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道消息：影响中国的谣言 [图]

     小道消息：

影响中国的谣言    [导读]     一部“小道消息”的历史，不仅仅是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动荡史，更是一部百年来中国的集体心理变迁史。  
 

1891年，一则谣言传遍了长江流域——西方洋教士在中国挖眼以炼取白银。在中西对峙，相互猜忌的心理环境下，这条看似荒诞不经的谣言立刻点燃了千百万民众的怒火，他们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毫无顾忌地采取集体行动。扬州、芜湖、丹阳、无锡、江阴、阳湖、如皋、九江、武穴、宜昌等多个地方的教堂被砸烂、烧毁，教堂内的物品遭到哄抢，有些西方传教士还因此毙命。

湖广总督张之洞对此素手无策，他将此统统归结为愚民们不辨是非，盲目轻信所致。但他无法解释，这种“挖眼炼银”的说法不但为目不识丁的底层民众所相信、传播，在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士大夫阶层也同样大有市场。

张之洞并不知道，远在万里之外的法国，社会学者古斯塔夫·勒庞正在针对大众心理和集体行为展开研究，他后来在1895年出版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写到，无论是谁，也不管他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和智力有多么不同，一旦他进入到一个有着集体心理的群体中，就容易被集体心理的行为特征所左右，“群体中的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到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

勒庞是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考察，得出关于群体心理的诸多结论的，但是这些特征无疑具有了跨时代和跨民族的意义。

1911年，满汉猜忌以及对满清立宪失望的集体心理，让一条“搜捕剪辫汉人”的谣言引爆了辛亥革命的枪声。1928年，基于对新成立的国民政府的陌生和恐惧，又能让中山陵合龙需要“摄取儿童灵魂”的谣言在南京城中大行其道。

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动荡不定的社会环境，给不同的集体心理的形成提供了土壤。而这种集体心理环境又很容易成为谣言传播的温床。在社会发生重大变迁时，社会秩序开始紊乱，各项事态的发展变化迅速。人们凭直觉感到社会将发生重大事变，普遍处于一种焦虑、躁动不安的状态。人们对社会的现状和未来将做出种种猜测，于是到处议论纷纷，奇谈怪论层出不穷，以讹传讹的流言和谣言开始四处扩散。

谣言袭来，往往引发大的社会风波。在一场大谣言的背后，不是简单的荒诞无知在作祟，更是一种集体心理的表达。而对待这种集体心理表达，则成为摆在当政者面前的双刃剑，处理得当，则成为社会重建的契机，而稍有不慎，又常常会引起社会崩塌，甚至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

1950年，新政府对“末世谣言”的处理以及1976年“四人帮”对“总理遗言案”的追究，可以看作处理集体心理的两种典型案例。

一部“小道消息”的历史，不仅仅是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动荡史，更是一部百年来中国的集体心理变迁史。   ————————————————————————————  

1891年：谣言制造的“圣战”

本刊记者┃何书彬

当外国教会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时，一场针对传教士的谣言宣传战也在酝酿之中。孔夫子信徒与耶稣之间展开的“圣战”，深刻地影响到这个国家的走向。

1891年的夏天，英国伦敦会华中区主持人杨格非在汉口、长沙、宜昌等地的城墙和城门上看到了很多反教揭帖，其中一些甚至非常具体地针对他的传教活动。比如有一段文字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的“门生”如何利用妖术奸淫妇女：“（教民）口中有青烟出，灯光忽大，群女子衣服皆自褪……”

所有在华的传教士都明显地感到，他们已经被无所不在的谣言所包围，在这些谣言里，他们干尽了迷奸妇女、给井水投毒、拐卖儿童、刨挖坟茔、私藏军火等坏事。

其中最让一般民众感到恐慌的，莫过于传教士“挖眼剖心”的说法，说是传教士会施展妖术挖取中国人的眼睛，用以制药或炼银。

传教士把他们搜集到的反教宣传品寄回本国，几乎所有人看了都“切齿愤恨”，西方各国在华公使也为这些宣传品的四处流布而忧心忡忡，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说，它们正在“系统地煽动仇恨”。

与此同时，田贝的担心正在长江流域一步步地变成现实，1891年成了西方在华教会梦魇般的一年，被谣言鼓动的民众冲击了扬州、芜湖、丹阳、无锡、江阴、阳湖、如皋、九江、武穴、宜昌等多个地方的教堂，把它们砸烂、烧毁，并抢走一切可以搬走的东西。这些教案总称为长江教案，构成了“义和团事件”以前最为严重的反教事件。

