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卧底拆迁公司 揭秘职业拆迁人如何让拆迁户绝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23:50:24

记者卧底拆迁公司 揭秘职业拆迁人如何让拆迁户绝望

(2010-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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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早报网讯)2008年2月,昆明市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序幕拉开。全市计划用5年时间,全面完成主城区范围内336个城中村的改造。城中村拆迁改造工作开始后,因为拆迁引发的各类争端也时不时的发生在大众身边。

  在各类媒体上,拆迁是个“热词”。因拆迁而引发的新闻总占据着大篇幅版面,在这些报道中,拆迁方用尽各种手段想要让拆迁户们搬走,而拆迁户们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园,与拆迁人员“斗智斗勇”,甚至以死相搏,这些事件都引发了舆论的广泛热议。而身处拆迁链条中重要一环的拆迁公司,似乎成了“万夫所指”。拆迁公司究竟是什么样的公司?近期,记者卧底拆迁公司,试图揭秘拆迁公司的台前幕后。

  拆迁人

  我们的工作是“搬迁动员”

  老刘今年30不到,在拆迁这个行当里已经做了四个年头,做得最多的就是城中村改造,目前是昆明某拆迁公司的项目经理。入行四年,老刘从底层的动迁员做到现在的拆迁项目经理。按他的话说,自己是一个“职业拆迁人”。目前在昆明各个拆迁公司里,像老刘这样的 “职业拆迁人”大约有六七十人,他们清楚的了解拆迁工作的各项规范、流程、政策以及“潜规则”等等,且流动性很大,只要哪里有拆迁的活,他们就去哪里。“就像空降兵一样,到处跳。”老刘说。

  老刘描述了一般拆迁的流程:当政府确定某一块区域划入规划拆迁范围后,首先会找一家开发商或投资公司垫资,把相关的拆迁款打入政府的监管账户,然后再对社会上有资质的拆迁公司进行公开招标。待该区域被完全拆除后,政府会又再进行一次净地土地招拍挂,此时就会有众多地产开发商前来竞标。中标的地产开发商就会将前期的土地拆除费用还给政府,最后再由该家开发商进行回迁房的建设及商业开发。

  “很多人以为拆迁公司就是拆房子的,但这并不全面,拆迁中其实包括四家单位同时在参与其中,其中有测绘公司,负责对拆迁户的房屋进行测量、定性。拆迁公司负责对已测绘房屋的拆迁户进行搬迁动员。评估造价公司具体负责对少数补偿政策外的附属物进行评估。最后具体拆房子的是拆除公司。”

  动迁 最怕一言不发的钉子户

  老刘现在正在做昆明城郊一个城中村的拆迁工作,他一旦开始工作,就意味着又有一座村子要被推平,最终一座座高楼大厦将从此拔地而起。当一纸“拆迁公告”张贴在村里的时候,各类利益的博弈、纠结便开始了。而老刘他们的工作便是动用各种手段,让拆迁户们签下那一纸《拆迁补偿协议》。

  动迁的工作,看上去是一个轻松活:“动动嘴就好。”但真正实施起来却并不是那么顺利。当村民们得知自己即将搬离土生土长的故土,且自己未来的收入将大幅度减少的时候,动迁员们与他们的接触往往不是那么令人愉快。

  在动员拆迁的过程中,动迁员们遇到的阻力很大,拆迁户们的各种泪水、质疑、甚至是怒骂往往伴随着整个沟通的过程。被纳入改造范围的大部分村民在签下协议拿到补偿、安置款后,都能顺利搬走。当然也有不愿意搬走的少数“钉子户”。

  有的“钉子户”是老人,祖上世世代代都住在村里,出于情感因素不愿搬,这时候就需要动迁员和社区干部对他们反复做工作,“以情动人,用政策吓人,威逼利诱相结合嘛!”老刘说。

