格在一间茅草屋上。不需任何文字，制作人通过镜头所展示的一切已表达了许多。记者也可以通过对细节内容的灵巧运用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前提条件是，他(她)的笔记本里必须记录了这些内容。
人物特写（上）
伊娃的礼物
美联社记者海伦．奥尼尔
伊诺斯堡福尔斯，佛蒙特州(美联社)〓如果伊娃．萨格思能做到的话，她要把整个世界都涂成紫色。住的房子是紫色的，枕的枕头是紫色的，开的车也是紫色的。偶尔，她也会
允许别的颜色进入到她的世界里，但那些颜色必须是明亮的，真正的明亮，就像点缀着佛蒙特州乡村的樱桃色的谷仓，在蔚蓝的天空和延绵不尽的绿色山脉映衬下美丽无比。
伊娃轻声笑了。她知道自己最可能拥有的只是一件紫色的长裙，但一位老妇人还是可以有梦想的。
如今她可以看见东西了。
伊娃因患有一种罕见的遗传性角膜疾病，从一生下来就双目失明。她的祖父将这种病传给她，而她又依次传给了她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一年前她收到了生命中一件最伟大的礼物——为她恢复视力的一次手术。
近80年的时间里，伊娃一直是在一个没有颜色的世界里摸索。如今她可以不用扶墙，在养老院灰黄色的走廊里自由穿行；可以身穿一件蓝色和金色相间的长裙洋洋自得地旋转；可以兴奋地看着猫咪听到叫它的名字后懒洋洋地冲她转过身来；可以不时地向镜中偷瞄上几眼，整理一下自己的头发。
“我的视力是上帝赐给的礼物，”伊娃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上帝的礼物已经实现了她最为珍视的梦想——临死之〖HK〗〖GK7！〗前看一眼父母的照片，也使她能够注视到两岁的雷内美丽的深褐色的双眼。雷内四个月大时她也接受了和曾祖母一样的手术。
与伊娃的礼物相伴而来的还有一系列的责任、疑问与忧虑。既然她不再依赖于那根红白色的手杖，她对自己的期待也多了。
她的视力还远没有达到正常，按通常的标准来讲，她依然近乎于失明。但伊娃认为这种看法不免荒唐，毕竟她已经能自豪地大声读出视力测试表上那个最大的字母，或认清一辆车的颜色。
伊娃知道，失明使她远离的不只是光线，还使她失去了判断的能力，譬如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或在墙上的什么位置悬挂照片等，使她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她担心会摔倒，担心会失掉这件礼物并突然间被抛回到黑暗中去，而最为担心的是自己在这个眩目的世界上的位置。
伊娃有些紧张。她在屋子里瞎忙着，拽平身上的衣服，梳拢头发，在被光线拉长了的影子里徘徊着。最后，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出屋门。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伊娃是平生第一次走在小镇上。她脚步缓慢，步态迟疑，目光中时常显露出惊恐与失落。“真让人兴奋，”她快乐地说着，灰蓝色的眼睛在强光的刺激下泛着泪光。
在这里，在小镇上，在她可能遇到熟人的地方，她拒绝佩
戴医生给她的厚厚的黑色眼镜。她想走在这条街上，向邻里点头示意，将她的微笑与问候带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但每迈出一步都会给她带来困惑。 伊娃不明白商店的门外为什么悬挂这么多精心装饰的横幅。是的，看上去的确很美，不过难道不是因为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吗，比如说游行或节日？店主肯定不会只为好看才这么挂。“肯定是有原因的，”她总结说。
服装店也很诱人，但屋外却有三层木板台阶。台阶对于伊娃来说是一种危险，它们在她面前旋转开来成为模糊一片的交叉线。她搞不清楚这些台阶到底有多高，之间的距离有多大。她有些想念她的拐杖了。
在一家儿童商店的橱窗里，伊娃的双眼落在一张的海报上。她在临近加拿大边界的一个偏僻的农场里长大，接触到的熊都是野生的。她不懂这只长着可爱的大肚皮的肥圆的小家伙是怎样做出来的。一脸困惑不解的样子，她继续向前走。 一辆黄色赛车在红灯处带着尖锐刺耳的声音刹住，音响里的声音大得可以把地面震动。“就像个乐队，”伊娃自言自语着，向车里的两名年轻人投去灿烂的微笑。他们的目光向她这边扫来，带着厌烦与倨傲。伊娃感到一阵震颤——她还不习惯陌生人脸上的变换的表情。
年轻人加大油门把车开走了，几分钟后又返了回来。伊娃又向他们投去微笑。
伊娃生长在尚普兰湖上一个名叫艾尔拉莫特的小岛上，
岛上布满庄稼地与苹果园，那种美丽是年少的她只能通过感觉去体会的。
伊娃不需要用眼睛看就能找到自家那间褐色的农舍，在那里父母养育了他们14个孩子。岸边的气息、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以及对道路的感觉使她感受到自己回家了。
