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与军事报道（中）

　　在范长江同志关于军事宣传谈话两天后，陕甘宁边区的战争气氛日益浓烈，胡宗南大军逼近延安，敌机连续飞来疯狂轰炸，大战迫在眉睫。3月13日，清凉山上落了炸弹，新华总社、《解放日报》社窑洞的门窗被摧毁。由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军34个旅，分南、西、北三路向延安推进。在此情况下，我党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

　　3月中旬，新华社人员转移至陕北瓦窑堡的史家畔一带。这儿是根据党中央指示建立起来的一处战备点。在新华社人员撤离延安前三天，范长江就已到达这里，带领一部分编辑和通讯、印刷部门的同志，完成了接替延安出版《解放日报》、播发文字新闻和口语广播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工作。

　　3月19日，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并迅速将战火扩大到了整个陕北。在此情况下，能在瓦窑堡工作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由社长廖承志同志率领总社大部分人员东渡黄河，前往太行山，开辟新的工作点；留在瓦窑堡地区坚持工作的同志，由范长江同志领导，立即撤离，向清涧、石嘴驿方向进发。到达清涧县孙家河村后，留在陕北的人员一部分过黄河去找总社，一部分则去西北野战军前线总司令部，余下的41人，由范长江同志率领，作为党中央机关的一部分，以“四大队”的番号，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

　　这样，从1947年3月到1948年3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新华社的机构一分为二：总社主体在太行，由廖承志、梅益等同志领导，负责新华社的中外文字、口语广播；由范长江领导的“四大队”，留在陕北随党中央行动，负责与总社的新闻通信联络。

　　3月25日，我西北野战军取得撤离延安后的第一个大胜仗———青化砭大捷，歼灭胡宗南第31旅，俘虏敌旅长李纪云以下2500余人。得知这一消息后，范长江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副主席，并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将电头改为“新华社陕北25日电”，还在稿件末尾加上“毛泽东主席致电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祝贺你们取得了首战的伟大胜利”，然后发至总社。总社收到后，于28日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中播出了青化砭大捷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陕北军民的斗志。

　　4月11日，任弼时同志在靖边县青阳岔村外山沟里召开中央纵队全体同志会议，宣布中央纵队对外称“三支队”，新华社小分队叫“四大队”，大队长范长江。

　　新华社的这支工作队，由编辑、翻译、电务和后勤工作人员组成，最初41人。下设3个分队，第一分队为编辑和翻译人员，第二分队为电务和中译人员，第三分队为行政后勤人员。后来，在行军过程中，因工作需要，又陆续调进和调出一些同志。到这年的11月16日，范长江同志向太行总社汇报，“四大队”全队已发展到107人。

　　四大队的主要任务是：（1）抄译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路透、美联、合众等外国通讯社的部分英文电讯，供党中央领导同志及时了解国内外情况。（2）同太行总社保持电台通讯联系，一方面传送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战报和中央领导同志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社论、新闻等各种文稿以及党中央对宣传工作的指示；另一方面向党中央转达太行总社有关宣传报道工作的请示报告。（3）抄收太行总社的文字广播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编辑出版《新闻简报》和《参考消息》（这两种刊物初期是刻蜡纸油印，每期各4000字左右，12月后改为铅印，四开四版），供中央纵队干部阅读。（4）代表总社就近指导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西北野战军记者的报道业务工作。

　　在范长江同志领导下，四大队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与太行总社紧密配合，出色地完成了上述任务。在这期间，新华社的许多重要新闻和著名的社论、评论，都是由四大队电台发到太行，再转发全国的。

　　5月9日，新华社播发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这篇文章的原稿是记者林朗从前线发到四大队，经过范长江修改后，又送周恩来副主席审阅，周副主席认为需要补充修改，提出改写意见，并口述应补充的内容，由编辑赵棣生笔录而成。那天晚上，正是西北野战军向蟠龙发起总攻之时。第二天，捷报传来。改写后的这篇述评最后说：“胡宗南这个‘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常败将军，其一生恶迹，必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而且这也正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王朝将要灭亡的象征。”据后来得到的消息证实，胡宗南本人听到了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出的这篇广播，当时气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只发出了一阵无奈的狂笑。

　　5月14日，陕北军民在安塞县真武洞（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所在地）举行蟠龙战役祝捷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体军民祝贺，并宣布：“党中央、毛主席从撤出延安后，一直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消息由四大队发到新华总社后，在次日播发了这条重要新闻，极大地振奋了军心民心，给予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这个时期，前线捷报频传。新华社播发了四大队发出的许多陕北重要军事新闻。这些稿件，绝大部分都是经过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以及陆定一、胡乔木审阅修改后，由范长江领导的四大队发给总社的，其中不少绝大多数稿件还是由他签发的。工作中，最令范长江难忘的是，转战陕北中党中央领导同志那种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和严谨的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四大队每天要送给中央一大叠抄收到的中外文电讯，全是翻译原稿。从退回的电讯中，可以看到上面都有中央领导同志用毛笔、铅笔画的圈、点、线等各种符号，有的还有批注，说明中央领导同志看这些材料很仔细，而且就靠这些材料及时掌握时局动向和形势变化，并给四大队送来一篇篇社论、评论。其中，陆定一、胡乔木写的最多。他们送到四大队来，每篇都是用钢笔抄写，字迹清楚，标点分明，一笔不苟。许多文章送来后，总是仔细叮嘱，在发往太行总社以及总社播发时，对译发抄编各个环节都要注意把关，包括标点符号，不要出错。

