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6)

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6)

朱德熙初品干巴菌 

　　干巴菌，是昆明的土特产，是昆明人待客的上等佳肴。它生长在阴暗潮湿的松树松毛多的地方。干巴菌不像一般菌子是圆扁的，而是一坨一坨的，那模样像腐朽的棺材板，也可以说是一坨干了的牛粪，一句话，样子不好看。笔者觉得用牛粪来形容干巴菌，有点唐突这人间美味，可是看到干巴菌的样子，肖其形，像极了。

　　汪曾祺是怎样描述干巴菌的呢？"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工夫，把草茎松毛择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

　　朱德熙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一次，听到唐兰先生讲的古文字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从物理系二年级转到中文系，师从唐兰先生专攻古文字学和甲骨学。朱德熙和汪曾祺就是在这个时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一生的友情，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而他们的友情也洋溢着干巴菌的清香滋味儿。

　　在朱德熙的夫人何孔敬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多次看到关于昆明干巴菌的记忆片段。朱德熙的老师唐兰先生是美食家，在西南联大的老师中，恐怕只有唐先生家知道如何拣除干巴菌的松毛，松毛拣不干净，吃到口里如同针扎。朱德熙第一次吃干巴菌，就是在唐兰先生家吃用干巴菌做的打卤面，味道非常鲜美。

　　一天，朱德熙到唐先生家里去。见到唐先生和师母在屋檐下聚精会神地挑拣干巴菌中夹杂的一根根烂了的松毛。唐兰看到朱德熙来了，故意问他见过这东西没有。朱德熙还以为是什么新发现的古物，看着朱德熙大惑不解的模样，唐先生很得意地哈哈大笑："我估计你也不会知道，这就是昆明野生菌子干巴菌，样子很不好看，吃起来非常好吃。"唐先生留下朱德熙吃师母做的面。朱德熙吃过，大饱口福，意犹未尽地对当时的未婚妻何孔敬说："奇怪，唐师母做的打卤面真鲜，好吃极了。"

　　朱德熙难忘干巴菌的美味，结婚前对何孔敬说："看样子真可怕，想不到吃到口里有股子清香味，味很鲜，很好吃。孔敬，等我们结了婚，把汪曾祺、施松卿叫来，你给我们做回干巴菌吃，好不好。"

　　结婚后，何孔敬真的给恋爱中的汪曾祺、施松卿做了肉丝炒干巴菌，以飨好友。汪曾祺吃了赞不绝口。认为干巴菌是菌子中味道最深刻的。他曾写下过这样的顺口溜："……人间至味干巴菌，世上馋人大学生。"

　　何孔敬在她的晚年回忆录中特意详细说明了干巴菌菜谱。干巴菌里不但藏有松毛，且有红泥沙土。先把干巴菌里的烂松毛一根一根地剔除出来，然后撕成一丝一丝的。在汪曾祺的印象中，只是螃蟹小腿肉粗细的丝丝。放在清水中浸泡，泡到没有红泥沙土为止。"配料肥瘦肉丝各半，红绿辣椒丝少许，猪油、素油皆可。先把油炝热了炒肉丝，放少许好酱油，炒到光了油，

　　再放上干巴菌、辣椒丝，一同炒一炒，就好起锅上盘了。"

　　汪曾祺这样的美食家回忆初次品尝干巴菌："入口细嚼，半天说不出话来。"这话真妙，可以想见干巴菌之美。汪曾祺还说："干巴菌是菌子，但有陈年宣威火腿香味、宁波油浸糟白鱼香味、苏州风鸡香味、南京鸭胗肝香味，且杂有松毛清香气味。干巴菌晾干，加辣椒同腌，可以久藏，味与鲜时无异。"

　　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昆明出差归来，带回一大包干巴菌，从机场送到朱德熙家。朱德熙正在北大上课，何孔敬接过这包菌子，由衷地说道："千里迢迢，大老远地给德熙送来干巴菌，多不好意思。"汪曾祺说："我和德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如果说西南联大那一代人的友情清淡时如水，浓烈时如酒，那干巴菌的味道中隐藏着多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又蕴藏着多少代表着情谊的"意思"。那一代人的青春岁月留在了昆明，干巴菌成为他们战时清贫生活最好的犒赏，成为风云激荡之中美好生活瞬间的一个符号标志，干巴菌上，留存西南联大学人的逝水年华和青春印记。

汪曾祺与云南的菌子

　　冯至在联大任教时，有一段时间疏散到昆明杨家山林场，他以优美的文笔，在一篇题为《一个消逝的山村》的散文中，写采菌子：

　　雨季是山上最热闹的时代，天天早晨我们都醒在一片山歌里。那是些从五六里外趁早上山采菌子的人。下了一夜的雨，第二天太阳出来一蒸发，草间的菌子，俯拾皆是：有的红如胭脂，青如青苔，褐如牛肝，白如蛋白，还有一种赭色的，放在水里即变成蓝的颜色。我们望着对面的山上，人人踏着潮湿，在草丛里，树根处，低头寻找新鲜的菌子。

　　汪曾祺也在文章中多次写云南的菌子。"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无论贫富，都能吃到菌子。"野生菌可以说是上帝赐予的人间美食，联大师生对各种各样的菌子感情很深，面对摆上餐桌的大自然的馈赠，心生感激之情。汪曾祺印象很深的三种菌子是牛肝菌、青头菌、鸡枞。

　　先来看牛肝菌，色如牛肝，生时熟后都像牛肝，有小毒，不可多吃，且须加大量的蒜，否则会昏倒。这种菌子是联大食堂里的一道菜。有个女同学吃多了牛肝菌，竟至休克，可能是大蒜放少了。在汪曾祺的印象中，牛肝菌滑，嫩，鲜，香，很好吃。菌香、蒜香扑鼻，直入肺腑。

　　牛肝菌价极廉，而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青头菌菌盖正面微带苍绿色，菌折雪白，烩或炒，宜放盐，用酱油就不好看了。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

　　今人普显宏在《人间至味野生菌》［1］文中这样描述青头菌："青头菌也长得漂亮，美丽的绿斑如一幅染出来的水彩画，浅一块深一块很诗意地印在凹凸有致的菌盖上，活像一位头戴瓦帕的彝族妇女。想不到野生菌也有绿色的！我每次见到这种带点绿色的青头菌，就会想到那墨绿可爱的新鲜蔬菜，就有了想吃这种菌子的欲望。"