“真是太美妙了，”她一边说一边用双眼印证着长久以来停留在脑海中的记忆。 这是她多年来第一次回家。如今，比起亲眼所见的景色，记忆的力量显得更为强大：姐妹们戏弄她害怕奶牛的笑声、母亲手把手教她烘烤甜饼时温柔的触摸、父亲将她不能够去上学读书的消息告诉她时充满忧虑的嗓音，一切都历历在目。
伊娃的家境很不好。父亲在别人的农场里干活，为别人的奶牛挤奶。她帮着干一些活，放牛、捡山莓，在兄弟姐妹都去上学时将地板擦洗干净。她在家排行第六，只有她生下来就看不见东西。
“爸爸保护着我，”伊娃说，“他不让我离开家，不许我有任何男性朋友。”
父亲死后，母亲带领全家搬到7英里外靠近加拿大边界的一个名叫奥尔堡的小镇上。某日伊娃遇到了来送木材的沃德。 伊娃说他们的结合纯粹是出于方便：她需要有人照顾自己，而沃德刚刚盖起了一所房子。他们共同生活了30年，生养了劳伦斯和莎莉两个孩子。孩子七岁时相继去了波士顿的失明儿童寄宿学校，在那以后伊娃就很少再与他们有联
系。 如今，劳伦斯的女儿米歇尔．威拉德与丈夫肖恩及他们的两个女儿——四岁的丹妮尔和两岁的雷内——住在伊娃的老房子里。
米歇尔同时继承了祖母顽强的性格与失明的双眼，是她力劝伊娃在78岁高龄的时候接受了角膜移植手术。这种手术相对来讲不算复杂，也已经被采用过多年，但并没有人对伊娃说过这些，开始时她心里很害怕。是小雷内使她有了信心：如果一个婴儿的双眼可以向这个世界打开，为什么她的曾祖母就不行呢？
伊娃对雷内着了迷。她跟随着这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到处走，捕捉她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眼神。“看她有多可爱。”伊娃将小雷内搂在怀里，第一次联想到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年龄时是个什么样子。
雷内的双眼是最吸引伊娃的地方，像一对漂亮的褐色纽扣。出生后几个月，她的角膜——盖住虹膜和瞳孔的部分——开始迅速变为暗淡的灰色。全家人开始诅咒世界的不公平。医学上称这种失明为先天性角膜营养不良，医生说这种情况很罕见。
在厨房里，伊娃和米歇尔谈论着这个孩子，谈论着她将来可能会有的机遇，谈论着她们自己的眼睛以及这种影响了家里几代人的劣种基因。
米歇尔为自己的父亲——伊娃的儿子劳伦斯——拍摄了许多照片。照片上的他强壮、英俊，双眼扭曲，面带羞怯的笑容。伊娃悲伤地凝视着这些照片。看到自己孩子的模样，
她内心不觉产生一种犯罪感。
“祖母，爸爸生前也有过快乐的时光，”米歇尔劝慰道。
伊娃摇摇头。她担忧自己没有尽好一个母亲的责任，担忧这就是为什么莎莉会不到40岁就去世了，而劳伦斯在43岁时以自杀的方式了断了自己的生命。
劳伦斯是在复明手术后7年自杀的。全家人一直在想，他选择死亡是否是因为无法应对生活中的一切。有些人就是因为突然复明后备感无助，最终做出如此选择的。
伊娃对于一些不愿谈起的生活细节已记不清楚了。70年代早期她离开沃德后，在北卡罗来纳一个盲人疗养院生活了20多年，在那里她学会了盲文、打字和编织，并与在此居住的盲人弗雷德里克．苏格思结婚，婚礼后不久他就患癌症去世了。
1995年伊娃的姐妹们为她支付了返回伟蒙特州的车票。两年后米歇尔开始带她去见威廉姆．艾克那医生。
护士们与伊娃开玩笑，讲述在为她除去眼上的绷带时她如何将“深情的目光”投向了艾克纳医生。事实上，她只记得当时感到一阵强烈光线的刺激，比她想像中的还要明亮。 “日光”，她心中暗想，“那么这就是它的样子了。”
强烈的光线逐渐变弱，东西的形状显现出来，展现在面前的是一个比她想像中更为凌乱的世界。两只眼睛的手术时间相隔六个月，一只在1997年7月，另一只在1998年1月，每次手术持续约一个小时。在手术中，艾克纳医生把眼中的坏角膜除去，植入从角膜库中取出的新角膜。他描述这
就好比是换玻璃窗，把已经变黑的拿掉，重新安上明亮的。 手术后伊娃在医院中过了一夜，然后就被送回到了疗养院。独自在房间里，各种的情感与色彩在脑海中不停地涌现。我不再是个残废人了，她对自己说，我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看到东西了。
可是什么是正常？这就是其他人所说的世界，各种的门、窗、色彩与车辆交杂在一起的混乱局面？伊娃手中没有任何的指导手册，也没有人给她任何的建议。
但是伊娃清楚地知道应该怎样做。她跪在床头的十字架前真心地祈祷了一番，然后取出父母的照片，凝视了很久，很久。父亲看上去比她想像中要消瘦，而母亲却要健壮一些。
自己的影像是所有形象当中最具诱惑力的。她手拿一面镜子，仔细地审视自己的面孔，拢一拢柔软的棕色卷发，纤细的手指划过微笑的嘴唇，轻柔地抚摸一下面颊。她很喜欢自己的模样，只是皱纹多了些。“手术前我的皮肤比现在要光滑”，她说。
伊娃对恢复视力后的生活能应对得如此坦然，连艾克纳医生都感惊奇。检察显示她原来是完全的失明，不能辨别光明与黑暗，而现在如果字母足够大她就能辨认出来。
