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段海新：回乡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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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转载段海新 新浪blog回乡杂感 2007-08-10 00:51:27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bd88c90100094k.html#）
两年多没有回过山东老家了。尽管常去济南或青岛开会，但每次都是来去匆匆。总算这个暑假能抽出几天时间，于是决定带着老婆回去看看，也让这位城市长大的傻妞长长见识（以前老婆跟我回去都是冬天）。
我从小生长鲁西南的一个小村子里，离江苏、安徽、河南都不远。鲁西南一片大平原，历来以农业为主，我们县城“金乡”据说曾经是“金谷之乡”，因为以前盛产优良的贡品小米而得名。
这次回老家只住了短短的三天，还都住在县城的弟弟家里。父母也都习惯了县城的生活，只是偶尔回村里看看老房子。第二天，老婆跟我坐在姐夫的拖拉机车斗里回到老家，路上顺便看了几个亲戚。回到老家后在村头和一些邻居聊天，和本家的几个堂哥一起吃了顿饭。其余时间都是在县城里度过的，午饭和晚饭几乎都是在餐馆了和亲戚、朋友或老师一起，几乎没有在家吃过一顿正常的饭。
这两年农村的变化的确不小，不仅仅是表面的变化，比如县城里很宽的马路。县城里到处都是车，汽车、拖拉机、电动车、摩托车、自行车与行人混在一起，大部分十字路口的交通灯好像只是个装饰，刺耳的喇叭声响个不停。城乡之间开始有了公共汽车，当然都是私营的。乡间公路上也常有一些小排量的汽车，应该有不少农民也买了车。记得以前偷工减料建起来的乡间公路到处都坑坑洼洼，这两年里也翻修一新，老婆坐在拖拉机上不觉得颠簸，还很开心。
县城里开了两个很大的超市，看上去跟大城市的购物环境没有太大差别。县城周边都在盖楼，随处可见住宅小区楼盘的广告。人们也跟大城市里一样经常讨论房价的上涨，弟弟三年前九万多买的房子现在已经涨到二十多万。从县城房地产的繁荣，仿佛可以看到全国农村城市化的脚步。
这几年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以大蒜为支柱的农业经济。由于免了农业税以及各种名目的提留、杂费，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一个同学说，他父母两位60岁上下的老人，靠几亩地这几年下来已经有了八万元的存款。以前和我家一样穷的二姑家的几个表兄弟，现在的日子也都过得很不错。小时候曾经流浪街头的小表弟，现在也在做几十万的大蒜生意，在县城里住很大的房子，比我在北京住的好多了。一个在农村的表姐家买了电脑，在网上做大蒜期货，据说先赚后赔，现在不敢再做了。
在村里说起温总理免掉农业税的政策，父亲和几个堂哥都是赞不绝口，免掉缴了几千年的皇粮，这是何等的圣明。我说你们知不知道，有几个现代化的国家还有专门的农业税？近门的二哥对我的态度非常不认同，他说以前国家没有钱，那是没有办法。不过，前几年真是快把我们逼急了，要是那年头国民党打进来，我一定会扛起枪跟他们一起干了。现在不同了，农民为国家做的很大贡献和牺牲，国家是看得到的，现在已经开始补偿我们了。这不，不仅不用交皇粮，种粮食给补贴，种棉花还发种子。孩子上学不要钱了，也开始试行合作医疗了，供孩子上大学也不算很困难了。
这是我感受到的最大的变化，民心的变化。
然而，有一个观念却是千年不变的，那就是官本位。
即便孩子考不上大学，他们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后代继续做农民，在城里谋个什么差事都比干农活强。特别是，就算挤破脑袋也希望在衙门里谋个官差，很多人哪怕开始不领工资、甚至倒贴钱都愿意，吃皇粮的工作既稳定又体面。
每次回老家，本家的兄弟都会劝我有机会一定要去做官，或者同学朋友中有哪些做官的，一定要多来往。在我们小县城里，的确听说了不少“干部”是我中学同学。有一个做到副县长，已经升到市里去做官了。除了上学时就熟悉的同学以外，我跟他们也没什么联系。
我对各位哥哥们说，你兄弟我这脾气根本不想当官，也做不了官；对那些当官不干好事的，我不骂他们就已经很不错了，别指望我去巴结他们。
