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怎样控制信息源与话语权

作者：丁一凡
从美国的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先世界以来，美国在控制信息源上做了很多努力。互联网上散布的大批消息不说，就当今世界获得信息最快也最受大众欢迎的电视来说，自从美国人特德.特纳想出了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CNN以后，美国就掌握了新闻的源头。各种新闻的来源都离不开它。
控制了信息源就控制了话语权，也就是说可以引导舆论朝着一个方向想，朝着一个方向使劲。心理学上有个术语，叫思维定式。说的是人们有时候顺着一个方向去思考问题，会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换个角度去思考，就会发现，原来的思考根本不着边际，所以解不出来。中国人举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汉字。前些年，人们曾做过一个游戏，让人猜字。问的问题是：三点水加一个来字念什么？许多人不认识这个字，所以不敢认。提问的人会提醒说，此字念“来”，河北省有个涞水县。再问的问题是，那么三点水加一个去字念什么？许多人会费很多功夫去思考，然后会说不认识。其实，把这个字写出来，放在一堆汉字里，人们一下子就可以认出来。但因为第一个问题是个形声字，涞的读音就是它音韵边的那个汉字的读音，所以当人们遇到第二个问题时，还未摆脱第一个问题的思维方式，仍在想着形声字，所以就找不到答案了。这个游戏虽然简单，却说明了思维定式的道理。所谓控制话语权，就是把人们引导向某种特定的思维定式，人们会在这种定式中去寻找“真理”，那结果当然是百思而不得其解了，因为答案根本就在那个指定的思维定式之外。
比如，当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组织了对苏联的“经济战”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苏联的形势分析后，认为苏联的弱点在于它主要依赖出口能源换回硬通货，再向西方购买技术。如果使它的能源出口收入锐减，西方再限制对它出口的技术，苏联经济就坚持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出面说服了沙特阿拉伯加大石油生产，使国际市场上石油的价格大跌，苏联出口能源的收入急剧下跌。但舆论当时并不知道美国与沙特背后达成的这笔交易，以为沙特扩大生产有自己的用意。美国或多或少加以引导，让人们都去猜测沙特扩大石油生产的经济利益。许多分析家因此而认为，沙特扩大生产是为了稳住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甚至要扩大自己的份额。他们说，扩大份额是一种战略考虑，使沙特得到了比提高石油价格更高的利益。直到许多年过后，美国人自己披露出当时的这段经济战与美沙之间达成的秘密协议后，人们才真正意识到沙特当时为什么要扩大石油生产。现在回想以来，对沙特增产石油的猜测就属于一种思维定式，是因为人们根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另一个美国控制国际舆论话语权的例子就是全球化。美国舆论最先说全球化是由市场主导的一种力量，适应这种力量的国家能够得益。然后，美国组织的各种研究证明这种没有结构、也没有人操纵的力量是由快速的技术进步引起的，使时间与空间都变得不重要了，任何政府如想受益于全球化，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市场把许多权力从它们手中拿走。然而，这种政府面对全球化束手无策的描述是一种人为制造出来的“神话”，是想阻止某些国家政府去干预自由化的过程。欧洲与东亚是参与全球化程度较深的地区，这两个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实际上正是这些地区的政府干预全球化的结果。伦敦经济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韦德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想遮掩的事实是，美国人想把全球化套在美国人设计的框架里，希望它能不受干扰地自由发展，从而使美国既能发展庞大的军事力量又能获得全球的财富。
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框架下，美国威逼利诱，让各国都放弃实行工业政策，也就是让各国政府放弃对一些工业领域的补贴，以更好地与世界经济合为一体，利用外国投资发展经济。为了证明工业政策是无效的，是浪费资源，美国的一些思想库还组织专题研究。对一些国家失败的工业政策研究的结果证明，工业政策只是保证了一些企业的垄断收益，没有起到促进工业发展的作用。由于美国控制了这些研究的话语权，其他国家的研究机构也往往拿这些研究结果来说事儿，指责发展中国家实行工业政策。
有些国家实行的工业政策的确有许多不成功的地方，但我们应该记住西方的一句谚语，“别在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也一起倒掉”。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见木不见林，不能因为有些工业政策失败的例子就彻底否认工业政策的原则。其实，美国在批评别国的工业政策时，自己却并未放弃工业政策。最近几十年来，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包括电子产业、电子通信产业、航天航空产业等领域的发展都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公共财政的补贴。当美国的贸易伙伴指责美国的做法违反规则时，美国便打出了发展国防工业的旗号。以国家安全为名的国防工业发展不在国际贸易组织的控制之下，美国在这一领域的补贴当然就不受任何限制了。