伊娃说因为原来学过盲文，所以现在要掌握字母并不难。判断距离感是比较困难的。她不明白前方与后方的意思，还曾被自己在阳光下不断改变的身影吓得不轻。 从自己房间的窗户望出去，伊娃可以看到对面的一条河和一个农场，但她搞不清楚自己离它们有多远。她可以看到
田野里的奶牛，却数不清楚是100头还是500头。
伊娃清楚这些可能是她永远也不会搞明白的事情，但她表示不会放在心上。“我只去看我能看到的一切，对已经失去的东西不再关心。”
她整日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凝视着那条河和自己的照片，报时钟会提醒她什么时候吃午餐，什么时候玩牌，什么时候该做弥撒。
伊娃渴望得到一本字足够大的《圣经》；渴望去好莱坞，一睹明星们的风采，尤其是那位最迷人的多莉．帕顿；渴望见到一只小老鼠的模样。已经看到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她说可以欣慰地合上眼去死了。她做好了到天堂去见父母的准备。
“你怎么知道有天堂？”坐在养老院的凳子上谈论上帝的礼物时，一位老人这样问伊娃。“你看不到天堂。你看不到上帝。”
“但是我能看到上帝创造的一切，”伊娃答道。
她打了一声响指，向院里的宠物狗屈下身子。这是一条比利时牧羊狗。“来，美人儿，”她冲它喊着，“到这儿来，美人儿。”
那只又老又瘸还有点儿瞎的叫“美人儿”的狗拖着步子挪到她身边，用鼻子蹭她的手。
人物特写（下）
米歇尔．威拉德不明白怎么会有人想报道她的祖母。对于她来说，伊娃是一个自私、惹人怨恨的老妇人，她没有能力应对生活，不珍惜她所得到的那份珍贵的礼物——视力。
但是海伦．奥尼尔却打定了主意。她深信，对于一个先天失明、而突然间又得到了视力的80岁的老人来说，她的身上一定蕴藏着一个伟大的故事。尽管她知道伊娃不会是一个健谈的对象，她几乎没怎么受过教育，尽管当她第一次给伊娃打电话时，这位老人只是一味地
抱怨自己的孤独与无助，但奥尼尔还是对此事坚定不移。
“我记得打电话时心里就想：‘噢，上帝啊’。我知道其他记者一定也这么想过，因为曾有其他人给她打过电话，但最终都没有做成报道，因为她的语言表达能力实在是太差了。可是要知道，所有的一切就摆在那儿，她对周围的世界有那么多的想法。”奥尼尔说，挑战就在于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使她将自己的思想倾泻出来。
奥尼尔是在一次婚礼上和朋友聊天时听说伊娃的事情的。她们谈到了这位老人和她新恢复的视力。“我只是一个爱闲谈的人，”奥尼尔说，“我不是有意识地做什么事，不过每当有人说到什么，我就会想：‘这是一个不错的报道题材。’”
不过当她想到伊娃的事情后，便意识到自己有关失明及视力的知识太少，不能够对伊娃这种有着独特经历的对象进行有针对性的采访。
她联系了几家盲人机构，试图找到其他突然间恢复了视力的人；她阅读了多本有关失明的书，并在网络上查询相关资料。
调查过程中奥尼尔结识了在美国盲人协会任职的梅勒妮．布鲁森。布鲁森终生失明，嫁给了一人靠眼睛吃饭的人——一名摄影师。她们在一起进行了长谈。摄影师试图向她讲解颜色、空间、透视等概念，但无论布鲁森如何努力，她始终不能真正搞明白。“她需要先用身体去‘感觉’某种东西，然后才能形成概念，”奥尼尔说。
布鲁森的名字没有在奥尼尔的报道中出现，但她为这次报道的成形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从这位失明妇女身上得到的启迪，奥尼尔就做不到将自己涉身处地的摆在伊娃的位置上，去体会一个突然间产生了第五种感觉的女人的感受。
这一点尤为重要：奥尼尔如此紧密地靠近她的报道对象，以至于能看清他(她)们皮肤上的毛孔。一名年轻的女科学家因手指触摸了一滴水银后惊恐而死；一名妇女曾准确无误地指证出强奸了自己的罪犯，可数年后DNA检测却证实她的说法是错误的；一位政治家高位截瘫，脑袋是放置在一个毫无用处的躯干上……奥尼尔是怀着深深的同情与理解来写这些人物的，每次的报道过程都煞费苦心。
到达佛蒙特州时，奥尼尔看到伊娃正坐在养老院简陋的房间里，目光不时地扫向她父母的一张照片及窗外远处的一片田野。
“对我触动最深的是她的孤独，”奥尼尔说，“那么真实又那么纯粹。毫无疑问，她所得到的珍贵礼物并没有帮她解决最大的问题，她仍像从前那样不快乐。她的视力并没有好得让她可以单独走出去，再者说，她也无处可去。小镇离此地太远，她也没有钱可用。她不停地说生命中再也没有什么可牵挂的，只想尽快死去。”
奥尼尔陪伴了伊娃好几天，带她出去吃午饭，陪她在镇上闲逛，观察她对人的表情、商店的橱窗、路边的台阶等事物的反应。她从伊娃脸上看到了喜悦，但也看到了恐慌：她对未知的一切感到害怕，念念不忘早已习惯了的黑暗世界。
奥尼尔带着伊娃回了趟那座她曾居住过的小岛，开车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奥尼尔发现，从来没有见到过家是什么模样的伊娃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回家的路。可是到家后，她只是紧张地笑着，要求回到养老院去。