　　鸡枞，野生菌中名贵者。菌盖小，菌把粗长，吃这种菌主要就是吃形似鸡大腿的菌把。在汪曾祺看来，鸡枞当为菌中之王，其味正似一年的肥母鸡，还有过之，因鸡肉粗而菌肉细腻，且鸡肉绝无菌子的特殊香气。

　　普显宏在《人间至味野生菌》一文中详细描述了鸡枞的做法："放点腊肉或火腿肉片炒一下，放水煮出来，那汤汁白白的，浓浓的，味道与鸡汤一模一样，又鲜又甜。就算不放火腿肉，鸡枞炒出来照样像鸡肉一样鲜美可口。更高级的吃法是油炸鸡枞，吃起来香味扑鼻。炸时放点花椒，把鸡枞用油炸到七八成干后浸泡在香油中，可贮藏一年不坏。这种油鸡枞我们只舍得用来做佐料，煮面条、米线时放一点点，早餐就变得十分可口了。但这种山中美味，数量极有限，你就是翻几座山头有时也不一定能找到一窝鸡枞。"

　　我们从汪曾祺的文章描述可知，西南联大在昆明时，这种菌子在云南并不难得。汪曾祺讲了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棵鸡枞，他跳下去把鸡枞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意在说明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枞随处可见。

　　岁月沧桑，菌味依然。只是，西南联大那个时期的精神和风流，永远消逝在历史水云间了。时空转换，当年在西南联大求学的大学生，如今健在的，都已到耄耋之年。他们更加怀念云南的人间草木。

　　汪曾祺擅饮酒，微醺时，爱画几笔。他西南联大时期的校友巫宁坤写信向他要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汪曾祺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题跋曰："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腴。"

　　菌中岁月，纸上滋味，味中风云。笔者为写这篇小文，多次查阅汪曾祺的著作，每次沉浸其中掩卷之时，恍惚之间，想到这样一位极品的老头儿，已经仙逝十余年，思之怅然。

费孝通品烤茶 

　　1943年1月，驻大理的国民政府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宋希濂因办滇西战时干部团的需要，请西南联大、云南大学9位学者前往大理讲学。这些学者是：罗常培、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燕树棠、蔡维藩、张印堂、陶云逵、张文渊。另有《旅行》杂志主笔孙福熙，还有清华大学近期毕业生王俊陶。28日，一行抵达大理，30日至2月4日讲学。讲课毕，因慕东南亚佛教圣地鸡足山之名，前往鸡足山。

　　这些教师中的费、罗、潘、曾、孙5人，由宋希濂陪同，于2月5日从大理东门出发，当晚睡在洱海边的船上。从费孝通的《鸡足朝山记》第二节"洱海船底的黄昏"中，可知当时的情形。"风声，水声，橹声，船声，加上船家互相呼应的俚语声，俨然是一曲自然的诗歌。这曲诗歌非但是自然，毫不做作，而且是活动的。船身和坐客就在节奏里一动一摆，一俯一仰，顺着这调子，够人沉醉。"潘光旦和费孝通坐在船上，两人闭眼静坐，享受这半个黄昏。但两人相对默然又不免煞风景。是烟和茶打破两人的沉默。费孝通写道："潘公常备着土质无牌的烟丝，我也私自藏着几支香烟，可以对喷。"两人对着一船风声吞云吐雾，为增加兴致，问船家要茶。船家低了头，手里拿着一个小土罐在炭上烤。烤什么呀，为何不去拿茶壶？费孝通感到纳闷，又有点不耐烦。可是，不久，顿觉茶香弥漫，满船春色。潘光旦很得意地靠着船板，笑眯眯地用云南话说："你家格是在烤茶乃？"

　　何为烤茶？费孝通以简洁而不失雅致之笔墨娓娓道来。大理之南，顺宁之北，出一种茶叶，看上去很粗，色泽灰暗，香味也淡，决不像是上品。可是装在小土罐里，火上一烤，过了一会，香味就萦绕。香味一来，就得立刻用沸水注入。小土罐本来已经烤得很热，沸水冲入，顿时气泡盈罐，稍等片刻，即可饷客。因为土罐量小，若是有两三个人，每人至多不过分得半小杯。味浓，略带一些焦气，没有咖啡那样烈，没有可可那样腻。烤茶清而醇，苦而沁，它的味在舌尖上，不在舌根头，更不在胃里，宜于品，不宜于饮；是用来止渴，不是用来增加身体水分的。

　　费孝通在云南呈贡有名的魁阁读书时以好茶名于朋侪间，品了烤茶之后，"才恍然自悟三十年来并未识茶味"；而潘光旦尝了以后说"庶几近之"，意思是他还领教过更好的。费孝通对洱海船头的烤茶很满意，并发感慨："可惜的是西洋人学会了喝茶，偏偏要加白糖。近来同胞中也有非糖不成茶的，那才是玷污了东方文化。"是呀，茶，原本极接近天然的滋味，得天地精华之原味，茶生在中国，自然是和中国的琴棋书画连在一起的，是经过儒释道之水浸泡过的，这滋味西方人难得其妙处。

　　汪曾祺对云南的饮食描写细腻，美食之中有悠长的文化韵味。查其《寻常茶话》一文，有对烤茶的描绘，但语焉不详。"我在昆明喝过大烤茶。把茶叶放在粗陶的烤茶罐里，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倾入滚水，茶香扑人。"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在大理的街头看到有烤茶罐卖，犹豫了一下，没有买。若买了，放在煤气灶上烤，感觉别扭，也不会有那样的味道。

　　饮烤茶，讲究的是情境和氛围，要么像潘光旦和费孝通两位先生，在风生水起的船头，听欸乃声声，看暮色四合，苍山洱海渐渐被水汽和雾霭氤氲。要么像汪曾祺和知己二三子，在昆明淅淅沥沥的雨季，泡在茶馆，闲敲棋子，或者谈一谈联大的文艺演出……。此情此景，品烤茶，可暂时从抗战的硝烟和炮火中解脱出来，浮生偷闲，可抵一枕黄粱美梦。