■ “鬼叫该死”

在英国驻汉口领事嘉托玛的协助下，杨格非开始寻找这些谣言的来源。不久后，他就发现长沙是个制造谣言的“大本营”。

杨格非先是获得了两本名为《鬼叫该死》的印刷品，在这个极富攻击性的反教檄文中，基督教被直呼为“鬼叫”，“鬼叫都有妖术，切得妇人们崽肠子奶尖子、孕妇胞胎、小孩子肾子，他拿去卖与商人配制照相的药水，熬炼铜铅，每百斤铜铅熬出八斤银。凡从叫（教）的死了，鬼叫不准亲人近前，要由他殡殓，他把眼睛刻了去，也是卖去配药……”

在历数“鬼叫”的种种罪恶行径后，作者破口大骂，鼓动人们去冲击教堂：“你们看鬼叫连王八婊子不如，该死一万年不足。既这样该死，为何中国人偏要从他入叫哩？”

《鬼叫该死》来自长沙，作者周汉是一名湖南宁乡的士绅，曾担任左宗棠的幕僚，积功升至陕西候补道。从1884年起，周汉寓居长沙，同时开始撰刻各种反教宣传品，总数达到三四十种。

不仅如此，周汉也督促亲友一起来鼓动反教，比如“自教其诸子皆习刻字，专刻诋洋教之书”。在周汉倡议下撰刻的反教宣传品，总数更是达数百种之多。

除了语言通俗的《鬼叫该死》，为了更直接地鼓动起目不识丁的一般民众对洋教的仇恨，周汉还撰刻了图文并茂的《谨遵圣谕辟邪全图》，活灵活现地展现了传教士“挖眼剖心”的种种场面。

这些反教檄文从长沙散布出来后，再经过各地的层层复刻，总的散发量便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其中《鬼叫该死》一书，仅在湖南就散发了80万册，在整个长江流域的散布数量更是难以计数，最远的居然散播到了新疆。

早在4年前，田贝就注意到了一本名为《辟邪纪实》的反教作品，当时这本书已经散播到了北京一带，它的作者崔■也是一名湖南人，与周汉是宁乡同乡。

出现于1861年的《辟邪纪实》看上去是一本专为读书阶层而写的反教作品，但是作为早期的反教檄文，此书的“重要性”却不言而喻，它汇集了关于传教士的种种流言，并且还用“供词”的形式把这些谣言写得生动可信，比如：“小的是山东历城人，父母早故，并无兄弟，二十一岁在广州跟官，从黄老坤学得天主教。他教小的画符在手上，到街市随意向小娃儿头上一拍，小娃儿便迷着了，只见前面一线有光，三面都是黑暗，即随了我走。引到僻静地方，剜了眼睛、心肝、肾子，卖与洋人做药……”

几乎和《辟邪纪实》同时，在长沙还出现了一份《湖南合省公檄》，该檄文一一列举了天主教的虚妄和危害, 鼓动士农工商各色人等“拔剑同仇”，“反教拒夷”。

以上两本书后来成为众多反教檄文和匿名揭帖的题材库和蓝本，伴随着它们的广为流传，中国民众的恐慌和在华外国人的不安情绪都在一天天地增加。 

■ 傲慢与偏见

1891年的反教谣言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们之前在中国已长期存在。传教士和中国士绅在接触时，双方都表现出来的傲慢与偏见更是助长了这些谣言的滋生。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基督教获取了在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利，传教士开始大量涌入中国的穷乡僻壤，以天主教来说，到1870年，欧洲各国派来250名传教士，1885年上升到488名，1900年则达到886名。

与传教士人数增多相应的是教会影响力的迅速扩大，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加入了教会，或者开始接受教会提供的教育。仅在耶稣会管理的江南代牧区，据当时的报道，在1878-1879年时就有了345所男学校和6222名男学生，213所女学校和2791名女学生，到19世纪的最后几年，也就是《鬼叫该死》等反教檄文广为流布的时候，天主教在江南的学生数量已经超过了1.6万名。

在此之前，中国的大门曾对基督紧闭了一个多世纪。1724年，雍正皇帝下令把基督教列为禁止传播的教派，从此之后，中国的人口成倍地增加，基督教徒的数量却越来越少。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罗马教皇曾哀叹说：“教会（在中国）可能在几代人的时期内不复存在。”

