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阅文章：顾顺章叛变之后

参阅文章：顾顺章叛变之后

王彬彬　

    

    顾顺章，1904年生，上海宝山人。早年进入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当工人，不久成为小工头。在工厂期间，顾顺章加入了上海滩上的“清帮”。顾顺章从小好勇斗狠，据说能双手打枪，且百发百中，很快在江湖上脱颖而出。顾顺章还有一绝，即魔术玩得极其专业，曾以“化广奇”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公开演出，甚至与被称为南派魔术一代宗师的莫悟奇齐名。由于顾顺章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其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1924年，顾顺章加入中共。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苏联，短期学习“政治保卫”。从苏联回国后，即投身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1927年“四•一二”之后，中共中央成立特科。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负责特科第三科。第三科又称“红队”，专门负责杀叛徒、劫囚车、除特务等武装行动。顾顺章干得十分出色。因为是工人出身，也因为劳苦功高，在1927年4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顾顺章成为中央委员，在同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1年3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在汉口，将张陈二人送走后，顾顺章居然登台表演魔术，结果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认出，于是被捕。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由于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担任特务首脑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并迅速通知了周恩来，也由于周恩来过人的应变能力和组织才华，才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诸要人和整个机关避免了全体覆灭的结局。历史中的偶然性，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如果其时在上海的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博古）、康生、张闻天、陈云、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等一大批中共要角同时被捕，如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整体毁灭，那此后的历史，毫无疑问是要大大改写的。顾顺章本在中共党内专门负责惩治叛徒，他非常清楚叛变意味着什么，而他之所以一被捕就敢于叛变，是因为他自信能借助国民党之力摧毁整个中共中央机关，将周恩来、陈赓们悉数抓获，从而也为自己解除后顾之忧。他本来也的确可以做致这一点，只是由于国民党方面配合不周，才使其未能成功。在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还是将顾顺章被捕并叛变的消息电告南京，而在南京接收这电报的，就是钱壮飞。据说，当顾顺章得知已向南京发报时，跌足长叹：“抓不住周恩来了！”但周恩来再能干，也只能让上海的诸要角躲过此劫。顾顺章还是让中共遭受重创。毕竟，他知道得太多。许多基层的“交通线”、“联络员”，是他亲手建立和安置的。这些，周恩来不可能都知道。即便都知道，也来不及一一通知。顾顺章叛变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就全部被捕杀。也有几个中共要人死于顾顺章之手。其时，恽代英被关押在南京，但化名王作霖，国民党方面并不知其真实身份，而中共方面的营救也有望成功。顾顺章一到南京，立即揭露了真相。于是恽代英立即被处决。其时的中共“一把手”向忠发，也是由于顾顺章深知其习性，才被捕的。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中央决定向忠发去江西“苏区”。但他临行前却不顾周恩来等人的告诫，偷偷去与情妇会面并迟迟不归，终于落入顾顺章安排的人之手。顾顺章还亲自带人到香港，抓获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后，也遭惨杀。1933年，陈赓赴“苏区”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只因为陈赓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蒋介石才不得不“放虎归山”。顾顺章的叛变，极大地影响了中共的历史。当然也就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面目。
     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这在中共党史上其实是一件极大的事情。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当毛泽东等人热衷于农民运动，热衷于创建农民军队时，在上海等的中共中央曾忧心忡忡，一再地敲警钟，泼冷水。在顾顺章叛变前，要说把中共中央迁往乡村，那是不可想象的。早期中共人士，后来成为铁杆“托派”的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说：“在那时，无论国际或中共，甚至江西的毛泽东，都不曾想到把工作中心由城市转向乡村。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身上。既然坚持城市第一与工人领导的路线，那当然要把党的中心工作放在上海。党几乎是集中了最大力量，要建立和扩大上海工人区中的组织。”而最终决定把工作中心从城市移往乡村、把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往瑞金，并非是理念有了转变，并非是思想上、原则上向毛泽东屈服，而实在是迫不得已。到了1932年的时候，中共中央便决定迁往江西，这是因为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了，中共在城市的工作也实在难以开展了。而这与顾顺章的叛变有极大的关系。顾顺章叛变后，首先那些与顾顺章极为熟稔的人，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例如周恩来长期直接指挥顾顺章。聪明过人的顾顺章，对周恩来的恩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伪装技巧等都了如指掌。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亲自带人对其家人采取了措施，也使得顾顺章对周恩来切齿痛恨，必欲捕周而后快。
