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金认为希望新兴国家改变政策降低全球通胀不现实

斯蒂芬金认为希望新兴国家改变政策降低全球通胀不现实

　　斯蒂芬金认为希望新兴国家改变政策降低全球通胀不现实
　　西方国家对全球通胀这个问题的反应是，要求新兴经济体切断与美元的关系，允许它们的货币升值。但是，这些新兴国家控制通胀的手段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它们自身的通胀很大程度来源于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而这种现象将一年又一年地持续存在。调整货币供应量的手段在发达国家向来收效甚微，在金融体系并不完善、有时甚至不太稳定的新兴经济体，这种手段的效果想必也不会太好。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一样，将不得不经历成长的烦恼。
　　【新华社伦敦5月19日英文电】英国《独立报》今天刊登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经济事务主管斯蒂芬金的一篇文章，题为《新兴市场释放的能量可能扰乱西方的经济计划》，副题为《新兴市场将像不受管教的少年一样犯下错误》，摘要如下：
　　这种力量非同寻常。这种引力几乎不可抗拒。然而对于这个可能会打乱我们所有周密经济计划的黑洞，我们却知之甚少。
　　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现在释放的力量形成了这个黑洞。此前，我们还傲气十足地认为这些国家不过是为了满足西方消费者的需要，生产价格低廉的商品。现在，我们逐渐发现他们的力量和影响力要强大得多。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未来几个月将连连致信财政大臣，解释英国通胀为何居高不下。默文金应当集中论述新兴市场的情况。
　　与美国相比，新兴经济体没有一个规模算得上特别巨大。它们个体的引力均十分有限。但这样说就好比认为，得克萨斯州、南达科他州、怀俄明州经济规模太小，可以忽略不计一样。而美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对我们其他人有着巨大的影响。类似的结论也适用于新兴市场国家。它们都在飞速发展。它们的通胀率疯涨。而且，它们合在一起与美国的经济总量几乎相等。
　　然而，与美国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的决策机构并不成熟。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与美联储挂钩，实施对美元的货币盯住制或管理浮动制。因此，当美国近几个月来屡次降息时，这种政策不仅放松了美国的银根，也令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银根松动。
　　但是，新兴市场并没有在次贷危机中遭受重创。它们在面对信贷紧缩时没有衰退。它们的房地产市场没有出现崩盘。因此，美国放宽货币政策除了拯救饱受折磨的美国家庭和银行外，也推高了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率。
　　西方国家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是，要求新兴经济体切断与美元的关系，允许它们的货币升值。这样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就能通过进口价格下降（因为汇率提高）以及国内市场利率提高（现在因摆脱盯住美元制的束缚而放松）的共同作用而降低。然而这种方法也存在一个主要的问题。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采取了这种政策，近年来巴西也采纳了类似的战略。然而，这两国的通胀压力不过暂时得到抑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
　　当新兴市场规模较小、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的作用不大时，盯住美元制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现在这些市场的规模已经很庞大，需要建立自己独立的货币体制。但它们的货币体制应该是什么样的？控制通胀的手段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新兴市场的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源于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而这种现象将一年又一年地持续存在。调整货币供应量的手段在发达国家向来收效甚微，在金融体系并不完善、有时甚至不太稳定的新兴经济体，这种手段的效果想必也不会太好。
　　在这种政策真空中，新兴市场的决策者们已经采取了一种实际上非常简单的战略，叫做“希望与祈祷”。他们大多认为，随着美国经济走弱，他们的出口势头将放缓。与此同时，商品价格将下跌。两种影响都将消除通胀。
　　但新兴经济体现在的规模如此巨大，美国的经济放缓又怎么会导致商品价格下跌呢？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日益成为全球市场的定价者。这些国家决定全球的石油、金属和食品的价格。希望美国的经济疲软将以某种方式减少全球通胀的压力，似乎不再现实。现在的引力来自新兴经济体。而且，由于缺少一个像样的能够控制价格压力的架构，无法保障通胀将会趋缓。
　　这有点像上世纪70年代的历史重现。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汇率体制瓦解。在随后的几年内，各国试图寻求替代的货币体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经济动荡。
　　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政治意愿的缺乏。正如奈杰尔劳森于1984年在“梅斯讲座”中所说，“战后的潮流是，在金融体系无秩序愈演愈烈的环境中，给予自由市场比以往更多的特别干预……这是通往经济停滞、失业率攀升，尤其是通胀加速的道路。这是已经失败过的试验。但许多采取这种措施的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民主国家政治和选举的压力令他们别无选择。”
　　换言之，废除一种制度，并在一夜之间用另一种制度取而代之，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认为我们控制通胀的手段和稳定市场的预期是理所应当的，却忘记了是什么矛盾让我们走入今天这步田地。新兴经济体与我们一样，将不得不经历成长的烦恼。就像难以管教的少年一样，他们肯定得犯下一些错误。这需要时间。
　　我要指出两点。首先，认为食品和能源价格将很快下降也许是错误的。事实上，如果新兴经济体坚持“希望与祈祷”战略，食品和能源价格很有可能继续上升。其次，食品与能源价格攀升可以被视为食品与能源成本上升。假使这些成本上升，其他的成本就必需下降。在英国，这意味着降低工资待遇，压缩利润空间。为解决这个问题，即使顾忌到房地产市场有崩溃的可能，或许也应继续收紧货币政策。
　　这不是什么好消息。我们以控制通胀为目标的货币体制意味着，世界其他地区犯下的错误将以大大削弱国内消费能力的形式来弥补。选民们会接受这个观点吗？他们是不是愿意作出牺牲，克服其他国家维持价格稳定的失败？
　　归根结底，这是英格兰银行给我们提出的问题。英格兰银行行长2006年10月在温切斯特发表的一次演讲上说，“在离我们的岛屿数千英里外的地方发生了非同一般的变化，我们不能将自己从这些变化造成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后果中隔绝开来……但说我们受到世界其他地区变化的影响和说我们的货币政策无力控制通货膨胀是大相径庭的。”也许是这样吧，但我们能在不引起政治动乱的情况下使自己免受这些货币政策决定后果的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