　　联大学者鸡足山之游之后，收获了三种学人游记。罗常培的《鸡足巡礼》、《记鸡山悉檀寺的木氏宦谱》，收入《苍洱之间》一书；潘光旦写的《苍洱鸡足行程日记》分两次刊登在《自由论坛》上；费孝通的《鸡足朝山记》共7篇，是年5月在《生活导报》连载后受读者欢迎，即以"生活导报文丛之一"出版单行本，4个月后再版。这书有潘光旦作的序言。

联大学子的"八宝饭"

　　联大的厨房当年由学生们轮流兼职。上海师范大学退休教授、1939年入学的联大学生李宗渠对此记忆犹新："整个女生食堂一顿饭大概开20桌，烧菜只用10两油（相当于现在的半斤多）。烧饭用的水是井水，米汤酸得跟醋一样，所以要找食堂很容易，哪里有股酸味就往哪里去。"

　　联大学生食堂不仅伙食质量极差，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只能吃两顿饭。很多学生因无钱购买早点，肚子又饿，甚至没力气去上头两堂课。早上一般是稀饭，晚上才能吃米饭。但因政府供给的"公米"是劣质米，多年的陈米，非常粗糙，且米饭里沙石、老鼠屎、糠屑很多，学生们戏称为"八宝饭"。联大的学生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八宝者何？曰：谷、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也。其色红，其味冲，距膳堂五十步外即可嗅到，对牙和耐心是最大的考验。谨将享用秘方留下：盛饭半满，舀汤或水一勺，以筷猛力搅之，使现旋涡状，八宝中即有七宝沉于碗底，可将米饭纯净度提高到九成左右。"

　　有人为"八宝饭"编了一首歌："八宝饭"味道香，八种成分"营养高"，沙石稗谷泥壳汤，黄霉素配鼠屎汤，感谢上帝的"恩赐"，我吃"八宝"你喝汤，谁知熬到何年月，八宝也许难吃上，十儒九丐啼饥寒，百代盛世莫悲伤。

　　一位不愿意披露真实姓名的中科院院士C在回忆西南联大时，提到当年他写给在重庆的恋人丽芸的信中真实地描绘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其中就有"八宝饭"：

　　刚来的时候，吃的还算好，可现在物价涨起来了，一顿只能喝上几勺清水白菜汤。还有恼人的"八宝饭"，丽芸你知道什么是八宝饭吗？就是砂子、稗子、糠皮、老鼠屎与大米主食混在一起的一种战争时代的特殊食品，奇怪的是吃这种难以下咽的八宝饭，居然有人把老胃病给吃好了，你说奇怪不奇怪？也许是我们颠沛流离感动了上帝，耶和华大人要让我们坚强地活下去，为了这个苦难的民族。

　　同学们都在发奋学习，准备将来报效国家。丽芸，和南京街头那些惨遭屠杀的同胞相比，我们能够逃出来，并且能够坚强地活下去，一切都应该知足了。八宝饭虽然太难吃，可对于一个顽强的生命来说，那同样是上帝的赐予，我会坚强地活下去的，不要为我操心。

　　正是如这封信中流露出的坚强、乐观、感恩之心，促使着联大学子发愤

　　图强。八宝饭填不饱青年学子的肚子，却养育了坚韧忠贞的灵魂，后来新中国各条战线上的专家，就是从这里起步的，他们大多有过吃"八宝饭"的经历。

联大师生离不开汽油箱

　　战时物质匮乏，汽油箱大显身手，其用途被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西南联合大学在艰苦的条件下办学，学生宿舍中，每人可放一张木板床，并领到原为装两桶一加仑汽油的木箱四、五个作为书桌、书柜和座凳。

　　1938年5月30日，胡适的大儿子胡祖望已经转入西南联合大学，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我来到昆明已将一个月了，学校也上了两个礼拜的课了，学校搬来昆明后，诸事较前振作，功课虽然是在刚开学的几天，已很显出忙来了。尤其我们工学院的，今年每星期竟有三十五小时的课。"接下来，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了汽油箱："我们住在一个师范学校中，教室是在农业学校，两下竟距离大约有十五分钟的路程。这里还没有电灯，我们用的是植物油灯，但因为不够亮的关系，所以在念书时还要用洋蜡。我们用的桌子是用汽油木箱和木板搭成的。柜子也是汽油箱。注册组的柜台，会计室的柜子，都是由汽油箱改造的。汽油箱的功用，在联大正显出了伟大。"

　　汽油箱的确在联大显示出"伟大"，战前生活比较优渥的教授，对汽油箱也格外看重，清高的教授在生活中里离不开汽油箱，而且箱箱计较。

　　蒲薛凤在《蒙自百日》中写到汽油箱："闻昆明工学院每人以洋油木箱九只作床铺，盖既便且廉，向航空学校包购，国币一角一只。予遂效法购到三只。蒙自已涨价，每只索一角五分，叠至床前，聊当小柜，顶上可置盥洗杯具，内可置些衣袜。"看来，因汽油箱需求量大，成为紧俏商品，涨价也在情理之中了。

　　《吴宓日记》1939年7月15日记道："晨，办杂务。11：00晤叶公超，殊为郁愤。盖宓已定迁居昆华师范楼上五室，与超及金岳霖同居。而超必俟彼去后，始许宓迁入。超近年益习于贪鄙好利。超托宓为代搜求汽油箱三十个，以供其家用，而愿以上好之铺板一副赠宓为酬。论价值，远不相抵。其后超乃以其自有之铺板床二副均移至其孝园寓宅，不我与。"

　　吴宓教授的满腹牢骚，皆因汽油箱而起。要知道，汽油箱是联大师生的生活必需品，可用汽油箱组合出多种家具使用。

　　用汽油箱还可以分割房间，形成独立的"自由王国"。西南联大的总办公室曾设在位于昆明崇仁街四十六号，是一座三层的小楼，清华、北大、南开的办事处都在这里。北大办事处是三层楼上的一间统的三开间的屋子，只南北有墙，东西两面都是板门，假使门全开了，外面还有廊，栏杆，就很像一个亭子了。在靠西的南北两角上，各有用木板隔成的一间小房，放下床铺后，余下的空间恰好能摆上一张办公桌、椅和一个衣箱，北大校长蒋梦麟和秘书章廷谦一人一间，章廷谦的那间是在南首，靠楼梯。后来，杨振声搬进来，在东首靠南的角上，用汽油箱垒起来，和蒋梦麟的那间并排隔了一间。三人像下围棋似的，每人各占一角。

