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壕战友”判若天渊，杨匏安、罗绮园、向忠发被捕之后

 散 木
        中共党史上，谈起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先驱，有“南陈北李”之说。这是指中共正式成立之前，南下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分别最早开展中共的创建组织工作。此外，还有“南杨北李”之说——这里的“南”，就是南国的广东，而“杨”则指杨匏安（广东省珠海市香炉湾畔，有杨匏安烈士的铜像），“北李”仍指李大钊。
             杨匏安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由“南杨北李”可以想见杨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位广东籍“中共元老”罗绮园也非等闲之辈，他是广东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曾是叱咤风云的农民运动领导人，北伐革命失败后反抗国民党屠杀，参与组织多次武装起义。然而，这两位“元老级人物”被捕后的表现却有天壤之别。若究其被捕原因，更让人感慨万端。 

【品格不同的“同壕战友”】

        杨匏安，广东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市）人，早年考入广州高等学堂附中（即广雅中学）。彼时，继“海通”之后，广东得风气之先，中国思想界的弄潮儿几乎都有广东人的身影。受此影响，杨匏安也接触了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刘）师复、郑太朴等改良派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熏染。他毕业后返乡任教，因揭发校长贪污反遭诬陷下狱，出狱后东渡日本，在横滨半工半读。一定的社会阅历和东瀛思想的开放，使杨匏安转而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1916年回国后，杨匏安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翻译了日本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许多著述，并写成了《马克斯主义》（当时译称）等系列文章，此作与李大钊的名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几乎同时问世，被后人认为是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之一。

        1921年春，杨匏安由谭平山介绍加入广东共产党发起组，此后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了国民党的改组（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秘书、代部长），期间大力发展组织，开展工农运动。（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杨匏安当年“控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用这一关键地位来执行其渗透工作”）1927年中共五大，杨匏安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后因谭平山将杨匏安列为“第三党”成员，杨被撤销职务，留党察看。在大革命失败的处境下，身受冤屈，斗争的条件又异常艰苦，但杨匏安仍表示“公忠不可忘”。他在上海党中央机关默默工作，任劳任怨，当时他的母亲担任机关的掩护，孩子失学，也担任了传递传单和书报等工作。家里每人口袋中只装两毛钱，并且规定平时不得动用，只有在机关暴露或与组织失去联系时才能用于购买食物。

        1930年，杨匏安被捕，在关押了8个月之后，经由组织营救而获释，后被任命为中央农民部副部长。不久，他再次被捕，这一次却事关罗绮园，而且再也没能活着走出监狱。

        罗绮园，广东番禺人，早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攻读文科，期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奉命返回广州从事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5月，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罗绮园当选为常务委员，此后又参加了省港大罢工等。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广东区委改组为中共广东省委，罗绮园任农民部长，后接替瞿秋白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并参加了广州起义（任农军总指挥）。广州起义失败后，罗回到上海工作，1929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主编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不久兼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副部长。1931年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两度担任中宣部部长是罗绮园一生的巅峰，但此后急转直下。令人错愕的是，这位部长竟因“生活作风问题”导致叛徒向敌人告密，中央机关受到破坏。罗本人也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逮捕，连同中共宣传机关的《红旗日报》美生印刷厂也遭破获，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最后，“南杨北李”之一杨匏安在此次事件中壮烈牺牲（李大钊也因叛徒李渤海出卖而被奉系军阀闯入俄国大使馆逮捕、处决），罗绮园却耻辱地死去。 

【罗绮园：“以革命的名义”满足私欲】

        由于某种程度的“先天不足”，中国革命的早期参加者未必都具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和无产阶级的优秀品格，而匆促的革命节奏和复杂的斗争环境更不允许他们从容地改造自身。即使是条件不错的革命者，如果不警惕自身的缺陷，或者因制度、监督的不到位，也可能在大浪淘沙中逐渐变质，成为革命的异己者，甚至成为革命的对象。罗绮园的悲剧，就是起因于生活腐化，引发告密，导致自己及杨匏安等16位同志被捕。