　　有一天，范长江得到通知，要他带上本月×日国民党中央社的一则电讯去见毛主席。范长江来到毛主席的窑洞后，毛主席招呼他坐下后，第一句话就问：“长江同志，你为什么要造谣呢？”范长江听了一愣，不知怎么回答，便说：“请主席批评。”毛主席拿出新华社抄收的美国合众国际社的一则电讯给他看：“你看，这是不是合众社的电报？”范长江接过电报仔细看了看后说：“好像是国民党中央社的报道。”毛主席没说话。他又把带去的中央社的电讯原稿对了对，果然是国民党中央社的。范长江急忙对毛主席说：“主席，我们错了。”毛主席严肃地对范长江说：“如果我们党中央把国民党的报道当作美国的报道来批评，岂不让人笑话吗？”范长江回答说：“是啊，我回去就查这件事，批评责任编辑。”毛主席说：“为什么批评责任编辑，电报上不是明明写有‘范’字吗？”范长江知道毛主席要他负责任，便说：“我应当承担责任，做深刻检查。”毛主席说：“不用你检查，我也有责任。你们发生这类错误不是第一次了，过去我发现后未及时提醒你们，犯了自由主义，才造成今天又发生同样错误，我应该先做自我批评。”毛主席的批评，极大地震动了范长江同志。从此，他对于工作更加勤勤恳恳，并要求大家一起防止错误的发生，采取措施，决不重犯。

　　7月3日，新华社领导廖承志、陈克寒、梅益等同志联名致电范长江。电文说：“3个月来，临时总社在你协助与指导下，渡过难关，完成任务甚为漂亮。今后还盼你与陆公（指陆定一）在政治上方向上给我们更多帮助，尤其：（一）每星期必须给我们政治军事方面宣传要点一次，定一如忙，须你负责向中央请示并电告我们，我们根据这要点来写各种述评。（二）请你就近领导晋绥、西北各总分社。（三）随时留意我们口、文广播稿，并随时提意见。”

　　8月22日，陕北沙家店战役胜利结束，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全歼胡宗南精锐整编36师师部及一个旅，并在常高山以南歼该师另一个旅。同日，四大队随党中央移住佳县朱官寨。

　　转战陕北的四大队当时还有一个主要任务是：代表总社就近指导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西北野战军记者的报道业务工作，解放战争开始后，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记者随军采访，积极投入西北战场的军事报道工作。初期由于前线分社设备简陋，部队活动分散，通讯联络困难，记者下去写的稿件常常要经较长时间才能到达分社，又由于人员变动频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开展工作。因此，战争爆发后最初几个月里的军事报道和评述文章，主要是由范长江领导的四大队派出的记者和留在陕北的总社同志编发和撰写的。

　　从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起，范长江同志始终在党中央身边工作。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极大地教育了他。9月11日，他在写给总社廖承志同志及社委会的汇报信中写道：在写文章的过程中，（中央同志）这种认真与求精的精神，完全推翻了我过去十几年来所认为的最高的‘认真’的标准。一篇社论，一个谈话，一个新闻，往往要改好几遍，甚至重写几遍，其中绝大部分都在任（弼时）、周（恩来）、陆（定一）等详细传阅研究之后，主席又加以一字不苟的修改。我回想过去写文章那种‘大笔一挥’的作风，不觉满身冒汗，实在可怕。这种‘一挥’的作风，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作风。

　　9月2日，范长江报告总社：“晋冀鲁豫5日电太行二分区地方兵团8月27日以‘一部兵力佯攻太谷阳邑’，‘另以大部兵力设伏’等句，有无暴露我军作战机密？希加注意”。这体现了范长江对于新闻报道严守军事秘密问题的重视。因为，总社曾于1947年1月发出关于在报道中不要泄露军事秘密的通知，并作出具体规定，指出：“对每一战役之报道，宜万分谨慎，绝不应战斗结束前轻率报道我军往何方面追击，包围若干敌人等。战斗结束后，报道即力求准确迅速，技术上应精简生动。”还说：“关于军事报道，必须防止单纯军事观点。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记着：新闻报道必须服从于整个革命战争需要。凡是足以泄露我们的秘密，或引起敌人的警觉，或便利敌人得出教训与采取对策者，不论是属于军工建设，或属于战略意图（如每次战役），凡属于部队的番号、组织与装备（如某一单位配备那些武器多少等等），或属于战术创造、战斗教练（如攻城、破堡、越壕堑、平鹿寨等等），或属于战斗技术的发明与现有水平的消息，均应在避免之列。”