  绝大多数的“钉子户”都是因为对拆迁补偿不满意。但补偿标准是政府方面定的,拆迁公司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双方谈不到一起,工程就僵在那了。毕竟城中村村民生活来源大多来自于租房的收入,房子一被拆,他们就等于没有了生活来源。“老刘说。所以为了”捍卫“房子,争取更多的补偿金额,被拆迁的村民们会选择抗拒拆迁,不惜用一切手段。

  “其实一开始骂得最凶,闹得最狠的人,往往最容易妥协,通常也是最早搬走的,因为他把自己的底牌全露了,外强中干,我们的工作就有重点了,不主动找他,他自己都会主动找我们谈。”在动迁中,最可怕的是那些一言不发的“钉子户”,一旦遇到这样的人,就意味着要啃“硬骨头了。”和这样的人接触,确实很头疼,他什么都不和你谈,一直和你打太极,把你引到他的思维上去,最后就是什么都谈不拢办不成,如果是商业开发,开发商会私底下和他直接谈,一般都能拿到不菲的赔偿,当然,这些都是上不了台面的数字。而如果遇到的是政府主导的拆迁,“坚守”的后果往往将不是那么尽如人意,提出的要求很难得到满足,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强制拆除”。

  强拆 软磨硬泡后的无奈之举

  “强制拆迁,其实是无奈之举。”老刘说。拆迁工作不完成,工程进度就只能一拖再拖。政府就急了,主管的政府部门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这时候,拆迁公司为了让人搬走,各种手段便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

  “报纸上经常刊登拆迁户被骚扰的事情,幕后黑手其实就是我们拆迁公司。”半夜偷偷砸玻璃、花钱找人堵大门、施工“失误”挖断水管电线、门口泼猪血、大便、丢死猫死狗,往住户家里放老鼠等手段层出不穷,目的就是为了消磨“钉子户”的意志,让他们自己受不了,主动在《补偿协议》上签字。

  据老刘称,这样的小打小闹都尽量不伤人,花钱请来的一般是拆除公司的工人,或是社会闲散人员,也不乏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人员参与其中。“每请一人100元,实在要动手是300元,但一般都不会动手,目的只是要他搬走,没必要把事情闹大嘛。”老刘说。“你还不接受?行,我们坐在办公室里等着,你慢慢来找吧,磨到最后,拆迁户想不来签都不行了。”

  老刘介绍,去年在拆迁昆明城郊一个村子时,最后只剩下一家兄弟4个死活都不愿意搬,动迁员、社区干部进进出出与他们接触了几十次,但对方就是不肯正面谈,一直打太极,拆迁无法继续进行。最后拆迁公司与社区街道办事处商量后决定,进行强制拆除。因考虑到这家人的人身安全,便让一个与那家人相熟的人,以请吃饭为名,晚上将那弟兄几个全部约出来。

  这边人刚走,事先埋伏好的拆迁队就进去把门砸开,几分钟之内就把东西搬完了,同时请来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对房屋进行证据保全(照相、测绘),之后由综合执法人员进行现场保护,挖掘机和工人直接上去,叮呤咣当一阵挖,房子直接给刨倒。那兄弟几个回来一看傻眼了,吃了顿饭,房子却没了。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接受赔偿标准。

  苦衷 “不为钱谁愿每天被人骂”

  “每天上班前,都要把自己的脸皮和自尊放在家里,然后再去面对拆迁户们的谩骂和不理解,继续保持微笑去动员他们搬迁,都是因为钱多啊,要不谁愿意每天被人指着骂?”老刘表示,搞拆迁工作的收入比较高,拆迁公司的收入来自政府给予的拆迁代办费,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所以尽管在工作中的压力和阻力很大,但还是有源源不断的人投身其中。