　　章廷谦的《在昆明》文中写到汽油箱的价钱和广泛的用途："这些汽油箱，原是校方以每个一角钱的代价向航空委员会买来的，除公用的外，就转让给同仁。因之不但同仁们的书箱，衣箱，柜子……果然都是它，还往往用三个箱子叠起来当作茶几，横摆着铺上一块椅垫便当沙发。还可以搭出其他用途的很大方很雅致的式样，犹如七巧板，一拼凑就凑出一个花样。八年来这些木箱一直陪伴着我们，在离开昆明之前，我们也没有舍得离开它们。"

　　1940年，赵瑞蕻从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和女友杨苡结婚了。两人的新居就在离翠湖不远的一条叫做玉龙堆的小巷子里。两人用空汽油箱做书架，用空汽油箱搭成床。在此才安顿了一个多月，遭到了日寇飞机的空袭。1940年9月30日，两人跑警报归来，一进门，就被院子里一片惨相震惊了：围墙塌了一面，满地是折断的树枝。"打开门，屋子里乱七八糟，贴了白纸带的窗玻璃全碎了，两个暖水瓶滚在书桌边破了，一个用汽油空箱堆成的书架翻倒在地上，也用汽油空箱搭成、铺着新买来的草绿色的大床单的床上满是尘土……"

　　汽油箱，空空如也，但盛着联大师生们生活的艰辛、悲喜与哀惧。汽油箱见证了他们饱满充实、同仇敌忾的每一个日子。汽油箱伴随他们读书、写作、治学和休憩，珍藏了他们弦歌不绝的昆明岁月。

吴宓钱穆合租"天南精舍" 

　　1938年初，由于昆明的校舍紧张，文、法学院设于蒙自县城外旧法国领事馆等地，此处花木繁盛，绿荫浓茂，称为蒙自分校。5月4日分校开学。

　　在蒙自城墙外面，有一栋两层的欧式建筑，全部用熟铁造的阳台。这栋楼属于一位犹太希腊商人，他的名字译成中文叫"歌胪士"。联大便租用这座歌胪士洋行作为教师宿舍。

　　蒙自人士对联大前来办学都很欢迎并热心帮助，领事馆等房舍不够用，桂林街王姓，把两进四合院的前院让给潘光旦等教授住；大井巷杜姓，把小四合院让给冯友兰等教授住；早街周姓，让出三层楼房给女生住，楼高风大，被称为听风楼。易社强这样描述听风楼的来历："一栋巨大的带有围墙的公馆是属于周柏斋一家的。周是一位富有的锡商，住在昆明。他同意把公馆的一面租给联大，用作女生宿舍。……担心着国家和自己的命运，思乡的女孩听着呼啸的风声直到远山晨曦初露，就这样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于是，她们管它叫'听风楼'。"

　　吴宓在蒙自，同南岳临大时一样，仍授《西洋文学史》、《欧洲名著选读》和《西方古代文学》三门课，每周八小时，吴宓有课时，和涂君共住教师宿舍347室。这个宿舍是供教授讲课休息、备课之用。吴宓和联大同事还合租一"红楼"，作为居家之所。

　　"红楼"是吴宓偕汤用彤、容肇祖、贺麟、沈有鼎、钱穆、姚从吾诸位先生租赁的校外以东的一幢西式楼房，吴宓称谓"天南精舍"。吴宓在这里读书、游玩度假，至10月末始离开，此时，文法学院已迁回昆明。

　　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天南精舍"的一些情形。"其时在校外之东，法国医院旁，有西式二层楼房一所，红顶，黄壁，在一有围墙的菜园中。并多花木，缤纷斑斓，景色甚美。此房俗称红楼，原系法国人造。今归李氏经管并享有。李氏兄弟，为蒙自大族。"吴宓、贺麟于4月21日与房主订立租约。月支付租金40元，红楼内有床、桌、椅等家具，厨房有餐具和日常生活用品。

　　入住"天南精舍"的联大教授推举吴宓为社长，浦江清为经理。他们雇请佣人买菜、做饭、挑水、送信。吴宓制定了规章，房租照室分担，有每月五元、六元、七元三种房，伙食和杂费由全体入住的社员平摊。每人每月大概共需要十二三元。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这段难忘的生活时说："余等七人各分居一室，三餐始集合，群推雨生为总指挥。三餐前，雨生挨室叩门叫唤，不得迟到。及结队避空袭，连续经旬，一切由雨生发号施令，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然亦感健身怡情，得未曾有。"

　　吴宓和众教授刚入住之时，宴请蒙自分校的教授和职员来此客厅茶聚。煎咖啡，办中西糕点待客。吴宓和汤用彤曾宴请房东，十几天后，房东带着孩子送肉和蔬菜，房东的孩子和客人的孩子一起嬉戏，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故吴宓作诗有"闲共儿童笑语哗"之句。

　　吴宓住在楼上南间："斜壁小窗，外望只见云天或绿野，殊似轮船中近船首或船尾之舱室也。"吴宓有诗《始居天南精舍》。

　　天南精舍在法国医院旁边，柳州中央航校迁移而来，即设在医院内。当时日军空袭，航空学校成为重要目标。天南精舍沈有鼎能占易，在他房间的桌子上，充满着《易经》八卦符号的纸片。一天晚上，大家请他试占，得节之九二，翻书一查，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于是，众人决定第二天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拿出所携之书阅读。当时，钱穆正在撰写《国史大纲》，为了保护书稿，他每天早晨携书稿出去，至下午4时后始归。

　　尽管室友空前团结，但由于志趣和个性差异，室友之间有亲有疏，吴宓与贺麟过从甚密。不久，贺麟离开蒙自，前往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吴宓"因思用其才性之所特长，以报国家社会，而有《善生》周刊之计划。……主以道德理想，指导批评一切人一切事。麟极以为当办，且自任此去随缘相机，为之游说提倡。于是日上下午，宓撰成《创办善生周刊计划书》。前半宗旨及内容，后半组织及经费预算。交麟收藏带去。"此时吴宓对贺麟的感情甚至超过了对多年老友汤用彤的感情，当时吴宓与贺麟、汤用彤、钱穆等七人同住天南精舍，贺麟去重庆后，吴宓感叹："自麟去后，天南精舍中，无可与谈理想志业之人。"
"何妨一下楼主人"