慢慢的伊娃的谈话多起来。她喜欢上了和奥尼尔一同采访的摄影师托尼．塔伯特。“他把她当作有史以来采访过的最重要的人物，”奥尼尔回忆道，“他使她感觉自己像个明星，她很高兴。这样她也就对我更无话不谈。”
塔伯特这样说：“有时我能作为记者与被采访者之间的一座桥梁，有时我可以帮助记者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观察对方。”
奥尼尔去见了伊娃的孙女米歇尔，更多地了解了伊娃的生活，她女儿的死以及儿子的自杀。伊娃多年前就与她的丈夫住在这所房子里。第二天她开车带伊娃去了米歇尔的家，在那里伊娃更多地谈了一些她生活中的不幸遭遇。
奥尼尔并不会在采访前准备一大堆的问题。“有时我会事先写好几个采访中要问的重点问题，尤其是比较敏感的话题，但内容很少，只在本上草草地记几笔，”她说，“除此之外，就任其发展。我其实是在和对方谈话，而不是在采访。”
奥尼尔努力控制谈话的时间。“我想人一般只能交谈有限的一段时间，因为太耗精力。因此我想如果是出去吃饭或去什么地方或干点儿什么，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我喜欢在对方的家里开始或结束谈话，因为我喜欢看到他(她)们在家里的样子，而且这样的谈话也会使你对自己有所展示，尤其是当谈论到生活中熟悉的话题时，因此你必须准备好将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讲出来给对方听。”
奥尼尔并不期望提出的每个问题都得到解答。“这次谈话过程中我就问了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伊娃说：‘我不想回答。我拒绝谈论这件事。’事实上她曾两次对我说这样的话。我认为可以用处理其他事情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跟着自己的直觉走。该道歉的时候要道歉，但同时也要问一些深入的私人问题。这就是处理好这类问题的另一种途径。你的笔记本里记录着要问的问题，你没有问，因为担心会使对方感到不安。因此只得想办法问出来。”
每天和伊娃分手后，奥尼尔就要做一些记录，“不会太长，大多只是脑字里的一些想法，与报道的内容无关，而是我观察到的一些事情。只是一些小事，以便我能记住，以便日后我能将自己再带回到那个场景中去。有时我会让谈话者录一段话下来，不是录制采访的全过程，因为我想记住他(她)们的声音。如果他(她)们说点儿什么，即使是读一段文字，留下来的声音就会使我想起当时和他(她)们一起坐在屋子里的情景。”
她并不忙着记录被采访者说的每一句话。事实上，她在报道文章里很少引用原话。“年轻的记者会在文章中引用许多原话，大多是用来充当补白。但是等成熟后做真正意义上的报道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真正精彩的引语才有用。否则的话，通常可以用其他更好的方式来表达。”填满她的笔记本的，是众多细节内容的描述——某人的衣服的颜色，他端坐的姿态等等，尽管她知道最终被用在文章里的也没有多少。在采访当中她经常会因为专心识别对方的眼睛到底是淡褐色还是棕色而把问题与答案弄混。
奥尼尔在采访过程中从不动笔。“我喜欢让自己沉浸在某件事情中，然后从另一端走出来认真思考后再动笔写。”不过有时她会草草地记下开车时脑袋里闪现出的一个词甚至一段话。伊娃的故事的结尾部分显然是她离开养老院几分钟前看到的老人与狗在一起的情景。“那一幕真是太清晰了，”她说。
奥尼尔知道，和大多数记者相比，她有更充裕的时间去采访，去思考，去写作，但她感觉不到其他更为合适的报道方式。在每一篇报道上费尽心机是她的风格。她经常会和被采访的对象达到心灵深处的碰撞，因此她非常在意他(她)们应以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自己的报道中，以及自己是否真正发掘出了他(她)们内心深处的苦与乐。“我想如果换你来做我这种人物特写，你就必须做到感情全部投入。所写的东西必须真诚与坦率，否则读者会感觉到的，”她说。在报道那位死于汞中毒的女科学家的过程中，死者的丈夫给奥尼尔打来电话，担心不知这件事会以怎样的方式报道。为使他放心，奥尼尔又专程去了趟新罕布什尔州安慰他。
一次奥尼尔报道一个不幸的家庭千辛万苦寻找自己的儿子，最后得知他在一个荒凉的峡谷中坠落而死。奥尼尔陪伴年轻人的父亲长途跋涉到了出事地点。父亲想在儿子头部撞到的那块石头上立一个十字架，但到现场后才发现，儿子是撞死在一颗黄松树上。
“他非常失落，不停地抽泣着，不知如何是好，”奥尼尔回忆道，“我就对他说：‘那为什么不在这颗树上刻一个十字架呢？’”
他照样做了。事后奥尼尔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自己是不是做过了头？最终她认为没有：“在那一刻我只想这是惟一可以向他表达同情的做法。”