蓬勃发展的传教形势鼓舞了西方人的热情。1868年，担任中国第一个外交使节团团长的前美国公使蒲安臣出使美、英、法、普、俄诸国，他极力地鼓动西方人“到中国去”：“中国欢迎你们的商人，欢迎你们的传教士，要求你们的传教士把光辉的十字架插到中国的每个山头和每个山谷中。”

然而现实却和蒲安臣的热烈宣扬正好相反，在华传教士的形象在中国却一点都不“光辉”。

当一名普通中国人想起这个神秘的宗教时，往往把它和同样被禁止的白莲教相提并论，以为基督教里也充斥着幻想和妖术。

传教士和中国的士绅互相敌视。在传教士看来，中国人祭拜孔子属于偶像崇拜，相信“求雨”和风水更是不着边际的迷信；在中国士绅看来，基督教则在本质上就是就是邪恶的，如果任凭这些“异端邪说”传播，将导致“圣贤之道”的败坏和社会秩序的颠覆。

一些传教士的傲慢言行更加深了中国士绅们的这些印象。伦敦会的传教士艾约瑟这样描写1851春天他的一次游历：“我们到江湾去参加另一次盛大节日……这里立即聚集了大群听众，我们告诉他们搞迷信是错误的，他们的儒家学说有很大的缺陷，然后我向他们约略说明了基督教的伟大之处。”

中国士绅用更为傲慢的姿态来应对传教士的言说，他们把基督教直斥为“邪教”，把传教士等同于“禽兽”，同时制造谣言让民众去攻击教会。

如果追溯源流的话，会发现这些流言的出现毫不奇怪。在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刚刚进入中国时，基于这个宗教的神秘感和本土秘密教门带来的印象，许多人怀疑利玛窦会炼金术；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一书中，也载有天主教“烹食小儿之说”。

天主教会“挖眼”一说，最早可见于雍正二年湖北黄冈人吴德芝所著的《天主教书事》一文，其中写到天主教会挖掉濒死或已死的中国教徒的眼睛；被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也煞有介事地写道，“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

这些传闻经过湖南士绅添油加醋的润色，变得更加可信了，加之一些天主教仪式带给普通中国人的神秘感和想象，比如忏悔、临终涂油以及为临死的婴儿施洗的仪式，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天主教就是不折不扣的邪教了。

■ 教案潮

崔■、周汉都参加过湘军，他们念念不忘湘军领袖曾国藩那一篇气势磅礴的《讨粤匪檄》，在那篇檄文中，曾国藩号召所有读书人都应该起来讨伐天主教，“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

在这样的情况下，崔■、周汉都认为自己是在为捍卫名教而进行一场“圣战”。

一股隐藏在地下的力量此时也悄然出头，开始和士绅们一起散播“挖眼”谣言，不过他们的目的显然是和士绅们不同的。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长江下游省份的人口大量衰减，江苏、安徽两省的人口甚至减少了一半，随后，众多的两湖居民迁居到长江下游成为“客民”，催生了一个庞大的流民社会，哥老会等会党势力快速滋长，其中夹杂着湘军裁撤后留下的大量兵勇。

这些两湖籍的哥老会成员通过口耳相传、张贴匿名揭帖的方式，一边散播传教士“挖眼”的谣言制造恐慌，一边寻找借机渔利的机会。

1891年三月二十日，有人站在扬州鸿文巷圣母堂前“大肆咆哮”，说他妻子被天主堂“迷害”了。围观的人群中，有曾经看到反教揭帖者，有相信咆哮者所言为实者，“同声附和，嘈嚷喧闹”，人群越聚越多，五六千人开始冲击教堂，打毁了教堂的围墙和后门。幸亏地方官员率兵赶来，骚乱才没有扩大。

三天后，教堂方面搬运行李，又被疑为是见了揭帖后“心虚”了，要转移从中国人身上挖取的心脏和眼睛。群情于是哗然，人群冲进了教堂，打、砸、抢。接下来在芜湖、丹阳、无锡、江阴、阳湖、如皋等多个地方，又连连发生了多起冲击并焚烧教堂的事件。

在芜湖，教堂的大门被砸开后，法国传教士夏鸣雷、滕伯禄以及美以美会的传教士华约翰从后门逃走，上了一条太古公司的轮船，上船之前，他们亲眼看见教堂正燃起熊熊大火，人们在疯狂的抢劫。他们还观察到：“在乱众之中，有两三个穿着体面的汉人指挥破坏教堂。他们每人手执小旗。在中国，他们挥舞旗帜如此熟练，表明他们可能是属于某个秘密结社的。”

