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死的黄克功与裸死的局长

一位处级的工商局长裸死于异性床上，于七、七前夕“仙”去了。



与此同时，网上对农历七、七进行了热炒，也实在是有必要---现在连外国的探戈舞都准备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这七、七若中国人不抓紧，不重视，保不准又被热衷于整容的外族抢先一步哩。



于是有专家建议将其定为中国情人节的，有认为不妥，宜定为“中国爱情节”的，因为爱情与情人概念是不同的。想起当年，咱年轻时，正处于极左年代，别说是过七、七，就连看影片，看书，领导们都要审批一下，名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虽然有爱情，但却允许看，于是爱情片本来是讲爱情的，也唤着《不是为了爱情》。



小时候，外婆讲述七、七故事时，笔者最注意的不是爱情故事本身，而是七、七牛郞织女于鹊桥相会时，天堂中会天门大开。外婆说，若开天门时，你拿着什么东西一拜，手上的东西便变成金子---儿时多少个七、七晚上，我都盼望着开天门，时常是守着守着，便睡着了。第二天很后悔，又盼望着第二年的七、七。及到长大后，才明白这是外婆杜撰的。然则，也让我明白了，爱情，婚姻，离不开物质基础。用金钱买爱情是万万不能的，但爱情若没有金钱也是万万不能的。



如今，裸死的官员是不是为了爱情呢？天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和妙龄女子的结合也罢，苟合也好，完全是双方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不是双方情投意合，起码也是自觉自愿的相互利用。这其中，金钱一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黄克功呢，他搞的可是霸王硬上弓，演译的是牛郎抢织女的故事。



更不同的是，同样是为情人而死，但死的结果却大不相同。工商局长一死，相关组织和领导们，大概是出于同情，或者说是人死了，悼念是人之常情，更或者说，他是处级干部，死后必然享受一定的待遇，于是，就有送花圈和一定的悼念仪式。这些笔者在《从毛主席悼念张思德看国家形象宣传》和《毛主席悼念张思德与贵定对得起赵小亭》从已有相似的论述。就不多言。



只是笔者想，若论官级，若论功劳，那个与张思德同样是延安时期死的黄克功，应该不比此工商局长低吧？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从小参加红军，在战斗中屡建战功，曾经担任过旅长职务，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打死刘茜。黄克功是毛泽东同志的老部下，为免求－死，他写信给毛泽东同志。后来，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公审会上，宣读了毛泽东同志写给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
　　

“黄克功过去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行，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



可怜的黄克功，他没有和工商局长一样，“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也没有倚仗权势与武力霸占别人老婆。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已到婚娶年龄还单身一人，想谈恋爱、想找个女人结婚，或者更直白一点说，是和工商局长一样，想解决性生活问题。



也许，人们会说，这二者性质不同，前者是逼婚杀人，是死罪；后者却是二人自觉自愿的，属个人隐私，是官员私德、品行问题。然而，既然西门庆们都跑去当官了，当然众佳丽便争当潘金莲了。因此，不仅有多地争让历史上的虚似人物西门庆落户本地，争当流氓故里，更会有笔者所揭露的当今官场上《满街潘金莲，遍地西门庆》现象了。就连官员裸死异性家中，年轻女性裸死官员家中的艳事也一再上演。



黄克功的悲哀是他没有遇到如今这样的好年代，那时的年轻女子大多都像刘茜这样，不贪权势与钱财。因此，黄克功只能狗急跳墙，铤而走险了。他死时也一定不会和工商局长一样，有领导们送花圈，有追悼会、遗属补贴、按规定发放抚恤金、殡葬费等等。



但死亡对谁都是一样的，二人的死，都让更多的人感到不耻与不值。更让人反思，和笔者《从洗澡避女人到洗澡找女人》一样，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官员无论如何与时俱进，中国人优良的传统与美德必须继承与发扬---包括夫妻双双不离不弃。



时值七、七，那熟悉的黄梅小调“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夫妻恩爱苦也甜。。。。。。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真的让人心旷神怡！这，也就是人们为何对七、七情有独钟的原因吧？而且，人们，包括党和政府，也不希望发生更多的官员与他人妻子或其他女人比翼乱飞，最终扑腾着、一命呜呼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