在中美贸易上，美国也利用它掌握话语权的优势给中国制造无穷的困难。中美的贸易不平衡有结构性的因素：美国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轻工产品，从玩具、纺织品到各 种机电产品和家用电器等，这是因为美国的“非工业化”，美国企业已经不生产这些产品了。美国做的是一种选择，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可以解释美国的这种决 定。从经济学角度看，美国企业愿意技术更新换代，生产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获取更高的附加值，也符合企业发展的逻辑。然而，美国的政界人士却从这种结构性 的贸易不平衡中看到了可以使用的政治机会，便频频说中美的贸易不平衡是因为中国的货币汇率太低，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以跟美国进行不公平的竞争，人为地制造出 中国对美出口产品价格上的优势。因为美国掌握着话语权，一些外国媒体也跟着炒中国“货币低估论”。反过来，有些美国议员便威胁说，如果人民币坚持不升值， 他们就要在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提高对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其实，从1997年亚洲危机后，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一直没变。90年代末，美国金融市场上泡沫膨 胀，投资美国股市的热潮导致美元需求猛增，美元汇率不断上扬，人民币也跟着升值。中国的出口曾经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2001年美国股市泡沫破灭后，国际 资本撤离美国股市，美元需求下降，美元汇率也跟着下降。随后，发生了“9?11”恐怖袭击，美国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美国政府的财政盈余转为赤字，而且还 有不断上升之势。在这种背景下，国际投资者开始不信任美元，美元贬值加大。人民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人民币等于也跟着贬了值。但是，中美贸易一直以美元 计价，人民币又与美元挂钩，也就是说无论美元的汇率在国际市场上如何变化，中美之间贸易的价格不会因汇率而变化。那么，为什么美国对华贸易的赤字却越变越 大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不按“国际贸易”的规则“出牌”。按照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贸易之所以是一种双赢的游戏，是因为交易双方都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 势来发挥特长，而因为各国都能发挥特长，产出的结果就要高于不交换的情况。这就是“1+1＞2”的解释。美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就是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 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当然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如果在中美贸易中双方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贸易就会达到平衡。但美国政界总有些人担心中国发展太快会威 胁美国利益，因此处处限制美国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政治因素限制了美国经济在中美贸易中充分发挥它的比较优势，美国对中国产生大量贸易逆差就在所难 免。中国因对美贸易顺差而得到大量美元，而中国在海外投资并不大，中国只好用这些美元来购买美国的国库券，等于把中国的储蓄又借给了美国。美国可以得到从 中国来的源源不断的资金，便不必再用提高利率的做法去吸引外国资本。低利率反过来又刺激美国的投资与经济增长。美国看到外债太多了时，还可以操纵汇市使美 元贬值，以减轻债务。中国掌握着大量美元资产的债务，美元贬值则中国的资产也跟着缩水，等于替美国分担了债务。美国在中美贸易逆差中占尽了便宜，却把人民 币与美元保持的固定汇率当做替罪羊，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警告布什政府 说，如果中国听了美国的话，让人民币升值，减少持有美国国库券，美国将得不到那么便宜的“贷款”，美国的利率将不得不上调，这可能会戳破美国的房地产泡 沫，从而引起消费信贷的大幅下滑和房地产就业的减少，房地产价格下跌还可能引起一系列破产，美国那时才会后悔不该给中国开这种药方。
政治上，美国控制话语权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在所谓单极世界的格局下，美国作为唯一的 超级大国，一枝独秀。美国的外交政策影响着各国的发展，但美国政府及智囊们从不引导舆论讨论美国这种状态对各国的影响及它的全球责任，反而引导舆论去讨论 美国如何利用强大的力量到世界各地传播民主、捍卫和平及人权。在这种思维定式中，打击别国成了惩罚坏人的代名词，而不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美国的地缘战略利 益。美国的一些基金会还赞助许多研究项目，证明美国的利益与美国追求的理想的一致性。比如，让别国开放市场既符合美国的利益，又符合美国的理想，即要促进 自由化与民主化。美国在巴尔干地区进行军事干预，既是为了保持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领导地位，也是为了推进该地区的人权事业发展。