在撰写伊娃的故事的过程中奥尼尔没有经历太多的磨难。她在佛蒙特州待了几天，然后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稿件，一稿基本上就清了。文章发表后，她和伊娃都接到无数全国各地打来的电话。在报道中她提到了伊娃非常简单的心愿——得到一本大字号的《圣经》和紫色的床单。如今养老院收到的《圣经》和床单多得只好捐献给当地的慈善机构。
然而最好的回应还是来自于伊娃的孙女米歇尔。
“你的文章为我的祖母描绘了一张美丽的画像，”米歇尔在给奥尼尔的信中写道，“我不得不承认，你与她共处的时间比我这一生都要多。许多东西我都很陌生。今天我把这篇文章读了三遍，现在才发觉我对祖母的了解少得可怜。一生与这个世界相隔离，生活对她来说一定很艰难……多年来我一直在听说关于她的故事——一个悲苦、怀恨、爱惹事生非的女人。我相信这些说法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的同时，也相信祖母一定认为她的一生都是在被这个世界欺骗中度过的。”
奥尼尔花费精力深入了解伊娃的生活，写出的东西使得米歇尔开始欣赏自己的祖母，并打算以后经常去看望她，接纳她到自己的生活中来。
“我想这才是伊娃渴望得到的一切，”奥尼尔说。
即兴采访的艺术
简．方达开口了，而且无话不谈
美联社记者希勒尔．依塔利
纽约(美联社)〓采访安排看上去没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不谈表演问题，不谈私人问题，不要提越南战争的话题。简．方达曾于1972年神秘出访越南，反对美国的侵略战争。——
编者注
今天，简．方达的日程表上只有一项内容。
“你知道，简只谈健身的事，”在通往方达的宾馆房间的电梯里，她手下的一位录像带发行代表笑着说，“不过如果她感觉放松，也会谈些其他的事。你可以让她谈谈泰德〖ZW()泰德(Ted Turner)：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简称CNN)的创史人，爱好养鱼。简．方达是他的第三任妻子，两人于1991年结婚。——编者注或钓鱼什么的。”
脑袋里闪现着泰德．特纳清洗一条漂亮的鲑鱼的样子，电梯带我们到了第36层。方达在门口热情地迎接我们，一一握手后抱歉地说需要先结束另外一个采访。她看上去很忙——接近中午的时候还要帮儿子搬家——不过一幅开心的样子，也很友好。 几分钟后，方达便坐进了一把小扶手椅里，将双腿架在一个玻璃的咖啡桌上。她身穿一件黑色带扣的短外套，一条灰色长裤，金棕色的头发垂落在肩头，手指又细又长，光着双脚，脚趾涂满红色指甲油。 简．方达时年55岁，但自从她1982年掀起健身的热潮至今，其录像带的销售总数已达到1000万的惊人数字，外加
总销售已超过200万的8盘录音带和一本关于健身的畅销书。 新的产品在不断出台，今年秋季又有三盘新的录像带——《简．方达孕妇健身操》、《简．方达健身起步》、《简．方达最佳脂肪燃烧法》将走向市场，这是在以前四盘的基础之上改编而成的。
“许多是与我想打开局面的需要分不开的，”方达谈到她健身背后的动机时说，“我试图像许多女人那样，忘掉自我……我发现自己完全沉浸在那个地方，努力使每个人得到快乐。健身帮助我明确了自己的位置。”
话题很自然地过渡到了表演。用方达的话说，表演使她丧失了自己。工作的紧张使她在每部片子开拍前就感到“轻微的身心交瘁”，这也许是她最终放弃表演的原因。
“就像你还没有真正地进入角色，却已经完全地丢失了自己，”在谈到开拍前几个星期的感受时她说。“非常可怕，绝对的恐怖。我很憎恨自己……等镜头全部拍完，伴随而来的就是可怜的悲伤与忧郁，一种可怕的压抑感。我想许多演员都会有我这种感受。你为其他人活着，被夹在中间，不知道自己是谁。在遇到泰德前我已经决定不再从事表演，我一直就有放弃的念头。”
长久以来，她一门心思扑在健身事业上。她描述如何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制定方案，准备音乐、布景及健身操的内容，使人不由得想起一部故事片的拍摄过程。
制作录像带对于方达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她的第一盘带子教授的内容太过剧烈，因有可能给人体带来危害而受到
指责。今年初她在接受《家庭》杂志的采访时坦白，曾有一度她健身上了瘾，每天要花四个小时在上面。 “
我是个自我强迫的人，”她说，“而且好长一段时间饮食都不好。健身帮助我恢复了正常，但也不是全部靠它。我不得不教会自己保持锻炼的平衡与适度，这一点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的。”
方达承认，20年前她从未想到自己会过现在这样的生活：从事健身，放弃表演，成为一名富商的爱妻。而更有可能的是要么一直从事影视表演，要么去从政。年轻的健身迷们真的难以想像，这位重复喊着“锻炼腿部肌肉”，面容友善的健身教练，竟曾被政府人员拿走通讯录进行复印。
