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我们三次伤逝——警示或宿命？

8月15日，整个国家继2008年5月汶川地震及今年4月青海玉树地震灾害后，再一次为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难中的遇难者举行了吊唁活动，国旗三度为遇难的平民而降，通过哀悼，使死难者安息，让生还者坚强，是两年内三次国殇日的初衷。

在全民伤逝遇难者的同时，回顾“国殇日”历史，我们看到，伤逝以巨人、军人这一类角色为主体，逐渐地朝着平民为主体的人性化方向迈进，这也使得受难者亲属在忍受痛苦时能感到一丝安慰。

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都不会对1976年发生的事情陌生，引领中国革命的三个巨人先后死去，同时，那一年还发生了死难者超过20万人以上的唐山大地震，国旗先后三次降至半杆，但没有一次是为唐山大地震而降，20多万亡魂在强人政治面前是那样的无足轻重。

当然，小人物要成为国殇日祭奠的对象，也不是没有机会，前提是他必须为国战死。两千多年前，楚国多次和秦国交战，几乎每战下来，楚国将士都尸横遍野，楚国民间为了纪念将士不惜牺牲、视死如归的气概，只得以隆重的巫鬼祭祀形式来安抚亡灵，这也就是最初的国殇纪念方式。

人类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都充斥着战争与杀戮，因此，对战亡者的祭奠是国家哀悼活动的主要内容，从莫斯科红场上催人泪下的无名烈士墓和长明灯，到东京那座令我们深恶痛绝但又无可奈何的靖国神社，莫不体现出一国朝野对为国战亡将士的伤逝。

但是，国与国之间、党与党之间的恩怨和战争不可能持续到永远。昨天的死敌，到今天却有可能是“同志加兄弟”。一场战争结束数十年后，德国的勃兰特、俄罗斯的梅德韦杰夫，都能放下身价，亲赴波兰，或跪地或鞠躬，向曾经的敌国遇难者致歉，每当看到这一幕，我都深感人类之间“相逢一笑泯恩仇”是多么的可贵。

人类在自然面前，也是这样吗？人类从敬畏自然，到征服自然，然后引起自然世界的惩罚，确实也是和人类之间的战乱一样，与历史相伴而行。不同的是，人类之间的战争，大多数都是在敌我双方势均力敌的状况下开打，不论打得多惨烈，总有结束的那一天。但人类在自然界的灾难（特别是地震）面前，却总是那么渺小，生命像在高温蒸烤下的水一样消失，使频死者无助、幸存者无奈。而且，未来自然界对人类的伤害，仍然会像是一把高悬的利剑，不知在何时何地突然降临。

青藏高原，这块在神话中被描述成承载着上古“神族”一起沉入大洋底下而又复活的“亚特兰蒂斯国（大西国）”，在去年风靡全球的灾难片《2012》中，它又被想象成拯救人类最后一块福地的诺亚方舟。现在，“亚特兰蒂斯国（大西国）”已经早已被人淡忘，但随着影片《2012》那个日子的临近，处在青藏高原东部的四川汶川、青海玉树和甘肃舟曲，却在两年内接连发生了三次特大地质灾害，遇难人数接近十万人，丝毫看不出，这块人类最后的净土对他的子民有多大的福佑能力，相反，三次灾难，却让国人真实地经历了“逝而过三”的伤逝。

这究竟是地球对被过度破坏给予的提前警告，还是人类在自然面前的一种宿命？人们莫衷一是，但通过回顾这一地区人类发展史，可以看出“环境——人类”之间，若隐若现存在着一种“和谐——对立”的此消彼长状况。

历史上的青藏高原，几千年来，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刺勒川，到雪山草地连绵不断的岷江上游，游牧民族一直逐水草牧牛羊而居。期间，羌人、匈奴、氐人、羯人、吐谷浑、突厥、吐蕃、党项……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替着成为这块土地的过客或主人，虽有过几度冲突和战乱，但人与自然之间，却一直和谐相处，人们传颂这一地区有着“桑葚甜甘，鸱鸮革响，奶酪养性，人无妒心”的田园牧歌式生活。

不可否认，这里也是我国最大的一个地震区，地震活动最强烈、大地震频繁发生。据统计，历史上这里8级以上地震发生过9次，7－7.9级地震发生过78次。即便是这样灾难频繁的震区，却对这块土地上游牧的人类伤害不很明显，古代每次地震，人们分散居住在毡房里，少有集中的居民点，每次死者不过寥寥，损失小得连史书都懒得去统计。

随着农业的发展，人类繁衍速度增加，青藏高原东部也成为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过度地带，这一地区被人类开垦，生长的粮食足够养活更多的人，便吸引来进一步的开垦，于是草原和牧场变成农田和定居点，定居点的人气效应又引来四周散居的牧民，牧民慢慢变成了农民或居民，大兴土木，集中居住以后，却为地震中大量的人员的伤亡埋下了伏笔。

当平地被全部变成可耕地和城镇以后，人类又将目光转到山区和森林，于是，昨天的森林又变成今天的荒山，荒山就成了泥石流的最佳孕育之处。有关专家对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古泥石流发生历史进行过分析，凡是地形反差大，气候冷暖变化频繁的地区，泥石流爆发的频率就大，而人类活动又会加剧泥石流的爆发，这大概才是舟曲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根本原因吧。

因此，在汽笛响起的那一刻，反思灾难发生的原因，如何避免在下一次灾难发生时又让全民来一次伤逝，则是我们这些生者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