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始作俑者也是美国。“中国威胁论”的基点是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舆论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推论说，中国强大后必须发展军事力量，从而引发亚洲地区军事力量的失衡，其他国家也会感到受威胁，也会加 强军事力量建设，就会引起地区的军备竞赛，地区不稳定就会增加。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加快，中国对资源的需求会大幅增加，会与传统的工业国争夺资源，引 发地缘政治的角逐。中国的经济属粗放型发展，造成了污染的扩大，波及邻国，随即影响到全球的环境。还有一些舆论把“中国威胁论”加以引申，推导出中国的快 速发展会使中国的“专制模式”得到更多的认可，与西方的民主自由模式相竞争。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的儒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结合，将对西方文明形成挑战， 成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根源。其实，宣扬“中国威胁论”是美国树立外敌的一贯做法。亨廷顿曾经分析过美国为什么要树立外敌。他说，美国是个移民的国家，美国的 “民族特性”是建立在反对某种外部力量上的，所以美国历史上一直需要树立一个不喜欢的外敌，而这个敌人一定会被视为自由的反对者。最开始时，外敌是英国的 贵族压迫，然后又引伸为欧洲的封建制度、君主制度及帝国主义。随后，美国自己摇身一变，成了欧美文明的代表，带领着“西方文明”的盟国与威胁这种文明的德 国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及日本军国主义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则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带领自由世界的国家与苏联及共产主义斗。当苏联瓦解、 东欧剧变后，美国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外敌，中国成为当然的靶子。在美国遭受了恐怖主义袭击后，美国又感到找到了一个新的外敌，注意力才逐渐转移。但因为恐怖 主义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美国人仍然很难在反恐的旗帜下重新团结起来。因此，布什政府想借用伊拉克战争把注意力转移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地方，并声称 国际恐怖主义分子都集中到了伊拉克，为其提供了一个把敌人抵御在国门之外的好机会。但是，伊拉克局势久久不得平静，美国人会逐渐对战争的合法性产生怀疑。 那时，为了再度转移视线，恐怕“中国威胁论”还会再度抬头。
再来看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也使人感到有一种美国在引导国际舆论向它希望 的方向的嫌疑。为了发动战争，布什政府找到的理由是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什让萨达姆?侯赛因交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否则就动用武力。在遭到伊拉 克拒绝后，布什政府发动了军事进攻，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经过几年的寻找，仍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痕迹。在整个战争及后续时期，美国舆论及国际舆论都 在讨论什么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找不到伊拉克研制核武器的痕迹，那么萨达姆曾用化学武器屠杀本国的库尔德人，化学武器不也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吗？结 果，找了半天连化学武器的储存也没找到。多年的制裁耗尽了伊拉克的财力，萨达姆政权最后也意识到这些东西救不了他的命，根本就没有能力或意识去发展这些武 器。其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是一个借口，是发动战争的最合理借口，舆论没去寻找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真正原因，却被引导着去探讨什么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 不是南辕北辙吗？
等到战争结束，没有找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美国政府便使用了丢车保帅之法，提出 了所谓“情报失误”说，并开始大规模地整顿和重组各种情报机构，指定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情报误导的因素。调查的结果可想而知。如果在美国完全控制的 情况下，都找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肯定说明没有了。如果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美国又是以这个为借口发动的战争，那肯定是情报出了问题。当人们在 探讨美国那么庞大及拥有现代侦察手段的情报队伍为什么会犯这么低级错误时，人们似乎又在被美国政府引导着去向另一个方向寻找没有答案的途径了。
其实，美国的情报部门并非那么无能，中央情报局为此做的调查早就证明伊拉克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而，此结果使布什政府内那些决策者们大为光火，他们 决心自己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要找到“情报”，要证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无能。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防部里成立了一个小型情报分析机构，由著名的新保守主 义者珀尔负责。这个机构虽没有几个人，却负责分析、解释有关伊拉克的情报，他们能把那些模棱两可的情报都解释成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用这种 “鸡蛋里挑骨头”的办法去找情报，当然可以找到任何向伊拉克发动战争的理由。但这些能说明伊拉克战争是因为美国的情报失灵而偶然引起的吗？
