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改革为何只表面揩灰,不彻底打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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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改革为何只表面揩灰,不彻底打扫

时论酷评 2010-08-22 09:10:02 阅读1585 评论10   字号: 订阅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被称为世界经济最后一块处女地的朝鲜也终于耐不住寂寞,开始对旧有的经济体制进行反思,并不断推出新的经改措施。继世纪初金正日提出' 新思考' 后,今年七月以来朝鲜再次进行大幅度政策调整。如果将' 新思考' 看作是为经济改革作理论准备的话,这次政策调整则是朝鲜经济改革进行实际操作的实质性步骤。外界注意到,近几年来,朝鲜把经济工作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0年元旦,朝鲜三大报纸《劳动新闻》、《朝鲜人民军》和《青年前卫》按惯例发表共同社论,提出要“大力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使之成为人民经济生活发生转折的一年”。那么,朝鲜究竟进行了哪些改革呢?大致说来,包括下面几方面。

首先是提升物价。由于原先国家指令性物价的不合理性导致了消费市场的萧条,严重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发展。朝鲜在七月份大幅度提升了商品价格,平均涨幅达10倍,基本上接近原先黑市的价格水平。其中农产品市场涨幅最高,自1946年以来朝鲜规定的每公斤大米供应价一直是8分朝币,此次调整至44元,涨幅高达550倍,玉米也由过去的每公斤7分涨到33元,一碗冷面的价格则由5至10元涨为150至200元交通和旅游市场涨价也很明显,市内电车的车票由原来的10分涨至1元,地铁票价涨至2元,平安北道平城至咸镜北道南原的卧铺车票由原来的50元涨至3000元,松岛海水浴场的门票每张由原来的3元升至50元。

其次是提高工资收入。与物价上涨相适应,朝鲜还大幅度提高了作为生活保障的工资收入。其中涨幅最大的是教育和科研工作者以及厂矿企业一线的职工。一般工人的工资提高了15至20倍,并按照工龄逐年上浮,提高后的月工资平均为2000至2500元,厂矿企业职工由原来的110元涨到2000元,高强度作业的部门人员更是涨至6000元。农民和科学家工资收入上涨了10陪,军人和国家公务员上涨了14至17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平均月收入由原来的140元涨到1200元,涨幅为8至9倍,政府司局级干部的工资则从过去的180至200元上海到3500至4000元。新工资政策还按照劳动绩效、劳动时间和生产量等在同一工种中细分了工资档次,扩大了收入差距。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国民经济综合计划局副局长崔强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称,这些措施旨在消除不劳而获和平均主义现象,彻底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众配原则,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者的革命热情和创造性。

再次是整顿外汇市场,调整货币制度。过去,朝鲜规定1美元兑换2.2朝元外汇兑换券,现在涨至190朝元,涨幅近90倍,基本上与原来仅在罗津先锋经济特区实行的1美元兑换200朝元的汇率持平。自8月1日起,朝鲜还正式取消了朝币外汇兑换券,实现了朝币与外币的直接兑换。同时,国家收购外汇的比重逐渐下降,逐渐扩大个人、商店和企业购买的比重,以增强吸引外资的灵活度。据消息灵通人士称,朝鲜还在酝酿金融改革,让银行支援和监督企业活动。目前朝鲜的货币发行和金融政策及存贷款业务等几乎全由朝鲜中央银行负责,朝鲜金星银行、朝鲜工业银行、朝鲜合营银行、高丽商业银行等专门银行只负责有关党和政府的财政资金存取款及外汇业务。朝鲜经济专家们目前正在做最后阶段的研讨,有意把朝鲜中央银行的存、贷款业务转移到专门银行。

最后是继续改善农业政策,废除供应票证制度。朝鲜农业自1958年以来一直采用农业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形式,后来将农业合作社进行整顿为合作农场。以人数或者家庭户数划定的作业班和分组是合作农场内部的基层生产单位。今年以来,为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效率,确保粮食产量,朝鲜加大了在分组管理制和扩大自主分配权等方面的改革力度,正逐渐将以农业小组为单位的分组管理制向以家庭为单位的' 家庭营农制' 转换,类似于我国改革之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减少国家收购比重,扩大农民的自主分配权利。自7月1日起,朝鲜还取消了除粮票外的其余所有日用品的供应票证,这就意味着朝鲜居民可以拿着钱直接到商店购物。这对于几十年来习惯于拿着各种供应票证去购买商品的朝鲜人来说,变化可谓不小。