        原来，罗绮园成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之后，就看中了一位身材娇小、面容姣好的女子，但此女子已是中共江苏省委一名干部的妻子。罗绮园借中央机关报《红旗》和《上海报》合并为《红旗日报》之际，强令那位女子“住机关”，即与他以“假夫妻”名义实行同居。关于此事，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在《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中是这样写的：“一位曾受莫斯科训练的共产党员胡某，回国以后被派到共党江苏省委工作。他有一位年轻而又美丽的妻子陈小妹，也是共产党员，被派到江苏省委妇女部工作。他们夫妻二人感情很好，又同在一起工作。可是有一天陈小妹突然接到党中央转来的命令，派她去和中共的另一要员罗绮园‘住机关’（因为罗的住所需要一个女人掩护，表面上装作是他的妻子）。陈小妹接到命令，立即和胡章原商量，二人心里虽不愿意，但是鉴于纪律，不敢违抗，只好忍痛分手……胡某对于‘领导方面’这种‘乱命’非常忿恨，就去找老同学陈绍禹 （王明）商量。陈某却轻声对他说：‘除了向国民党告密，无法救回你的妻子！’……胡某接受陈的建议，向我们求救了。”

        特工头子徐恩曾的这段描述，且不说是否有加工的痕迹，基本事实确实如此。由此看来，罗绮园假公济私，“以革命的名义”满足自己的私欲，结果因自己的“生活作风问题”，让革命翻了大船。这种教训实在深刻，也实在被我们疏忽了很久。徐恩曾的描述，还带出一段另一种味道的“生活作风问题”，即“党内生活作风问题”——王明的上台，就是靠了这种方式。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坚持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而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扶持米夫的爱徒王明担任党的领袖（在选举中央机构时，米夫提名王明、博古等人，并强调共产国际坚决支持他们）。许多与会代表不满这种结果，甚至多人认为选举不符合程序而集体退场，但王明和博古等人最终当选为中央委员（王明还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何孟雄、罗章龙等联名给米夫写信，表示会议非法，选举无效，并要求重新召开紧急会议或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遭到严厉的拒绝和训斥后，罗章龙等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造成了党内的分裂。与此同时，左翼文艺界也发生了分裂，“非常委员会”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中国革命文艺联盟”，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皆为其成员 （即“左联五烈士”）。结果，1月17日，“非常委员会”在东方饭店（以及中山旅社等）召开扩大会议，却被英租界巡捕和国民党便衣警探包围，与会者几乎全部被捕。

        罗章龙后来回忆说：这次逮捕显然是有人告密。究竟是谁告的密呢？要么是叛徒，要么是暗藏在党内、假借敌人之手除去内部异己的高层人物。对此，后人以为：此为中共党史上破坏力极大的案件，实为叛徒所为，不过当时上海租界工部局已有我方特工成员潜伏在内，他们获知了有关情报，并且已经通知了组织，然而对于新上台的王明等人来说，他们正在准备酝酿开除反对者，这条消息不啻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也就故作不知，没有告知反对者（刘晓等有证词）。王明还说他要与中央商量，不让告诉（江苏）省委。其实中央也不知道，消息全烂在王明肚子里了。等到反对者几乎悉数被捕的消息传来后，王明的表情异常镇静，居然说：这是何孟雄等搞分裂、反党反中央的必然结果，正所谓咎由自取。此后，中共上海龙华看守所的秘密支部也奉命拒绝接受被捕者的组织关系，不允其参加支部生活活动，使之抱屈而死。罗章龙后来还更加具体地回忆说：关于此案，“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顾顺章打电话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种说法是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学生与龙华惨案有关，此人叫唐虞，他与王明很要好”。无疑，是“党内生活作风问题”造成了“东方饭店案”。而在徐恩曾的描述中，杨匏安等人被捕也是因此造成，这就不能不让人更加寒心了。   【杨匏安的气节与罗绮园的变节】