    周恩来地下工作的经验再丰富，也不能不离开了。在整个中央机关决定迁往江西前，周恩来便于1931年底来到了江西。周恩来可谓是中共在上海的灵魂。在上海，没有了周恩来的中共中央，也实在难有作为。向忠发被捕杀后，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领军人物王明（陈绍禹）成为中共总书记。但不断有人被捕杀，使王明心惊胆战。不多久，便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于1931年10月跑到苏联去了。
    中共中央迁往江西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局，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李竹声任书记。1934年6月，李竹声被捕后叛变。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盛岳（盛忠亮）接任李竹声成为上海局书记。1934年10月，盛岳被捕后亦叛变，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后移居美国。盛岳是王明的亲信，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更是王明的打手。盛岳在美国写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其中这样说到顾顺章被捕后的王明：“当时中共内部的形势如下：首先，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形势恶化。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中共情报网的头头顾顺章在武汉三镇被捕……上海的中共秘密机关的接连遭到破坏，使得中共高级成员惊魂不定，垂头丧气。陈绍禹被仓促选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以填补向忠发的空缺……陈绍禹最初谋求江苏省委领导权，是因为当时担任这一工作还不冒太大危险；但到他真的把这一职务搞到手时，它已成为最危险的工作……他就像惊弓之鸟，很少在中央的会议上露面，不敢住旅馆、公寓甚至单独的私人房屋。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搬到上海郊区的一座疗养院去住。他委派康生为他安排此事。另一位中央委员陈云也担任他的副官。陈绍禹和他漂亮的妻子孟庆树不久就搬进了疗养院……陈氏夫妇搬进疗养院后，足不出户，实际上成了隐士。陈绍禹事无大小，全都交给康生、陈云去办。由于缺少得力领导，中共的工作实际上陷于停顿。陈绍禹夫妇的隐居生活一直延续到1931年7、8月间。7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机关及一个秘密印刷所被破获，包括罗绮园、杨匏安在内的23名宣传部重要人员被捕。陈害怕再留在上海。在1931年7、8月间辞去了中央总书记。他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到了莫斯科，直到1937年才去延安。”
    王明辞职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卢福坦短暂地代理过总书记。1931年9月，也是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秦邦宪（博古）被推到了中共最高领袖的位置上。1931年底周恩来去了江西“苏区”，留下24岁、实际工作经验少得可怜的秦邦宪在上海支撑危局。1933年1月，秦邦宪与陈云一起，到了江西“中央苏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心脏移植到了乡村，意味着中共从此把工作重心放到了农村。这不但导致了1949年以前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更导致了1949年后以农村改造城市的政略。所以，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是中共党史上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影响或许大于“八七会议”、“遵义会议”等任何一次会议。
    中央机关迁往瑞金，是中共党史上的大事，更是毛泽东个人政治生涯中的大事。自从开始致力于农民运动，自从开始拉起一支农民武装，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就与中央不大和谐。以王明为首的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踌躇满志地杀回来、执掌了中央大权后，王明们认为毛泽东们根本不懂马克恩列宁主义，而毛泽东认为王明们不过是乳臭未干的“教条主义者”，根本不懂中国的实际，也毫无实际经验。而在那时候，王明们可以毫不掩饰对毛泽东们的鄙夷、蔑视，而毛泽东们却不得不把对王明们的厌恶和轻蔑藏在心里。因为王明们背后站着米夫、站着共产国际、站着斯大林，还因为王明们代表着中央。当中央隐蔽在十里洋场时，毛泽东对中央采取的策略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但现在不行了。
    1933年1月，秦邦宪以中共最高领袖的身份到达“中央苏区”时，是26岁，而毛泽东已40岁。秦邦宪的全部资本是在莫斯科吃过几年面包，而毛泽东则在中国的城市与乡村摸爬滚打了十几年。这次，秦邦宪们来到江西，本来就有两种意味。它既是来主宰毛泽东们，又是来投靠毛泽东们；它既是来剥夺和削弱毛泽东的权力，又是将最高权力“送货上门”。——果然，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宣告了秦邦宪统治时期的结束．也宣告了“莫斯科派’”的永久失势。
    顾顺章被捕叛变后的这一系列剧变，虽然不能说完全是由顾顺章的被捕叛变导致的，但与顾顺章的被捕叛变无疑有着极重大的关系。对于中共来说，这实在是一次极强烈的地震。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6期《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