　　1938年8月，闻一多妻子高孝贞携五个孩子及帮佣赵妈来到昆明，一家人得以团聚。1939年暑假，闻一多开始了一再延迟的学术休假，全家搬迁至晋宁县。1940年6月，全家回到昆明，闻一多开始接替学术休假的朱自清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

　　１９３８年初，因地处边陲，远离战火，相较于北平、武汉和长沙等地，蒙自简直就是一个动荡中的桃源。对于蒙自的环境，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学术环境，闻一多都是比较满意的。尽管此时不时传来的都是一些战局不利的消息，但此时闻一多对抗战的前途还是比较乐观，其心境也较为平和。尽管比清华园的生活要艰苦许多，但他却延续着清华园的生活状态。对闻一多而言，作为一个学者共赴国难的最好方式就是坚守自己的岗位，潜心于学术。

　　1938年5月，闻一多在给友人张秉新的信中说："蒙自环境不恶，书籍亦可敷用，近方整理诗经旧稿，索性积极，对国家前途只抱乐观。前方一时之挫折，不足使我气沮，因而坐废其学问上之努力也。"

　　自从来到蒙自后，闻一多就一直埋头于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除了吃饭上课之外，难得下楼一次"。郑天挺回忆说："我和闻先生是邻屋，闻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课外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去散步，闻先生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先生一个典故，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犹之古人不窥园一样，是形容他的读书专精。"后来文学院迁回到昆明，罗庸在一次学术讲演会上讲起这件事，结果"何妨一下楼主人"这个雅号传遍整个校园。

　　闻一多为何不下楼，有一段隐情。后来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谈话中回忆："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盐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洋洋地说：'我说了要败，你看吧！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们简直是活受罪。"

　　抗战已经到了1938年的春天，直到这个时候，联大教授中仍然有主和派。主战派和主和派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在散步时，有时在饭桌上。蒲薛凤在《蒙自百日》中有详细描述：

　　联大同仁，课余饭后，对于整个民族国家之出路，尤其是对于目前战局前途，不免时常谈到。自然希望虽同，而看法不一。有时二三人散步提及，有时饭桌上彼一句此一句杂乱发言。大体说来，不外分成两种不同的观点。盖古今中外，无论任何战争，必有其准备，开始与其结束，亦必有其主和与主战两派，更必有其胜败之判别。此实无可逃避于天地之间者。今兹所谓两种不同的观点，自然只就笼统而言，姑称为甲乙两方面。甲方面是着重情感，出于主见，表示乐观，认为早应抗战，精神志气，较武器尤重要，无论如何，不可委屈谋和，必须作战到底，而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乙方面则着重理智，取客观态度，持戒慎恐惧之心理，认为当初倘能拖延时日，充实准备，形势较优，倘能保持主权，虽暂时委曲，可徐图伸张，谚所谓"能屈能伸"，亦所谓"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至于国际关系与世界局势之有无变化，而如有变化，其对吾国影响之利害得失，亦难逆料。甲乙两方观点不同，论断自异。甲方讥乙方为怯懦悲观，乙方斥甲方为鲁莽糊涂，甚或如寅恪所云，"非愚即诈"。诸友偶或谓专研政治者当有所见。予辄谓苟向一般民众谈话，自应采取甲方立场，若关起门来，私相推测，尤其是为整个国家前途打算，则允宜力求客观，参考史例，而长期打算。

　　闻一多所说的"败北主义者"大概就是蒲薛凤《蒙自百日》文中说的"主和派"。当时陈寅恪和吴宓对抗战时局持悲观态度，哀伤的情绪在其诗文中有所体现。蒲薛凤文中的观点比较公允、客观。在蒲薛凤眼中："闻一多富于情感，容易冲动，天真爽快，直言无隐，有时不免任性使气，喜欢反抗。伊在抗战初期，即高谈民主自由，反对独断专政；有时指摘现实，诋詈当局，其措词之愤激粗暴，殊越出一般教授学人之风度。"　　1938年8月底，闻一多去贵阳接家眷抵昆明，住在福寿巷三号，这是陈梦家帮助闻一多租的。院子约三十平方米，正南为三间正室，东西各有两间厢房，均为两层木结构楼房，宽敞豁亮。闻一多一家住楼上三间正房及一间厢房。此时，闻一多之弟闻家驷已经接到联大外文系聘书，教授法文。闻家驷一家住在楼上另一厢房。　　闻一多一家刚在昆明福寿巷三号住下来，还不到一个月，就遇到了日寇飞机轰炸。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闻一多之孙闻黎明的文章：

　　1938年9月28日，昆明第一次遭到轰炸。我父亲与伯父正在小学读书，家里让保姆去接他们，没料到一去不回。祖父十分着急，自己也跑去接孩子，到了学校才知道，学校已经组织学生走了。回来的路上，飞机来了，祖父站在屋檐下，结果一片瓦片坠落，以致头部受伤。

　　为了防空，祖父曾与冯至以及叔祖父闻家驷全家住在一间山洞里。一次空袭中，一颗炸弹落在洞旁，幸而没有爆炸。一旦炸弹爆炸，山洞倾塌，难免将人埋在里面。有这次侥幸逃生的经历，全家搬到昆明城外，与华罗庚同居一屋。环境非常简陋。两家只隔一块布帘。华罗庚就在这里写出了《对数论》。直到1939年8月清华恢复文科研究所，祖父再次带领家人迁居。在昆明，联大教授这样动荡不安绝非闻家一家如此。

　　闻黎明文中提到的闻一多华罗庚两家同居一室是在陈家营时期，那是怎样的居住条件呢？闻一多、华罗庚两家共14口人，在一间阴湿的、只有16平方米的偏厢房里共同生活了一年多，人均占有空间不足1.2平方米。闻一多一家住屋子东头，华罗庚一家住屋子西头，两家中间挂一块碎花布相隔，原想互不打扰，可半夜华罗庚的小儿子尿床，可以一直湿到闻一多家这半边。雨天到来的时候，两家孩子一起把脸盆、漱口缸、饭碗、尿罐集中起来，抵挡雨漏。

　　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岁月里，如此相依为命的，又岂止是闻一多、华罗庚两家呢？后来，华罗庚先生写了一首七言小诗，真实描绘了他们在陈家营那段时间的生活状态：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金岳霖陈岱孙合住戏楼包厢

