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海龟留学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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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龟留学记——香港
历史思辨 2010-08-03 08:48:50
即便再过多少年，我们都会记得：1997年7月1日，香港这位留学英国长达155年之久的学子，终于跨越重洋，在中国的南海之滨登陆，迈着沉重稳健的步子，再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尽管历经千辛万苦、尽管也忍辱负重，但是这一只身材健硕的海龟确实承载了更多的财富、知识、管理经验，带回来与祖国其分享、共发展。这一点从香港的外在气质、精神面貌中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出来，走之前香港是那么的矮小饥瘦、羸弱不堪，躲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乃至当时的家长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孩子的存在，回来时的香港却浑身散发着现代文明的气息，时尚却又简约、洒脱不失稳重。到底香港在这155年的学习中发生了怎样的沧海桑田地变化呢？如果我们撇开民族恩怨以及深植中国人心中对于殖民的仇恨的话，无疑要肯定香港在艰难岁月中主动求学所收获的成就与价值，不仅体现在香港的经济繁荣，人们的安居乐业，同时表现在香港政通人和背后治理制度的合理性：社会生活彰显出的契约精神、法律行使的公正性，以及自由价值观的深入人心，这些都为香港的长期稳定、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实事求是地讲，香港并不是一个容易激情澎湃到不可遏抑的学生，在英国人治理下，很多的港人都对政治抱有冷漠的态度，并以此为自豪。无论是英国人的管制时期，还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暴力革命改天换地的思想都不是这个城市的主题，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起义破坏了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19、20世纪之交，义和团骚动对欧洲人的屠杀导致北京被外国军队占领，但是，这些社会巨变都没有在香港激起多大的波澜。想想都知道，安心学习的人从来不会成天叫嚣打到这，打到那，一切都被打到了还需要学习什么？只有具备温良恭俭让的人才能平心静气地向学。教导人们勤劳、奋进、靠自己的双手搏出一片天地的狮子山精神才是港人真正的价值取向。这种朴实无华的精神动力看起来没有那么伟岸敬畏，却保证了火红年代中香港社会结构的平稳，工农从来没有在这座城市取得过胜利，精英也从来没有当成牛鬼蛇神被彻底清理，香港社会没有经历过天翻地覆的变革，所以，阶层之间也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矛盾。正因如此，上个世纪香港某种程度上成了战乱和政治灾难的避风港，一波又一波的人们从内地涌上了这里。据2009年的一份研究表明，1946年至1974年间，内地大的移港潮就有4次，分别是:1946—1947年中国大陆内战爆发初期、1949年底广州解放初期、1959——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统计显示其中1970年至1980年约有44万人进入香港。巨大的人员流入一方面为香港70年代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加工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包括钱穆、唐君毅在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南下，也为香港的教育、人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可以说，香港“黄金20年”的历程，逃港者扮演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
六七十年代内地居民不断逃港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港英政府对逃港者几乎来者不拒。当时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在高层授意下行使“酌情权”，可以在法条以外允许逃港者在港居住。结果只要到香港政府登记的非法入境者，都可以留在香港定居。换句话说，只要躲过内地一方的拦截，即使被香港警察抓到，也是成功逃港。由于这个政策，整个70年代的近45万名逃港者中，有超过26万人获准留下。
香港的政治管理模式基本上是照搬英国的宪政模式，这其中包括议会权力至上、法律主治以及权力制衡等原则，唯一明显的区别在于香港的港督既是最高行政长官，同时也掌管立法局，集行政与立法大权于一身。但是，港督必须遵守在立法、土地处理、法官及公职人员任命方面的规定。港督的权力在一百多年内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直到彭定康上任后，改革立法局的选举制度，打破原有的行政局和立法局一家的局面。他不单在区议会、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推行全面直选，废取委任议员的制度；在九五年的立法局选举中他增设九个新功能组别，选民差不多包括所有市民，加上十个由所有区议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所选出的议员，以及原有的二十名直选议员，使立法局的民意代表大增，同时亦大大促进香港的民主步伐。
此外，香港有一套独立的司法体系，对保证司法体制的正常运转具有重要意义。司法独立制度是香港司法制度中的一项根本制度，司法权是由法院独立行使的、任何个人和机构都不能明目张胆地干涉法院的独立审判，不能轻易地人为地改变法院的审判。司法独立一直是港人对于社会公正的信心来源。相比于大陆成文法系，香港采取的海洋法系强调“遵循先例”原则，注重司法的程序。在庭审过程中，法官更多的是维持程序的合法性，不会过于依据既定的法律条文约束控辩双方对抗辩论。
这样一来，香港成为上世纪80年世界自由经济成功的典范。政治家和文职官员不必像工商界人士那样通晓经济，政治家也不必为商业衰退承担责任，政治家应当集中精力处理自己分内的事务。市场机制会自行调节经济的运行，政府只需为了赤贫者的利益，进行最低限度的集中干预。清廉的政治环境和公正的法治造就了香港人对于契约的看重，在一个移民众多的社会里，华人世界中普遍的人际关系法则被白纸黑字的契约所替代，因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只认证据不认人，香港人的做事基本原则也是认契不认人。香港人多了一份刻板，也多了一些规矩。
毫不夸张的说，香港在海外留学期间碰到了一个宽容且保守的老师是很幸运的。只要不反抗英国老师的管教，各种思想和运动都可以在这里汇聚，尽管良莠不齐，在香港的舞台上展现自己是不被禁止的。这正体现了自由价值的核心：不侵犯他人的言论、行为不被禁止，社会接受多元化的观念。不过香港在英国的统治下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有自由无民主的社会，大多数的香港人并没有接受过民主的洗礼。原因在于：一是在英国人治理期间，从总督到法官、乃至上层官员的任命都没有在港的中国人的份，多数人也没有选举权利；二是香港移民太多，身份认同感不强；三、香港社会的主流文化是物质主义、功利主义，长期以来香港人并不关心公共事务。近年来香港对于普选的呼声越来越高，自然有其道理。香港回归后，身份的模糊性自然消除了；《基本法》规定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后，港人的民主热情日益高涨，况且中央也曾答应香港实行普选。因此，香港人正在用自己的行动来开创民主时代。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香港能有今天，有如此多的东西值得其他地区的华人学习和借鉴，有许多机缘巧合的成分。我们还必须看到，城市治理远较庞大国家的治理容易，最关键的一点是传统帝制的统治者能假借“君权神授”的幌子威胁控制民众的思想，而伪现代的领袖们同样能在广袤的土地上魅惑民众，只是城头变换了“乌托邦”的旗帜。而香港这弹丸之地却没有了领袖们做法的道场，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领袖们再如何演义都不会是日出东方、光芒万丈、无所不能、天地其寿。谁都知道他不过是张三家的二狗子，小时候考试总不及格，谁比谁神到哪去？以偶像魅惑为基础的集团专制很难在香港的土地上找到市场，香港类似古希腊城邦，更容易接受分权治理的社会管理模式。当然，良好的治理制度也要靠人去实施和维持，这样才可以体现出其制度优良的一面，否则再好的制度都有可能走向其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