谈到目前的政治观点时她说：“我并不认为自己保守。我已经变得更明智，更富有同情心，更有忍耐力。我已从痛苦的经历中认识到，生活对于每一个白人和黑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是，如果你是个年轻人，关心白人与黑人之间的问题，那就没有错。如果他们不管，谁会来管？得有人站出来消除这种障碍——这就是年轻人的作用，他们具有一种纯粹的理想主义以及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愿望。”
本来是打算听她谈健身的，可往事是不可抗拒的，就像在鼻子底下晃来晃去的一块
巧克力蛋糕。方达表示，她所扮演的最具挑战性的角色通
常与时代相关联。首先是1969年拍摄的《射马记》，当时她正热衷于越战问题；两年后拍的《克鲁特》为她带来了一项学术大奖，并使她第一次接受到了女权主义的教育。
“当时刚刚拍完《太空英雄芭芭丽娜》，一部在政治上有争议的片子，我感到内心很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接演这个引人上钩的角色，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演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就只好这么开始了，”她回忆道。
“我花了数周的时间与应招女郎和拉客妓女们在一起，去过了陈尸所并查看了大量的照片，而当我听到录音带里的声音后，当即哭出声来。事先完全没有准备，而是因为一颗对暴力的受害者深怀同情的心。这对我来说就好比是第一次具体的实例，使我认识到政治实际上就是拿出良心与道德，以便能够用更多的同情去对待周围的人。”
当被问到如何协调个人财富与政治理想的问题时，她说：“如果你感觉挣钱不好，就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放弃它。我非常喜欢挣钱。”
方达说开始时她并不想制作录像带，担心会影响她的演艺生涯。但是后来她改变了主意，因为经常收到各个年龄段的女性写给她的信，感谢她给了她们自信，甚至挽救了她们的生命。
就此又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男性就不会使用她的录像带健身吗？
“他们不这样做，”方达肯定地说。“我曾做过一个带子，比较粗糙。我打算根据高校里男生们的动作制作一盘有氧运动的带子，和各项运动有关的。”但市场调查显示男人们并无兴趣去买这种东西。
“他们觉得这样很傻，把录音打开，老婆孩子在旁边看着，”方达说，“男性一贯的做法是去体育馆。那是运动，集体
性的运动。总体来说这不是我们女性的文化，健身倒更适合我们，我们毕竟只在家里。” 难道女性都是在家里吗？ “许多使用带子的女性都是和孩子一起在家里，孩子也跟她们一起做。” 难道男人就不会和孩子待在家里吗？
“我不是说他们不会待在家里，而是说他们不会在家里跟着录像带做健身。”
特纳怎么样？
“我们俩去不同的体育馆，一起骑车、徒步旅行、滑雪、散步等。我能继续搞健身活动他真是高兴坏了，因为我不用管他要钱了，”她大笑着说。
那么他会跟着带子练习吗？
“他可能会用我一个月后即将出品的那种，但目前还没有。他不做有氧健身，那不是他的事。”
她停下来笑了笑，脸上泛着红晕。
“他有时喜欢拿来看一看，他喜欢看录像带的封面。”
当依塔利决定去采访简．方达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尾随在这位大明星的身后，随她坐飞机在全国各地奔跑或往返于亚特兰大和蒙大拿的家中，没有机会与她的导演、家人或最亲密的朋友交谈。她不愿轻易暴露自己的内心深处。他有的只是一个小时的短暂采访，地点在方达的公共关系助理安排的曼哈顿的一家饭店，他们是急于推销一盘健身录像带。
在人们的想像中，记者总有足够多的时间通过各种方式了解他们的采访对象。而实际上，这种条件实在是太过奢侈了。有些杂志的记者可能会和要写的人待上几个星期的时间进行接触，但大部分记者只得满足于某一天的中午给挤出来的一点时间，而这正是某某电视台的采访和某娱乐报记者的采访之间的短暂空隙。
此类的报道可能会是些肤浅的毫无意义的东西，但也可能不是。即兴采访是有技巧的。依塔利曾采访过作家从诺曼．梅勒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美国作家，曾获一次国家图书奖，两次普利策奖。到洛朗．德．波纳夫洛朗．德．波纳夫(Laurentde Brunhoff)：儿童文学作家，其作品《大象巴巴的故事》风靡法国。，演员从凯瑟琳．赫本、罗宾．威廉姆斯到乐队比古斯比古斯(Bee Gees)：爱尔兰著名摇滚三人组合乐队，活跃于六七十年代。七次获格莱美奖。、索尼克．尤思索尼克．尤思(Sonic Youth)：来自纽约的摇滚三人组合，乐器以吉他为主。。有的还不止一次，虽然他们几乎从未记住过他。