　　1938年9月28日，昆明受到敌人飞机在云南的第一次空袭。这次空袭被炸的地区恰为昆师所在的西北城厢区，中了好几枚炸弹。联大所借赁的三座楼中，南北两楼均直接中弹。所幸的是，两楼中的联大学生已全体躲避，无一伤亡。但不幸的是，有两位挤住在南楼、新从华北来昆明准备参加西南联大入学考试的外省同学，未受过空袭的"洗礼"。当敌机临空时，尚在楼上阳台张望，被炸身亡。

　　日寇的飞机空袭，使得联大学者的生活雪上加霜，联大师生饱尝流离失所之苦。我们从陈岱孙先生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住所几度被炸，几度搬迁：

　　我们在昆师、农校又住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后来，金岳霖先生和我们十几个同事租了城内翠湖旁边一民房居住。但住了又不长的时间，这一座小院子在另一次空袭中中弹被毁。我们收拾余烬，和另十来个同样无家可归的同仁一起迁住清华航空研究所租而未用的北门街唐家花园中的一座戏台，分住包厢，稍加修缮，以为卧室。台下的池座，便成为我们的客厅和饭厅。金先生和朱自清先生、李继侗先生、陈福田先生及我五个人合住在正对戏台的楼上正中大包厢。幸运的是，我们在这戏台宿舍里住了五六年，直至日本投降。联大结束，不再受丧家之苦。

　　空袭不仅使他们寝住难安，更给他们的居住环境造成了不少麻烦，给他们居住增加了不适感。《吴宓日记》有不少记述宿舍受震后的情景，兹摘录如下，以见一斑：

　　夜中，风。宓所居楼室，窗既洞开，屋顶炸破处风入。壁板坠，壁纸亦吹落。弥觉寒甚。（1940年10月23日）　　舍中同人皆外出，宓即扫去窗上之积土，悄然安寝。寓舍仅斋顶震破数方，檐角略损，玻窗震碎。及宓归，飞落之瓦石尘土已扫除净尽矣。（1941年1月29日）　　4：00抵舍，则本舍仅萧蘧小室屋顶洞穿方寸之孔。一铁片落床上。宓室中尘土薄覆，窗纸震破而已！（1941年4月29日）

　　我这间屋子虽不漏雨，那边F.T.（指联大外文系教授陈福田）和岱孙的房里，已经大漏特漏，雨水一直滴流到下面皮名举的房里，湿了一大块地。……你看，我们这窗子是开敞的，对面板壁上轰炸震破的宽缝，用厚纸糊着的，纸又都吹破了。我的床正迎着窗口进来的过堂风，所以昨夜我受了寒。今晚，陈省身先生已经用他的行李包把窗口严密的堵起来，现在风雨一点都不能侵入。（1941年5月28日）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初到中国时，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蒋廷黻、金岳霖等人交往很深。1942年他再度来到中国，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面临的艰难生活所震惊。他在回忆录中说："获得食物和住房，以及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成了联大教职员工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我的朋友，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孙，英语系的夏威夷美籍华裔教授陈福田都刚刚搬到美国领事馆隔壁的老剧场露台上住，搭起了临时的活动房屋。"接下来他描述了这些活动房屋的情景："大老鼠在纸糊的天花板上跑来跑去，几乎从上面掉下来，于是我们谈论到买一只猫，但一只猫时价为银洋200元。"
古庙安家字体

　　战争是长期的，人们没有抱怨，没有倦怠，相反，西南联大的师生精神上都是昂扬的，坚守战时教育的岗位，做出了最突出的贡献。

　　生物学家蔡希陶在黑龙潭的一所小房子里开设了植物研究所，从事云南植物种类研究。

　　光学专家严济慈率领北平物理研究所的员工在黑龙潭一座古庙里安了家，立即接受了当时军政部兵工署所需的仪器生产任务，为前线制造了五百架一千五百倍的显微镜、一千多具无线电发报机、用于稳定波频的水晶振荡器等多种军需用品。

　　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住在一座潮湿的尼姑庵中，坚守他们创建的营造学社的工作，哪管空袭警报，哪管病体拖身，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团结同仁，坚持对古建筑的考察、测绘、研究，致力于学术，半年之内走访三十五个县，费正清称之为"献身科学的典范"。

　　梁再冰在《我的妈妈林徽因》文中回忆："我们在麦地村住在一个尼姑庵中。庵里供着菩萨的大殿就是营造学社的画室。其侧室是刘致平先生的卧室。我们一家住在同这个大殿呈直角的一间半房子中。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住较大的一间，另外的半间（约六七平方米）被一分为二，后半部为外婆的卧室，前半部就是全家所在的起居室。"　　1942年，美国外交官费正清到昆明看望清华大学的老朋友。他发现清华大学的政治学家张奚若全家住在秦家祠堂，"他（张奚若）睡在供满灵位的祠堂正殿里，殿外四周是一个绿树成荫的幽静园子。"费正清对自己的见闻感到无比震惊："他们正在开展一场顽强的斗争，但是难以持久地坚持下去。你可以想象此种处境---绝望、贫穷、苦撑门面、相互支援以及行动的渐次削弱。"通货膨胀产生令人惊愕的反常现象，费正清说，把一支自来水笔送给一位中国教授，胜似送给他一年薪金。

　　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虽是"部聘教授"，过的却是"一室之中，同住人猪鸡狗；十天之内，历经春夏秋冬"的日子，常年一件粗布长袍、一双黑布鞋，简陋的床、衣箱、书桌，但他严谨治学，笔耕不辍，著名的《热工学》一书就是在跑警报期间完成的，他因其敬业爱岗精神被誉称"爱国公真陆放翁"。

　　社会学家陶云逵（后加入云南大学社会学系）调查边疆社会，足迹遍全滇，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人类学，测量数千个个案体质，从社会经济、民情风俗、语言分布、宗教信仰及地理环境的调查中获得第一手资料，获得大量文献、文物、图片等，创办了边疆人文研究室和《边疆人文》杂志，被誉为西南边疆社会研究的拓荒者。在陶云逵影响下，"魁阁"成了一个研究边疆人文的社会学派。