        一桩拿不到台面上的“私生活”纠葛，终于掀起了滔天大浪。

        1930年7月下旬，心怀愤懑的胡章原奉命去温州，在开船前的5分钟，他借口上厕所突然跳上岸，向国民党当局告密。这时已不可能让特科的“红队”采取措施了。

        徐恩曾后来得意地写道：“不过，有一点与陈绍禹的原意不符，陈的原意是让胡自己不出面，而是匿名报告罗的住所，同时事先将陈小妹约出来以免同时被捕。但是胡君一想，此事不举则已，一经举发，自己就不能再在共产党内存身，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出头检举了。一天早晨，胡君引导我们到马斯南路一座很豪华的巨宅中，把他的爱妻接出来，并把罗绮园捕获。在另一处地点，又把杨匏安捕获。”另一位国民党“中统”特务黄凯回忆说：“特务们根据胡某提供的线索按图索骥，首先以中共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为目标，第二天清晨，行动组派人会同公共租界总巡捕房西探长罗斯，利用市民倒马桶时间，冲入东有恒路2048号小阁楼杨家，用枪顶住杨匏安的脑袋。当时杨匏安正因肺病二期卧床，他的夫人正预备去火柴厂做工，一群小儿女都是营养不足，还有一位七旬老母。杨被押上车时，儿女牵衣，老母哭抱，统统跪在警车大轮下要与杨先生同生共死。同时被捕的还有住在虹口元芳路的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园及其他中共干部。”

        杨匏安被捕后，黄凯曾假意与之谈话，劝他自首，但遭到拒绝。杨匏安最后说道：“杀了一个杨匏安，杀不尽千万个杨匏安。”无奈之下，黄凯只好亲赴南京，向陈果夫汇报，并建议将杨匏安软禁（杨匏安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时陈果夫为部员）。这时，一同入狱的罗绮园却垂头丧气，精神颓丧得很。杨匏安为了鼓励罗绮园保持革命气节，便在狱中口占《示难友》一诗，与罗绮园及其他狱友共勉，诗云：
    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
    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
    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
    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
        诗中有典故若干，如张俭，系汉朝人物，时宦官侯览的家属依仗权势，在地方作恶多端，张俭毅然上书弹劾，触怒了侯览，但为太学生所敬仰。后来党锢之祸再起，侯览诬陷张俭，朝廷下令通缉，张俭被迫流亡，许多人为收留他而家破人亡，于是张俭只好“望门投止”。显然，杨匏安引经据典，为的是告诫难友要明辨忠奸，然而这对罗绮园已不起作用了——罗既然会因区区“生活问题”不顾道德，难道还会为革命者的气节而丢掉性命么？罗绮园最终写下了自首书。

        国民党达官贵人轮番劝降杨匏安，杨丝毫不为所动，最后蒋介石亲自打电话到监狱，杨匏安却把话筒摔到墙上。这时，就连狱卒都敬佩地称他是“铁人”了。

        杨、罗等被捕后，党组织曾通过宋庆龄、何香凝出面营救（当时还不知道罗绮园已变节），甚至还制订了武装劫车的计划。就在特科准备于杨匏安被解往南京或苏州的途中劫持囚车时—— 一个深夜，杨匏安被秘令就地处决于上海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的草地上。杨匏安就义许多年后，熟悉他的周恩来还经常向自己的同志讲述烈士的动人事迹，并用杨匏安“为官清廉，家境贫寒”的品德教育大家。

        罗绮园虽折节自首，后来竟被国民党弃如敝屣，同样遭到秘密枪杀。   【周恩来说，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杨匏安和罗绮园相继被捕、被杀后，接下来就是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被捕之事了。

        向忠发和另一中共大叛徒顾顺章都是工人出身，因而被当时实际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领导人看好，以为知识分子（如此前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等）毕竟不能很好地领导革命，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和欧洲（苏联）革命的经验出发，他们开始看重领导人的成分，特意从中国工人运动中挑选领导人，向忠发因此进入他们的视野。

        向忠发是破落人家子弟，曾在汉阳兵工厂和轮船公司做学徒，后参加汉冶萍公司工会，活动积极，担任过武汉总工会副委员长，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后由许白昊介绍加入共产党，担任过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武汉总工会委员长等，也为北伐胜利到达长江流域做过相应的策应工作。向忠发去过苏联，曾任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副主席。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他也是主席团成员，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共总书记。然而，向忠发并没有统领全党的能力，实际工作是李立三等做的，“立三路线”受到批评后，因为向忠发是工人，免受处分。不过正如后来他在供词中所说的：此后“我的总书记，只不过虚位而已”——当然，也不能因此完全视之为傀儡。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褒贬历史人物，向忠发还是大有研究空间的，比如他在处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中，也曾有过自己的看法。