他记得美联社的箸名编辑内特．保罗威克曾对他诉苦道：“我认识许多名人，但他们不认识我。”
“如果你想成为他们的朋友，你就有麻烦了，”依塔利亚说。“至少四分之三的交谈时间还是很愉快的，真的很开心，你从那儿走出来说：‘很高兴谈了这么久。’但别想从他们那里收到圣诞贺卡。如果下次因为什么事再碰到时他们还能记起你，就算你好运了。”
实际上他曾采访过方达，当时她正在拍摄一部电影。4年过去了，这位名星同样没有记住他。“我也装作从没见过她。提以前的事没什么意义，再说我们也没有多么深的私交。”
公共关系助理已经安排好了采访程序：只谈关于健身的话题，不涉及演艺或政治。后来，在通往方达的办公室的电梯上，一名助手做了一个小小的让步：依塔利亚可以不局限于健身录像带的话题，也可以谈一谈她的丈夫特纳，她对钓鱼的热情等等。
问题是依塔利亚并无兴趣写一篇关于鲑鱼或方达的最新企业发展的报道。他设想可以试着让她谈一谈有关电影的话题。如果她这样做，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她不谈，他要么就写一篇名人短讯，要么就什么都不写。
他需要一个突破口。当他采访某演艺界人士时，通常会提到最近看过的一部他(她)不太引人注目的作品。他记得某天很晚的时候采访丹尼．爱罗，当日他正在为自己主演的影片做推广，他在剧中扮演杰克．鲁比，他杀死了行刺约翰．肯尼迪的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可想而知当天他已经就相同的问题被询问了无数遍，人都变得机械了。我走进来和他握了手，说：‘你好，几天前我刚在电视上看了您演的《慢慢打鼓》，’他回答说：‘噢，那是我的第一部影片。’于是我问：‘你认为怎么样？’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来。这些话我可能不会在报道中用到，但他就此开始重新活跃起来，我也就从中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因此，与简．方达分别在咖啡桌的两侧落座后，依塔利便提起他不久前刚看过《月亮就是我们的家》(The Moon’s Our Home)，一部1936年拍摄的喜剧片，由玛格丽特．苏拉雯和简的父亲享利．方达主演。简眼睛一亮。她自己从未看到过这部影片，并当即记下了它的名字。
“过去从来没有人以这种方式开始和她的谈话，”依塔利说。不用提及像《克鲁特》或《朱丽亚》等众人皆知的片名，他同样可显示出他对她的世界非常了解。他确信以此方式可得到比一般“枯燥、固定的回答”多得多的内容。
这一招用在简．方达身上还真灵，后来她打破了公共关系助理立下的每一条规则。
“这些助理都非常可笑。一般来说他们写下的规则都不是演员或作者本人情愿的。他们急于把产品推销出去。简．方达就是一个需要自己来保护自己的例子。”
依塔利发现，一旦你把简．方达的话题引向电影，你就很难使她停下来。这次谈话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电影的，尽管她也谈到了越南战争对她事业的影响。“原以为越战的话题是一个大禁忌，她的助理曾规定不要涉及越战的事。是方达自己提起了这件事。”
依塔利并没有事先准备一连串的问题。和海伦．奥尼尔一样，他几乎从不这样做。“报道中引用的最精彩的原话经常是谈话当中即兴而发的。你必须事先做好充足的准备：深入挖掘对方的作品的思想，话题走到哪儿你就能跟到哪儿……一旦做到了这一点，任何采访结果都不会太糟糕。可谈的内容实在太多了。是否需要事先准备好问题完全看自己的感觉；也许我只知道要问的一两个问题，而希望在谈话过程中引出另外的一两个问题。”
他并不像有些记者那样，把最尖刻的问题留到最后再提出来。“要把它留到合适的时候提。我感觉在采访中要做到的，就是从不要将自己限定于一定的范围内，要时刻准备好应对突然的变化。如果你只是低着脑袋问问题，采访的结果可想而知。或许被采访者会说些什么话而把局面打开，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在采访快结束时就可以这样问：‘顺便提一句，您为什么要离开生活了40年的妻子而和女秘书走到一起呢？’”
当依塔利第一次采访方达的时候，她的侄女刚刚因毒品的问题被逮捕，他必须要就此问题提问。“一般地大家会说：‘看，我知道这个问题你已经被问过了，但我还得提一下。’你应该成为对方的合谋者：‘我知道这件事很愚蠢，不过，你能和我谈一谈你对你侄女的看法吗？’一般来说，对方会很理智地和你说些什么。而且有时如果对方感觉到你体会到了他(她)的尴尬处境，他(就)甚至会对你更交心，就不会对这种问题感到有威胁。”