　　费孝通先生在《物伤其类---哀云逵》中回忆，抗战时期，他和陶云逵等人同在位于云南呈贡魁阁的社会学工作站从事研究，常常因学术见解不同而论辩、切磋。"云逵住在龙街，我在古城，离魁阁都有一点路程，可是不论天雨泥泞，我们谁也没有缺席过。"由此可见，那一代学者在战时一刻都没有放松学术研究。

　　关于魁阁，还得从敌机轰炸昆明的文化区说起。陶云逵的陋室恰巧在炸弹旁边，炸起来的土把栖身之所变成了一个小土丘。陶云逵找费孝通，费家也被炸得面目全非。他们见面，轻松地说："等了很久了，我们可以变一下了。"费孝通说，"感谢"敌机，如果没有这次轰炸，云南大学的社会学研究室也不会搬到乡下。陶云逵把边疆人文研究室安置到他曾经住过的古庙中去，费孝通说"魁阁成了我们研究室的绰号"。
朱自清的住所 

　　1939年9月6日，朱自清和妻子陈竹隐去梨烟村看房子，在外语系教授吴达元家用丰盛的午餐。然后，朱陈夫妇访房东魏先生，他分给朱自清楼下三间房子，带一个厨房及一个女仆用的小房间。13日，朱自清将家搬到梨烟村。搬家共用了七个牛车和五个搬运工。

　　1940年夏至1941年夏，按西南联合大学规定的教师"轮休"制度，朱自清可以带薪离校休假一年。朱自清可以有一段完整的时间，从事早已酝酿成熟的对中国经典文献的学术研究。但昆明物价高得惊人，身为知名教授，亦难养家糊口。计议再三，终于决定迁家到夫人陈竹隐的故乡成都。1940年上学期，一放暑假，朱自清就离开了昆明，8月4日到达在四川成都租得的、夫人及孩子已搬至此处的家──成都市东门外宋公桥报恩寺内的旁院三间没有地板的小瓦房。

　　朱自清在成都休假这一年，编写了两本国文教学的教材。

　　叶圣陶说："1940年夏天开始，我在四川教育科学馆担任专门委员。工作任务是推进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学。实在没有多大把握，除了各县去走走，参观国文教学的实际情况，跟国文教师随便谈谈，就只想到编辑一套《国文教学丛刊》。丛刊的目录拟了八九种。其中两种是《精读指导举隅》跟《略读指导举隅》，预先没有征求佩弦的同意，就定下主意我跟佩弦两个人合作。因为1940年夏天到1941年夏天佩弦轮着休假，在成都家里住，可以逼着他做。去信说明之后，他居然一口答应下来，在我真是没法描摹的高兴。于是商量体例，挑选文篇跟书籍，分别认定谁担任什么，接着是彼此动手，把稿子交换着看，提出修正的意见，修正过后再交换着看：乐山跟成都之间每隔三四天就得通一回信。1941年春天，我搬到成都住，可是他家住在东门外，我家在西门外，相隔大概二十里地，会面不容易，还是靠通信的时候多。两本东西写完毕，现在记不起确切时日了，好像在那年暑假过后他回西南联大之后，写的分量几乎彼此各半，两篇'前言'都是我写的，两篇'例言'都是他写的。"

　　1941年4月30日，四川省教育厅教育科学馆办《文史教学》，朱自清、叶圣陶、顾颉刚、钱穆担任编委。　　朱自清休假返回联大任教，仍然住在梨烟村，但妻与子留在成都。过了不久，朱自清由梨烟村迁居至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和几个同事一起，住清华大学单身宿舍。此时，朱自清已经辞去联大和清华大学的行政职务，专心从事教学和研究。沈从文多次到朱自清的单身宿舍，在他的印象中，朱自清这位严谨而清寒的学者，缺食少衣，除参与联大和同事的活动，生活有点寂寞："就在那么一种情形下，《毁灭》与《背影》作者，站在住处窗口边，没有散文没有诗，默默地过了六年。这种午睡刚醒或黄昏前后镶嵌到绿荫窗口边憔悴清瘦的影子，在同住七个老同事记忆中，一定终生不易消失。"［1］沈从文《不毁灭的背影》

梁思成林徽因建房子字体

　　1938年1月中旬，林徽因经过三十九天的长途跋涉到达昆明，租居于翠湖边巡津街尽头的昆明前市长寓宅"止园"。梁思成的背脊椎关节炎硬化症复发，病倒约半年。

　　2月，林徽因女儿梁再冰、儿子梁从诫就读于"恩光小学"。后转进许地山办的"两广小学"。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描述家庭生活："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吃的……"林徽因还给费慰梅描述了孩子们的情况：梁再冰常常带着一幅女孩子娴静的笑容，长得越来越漂亮，而小弟是结实而调皮，长着一对睁得大大的眼睛，他正好是我期待的男孩子。他真是一个艺术家，能精心地画出飞机、高射炮、战车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军事发明。

　　1939年秋天。梁思成林徽因迁居昆明郊外麦地村的"兴国庵"，庵里的尼姑已经走空了。由于兴国庵里入住了营造学社以及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同仁，房子非常紧张，梁思成一家三代，挤在一间半房子里。1940年5月林徽因迁居离麦地村两里的龙头镇龙头村，并在龙头村设计、监制了自己和钱端升两家比邻的住房。林徽因致费慰梅的信介绍：

　　我们正在一个新建的农舍里安下家来。它位于昆明东北8公里处的一个小村边上。风景优美而没有军事目标。邻接一条长堤，堤上长满如古画中的那种高大笔直的松树。我们的房子有三个大一点的房间，一间原则上归我用的厨房和一间空着的用人（佣人）房，因为不能保证这几个月都能用上用人，尽管理论上我们还能请得起，但事实上超过了我们的支付能力（每月70美元左右）。

　　出乎意料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的高三倍的价钱。所以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我想这种表述方式大概是对的）。在建房的最后阶段事情变得有些滑稽，虽然也让人兴奋。所有在我们旁边也盖了类似房子的朋友（李济、钱端升），高兴地指出各自特别罗嗦之处。我们的房子是最晚建成的，以至最后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一根钉子而奋斗。为了能够迁入这个甚至不足以"避风雨"--这是中国的经典定义，你们想必听过思成的讲演的--屋顶之下，我们得亲自帮忙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匠。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已经住进这所新房子，有些方面它也颇有些美观和舒适之处。我们甚至有时候还挺喜欢它呢。但看来除非有费慰梅和费正清来访，它总也不能算完满。因为它要求有真诚的朋友来赏识它真正的内在质量。