 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人不难一眼看出,朝鲜这些改革都只是些没有解决实质问题的皮毛举动。其最大特色是还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做道场。一些专家分析此次朝鲜经改属市场经济改革,也经常将它与当年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相提并论。但是通过种种迹象来看,这次出台的改革措施应更多的看作是朝鲜完善计划经济的鼓励性措施,其标志就是:朝鲜方面一直否认进行市场经济改革。改革期间,包括金正日在内的朝鲜领导层反复强调朝鲜将坚决贯彻计划经济的管理原则。崔副局长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阐述此次调整工资和物价理由时说,一是适应几十年来国家整体经济结构巨大变化的需要;二是解决国际市场物价上涨和国内物价一成不变这一矛盾的需要,市场经济只字未谈。而且此次价格改革也是国家制令性的和单纯的,并没有出台其他相应的市场化改革措施,因此目前谈论是不是市场经济改革还为时尚早。

也因此,我们看到这些改革对朝鲜摆脱目前的社会危机并没有多大作用。在工厂,企业继续实行党委领导、厂长分工负责为主要内容的“大安工作体系”,合作农场继续实行集体劳动、凭工分进行统一核算的基本管理制度。朝鲜高度计划经济下的集体劳作普遍低效。在农村,标语和红旗随处可见:山坡上是赞扬金正日将军的巨大标语,农田周围几无例外要插一圈红旗。人们列队扛着铁锹和红旗上班前,通常会先围坐一圈,由带队领导训话。进入农田后,干活者寥寥,多数人或蹲坐休息,或拄锄头远望。朝鲜的工地上,常能看见一大群配备了明晃晃西洋乐器的文艺宣传人员,吹吹打打,为一旁干活的人鼓舞士气。商业会社同样低效。有中方合作者形容朝方会社,“九个领导顶多3个干活的。官太多,社长、副社长下面有组长、副组长,副组长还能领导着小队长、副小队长。”大陆多本朝鲜经济研究著作普遍认为,朝鲜工厂开工率不到40%。一位朝鲜矿产资源研究领域出身的“脱北者”说:“目前朝鲜矿产生产量只停留在80年代的10%左右。”

朝鲜所以不能进行比较深层次的改革的最大原因是:朝鲜领导人不太可能像中国领导人否定“文革”那样否定金日成时期确定的政策,“因为那样就等于否定了他自己”。众所周知,朝鲜在公开场合一直坚持其经济政策是正确的,也从未有过“改革开放”的表述。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朝鲜官方宣传中是一直作为修正主义的样本被批判的。

另外,否定以往的经济发展路线和经济体制,也会遭到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先军政治”路线所形成的两大庞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改革很难进行下去。长期的思想禁锢和个人迷信已使朝鲜国民养成了“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突然转向也会使他们感到六神无主、无所适从,容易造成社会的混乱,危机政权稳定。“先军政治”依然是朝鲜政治的基石。这一理论在朝鲜国家生活中的体现包括:突出军队地位,视军队为国事中的国事;执行先军领导管理方式,一些重大经济项目经常直接由军队来承担,经常展开“进攻战”、“歼灭战”;保障军费投入,军费高达GNP的25%-30%;如此高比率的军费预算支出严重挤占了民需产业所需的资源,不可避免与经济的健康发展形成直接冲突。朝鲜的军需产业由“第二经济委员会”领导实施,直接隶属于朝鲜最高权力机构——国防委员会。第二经济部门根本不接受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和管理,自行决定生产、消费、需求、供给等全部经济计划,权利日趋膨胀。金日成曾说:“第二经济委员会就是第二政务院。”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在金正日身边的核心阶层,同样是改革的阻力。《今日朝鲜》2007年发文表示,惧怕体制崩溃的核心阶层是支撑朝鲜体制的根干。正是因为有这些支柱,朝鲜才得以挺过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孤立和压迫,即使是在导致数百万人饿死的“苦难行军”中也得以坚守住体制。这一阶层,是遍布劳动党和行政机关、国家安全保卫部、人民保安省、检查、审判等政权机关的在职人员。多年来,强调金正日的权威性、阶级教育、赋予各种特权以及多重监视等措施,成为用来防止核心阶层的阶级意识发生动摇的重要手段。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库被处决的录影带被内部传阅,用于引发干部们对于集权政府倾亡后统治者被清算的恐惧心。金正日政权在对亲信们加强教养的同时也赋予他们特权,以此来巩固他们的忠心,比如向中央党组织部、宣传部干部们按级别分别配发带有金正日生日号牌 “2.16”的从高到低的系列奔驰轿车,为中央党干部和军队要人在平壤市内建最高档次武装警卫配备的公寓区,并由国家供给全套日本产家电、家具、沙发和食品,以及西方文化产品。这一阶层的显著特点是,羡慕韩国的经济发展,却改革开放抱有反感。《今日朝鲜》的分析认为,体制发生变化,他们就会丧失主导权。对于长久以来仅忠于党的领导的党务人员来讲,他们并不具备可以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生存的特殊技能和心理准备。与其说去面对竞争社会,还不如安分于现在的地位和名誉。

总而言之,因为统治者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抱团反对,朝鲜的所谓改革只能是不关痛痒的皮毛举动,也因此,为这个国家的前景埋下了可以摧毁一切的定时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