依塔利还发现，“你的话题离他(她)们的工作越远，他(她)们就越可能对你说假话；离工作越近，越可能是真话。助理们经常就他(她)们的私生活问题撒谎；那些大谈如何爱自己的妻子，而一个星期后又宣布两人正在闹离婚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不过这些人从不曾就他(她)们的工作说假话。我从没碰到有人会不诚实地谈论工作的事情、对工作的感觉、工作的程序或与他(她)的工作主题相关的内容。那是你从他(她)们口中得到实情的时候。当你想打听他(她)们对自己配偶的感觉时，你就要当心了，因为这时他(她)们极有可能不会对你说实话，他(她)们会变得更加自我防范。但是对于工作他(她)们就非常公开，无话不谈。”
依塔利不认为被采访者有什么问题。搞艺术的人通常被认为是比较难对付的。但依塔利看来，只不过是因为他们不愿回答愚蠢的问题而已。在为报道保罗．纽曼而做准备工作时，依塔利看到了一家纽约的报纸上刊登的一篇骂他的文章：“看，保罗．纽曼那家伙又来了；他不会和任何人合作。”但这家报纸同时又转载了一篇有关纽曼新闻发布会的文章：“那是些最空洞、愚蠢的问题，诸如‘你的眼睛真的是蓝色的吗？’‘你怎么保养得这么好？’等等。当然，他把所有这些问题都敷衍过去。因此，在那些记者眼中，纽曼成了不好对付的家伙。”
确实有些采访不好做，比如说采访作家菲利浦．罗思。如果你给他任何一点余地，如果问题有些不明智，他就会抓住把柄不放。不过他这样做是公平的。如果你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他就会解答，而且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解答。作家奈保尔也是因其强硬的作风而闻名，据说多年前他曾把一名美联社记者搞得哭了鼻子。依塔利阅读了他所有的作品，在采访中准确地提出各种问题，不涉及无关的小事。“那次访谈就像一次商务会议……所有提出的问题他都做了精彩的回答。结束的时候他说：‘好啦，还有问题吗？’我说：‘真是太感谢了。’”随后他们握手告别。
因此需要再强调一遍，一切取决于问什么样的问题。
“实际上，一方面可以说他(她)们已经被提问过所有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又可以说他们几乎什么都没被问到过。只是在非常小的范围内的一些问题被反复提出来。他们一来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几乎是机械的了……你所要做的就是做调查。作家可能要比演员好接触些，不过只要了解他(她)们的作品就行了，因为作品会告诉你想要问的问题。这样对于被采访的对象你就有了很大的优势，因为你从作品中对他(她)们有了如此深的了解……他(她)们不了解你，而你了解他(她)们。你可以很快地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尤其对好的艺术家而言，因为他(她)们实际已经通过作品展现了自己，现在只要让他(她)们用语言表达出来就行了。”
依塔利说做采访前的调查研究只是工作的一半，“是出于对被采访者的尊重。另一半就是心理上的准备。和艺术家交谈时有两点应记在心里：首先，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其次，他们和其他任何人都不同。这么说的意思是指他(她)们也是人，也有缺陷，也有矛盾的时候……如果你把他(她)们当偶像看待，采访就不好进行下去。你做得越轻松，他(她)们也就越放松。宽恕他(她)们的错误，但不能忽视。同时，不可欺骗自己说他(她)们只是普通人。所有领域内的艺术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野心，永无休止的野心。我这样说并非贬意。有想写一部巨作的野心是一件好事，但这也会改变与其他人相处的方式。许多人因此被推向一边。”
依塔利说，真正有名的艺术家们“过着与普通人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不去排队，不乘地铁，时时刻刻是人们注意的焦点。他(她)们知道自己所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被记住，被仔细审视。我惟一有此感觉的一次是在自己的婚礼上。名人的生活就像每天都在举行婚礼。”
有这样一些记者，他们不停地刺激那些名人，直到被从饭店里赶出来，然后就把这些写出来。依塔利从不做这种报道。当他采访一名因第一次接受采访而不知如何与媒体打交道的作家时，他觉得自己生出了要保护对方的感觉。他对她说：“你想用点儿时间再说一遍吗？”对简．方达倒没有这种感觉，尽管当他们深入的交谈并没有涉及钓鱼或她的录像带的话题时，她看着他说：“我真的不应该谈这些事。你会帮助我的，对不对？我不想看上去太糟糕。”
他说他会尽力而为，而且他觉得这篇报道写得还算公正。 和那位年轻的作家不同，“简．方达遇到这种情况得有上百次了。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依塔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