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借口确实没人相信时，布什政府又抛出了在中东地区推广民 主、自由的理论。布什还借接见以色列内阁部长夏兰斯基之机，大肆吹捧了一番后者对推广民主、打击专政的信仰。纳坦?夏兰斯基出生在乌克兰，曾是前苏联犹太 人，毕业于莫斯科某理工大学，是颇有名气的数学家。后来他为了坚信的“民主自由”理念，和那时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一起在前苏联为争取人权而奔走， 他一直从事帮助苏联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的地下活动，直到 1977年被逮捕。1978年，他由于被指控向美国记者提供机密情报的“间谍罪”被判三年监禁和十年劳改。1986年在当时美国里根总统的帮助下，在苏联 与西方交换间谍的机会中，最终获得自由，并如愿到以色列定居。在美国遏制苏联的年代,夏兰斯基与著名的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被西方认为是 从内部推翻苏联制度的“功臣”。夏兰斯基移民以色列后，成为极右翼积极分子，在巴以问题上持极其强硬立场，认为中东没有和平是因为巴勒斯坦组织不民主、阿 拉伯国家不民主，要像当年在苏联搞民主运动那样在阿拉伯世界大搞民主运动。据说，他写的《论民主》一书成为布什及其外交班子制定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参考。
在这一背景下，舆论又开始大炒美国的中东民主化计划能否成功。
自伊拉克战争以来，伊拉克境内的爆炸及袭击虽然接连不断，但布什政府却认为美国的大中 东民主战略取得了很大进展。因为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提出修改宪法，要举行首次多党派候选人参加的总统民主选举。阿拉法特死后，巴勒斯坦如期举行了大选，选出 的政府似乎是个愿意与以色列继续进行和平谈判的温和政府。黎巴嫩从叙利亚军队的控制下摆脱了出来，叙利亚政权本身也开始不稳定……一时间，过去抨击布什发 动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媒体也开始为他唱赞歌，认为布什抗议民主的用心是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能需要重新判断布什的外交政策。即使有些人明显不赞成布 什政府的中东政策，他们也只是怀疑这套推行民主的政策并未行得通，他们说阿拉伯世界有自己的传统，民主可能会使反西方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借选举之机上台执 政，美国面临的只可能是更加困难的环境。
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一些研究人员对美国在中东大肆推行民主与自由有自己的看法，但因为美国控制着信息源，他们的看法并不为主流媒体所反映。 有一些欧洲国家的中东问题专家认为这些阿拉伯人的分析很有意思，值得玩味。比如，美国正在引导舆论，利用人们的思维定式把人们的目光都引向中东“民主化” 的方向，都在议论特定的文化背景能否产生民主，“枪杆子里面出民主”是否能维持下去。然而，这一切都是烟幕弹，因为它让人们看不到美国“中东民主战略”的 真正意图。其实，美国在中东“推广民主”的用意就在使当地敢于对美国说“不”的政权都小心一点儿，美国随时可以用不民主的借口去借助武力改换政权，况且美 国掌握着评判民主与否的权力。中东地区是世界石油储量最大的地区，世界各大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都依赖于能源的供给，美国掌握了世界最大的能源库，控制了这些 大国发展的命脉。美国的最大利益显然在于让这一地区的政权都小心谨慎地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对美国的命令俯首帖耳。另外，布什能当选执政与美国基督教右翼势力的兴起有很大关系，这些势力有一种很强的宗教狂热，认为真正的基督徒必须坚决支持犹太人的复国主义，帮助犹太人保卫自己的家园，重建神殿。到那时，上帝的使徒会再次降临人间，世界就会有一千年的和平与繁荣。再加上布什班子里那些新保守主义者很多人都是犹太人，对保卫以色列有种天然的使命感。 这两股势力认为，在中东威胁以色列存在的是一些大阿拉伯国家，它们把以色列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又敢于反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因此只有肢解了这些国家，才 是保卫以色列的最好办法。而肢解这些国家的最好方法又非“促进民主”莫属。中东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出现都是非殖民化的结果，是被西方列强、前殖民主义国家 “人为”分成现在的这种局面，这些国家的民族认同感不够强，国家内部既有种族矛盾，又有宗教派别矛盾。美国在与这些国家作对时，总是拉一派打一派，如在搞 萨达姆时就曾用各种手段拉库尔德人与南方的什叶派穆斯林。在这些地方强行推行“美国式的民主”，无疑是在激化这些潜在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爆发，国家分崩离 析，就构不成对以色列的威胁了。
这些对美国的战略意图分析虽然很有道理，但因为它们不属于人们都在寻找的国际信息源，而当今美国又控制着国际舆论的话语权，所以舆论并不在注意这些分析。这就是美国主导国际舆论话语权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