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子嵩：往事旧友欲说还休 - 五柳村文粹 - 歪酷博客 Ycool Blog

　　西南联大只有短短8年， type="text/javascript" src="http://ad2.qianlong.com/cgi-bin/script?acc=13CDEF3833&spc=62&width=300&height=300" language="javascript"> 但是在中国教育史、学术史上，占有独特位置。如果说西南联大留下了什么经验，我会毫不迟疑地说：学术需要自由。———汪子嵩

亲历《围城》

　　我在中学就开始参加学生运动，那时是1939年初，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1940年我加入地下党的时候，已经读过《胡适文 存》、《独秀文存》、邹韬奋的几乎所有作品、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1941年，在所有的高考志愿上，我填的都是西南联大。

　　考上后，从浙江动身，一路坐车搭船，足足走了一个月才到昆明，正如钱钟书《围城》里所描述的艰险路程。我到昆明的时候，已经是新生报到 的最后一天了。我当时报了两个志愿，哲学和历史，到底选哪一个呢？陪我去的同学说，学哲学的人少，你就学哲学吧。我就是这样进入哲学系的。

　　这个时候的联大，民主气氛比较沉寂。1941年暑假后，又有一些地下党员作为新生入学，他们以结交朋友、组织读书小组等方式团结学生， 在1943年的学生会竞选中赢得了领导权，从此由联大学生会公开举办各种民主活动，团结了闻一多、李公朴、罗隆基等进步教授和民主人士，举行各种民主演 讲。

　　我虽然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但没有做公开露面的工作。开始是参加读书小组，读《资本论》，后来印发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刻过蜡纸，印过油印。

　　平日里我是一个规规矩矩上课的学生，也常常和同学、同乡一起泡茶馆、打桥牌，在课堂上认真记笔记，考试往往可以拿到最好的成绩。

一僧、一道、一尼

　　当时哲学系的教授有清华的金岳霖、冯友兰、沈有鼎、王宪钧，北大的汤用彤、贺麟、陈康、郑昕。南开的冯文潜、洪谦当时是外文系的教授， 也在哲学系开课。联大文学院院长由冯友兰先生担任，汤用彤先生任哲学系主任。他们都是1920年前后开始去欧美留学、最早几批在西方专门学习哲学的学者， 在国外接受了严格的训练，又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这个教授阵容，在当时国内大学中无疑是首屈一指的。

　　三位担任院长和系主任的老师各具特色。汤用彤先生矮矮胖胖，一头极短的银发，是佛学专家；冯友兰先生留着一头浓黑的头发，大胡子，长袍 马褂，手上包书的是一块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冯文潜先生瘦瘦小小，留着垂到脑后的灰发，很像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当他们三个人走在一起时，我们做学生的，就 戏称他们是一僧、一道、一尼。

　　冯友兰先生以西方哲学的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史，对中国哲学传统，他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他用西方实在主义的观点讲中国的程朱理学，创立了“新理学”的哲学系统，完成了他以“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为目的的庞大的思想体系。

　　冯先生讲“中国哲学史”，除了本系学生之外，外系学生也慕名来旁听，将一个100多人的大教室挤得满满的。冯先生有些口吃，我们便笑话他说：往往一句话在黑板上已经写完，他的话还没有讲完。

　　联大学生必修的一课是“西洋哲学史”，一直由冯文潜先生主讲。他讲课非常认真负责，把每个哲学家的主要思想都讲得条理清晰，深入浅出。 除了课堂讲授，他还指定我们要读一本英文的《哲学史》教本，写读书笔记，定期交给他。他不但在理论上指出欠缺，纠正英文文法错误，还要我们分别去他家讨论 这些问题。这样的教学方法有点像中国传统的学院学习法，在当时已经少见。

“这本书你是读不懂的”

　　金岳霖先生是清华大学的元老，哲学系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金先生在美国原来是学政治的，得到了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对哲学和逻辑问题发生兴趣，才改行做哲学。

　　金先生当时眼睛有疾，怕光，总是戴着一副墨镜，额上还加一个太阳罩，在教室里讲课也还戴着。他个子高高的，披着一件风衣，总是搬一把椅 子坐在讲台上，面对学生，却总低着头，有时甚至闭上眼睛，一边思考一边讲。讲到得意之处，会站起来在黑板上写几个字，或者向学生提个问题，师生共同讨论起 来。清华重视逻辑，所以讨论和辩论盛行。

　　沈有鼎先生是联大的“怪人”之一：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头发和胡子总是邋邋遢遢，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几个扣子没有扣上，一边走路，一边微笑或喃喃自语。不管是教师和学生，只要向他提个问题，他就拉着你讨论不休。

　　在联大后面的文林街经常可以看到沈先生出现在茶馆或小饭馆里，提着一只小小的破旧箱子，里面装着书和钱。我听人说，沈先生可以出钱请你 喝茶，但只有当他觉得你的意见有意思时，才肯让你吃他买的那碟花生或者瓜子。不管是哪一个系的教授开的课，只要他感兴趣，他就会去旁听，有时还起来发问， 甚至插嘴说，你讲错了，使得教授下不来台。沈是金岳霖的高足，有一次金岳霖讲到一本新出版的数理逻辑专著，沈有鼎站起来说，这本书你是读不懂的。金先生只 是“唔”了一声，不以为忤。

学术需要自由

　　联大的老师们，“为学术而学术”，都是经过了自由的研究，形成了自己自由的思想理论。从哲学系来说，金岳霖先生是主张新实在论的，冯友 兰先生有新理学，贺麟先生则有“新心学”，洪谦先生属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学派。其他各系也如此。中文系教授中既有主张新文学的，也有要维护旧文化的。 教授们以各自不同的风格、理论和思想，自由地进行教学和研究，他们之间，经常有争论，但都不依势压人。

　　当时的联大被称为“民主堡垒”，不仅是学术上的自由，还表现在政治自由上。当时在《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的，很多是联大教授，观点 有左的，也有右的，较多的是被称为“中间路线”的。有些讲得激烈些，有些温和些，尽管各自论点不同，但一旦自由受到了威胁，态度就变得一致了。1945年 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围攻联大校舍，杀害了四名学生，联大教授立即召开全体会议，一致通过支持学生罢课。（这是有名的“一二·一”运动———编者注）

　　当时一次次激烈的学生运动，都是经过学校的默许和教授们的支持的，闻一多等教授在民主广场上大声疾呼：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一二· 一”运动后，清华、北大两校的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和钱瑞升先后发表演说，抨击独裁统治。我曾将他们的演说记录整理、发表在当时刚创刊的《学生报》上。

　　在建国后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联大同学很少有人可以逃脱厄运。当年在学生运动中带头冲锋陷阵的，也逃不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 帽子。其中有人经受了长期屈辱的生活，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含冤去世。我们现在已经是耄耋之年，有时聚会在一起，谈起往事旧友，只能是“欲说还休”了。

　　西南联大只有短短8年，但是在中国教育史、学术史上，占有独特位置。如果说西南联大留下了什么经验，我会毫不迟疑地说：学术需要自由。

　　个人档案：

　　汪子嵩，学者，西南联大1941级学生。

　　浙江杭州人，1921年出生。

　　1945年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从陈康先生学习希腊哲学。

　　1949-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

　　1964-1987年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高级编辑、副主任。曾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研究会理事长。

　　著有《希腊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等，合著有《希腊哲学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