不久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拿获了一个名叫曹义祥的湖南人，他的供词把扬州、芜湖、丹阳等多起教案的发生经过展现了出来。曹义祥供称：光绪十七年三月十四日, 曾是营勇的哥老会头目蒋桂仿等人来到他家，商议如何发洋财，几人一起拟定了一个方案： (一) 预备匿名揭贴，揭露传教士“害死小孩，挖取眼睛”的罪行；(二) “遍处张贴”，制造声势， (三) “哄动众人”，冲击教堂； (四) 尽快脱身，逃离现场。

仔细考虑之后，他们把“闹教”的首站定在扬州。一来在扬州有洋财可发，当时扬州及附近区域共有教堂十余座，教产极多；二是在扬州易于制造教案，从1867 年12 月到1889 年7 月，扬州天主教的育婴堂共收婴儿2 414 名，其中1 603 名受洗后不久即死去，死亡率超过66％（据传教士康治泰统计），众多扬州民众早已是对此“积疑生愤”。

扬州教案后，蒋桂仿等又雇船前往芜湖、南京、镇江、丹阳等地，每到一地，他们就如法炮制，散布传教士“挖眼剖心”的谣言，鼓动民众“放火烧毁教堂，就可除害！”但是舆论并不认为哥老会是制造教案的罪魁祸首，当人们为教案的发生寻找原因时，矛头再一次指向了那些撰刻反教檄文的湖南士绅。原因很明显，在湖北武穴等没有迹象显示有哥老会的“蓄谋”的地方，也接连发生了教案，就在于谣言使得当地居民对教会愤恨已久。

1891年4月29日，武穴居民发现一个教民肩挑4个女孩送往教会，遂对他起了怀疑，突然有人叫道：“幼孩是送入教堂剜眼蒸食的”，顷刻之间，人群糜集，疯狂地冲砸、焚烧教堂，两名英国人被人用石头砸碎头颅，当场毙命。

事后湖北地方官员抓获了两名“正凶”，俩人在供词中都承认，是听信了传教士挖人眼睛的“传说”后，非常愤恨，以至于焚烧教堂，追打洋人。

对此，英国《泰晤士报》在一则评论中说：“1891年，长江一带连闹教案，湖南人不得辞其咎”；各国公使指名要求惩处周汉以儆效尤，德国公使巴兰德甚至以发动战争来威胁，让清政府禁止反教宣传品的传播。

湖广总督张之洞感受到了事情的棘手，一方面他认为：“各省闹教之由，实由匿名揭帖最为祸首，挖眼残害诸事，有图有歌，谣传一播，愚民竟谓目前真有是事，有触即发。”另一方面，他不知该如何处置周汉，因为他得知，长沙的读书人普遍对周汉“多所推重”，而且有人扬言，若周汉获罪，士民就要把长沙城内七十余家教民杀害。

斟酌之后，张之洞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将长沙城内曾刊刻过反教宣传品的几家书铺查封, 将从各地民间收集到的各种反教宣传品全部销毁，同时将周汉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 守旧与维新

在“谣言制造工厂”被关闭后，轰动一时的长江教案遂逐渐平息。1895年后，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再加上一批开明官绅的倡导，长沙的形象大变，从“守旧”变为宣扬维新变法的中心，曾以“卫道”为己任的湖南官绅喊出了新口号：“其守(旧) 愈笃者, 其变亦愈诚；吾湘立, 则中国变；吾湘变, 则中国存。”

而周汉还是“矢志不渝”，并且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号：“大清臣子周孔徒”，继续努力传播反教檄文。张之洞对他终于忍无可忍了，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三月, 张之洞致电湘抚, 要求将周汉“速行惩办，以遏乱萌”， 建议将其发配。次日, 再电湘抚称“周汉狂悍可恨”，主张监禁。

周汉不服，他指责的矛头已经从传教士倒向了维新派的湖南官绅：“究是何国之臣子，何人之徒乎？” 他表示：“忠臣孝子服从本国君父之教，至死不变……服从他国之教，万国万世所共恶。”

这些指责让地方官员十分恼怒，但又无法驳斥，毕竟天下还是大清的天下，于是他们寻找周汉的“别项劣迹”，给他定了一个“疯癫成性，煽惑人心”的罪名，长期监禁了事。

尽管对周汉的处理宣告结束，但周汉所散布的谣言却并未平息，它们穿越中原，向华北广大的平原地区散播，最终在数年之后，促成了1900年那场针对外国传教者更加激烈的运动。■