        向忠发最终成为大叛徒，蹊跷之处却在于他和罗绮园一样，也是变节后又被敌人杀掉。这曾引起人们的争论：他究竟是不是叛徒？在当事人提供了证据之后，一些疑点已经可以排除，如晚年的邓颖超、陈琮英（任弼时遗孀）曾分别提供证词，证明向忠发确为叛徒。当时陈琮英因向的出卖被捕后，向曾当着敌人对陈说：“你什么都可以讲，他们（指敌人）早知道了，你不要瞒了。”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很快被押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当时熊式辉曾电告庐山的蒋介石，蒋介石却下令就地枪决，这或者是不屑其人，或者是出于借此警示之用心。被捕叛变后的第三天，向忠发便被可怜兮兮地押上了刑场。行刑前，他跪倒在地，苦苦哀求，毫无气节可言。据说当时向忠发还有一个供词，后刊于1933年的《转变》杂志（曾是共产党人的王健民后来在台湾撰写《中国共产党史》，引用了这一文献），这也是他叛变的另一个证据。另据黄慕兰（现名黄定慧）晚年的回忆：向叛变后，她在上海曾与律师陈志皋一同与租界当局的某位法语翻译谈话，对方无意间说：“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个手指头。这个人架子蛮大，但一点没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黄慕兰很快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了潘汉年，两人分析，这个人一定是向忠发，因为向年轻时为了戒赌，曾将左手砍去一指。

        据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回忆：向忠发，这位工人出身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被捕后竟还不如罗绮园，“他被指认出来之后，所表现的‘向敌人投诚’的可怜相，比其他的非无产阶级的战士更精彩十倍”。

        可见，所谓无产阶级的信念和信仰，并不会因为工人身份而天然具备且“至死不变”。无产阶级和工人的出身，只是具备了先天的客观条件，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和优秀的工人阶级素质，还要靠后天养成。而大城市武汉、上海，特别是时为殖民地的上海滩，使中国革命的斗争环境异常复杂和诡异，对共产党人具有足够的挑战性。在取自苏共的不健全的党内制度条件下，一旦信仰和信念出现问题，再加上制度层面缺乏监督，向忠发这位工人出身的领袖便开始逐渐变色，而诱导其变色的动因，往往就是所谓“生活作风问题”——据说向忠发和妓女杨秀贞有染（一说不是妓女，而是向的小老婆），顾顺章此前曾给杨秀贞介绍过一位女佣，这个女佣在顾叛变、向转移后被解雇，但顾顺章终于从这个女佣的线索中寻到了向忠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党组织已经对向发出警告：必须紧急转移。向忠发却贪恋一夜之欢，没有及时转移，终被敌人逮捕。被捕后，他痛快地供出了杨秀贞和陈琮英的住址，以及上海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的中共秘密机关，使陈琮英和中共机要人员张纪恩、张越霞等被捕。向忠发带领特务去抓周恩来、瞿秋白时，却扑了个空。据说当时为了证实向已叛变的消息是否可靠，周恩来还亲自走到小沙渡后的高堤上，看自己住所的窗户有无窗帘拉开的暗号，借此知道敌人是否正在搜查他的住所。


        1967年5月19 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及向忠发叛变一事：“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叛变，（又被）处死，有两处机关（遭到）破坏。”周恩来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向忠发，“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原来那位与向忠发有染的杨氏女子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但在受到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还在为他遮掩。徐恩曾晚年写回忆录，对此大加感叹。据说此前向忠发生活十分腐化，为了满足他的私欲，竟请了一个舞女陪他，为此“曾出了八千元的巨大代价”。徐恩曾回忆说：“为了此事，共产党内部还引起许多牢骚：‘下级同志穷得连饭都吃不起，为什么上级能拿出这许多钱来替向忠发娶姨太太呢？’”

        “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此话一点不假。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