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文之十四:《禹王治水》吟后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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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烈南:《禹王治水》吟后之六

 

    夏啟

【說書】禹之前,傳賢不傳子,繼位憑的是聲望、經驗和才幹。那制度大概是部落的聯盟,領頭的要在部落間輪換。公平不公平不好說,組織恐怕相當的鬆散。禹爺死後,兒子接了班。一種新制度,出現在地平線。

 

      禹子名為“啟”,

      開啟“家天下”。

      是功是過,當時誰評價?

      福兮禍兮,後人仍嗟呀。

    從此時,這土地、叫作“華夏”。

 

      下游開溝渠,

      上游築堤壩。

      各自為政,壩怎麼能不垮?

      灌溉防洪,必得有大規劃。

    九州立,纔有這、遍野桑蔴。

 

    上游下游成一家,

    我們的土地我們的華夏。

 

【簡註】

  啟之事跡,載於《史記?夏本紀》和《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等。《淮南子》所載之啟母化石、石破啟生,神奇有餘,情致不牟,故無取焉。

 

 

此段歌词从大禹之子启统治夏朝起,引发对华夏“家天下”制度的反思。在朗诵部分,作者提到了当时“松散”的部落景况,与大禹“朝诸侯,诛防风”之举遥遥呼应——告诉读者,一个新的、不可避免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其实,这个时代,在鲧、禹治水之始,一直到治理成功的过程中,已在默默孕育着。“炎黄的后代、呼唤那、回天的英雄”——鲧的出现,“过门不入,洪水汤汤”——行色匆匆的大禹的辛劳,“候人兮猗”时“想天下,有多少,夫妻分离”的女娇身影,这诸多的描写,都暗示着,在驯服洪水之奋斗中,华夏民族已逐渐凝聚为一个大家庭了。它的最引人注目之点,便是人们为了这个大家庭,经常不顾、乃至牺牲小家的利益。而纵观历史,中华民族为大家舍小家之行为,层出不穷。而大禹等先贤们,便是这缔造这一传统的重要代表人物。

 

  “部落间轮换”制改为了子承父业的国度。“一种新制度,出现在地平线”。有趣的是,启成为“家天下”的标志性人物——而“启”者,启发、开启之谓也。他的名字,也正标志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的来临:

 

      禹子名为启,

      开启家天下。

 

 “家天下”之制度(这种制度之成因,前人多有论述,此不赘述),实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关系到天下所有人之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了启等一家一姓的天下。启等最高统治者之所以能获得这样高的权力,并非仅仅个人意志所造成,而多是关系到社会的安危,天下人的需要。这样的制度,使得统治者在安排、统筹国事时获得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历史证明了这种“家天下”制度对于华夏民族的稳定、进步起过重要的作用;当然,也为权势者之肆意享受、滥用威权,提供了方便。为争夺那“一家之长”的血流漂杵的残酷内战,不知进行了多少次;骄奢淫逸、腐败害民的可耻行为,数不胜数。

这种悲欢交集、祸福交错之历史,已经历了漫长岁月:

 

      是功是过,当时谁评价?

      福兮祸兮,后人仍嗟讶。

 

  这究竟是福,还是祸?直至今日,人们仍探讨不已,迄无定论——“福兮祸兮,后人仍嗟讶”。而试想,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下,华夏民族凭着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创造出了一个“家国同构”的国体,而这稳固、长寿的国体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世上诸多事物,皆为实践发生在系统的理思之前——若是当时祖先冥思出一大套理论后,再来行动,恐怕早被洪水等灾难席卷而去,岂复有华夏可言?因此,诗人俏皮地追问了一句:“当时谁评价”?总之,一个大家庭式的或“家长制”的国度诞生了,一种在不断磨难中的独特文化诞生了:

 

    从此时,这土地,叫做华夏。

 

祸福相仍、屡跌屡起的文化,为世界增添了奇异的色彩——这是生命的奇迹,其中包蕴着对人之幸福、尊严的不断追求。这简短的诗行,已为歌词之结尾部分的“生命、本身就是奇迹”,“尊严、在你我心里”的升华,作了有力的铺垫,语句素淡而内蕴华彩,细味可知。

 

  歌词接着仍围绕水这一意象,叙述华夏民族之独特国体形成的根由。

 

  水,在全篇歌词中,具有多种喻义。当它以肆虐之洪水面貌出现时,俨然是对一个民族生存能力的检验;在治理的过程中,水又仿佛是华夏民族“家国同构”之国体形成的重要媒介;而在围绕国计民生之规划主题时,源远流长、浩瀚一体的江水复为统筹兼顾、同甘共苦的华夏民族之象征:

 

      下游开沟渠,

      上游筑堤坝。

      各自为政,坝怎么能不垮?

      灌溉防洪,必得有大规划。

    九州立,才有这、遍野桑麻。

 

此段歌词朴实无华,如话家常。它勾勒出华夏民族共饮一江水的景况,生动道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死相依的实情,因而强调“大规划”的极端必要性,与“九州立”的前提之必然性。至此,读者可更亲切地感觉到,华夏民族那种超强的凝聚力,正根源于浩瀚长流、不可分隔的那一条母亲河。华夏民族,走过了不平坦的漫漫几千年,相处如一家的国体长存不衰之因,最深层之根源,盖在于此。

这样,结尾就成为这样两句朴实到极点而又深刻到骨髓的格言式的妙句:

 

    上游下游成一家,

    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华夏。

 

 

水为生命之源。有了水,便有了长久安居的可能,有了华夏土地。华夏子孙的团结共存,如同水与水的浑然相连,永难分离——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相,在此被歌词作者揭示得如此清晰,语言表达如此朴茂,颇能调动起读者丰富的联想力。例如,“上游”、“下游”的分别,可以意味着水流、地势、土壤、气候等等以及由此所影响的风俗乃至贫富之间的差别、矛盾;而这些差别不但需要坦然面对,当然更需要相互体贴与适当的调剂、互助。要而言之,同甘苦、共患难,“统筹规划”,便成了这一个国度所具有的鲜明特色。这样的制度会有遗憾、缺点,但却不乏相互依存、共向未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共饮一江水”的命运,对华夏民族的道德理想有着重大的影响。如果说,生长在大河两岸的华夏民族,对于上游与下游共存亡的道理,早已了然于心,那么,对上游、下游之水同入大海之最终目标,亦已完全认同。孟子说:“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孟子•卷七•离娄上》);上、下游之水相随奔向辽阔远方的景象,亦成为相依相靠、共谋福祉之华夏民族的形象写照。请看,这两句诗行会引发多少联想。

 

当然,本两句歌词虽系对华夏民族内部而言,它亦可引发同住地球村的世界各国和谐相处之理想境界的联想。华夏民族之所以很早就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理想,与其“一条大河波浪宽”的地理环境有极大关联;而这种共容共存的宽广胸怀与理想,对于世界文化,自有其独特的借鉴价值。条件各异的世界诸多各国,在本质上说,都处于或“上游”、或“下游”的错综复杂之环境中,而在同用地球之资源、保护环境诸方面,皆肩负着共同的历史使命。华夏民族,在保持自身之宝贵传统时,亦应将其发扬光大,为广大地球村做出应有贡献。

 

  读者不难发现,大型组诗之曲终“孜孜”诗意,恰是这两句歌词之丰富内涵的延伸。在“孜孜”中,作者将此种境界发挥得淋漓尽致,将情感推向了最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