我觉得农村的基层民主选举已经彻底失败了。过去村长由党支书兼任，这一制度持续了十多年。当然只有党员才可以选举党支书，所以一般的村民没有什么选举权。村里很多党员不识字（是不是曾经入党不用写入党申请书？），选举支书时由乡政府来人代笔，乡政府来的人和支书候选人（一般是前任支书）很熟。由政府代笔的选票却不给选举人看，不识字的党员最后也不知道自己的票究竟投给了谁。
由于取消了农业税，村民不必再交提留了，于是村长或党支书的油水也不大了。这两年搞了一次村长的选举，由于在一个大的行政村中，我们本家姓段的人数最多，所以我家大哥便当选为村长。我家大哥觉得村长吃力不讨好，也没有油水，还耽误不少农活，不干，只好仍由原来的支书继续兼任。
不需要追缴村民的提留款，现任支书的主要工作就是抓计划生育，仍然有不少油水可捞。支书很高兴谁家要生第二胎，都是邻居嘛，他甚至会帮邻居想办法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就是交罚款、托人上户口，邻居把钱交给支书，由他到“上面”去“打点”关系，当然是要雁过拔毛的。
我一直不理解中国的民主进程为什么要从基层农村开始。农村里宗族势力仍然不可忽视，“民主”很容易发展成“大多数人的暴政”，而且还有不少村民不识字，当然连选票也不会填。记得教育部的一位官员曾说过，什么时候全国人民的素质都像清华北大的教师一样，就可以实行民主选举了（我并不这样认为）。如果要试行民主选举，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也许村民最好糊弄吧？唉，想不清楚。
取消了农业税，县里的几个“国有制”工厂又纷纷倒闭，乡镇企业也发展不起来，县里的财政成了难题。乡政府一级裁了很多吃皇粮的“公仆”（包括前些年合同聘用的抓计划生育的打手），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仍然好几年没有长了。落实胡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在我们当地仍然是上项目、办企业，以便政府能够有些税收。听说县里发现了三个煤矿，这当然是个大好消息，弟弟说教师涨工资有希望了（我觉得也难说）。有一个煤矿前几年已经动工，听说下井挖煤的都是劳改犯，想必这煤的成本和山西黑砖窑的砖能有一比。煤矿上面的农田和村子已经出现了塌陷，村民得到一笔可观的补偿费，搬迁了。
据说县公安局也雇了个删帖子的，专门“收人钱财，替人消灾”。此人因打字较快，被认为精通电脑，在网上四处打探哪里有和本地相关的“负面”信息。一旦发现，便通知受“负面”影响的当事人，拿到好处费以后通过各种渠道把帖子删了。想想前段时间北京市公安局要我删掉北大女生检举州长强奸的帖子，我一直怀疑也是这种私人行为。各有各的生财之道啊！
“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网络警察不算罕见了。“人民公仆”变成了有钱人豢养的一条狗，只要给块骨头，让他咬谁他就咬谁，说好听点也只是个家奴。
和一个在公安系统工作的老同学一起吃饭时提起了孙志刚事件。老同学说孙志刚事件也有两面性，虽然不讲人权，但严刑拷打往往让犯人招供最好的办法；现在我们警察不能打人，很多罪犯已经抓住，但是由于证据不足又不得不放人，导致很多案子破不了。我说，这只能怪你们警察无能，除了打人、刑讯逼供，你们没学会其他办法吗？
老同学说我这几年思想变了，说我也算是吃政府这碗饭的，怎能能跟政府过不去。老婆在旁边插了一句，我们都是纳税人，应该说你们政府吃的是我们的饭。我说老同学，不只是我变了；这些年你在政府工作，你已经成了既得利益者，或者被彻底洗脑了。
究竟是皇上恩赐了黎民百姓，还是苍生养活了皇帝，到今天仍然是个问题。
很想回到原来的中学看一看，但是没有时间。我父亲也在那所中学读过书，文革期间曾经改名为“王杰中学”，因为六十年代牺牲的一个董存瑞式的英雄王杰[1][2]是我们中学毕业的。我小时候是从小学语文老师那里了解到王杰的英雄事迹：老师让用“为了”造句，给出的例句大概是“王杰同志‘为了’掩护十二个阶级兄弟，奋勇扑上了炸药包”。周恩来和朱德都曾为同志为王杰题词，目前我们中学大门口赫然耸立着王杰的塑像。庆幸我们当时已经不需要学习王杰了，不知道我的学弟学妹们是否还了解王杰的英雄事迹。
临行前和当年的中学老师一起吃了顿饭，知道不少已经离开，有些已经是校长、副校长，甚至教育局副局长了。听说我坐拖拉机回老家，怪我没有打声招呼，安排辆轿车还是很容易的，当然都是公车。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挤破头都想做官的原因吧。