  “干这行得心狠、手辣、脸皮厚!”老刘用这样几个词语来描述拆迁公司的动迁工作。老刘的公司以前进来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心地很善良。刚进入公司的时候,他满怀信心,每天兢兢业业的工作,但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却常常半夜在公司的宿舍里哭,整晚整晚的说梦话,精神也很萎靡。搞拆迁,每天不止要承受上级政府改造进度的压力,也要承受着拆迁户的谩骂等各类负面情绪,很多时候为了让人搬走必须用一些违背良心的“下三滥”手段。长期身处这样的环境中,承受的心理压力相当大。“最后小伙子实在受不了了,干了两个月便辞职了。”

  对老刘来说,拆迁工程进度的推进也意味着自己工作压力的加大。“最紧张的时候,每天要和四五家拆迁户谈补偿问题,忙的连饭都顾不上吃,中间还得和同事一起进行准备和总结,一天下来,人都要瘫了!”这是一个不允许带私人感情的工作,如果完不成任务,就只有走人。“干了这几年拆迁,人也变得冷漠、麻木,甚至是黑暗了。”老刘说。

  几年的拆迁工作,让老刘得到了不菲的报酬,现在他买了车、也购了房,是周围人眼中羡慕的“富人”。但他内心的苦恼和压力,只有自己最清楚。当问到以后想做什么时,老刘抽了口烟,苦笑着说。“要是我不做拆迁了,我可能会用这几年辛酸与泪水赚来的钱,去丽江开一家旅舍,每天面对的是别人的笑脸与友好,而不是拆迁户的眼泪和怒吼。”

  记者体验动迁员的一天—— 如何让拆迁户绝望

  7月底的一天,我进入昆明某拆迁公司做实习动迁员。公司现在正在做昆明城郊某城中村的改造工程,多年以前,村子附近都是一片农田,附近交通也很不发达。这些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附近的农田一片片的消失、高楼大厦一栋栋地拔地而起,这个老村也被纳入了城中村改造工程的范围。

  上午

  动迁员一般上午9时上班,到下午5时便拎包走人,这是一个忙的时候忙到吐,闲的时候闲到傻的工作。上班第一天早上,项目部领导便派了任务,让我跟另外两名动迁员去和村里一家塑料厂商谈搬迁事项。在前往塑料厂的路上,动迁员小兵悄悄地跟我说:“一会你进去先不要说话,看我们怎么谈。”

  即将拆迁的塑料厂有十几年的历史,生产的塑料制品远销国内外。在之前的协商中,厂方已经同意签协议,但最重要的补偿问题却一直没有谈拢。我们今天过来,就是要和他们再进行接触,确定补偿的金额。进入会议室后,双方便开始寒暄,气氛很融洽。一名姓鲁的股东非常热情,不断的给我们递烟,让工人端茶送水。

  小兵先将之前测绘公司和造价评估公司的测算结果拿给鲁先生看,上面的各项数据表明,这个塑料厂的地面建筑大部分为村小组原有的建筑,塑料厂租赁场地之后,只是在原有基础上新建了两间仓库。根据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原有建筑的拆除补偿归村小组所有,厂方只有后来建的仓库,以及一些附属设施,例如水管、化粪池、灶台等设施。

  这样一来,村小组拿到的补偿款有五十多万,而塑料厂拿到手的补偿款就只有十几万元。厂方代表表示,一定要一百万元的包干价,才肯搬离。此言一出,会议室的气氛开始变的有些紧张。小兵立即强硬地说:“你要一百万的补偿,这根本不可能,我们是把你的房子拆了以后给你补偿,而不是买你的房子!”另一名动迁员小江也开口说:“你的土地租赁是8年后才到期,但现在城中村改造是谁也想不到的,你怎么能保证塑料厂在这其间能够一直经营,万一开垮了怎么办?是不是也要我们负责?”