　　不久，金岳霖又在龙头村建房与梁思成林徽因比邻。林徽因致费慰梅的信中说："这个春天，老金在我们房子的一边添盖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集体就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这里，可天知道能维持多久。"

　　果然，刚刚安居了几个月，教育部的调令来了。中国营造学社再次随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起迁到四川。11月29日，梁思成一家和中国营造学社，不得不告别昆明的大批朋友，搬到一个远离大城市、环境完全陌生的小镇--李庄。

王力的"龙虫并雕斋"

　　在昆明受到的战争直接威胁是空袭，从1938年9月开始，日军的飞机轰炸昆明。对于联大师生而言，最危险的事情是，西南联大成为日寇轰炸的目标。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军侵占香港、越南、缅甸，原来是大后方的昆明成为前方。不过，由于美国卷入二战，成为同盟国，美军的空军飞虎队驻扎昆明，和来犯敌机空中作战，日军的空袭渐渐消失了。

　　日军刚开空袭时，有些人过分夸大空袭的危险，说像昆明这样大的城，用五百磅的炸弹，四角各扔一个，这座城就全完了。冯友兰回忆，于是人们就开始考虑到选择居住的地方，要分散，不要集中，要远离军事目标。人们就开始向城外迁移，用当时的话说，叫"疏散"。

　　1940年秋，昆明城常遭敌机空袭，联大的教授都搬到郊区租农民的房子住。王力休假从越南回来，近郊的民房都被租完了，他只好到东北郊龙泉镇龙头村租一间民房。这是一间很矮小的破房子。当地农民习惯人畜同居，小小的房子分为两层，上层住人，下层关猪牛。这房子的主人搬了家，房子空了，楼上楼下的面积算起来还不到20平方米。楼下是关牲畜的，又脏又臭，四壁发黄，斑斑驳驳。王力觉得在这战争时期，有个安身之所就行。他稍事修葺，买点石灰粉刷了一下，就搬进来，住下了。房子的门低得能碰头，屋顶的瓦片能见日光，雨天漏雨，冬天透风。门外猪牛粪遍地，臭气熏人。王力和妻子夏蔚霞刚开始很不适应，时间长了，安之若素。王力在大门两边贴了副春联："闲招白云鹤千里，静读黄庭香一炉。"他进门时，总爱念一遍字迹漫漶的春联，道一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聊以自慰。

　　龙头村离昆明十多公里。王力每周要到联大上一次课。他每逢进城那天，就提个书袋，穿上夫人给他做的布鞋，徒步上路。一般是当天进城，第二天早晨上课，下午转回龙头村。

　　1941年1月，王力的儿子王辑国就出生在这个小房子里。宗璞在回忆其父冯友兰的文章中提到这件事："王力夫人的头生儿子，是母亲（任载坤）接生的。王夫人夏蔚霞告诉我，王先生进城上课去了，她要临产，差人去请冯太太，冯先生也来了。后来是母亲抱着她坐了一夜，第二天孩子才落地。"

　　王力教授写过一篇名叫"灯"的小品文。疏散到乡下，告别了电灯，点起了煤油灯。后来因为煤油太贵了，买不起，于是又改点菜油灯。在乡下住了一年多，他听到村里有装电灯的机会，欣喜若狂，但是装电灯的代价实在不小。显然是被菜油灯搞得困苦不堪，王力居然破费装了一盏电灯。他写道："我住的房子距离电线木杆五十公尺，该用电线二百余码，计算装电灯的费用，是房租的百倍。我居然有勇气预支了几个月的薪水以求取得这一种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东西。于是瓮牖绳枢，加上了现代的设备。一到了黄昏，华灯初上，我简直快乐得像一个瞎了十年的人重见天日。那个一年来的良伴菜油灯，被我抛弃在屋角上，连睬也不去睬它了。"战时学者的居住条件急遽下降，清贫至此--装一盏电灯，对教授来说，是经济上的难以承受之重。省吃俭用装上电灯后，欣喜若狂。

　　1943年，广东人在昆明办的粤秀中学聘请王力兼任该校校长。王力把家搬到这所学校。居住条件较之以前大为改善。他的住所前面有个小院，院子里有两颗挺拔的棕榈树。此时，王力经费孝通介绍，一面为《生活导报》开专栏"龙虫并雕斋琐语"；一面又应《中央日报》增刊之约，为该刊写小品文。这个专栏叫"棕榈轩詹言"。詹言出自《庄子齐物论》，指的是小言，以示自谦。

　　王力在龙头村居住时，就开始为报纸写专栏。那时，他为《星期评论》撰写小品文，专栏名为"瓮牖剩墨"。"瓮牖"指他在农村居住的陋室； "剩墨"指业余之作。

　　王力业余时间致力写小品文，闻一多曾直言提出批评。认为王力作为语言学家不该写那些低级趣味的文章，消磨斗志。王力并不认为轻松有趣的小品是无聊乃至堕落。"龙虫并雕斋"是说，他在书斋既"雕龙"也"雕虫"--"龙"指他的学术著作，"虫"指非学术性的文学作品以及普及性的文章。

　　笔者曾阅读过王力的《龙虫并雕斋琐语》，仅仅看题目就可略知一二，既有直切时弊、关注民生的文章（《路有冻死骨》《战时的物价》《疏散》等），也有描摹个人见闻、世情百态的小品文（《辣椒》《劝菜》《西餐》等）。王力的小品文，题材广泛，涉及抗战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风俗教化，人情世态，新亭之痛，黍离之思。掀起了战时昆明社会画卷的一角，亦可折射战时联大学者的生活窘况。

　　王力为何写了大量的小品文，他在文中自嘲地说"完全为了稿费"，为了补贴生活，让饥寒的生活窘况稍有缓解，这是一方面。更大的对国统区的黑暗进行隐讽，是一个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关注和发言。从"满纸荒唐言"中可看出"一把辛酸泪"。

　　1983年8月，王力重返昆明，感慨良多，有《缅怀西南联合大学》诗云："卢沟变后始南迁，三校联肩共八年。饮水曲肱成学业，盖茅筑室作经筵。熊熊火炬穷阴夜，耿耿银河欲曙天。此是光辉史一页，应教青史有专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