不过，下次回家我还是愿意坐拖拉机，至少老婆不会晕车。回来后老婆把照片和视频剪辑一下做了段小电影《傻妞下乡记》，总是遗憾没有在拖拉机上照一张照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bd88c90100094k.html#）
两年多没有回过山东老家了。尽管常去济南或青岛开会，但每次都是来去匆匆。总算这个暑假能抽出几天时间，于是决定带着老婆回去看看，也让这位城市长大的傻妞长长见识（以前老婆跟我回去都是冬天）。
我从小生长鲁西南的一个小村子里，离江苏、安徽、河南都不远。鲁西南一片大平原，历来以农业为主，我们县城“金乡”据说曾经是“金谷之乡”，因为以前盛产优良的贡品小米而得名。
这次回老家只住了短短的三天，还都住在县城的弟弟家里。父母也都习惯了县城的生活，只是偶尔回村里看看老房子。第二天，老婆跟我坐在姐夫的拖拉机车斗里回到老家，路上顺便看了几个亲戚。回到老家后在村头和一些邻居聊天，和本家的几个堂哥一起吃了顿饭。其余时间都是在县城里度过的，午饭和晚饭几乎都是在餐馆了和亲戚、朋友或老师一起，几乎没有在家吃过一顿正常的饭。
这两年农村的变化的确不小，不仅仅是表面的变化，比如县城里很宽的马路。县城里到处都是车，汽车、拖拉机、电动车、摩托车、自行车与行人混在一起，大部分十字路口的交通灯好像只是个装饰，刺耳的喇叭声响个不停。城乡之间开始有了公共汽车，当然都是私营的。乡间公路上也常有一些小排量的汽车，应该有不少农民也买了车。记得以前偷工减料建起来的乡间公路到处都坑坑洼洼，这两年里也翻修一新，老婆坐在拖拉机上不觉得颠簸，还很开心。
县城里开了两个很大的超市，看上去跟大城市的购物环境没有太大差别。县城周边都在盖楼，随处可见住宅小区楼盘的广告。人们也跟大城市里一样经常讨论房价的上涨，弟弟三年前九万多买的房子现在已经涨到二十多万。从县城房地产的繁荣，仿佛可以看到全国农村城市化的脚步。
这几年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以大蒜为支柱的农业经济。由于免了农业税以及各种名目的提留、杂费，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一个同学说，他父母两位60岁上下的老人，靠几亩地这几年下来已经有了八万元的存款。以前和我家一样穷的二姑家的几个表兄弟，现在的日子也都过得很不错。小时候曾经流浪街头的小表弟，现在也在做几十万的大蒜生意，在县城里住很大的房子，比我在北京住的好多了。一个在农村的表姐家买了电脑，在网上做大蒜期货，据说先赚后赔，现在不敢再做了。
在村里说起温总理免掉农业税的政策，父亲和几个堂哥都是赞不绝口，免掉缴了几千年的皇粮，这是何等的圣明。我说你们知不知道，有几个现代化的国家还有专门的农业税？近门的二哥对我的态度非常不认同，他说以前国家没有钱，那是没有办法。不过，前几年真是快把我们逼急了，要是那年头国民党打进来，我一定会扛起枪跟他们一起干了。现在不同了，农民为国家做的很大贡献和牺牲，国家是看得到的，现在已经开始补偿我们了。这不，不仅不用交皇粮，种粮食给补贴，种棉花还发种子。孩子上学不要钱了，也开始试行合作医疗了，供孩子上大学也不算很困难了。
这是我感受到的最大的变化，民心的变化。
然而，有一个观念却是千年不变的，那就是官本位。
即便孩子考不上大学，他们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后代继续做农民，在城里谋个什么差事都比干农活强。特别是，就算挤破脑袋也希望在衙门里谋个官差，很多人哪怕开始不领工资、甚至倒贴钱都愿意，吃皇粮的工作既稳定又体面。
每次回老家，本家的兄弟都会劝我有机会一定要去做官，或者同学朋友中有哪些做官的，一定要多来往。在我们小县城里，的确听说了不少“干部”是我中学同学。有一个做到副县长，已经升到市里去做官了。除了上学时就熟悉的同学以外，我跟他们也没什么联系。
我对各位哥哥们说，你兄弟我这脾气根本不想当官，也做不了官；对那些当官不干好事的，我不骂他们就已经很不错了，别指望我去巴结他们。
我觉得农村的基层民主选举已经彻底失败了。过去村长由党支书兼任，这一制度持续了十多年。当然只有党员才可以选举党支书，所以一般的村民没有什么选举权。村里很多党员不识字（是不是曾经入党不用写入党申请书？），选举支书时由乡政府来人代笔，乡政府来的人和支书候选人（一般是前任支书）很熟。由政府代笔的选票却不给选举人看，不识字的党员最后也不知道自己的票究竟投给了谁。