  “啪!”的一声,鲁先生一巴掌重重地拍在桌子上。脸涨得通红:“既然你们说不可能赔,那我也告诉你们,我们也不可能搬!”商谈顿时陷入了尴尬的局面,从会谈开始就沉默的另外三名股东也开始嚷了起来。会议室里乱成一团,协商一时无法进行。

  小兵走出门,把我叫了出去。“看见了吧,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不好做吧?咱们先让他们冷一下,一会再谈。”小兵说。

  几分钟的沉默后,小兵和我返回了会议室内。“还进来干什么?根本谈不拢嘛!”此时的鲁先生依然怒气未消。小兵没有管鲁先生,与另一名股东赵女士聊了起来。相比鲁先生的暴躁,赵女士的态度明显平和淡定得多,她表示,这家工厂是他们几个人投入所有的积蓄开起来的,现在政府要改造城中村,他们完全支持,但是也应该相应的考虑到企业面对的实际困难。“找到突破口了,这个才是说话起作用的人。”小兵悄悄地告诉我。

  随后,小兵将赵女士单独约出商谈,十几分钟后,两人满脸笑容地回来了。“那我们改天再谈吧,今天就到这?”小兵说。随后,我们三人拿起资料,径直走出了会议室,只留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鲁先生和另外几名股东。

  “虽然没谈妥,但还是有点进展了,那个姓赵的就是大股东,她说的话算话。”原来,小兵与赵女士在外面进行私下沟通后,赵女士承认一百万的金额太高了,根本不可能拿到,所以她愿意把金额降一降,要六十万元。小兵没有当场拒绝,只说会和领导汇报一下。但实际上,汇报也只能是把塑料厂的要求列个表,先交给社区组织的拆迁办,如果通不过,就再交到区政府拆迁改造指挥部,看他们同不同意。其实结果八成是不同意,目的也就是消磨他们的意志,让他们自己绝望。

  下午

  简单的午饭后,迎来了下午的工作。一名拆迁户张老板找到了拆迁公司办公室,来跟我们说事。张老板是四川人,十几年前便来到昆明打拼,小有成就后租用了村里一家企业的土地,盖起了房子,开起了网吧。当他得知网吧被纳入拆迁范围后,反而很轻松。因为他手上有一份房产证,按照拆迁补偿的规定,可以获得一笔数额巨大的补偿款。

  正当他认为高枕无忧的时候,旁边的一家汽修厂拿出了同一家企业与其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上面注明张老板所盖的建筑为汽修厂所有,而且这份协议已经被法院判为有效,对方的手中也持有一本房产证。这样一来,张老板原先的土地租赁合同便失去了法律效力,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偿。

  原来,最早租给张老板的土地,原先是一家民营企业的生产用地,土地的所有权归村小组所有。上世纪90年代时,这家企业非常红火,生意越做越大。但后来因为管理不善,资金链断裂,企业欠下了巨额债务。老总走投无路,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将厂区的地皮分别抵押给几家不同的企业,层层转包,之后便逃之夭夭,土地上建筑物的所属权就成了彻底的烂账,谁也无法判明,法院介入都感到十分头疼。

  张老板得知情况后,几乎昏厥过去,下午他来拆迁公司,就是希望申明自己对网吧所在楼房的所有权。我们没有权利判别究竟孰对孰错,只有劝他去寻求法律的帮助。毕竟房屋真正的所有人才是拆迁公司要谈的。张老板的情绪十分激动,在办公室里痛哭流涕,一再表示房子是自己的,情急之下,居然把自己的心脏病给闹发了。

  随行而来的家属顿时乱成一团,有人急得大哭,有人忙着拨打120,也有人指着我们痛骂。小兵悄悄地对我说:“见多了,也就习惯了。”像张老板这样来拆迁公司大闹的拆迁户,不在少数。他们轻则开口怒骂,重则敲桌子砸板凳。但实际上他们的心里都很虚,因为毕竟受损害的是他们的利益,只能寄希望于我们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补偿。

  但是,动迁员不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我们能做的只是严格的按照政策规定,该赔多少赔多少。拆迁公司关心的,只是拆迁户们何时能够签协议搬走。(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 云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