　　1948年1月29日，范长江同志致电廖承志同志说：“四大队已成立了研究室，中央决定由范长江兼主任”。研究室的任务在于及时为毛主席、中央军委提供外电新闻资料。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进行决策时，需要研究大量的资料，但当时很难看到报纸，即使能看到《晋绥日报》，也是时隔已久。因此，新华社每天收听的新闻外电就成了了解外界情况的重要渠道，是提供毛主席、中央军委决策的重要参考资料。此外，研究室的另一个任务还要整理材料，通过研究工作，配合宣传报道，指导新闻业务。

　　1948年春，周恩来同志召集党中央机关的全体人员，在杨家沟山顶的小广场上召开大会，宣布党中央转战陕北的历史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为了更便于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向河北省平山县转移。

　　从1947年春至1948年春，范长江同志率领四大队的同志，跟随党中央在陕北转战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期间，大的转移有8次。

　　范长江同志生前在回忆这段日子时说：“我1946年11月随周恩来同志撤退到延安后，暂时分配在清凉山新华总社（包括《解放日报》）工作，由廖承志领导，主要负责人有于光生、艾思奇、陈克寒等。不久，胡宗南进攻延安，毛主席决定主动放弃延安，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坚持在陕北打游击，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组成了不及千人的中央纵队，作为中共中央的工作机关。我被派率领50人左右的新华总社工作人员参加中央纵队，编为第四大队，我任第四大队长。新华总社的其余几百人则由廖承志率领赴太行山地区架设电台，对外广播。主要社论和新闻全由陕北发到太行转播，对外则称‘陕北’电台。这一年多亲眼看到毛主席指挥三四万人，打败胡宗南20余万人。经过我手发表过《毛泽东选集》上的许多重要文件，亲眼看到全国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反攻。虽然经过不少惊涛骇浪，但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这是一生难忘的日子。”

　　3月下旬，由于全国和西北战场的战局有了很大改善，为适应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向河北建屏县（今属平山县）西柏坡转移。范长江同志率四大队随党中央机关一起离开陕北。于4月22日同由太行涉县北上的总社派出的先遣队会合，并成立了一个由范长江、石西民、徐迈进、卢积仓、温济泽、刘祖春、朱世纶、韦明、万启盈等12人组成的筹委会，加速筹备接替太行总社的广播工作。

　　4月24日，范长江、石西民、徐迈进致电廖承志，报告了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并说中央指示我们要大精简，除广播机与发电机工作人员以外，只能有250人，我们正在研究具体办法。另外，筹委会积极寻找住地，在西柏坡附近找到了陈家峪、盖家峪、韩家峪、张胡庄等村作为总社新址。

　　5月20日前后，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21日，廖承志从涉县致电范长江等同志，指出交接工作中的注意事项，其中说：“小广播每周五次，时间、字数不变，《业务通报》逢星期三、星期日发，已发至46号。”这里指的小广播，即是《参考消息》摘要。

　　5月22日，涉县总社的工作最后结束。23日，以范长江为首的筹委会在平山县正式接替了太行总社的各种广播。27日，涉县总社的全部工作人员撤离西戍等村，开始分批北移。他们分别乘汽车、火车，有的乘大车甚至徒步出发，首批人员于6月4日到达建屏县总社新址，6月6日即开始上班。这天，廖承志宣布已到的各部主任均归原职，立即负责开始本部门的工作。

　　6月7日，范长江召开新华总社各部主任联席会议，宣布总社在西柏坡附近的新驻地开展工作。从太行到建屏县，是总社第三次大转移。至此，从延安撤出后新华社的两支队伍，经过长期转战，终于胜利会师了，新华总社又回到了党中央身边。6月10日至12日，在范长江与同志们的努力下，《参考消息》与电讯稿在新驻地恢复出刊。

　　在建屏县，党中央恢复并加强了对新华社的直接领导。6月中旬，周恩来召集廖承志、范长江、梅益、石西民、徐迈进等同志开会。会上，对新华社撤离延安一年多来的工作，既有表扬，又有批评。同时宣布，中央决定，任命胡乔木为新华社总编辑，以后新华社的重要稿件由乔木负责审阅。

　　在中央直接审稿和胡乔木的直接掌握下，这个时期新华社的报道增强了政策性和指导性，报道质量也明显提高。开始转变了新闻零碎、片面的现象，加强了综合报道，开辟了新华社信箱等。各编辑人员处理稿件较前谨慎，同时公布了编辑条例：事实不允许篡改，如有疑问并认为须改动时，必须事前请示。还加强了对各总分社的思想、政治与业务领导，按月对各地来稿作出总结，发出指示也更为迅速及时。这是新华社在业务建设和组织建设上取得的新进步。它保证了新华社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重大战役报道和舆论引导的任务。

　　（作者为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