由于取消了农业税，村民不必再交提留了，于是村长或党支书的油水也不大了。这两年搞了一次村长的选举，由于在一个大的行政村中，我们本家姓段的人数最多，所以我家大哥便当选为村长。我家大哥觉得村长吃力不讨好，也没有油水，还耽误不少农活，不干，只好仍由原来的支书继续兼任。
不需要追缴村民的提留款，现任支书的主要工作就是抓计划生育，仍然有不少油水可捞。支书很高兴谁家要生第二胎，都是邻居嘛，他甚至会帮邻居想办法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就是交罚款、托人上户口，邻居把钱交给支书，由他到“上面”去“打点”关系，当然是要雁过拔毛的。
我一直不理解中国的民主进程为什么要从基层农村开始。农村里宗族势力仍然不可忽视，“民主”很容易发展成“大多数人的暴政”，而且还有不少村民不识字，当然连选票也不会填。记得教育部的一位官员曾说过，什么时候全国人民的素质都像清华北大的教师一样，就可以实行民主选举了（我并不这样认为）。如果要试行民主选举，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也许村民最好糊弄吧？唉，想不清楚。
取消了农业税，县里的几个“国有制”工厂又纷纷倒闭，乡镇企业也发展不起来，县里的财政成了难题。乡政府一级裁了很多吃皇粮的“公仆”（包括前些年合同聘用的抓计划生育的打手），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仍然好几年没有长了。落实胡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在我们当地仍然是上项目、办企业，以便政府能够有些税收。听说县里发现了三个煤矿，这当然是个大好消息，弟弟说教师涨工资有希望了（我觉得也难说）。有一个煤矿前几年已经动工，听说下井挖煤的都是劳改犯，想必这煤的成本和山西黑砖窑的砖能有一比。煤矿上面的农田和村子已经出现了塌陷，村民得到一笔可观的补偿费，搬迁了。
据说县公安局也雇了个删帖子的，专门“收人钱财，替人消灾”。此人因打字较快，被认为精通电脑，在网上四处打探哪里有和本地相关的“负面”信息。一旦发现，便通知受“负面”影响的当事人，拿到好处费以后通过各种渠道把帖子删了。想想前段时间北京市公安局要我删掉北大女生检举州长强奸的帖子，我一直怀疑也是这种私人行为。各有各的生财之道啊！
“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网络警察不算罕见了。“人民公仆”变成了有钱人豢养的一条狗，只要给块骨头，让他咬谁他就咬谁，说好听点也只是个家奴。
和一个在公安系统工作的老同学一起吃饭时提起了孙志刚事件。老同学说孙志刚事件也有两面性，虽然不讲人权，但严刑拷打往往让犯人招供最好的办法；现在我们警察不能打人，很多罪犯已经抓住，但是由于证据不足又不得不放人，导致很多案子破不了。我说，这只能怪你们警察无能，除了打人、刑讯逼供，你们没学会其他办法吗？
老同学说我这几年思想变了，说我也算是吃政府这碗饭的，怎能能跟政府过不去。老婆在旁边插了一句，我们都是纳税人，应该说你们政府吃的是我们的饭。我说老同学，不只是我变了；这些年你在政府工作，你已经成了既得利益者，或者被彻底洗脑了。
究竟是皇上恩赐了黎民百姓，还是苍生养活了皇帝，到今天仍然是个问题。
很想回到原来的中学看一看，但是没有时间。我父亲也在那所中学读过书，文革期间曾经改名为“王杰中学”，因为六十年代牺牲的一个董存瑞式的英雄王杰[1][2]是我们中学毕业的。我小时候是从小学语文老师那里了解到王杰的英雄事迹：老师让用“为了”造句，给出的例句大概是“王杰同志‘为了’掩护十二个阶级兄弟，奋勇扑上了炸药包”。周恩来和朱德都曾为同志为王杰题词，目前我们中学大门口赫然耸立着王杰的塑像。庆幸我们当时已经不需要学习王杰了，不知道我的学弟学妹们是否还了解王杰的英雄事迹。
临行前和当年的中学老师一起吃了顿饭，知道不少已经离开，有些已经是校长、副校长，甚至教育局副局长了。听说我坐拖拉机回老家，怪我没有打声招呼，安排辆轿车还是很容易的，当然都是公车。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挤破头都想做官的原因吧。
不过，下次回家我还是愿意坐拖拉机，至少老婆不会晕车。回来后老婆把照片和视频剪辑一下做了段小电影《傻妞下乡记》，总是遗憾没有在拖拉机上照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