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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道德现状

李新宇

    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意识的培养是一种现代德育。虽然公民意识内容复杂，但显然有两个要点：一是公民的权利意识，一是社会道德观念。社会道德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可或缺的，譬如诚实、爱心、守信、敬业、责任感和正义感等，都是维持社会健康发展所必需的。

    我们社会的道德现状可谓有目共睹，以致“堕落”已成为某种共识。有一个词叫做“道德底线”。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多么不道德，多么堕落，也该有一个最低限度，不至于再往下滑。可是，我们的社会还有道德底线吗？哪里是那个可以支撑的最后防线？

看看来自媒体的报导吧——

    一个老人突然病倒在大街上。街上车水马龙，然而，没有人向他伸出手，所有车辆都绕他而行，没有谁停下车把他送进医院。

一个少女在大街上遭到强暴，招来成群的人围观，人们竟然欣赏暴行而不去制止暴行。

    一支浩浩荡荡的官员车队开上一个桥头，把女中学生挤下了桥。车队停了下来，却并不下水救人，而是眼睁睁看着女中学生在水中挣扎，最后沉没，结束了她如花的生命。

    一个女人因吸毒而被强制戒毒。但她家中有一个3岁的女儿无人照看，需要交待给别人。面对她的苦苦哀求，面对她跪在地下悲痛欲约的哀号，警察竟然无动于衷，以致3岁的女孩儿活活饿死在家中，而且腐烂发臭之后才被从发现。

    我们的社会怎么了？竟然如此冷漠！老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可是，在我们的周围，这话已经让人生疑，因为一些人的心的确不像肉长的，而是特殊材料造成的。

    夜晚，一个姑娘被警察从街上带到了派出所。她被指控卖淫。警察似乎很善良，说愿意为她保密，条件是交几千块钱。姑娘不承认卖淫，当然也拒绝交钱，于是被关押。最后她跳楼自杀被送进医院，经医院检查：她是处女。这样的“处女卖淫案”竟然在不同的省份接二连三地发生。晚上打牌没钱了，就到街上去“找钱”。于是，纯洁女孩子就成了“卖淫犯罪分子”，开不动的破车竟然因超速行驶而被罚款。国家公务员应该是公德水平较高的群体，却堕落到这种地步，我们的道德底线真不知从何谈起。

    对于社会的道德堕落，有人将其归于西方文化的影响，说什么“国门打开了，难免会飞进几只苍蝇”。其实，苍蝇并非从窗外飞来的。因为西方并不像我们这样堕落。苍蝇是腐败物滋生的，是我们的土产，地道的国货。有人则将其归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实，它绝不是改革开放或市场经济的产物，不健全的市场可能会助长它的膨胀，但病根不在市场，而更多在于改革开放之前那段历史的文化遗留。

    现在40岁以上的人都应该记得，我们经历过那样一个时代：“政治挂帅”、“路线第一”、“忠不忠，看行动”、“砸烂”、“火烧”、“油炸”……社会文化中充斥着一些与人类文明走向背道而驰的东西；人情、人性、人道主义都属于资产阶级，因受到反复的批判和否定。我是那一代人，经历过那一切。因而我们不懂得爱，不懂得尊重生命，自己不被当人，所以也不知道把别人当成人。我们的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常常都是颠倒的。比如，打自己的老师，甚至打自己的父母，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政治上的进步。时代曾经努力培养冷酷与残忍，培养出了亲手打死自己老师而不眨眼的女学生，也培养出了把自己的母亲吊上房梁的“可教子女”，也培养了一代缺少正常的人情和人性的“战士”。比如，爱和平是人类共同的美德，而那一代人却渴望战争。这有长诗《献给长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为证：梦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攻下伦敦，攻下巴黎，占领华盛顿，铁蹄踏遍全球，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当这个梦想无法实现的时候，一些人就跨越国境，帮缅共打游击去了。现在，这代人50岁左右，正是中国社会的栋梁，但不知有多少人能意识到我们自身就是“病毒携带者”。

    是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的文化已经改变了许多。但是，一个事实不应忽视：文革之后，精神疫区并未得到清理，一些野蛮和丑陋自然不会退场。因此，我们的善恶、是非观念常常不清，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常常混为一谈，甚至英雄与恶魔、光荣与耻辱也分不清界限。也正因为这样，包括在一些世界性的重大事件面前，一些人的立场也很容易让世界感到吃惊：怎么能站在邪恶一边？但只要了解我们的过去，就应该知道，这算得了什么！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方面，今天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比如诚实，它是各民族都认可的美德。但是，我们正在有力地消灭着诚实。红卫兵一代人相信过许多荒谬的东西，但他们那时是把谎言当成了真理。而今天的人们却学会了明明白白地说假话，越是庄严的场合，越是说假话；越是不相信的东西，越要高声讲。这被理解为生存的需要，因而不丢人。我的一个朋友因孩子撒谎而批评孩子，没想到让孩子教训了一顿。因为孩子正好在电视里看到他在一个会议上讲话。考察今日中国，从家长、老师到单位领导，大都失掉了批评别人说谎的资格。因此，谎言自然大行其道，成为一种集体行为。

    这种状况很值得担忧。因为社会风气被败坏之后，要重建往往缓慢而艰难。现在人们更多地感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但相比之下，只要条件成熟了，这些改革仍然是容易的。而社会道德被败坏之后，即使有了好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要修复它也常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原载《联合日报》2004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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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历史发生的一切

分类:庄主文存

直面历史发生的一切

李新宇

　　20世纪是一个悲剧性的世纪。在这个刚刚过去的世纪里，人间出现了太多的罪恶，人类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从世界范围看，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古拉格群岛，奥斯威辛集中营……就中国人而言，也经历了南京大屠杀，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情景真是惨不忍睹，文明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虽然这些灾难已经成为历史，而且人类应该抱有文明战胜野蛮、正义战胜邪恶、理性战胜蒙昧的坚定信心，然而，清醒的人们却应该知道，如果不能牢记血的教训，人类的上空就无法保证阳光灿烂。

　　只要稍微认真地想一想就会明白：一切灾难都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有着深刻而广泛的根源或者说是成因，——有物质基础方面的，也有思想文化方面的。只要这些根源没有随着灾难的过去而消失，我们就无法远离灾难的威胁。中国有句老话：“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文明的肌体上长出了毒瘤，即使在某个部位做了手术，也难保证肌体的迅速康复。我们虽然已经迎来一个新的世纪，但新世纪并不能自行消除灾难和罪恶。如果对病灶缺少足够的认识和警惕，就无法保证肌体的健康。如果对病因缺少深刻的认识，病变也许会随时发生。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经历的灾难与精神的病变是相互关联的。它所产生的可怕后果至今难以估量。比如文革这样的灾难，它直接导致了文明的破坏、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堕落。它使人失掉了起码的文明准则和道德底线，失掉了对善与恶、美与丑、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的区分能力，甚至以病态的价值看世界，把丑当作美，把恶当作善，把打家动舍、残害无辜都当作天经地义。这是一种严重的精神污染。它必然导致邪恶的滋长和社会的大面积腐败。

　　正因为这样，巴金老人早在80年代就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一些有识之士也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方面开始了对灾难的回顾与反思。

　　然而，记忆与反省都不是轻松的事。由于各种原因，人们还是更多地选择了遗忘。对此，作家刘烨园曾有如此叹息：“十年，七八亿人，时时处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多少苦难，多少罪恶，史无前例，深刻惨重，渗透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细胞，上至国家主席、元帅将军、作家诗人，下至平民百姓，少年儿童，冤死者成千上万，人人手上几乎都间接、直接沾满了血污。然而，几代人都无法清算的历史，一眨眼就好象从未发生过似的，一片‘空白’了！”(《北京风雪：阴阳相证几层忧》) 面对这种现象，人们当然要谈及中国人的健忘。其实，对于弱者而言，健忘常常是不幸命运的一种表现。如果铭记痛苦的结果只是徒增更多的痛苦，遗忘便成了苟且活下去的唯一选择。更值得注意的是，一切灾难都有肇事者，一切暴行都有当事人。面对文革这样的灾难，无论施虐者还是受害者，往往同样缺少面对的勇气：前者要努力破坏现场，或争取时间擦干净双手；后者也不愿再现自己受人凌辱的卑屈形象。即使那些旁观者，这段历史也并不光彩：试想，面对暴行而袖手旁观，是光彩的事吗？

　　但是，遮蔽和遗忘都不能改变存在的事实。一厢情愿地沉浸于灾难已经终结的美梦，也只能是自欺欺人。为了无辜的受难者，为了死者和生者，为了子孙后代，我们需要直面一切业已发生的灾难，并且不断地进行思考和反省。

　　灾难是可怕的，但只有牢牢记住它，才有可能远离它。

原载《大学人文读本·人与国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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