光绪二年的剪辫恐慌

光绪二年（1876年），北京人都惊惶地看管着自己的辫子。传说有“白莲教匪”驱遣纸人，于暮夜之时剪人的辫子，被剪者的魂魄即被收去，生命危在旦夕。

当时的美国驻华外交官何天爵注意到，当时的人们“无论贤愚，也无论男女老幼，都由于兴奋和恐惧而失去了正常理智”。他还列举了许多传闻案例：有人突然感到后脑勺一阵冰凉，辫子就不见了；有人在街道上与陌生人讲话，突然陌生人消失了，该人的辫子也不见了；有人看了某个外国小孩一眼，他的辫子就不见了……

时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奏称，这场剪辫恐慌最早出现在南京一带，当年三四月间，南京要修建一座桥梁，却传出了承揽工程的石匠为了顺利合拢桥梁要收生人之魂以加固桥墩的谣言，并很快传到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南方省份乃至京城。

一些被怀疑用“妖术”剪辫的“匪徒”被官府抓获后供出天主教，希望能借助地方官员对教会的忌惮而逃脱牢狱之灾，这样导致的后果是本来与剪辫恐慌“并无干涉”的教堂成为民众发泄不满的出口，并在皖南、苏南、江西、湖南等地引发了多起教案。（何书彬整理）    

武昌三日：谣言下的革命

主笔┃庄秋水

参加这场伟大起义的士兵，并不全是革命党人，有许多是在谣言四起的气氛中卷入兵变，并且成为历史的制造者。

这一年是辛亥年。

湖北省城民众过了一个冷冷清清的中秋节。此前，武汉三镇风传革命党人即将举事，像13—14世纪的汉人那样，秘密联合起来准备“中秋节杀鞑子”。

省城市面萧条。“食品涨价，银元兑价上涨，七十五两银子换一百银元，有时关平银一百两换一百四十六元左右。猪肉这几天以内就要涨到三百文制钱一斤了。”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在10月5日写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件中说。

■ 制造炸药的人

此时，正逢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这年五月，新成立的“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全国各地商办铁路将逐步收归国有。六月，湖北省谘议局召开千人大会，反对清朝政府的铁路国有。激愤的留日生江元吉割肉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有国存，存路救国”。 年初才创刊的《大江报》亦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呼唤“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甲午战争以后，十几年来社会精英对新中国的渴望，以及日逐增加的革命能量，流血看起来不可避免。

这年7月20日，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将湖北陆军十六协三十一标、三十二标开往四川，镇压四川保路风潮。如此，武汉守备空虚，人们藉着庆贺中秋，传播着城内将要发生大变，谣言越传愈盛。对那些身穿洋服或短装打扮，或者剪掉辫子之人，人们投之以怀疑的目光。《汉口中西报》称，担惊受怕的武汉市民们害怕自己仅有的一些家产毁于战火，纷纷把家具器物搬迁到了乡间。

政府亦如临大敌。湖广总督瑞■命令从闰六月（7月26日）开始，武汉刀店须取得营业执照，还需同行具保。刀店售卖的刀具要刻明牌号。凡是购买五把刀以上的顾客，须登记姓名住址。瑞■还命令各兵营提前一天庆贺中秋节，以防止士兵们在预定的起义日期离开营地。

此时，武汉有二十多个革命团体，其中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湖北新军中积极发展会员，一万七千多名新军中，竟有三分之一成为革命党人或革命同情者。 “孙武在士兵中做工作，我们能依靠工兵和炮兵。有一段时间，士兵们胆怯了，他们渴望起义反抗满清，但不愿明确承诺在确定的时间参加革命。我们多次举行秘密会议，最后认为去诱导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革命的惟一办法是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参加就会被炸死。”一年后，成为湖北军政府总监察的革命党人刘公回忆说。这两个激进的革命团体，在武昌开了多家旅社，作为联络点，在汉口租了密室，制造举事所需的炸药和旗帜。

中秋节总算过去了，革命党人并未如传言般举事，尽管新的传言说革命党人还是要在十几天后起事，但武汉总算是喘了口气。

突然，一颗炸弹在城内爆炸了，武昌城内的空气再度绷紧，犹如拉满的弓弦。

10月9日下午三点左右，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弄堂里，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突然冒出滚滚浓烟。据日本三菱商社汉口支店的职员内田顾一在当天日记里记载，邻居看到三个中国人正在点火，燃烧一些箱子。此前关于革命党举事的传言，使得邻居警惕心大起，即刻飞报警察局。于是革命党的地下工厂被发现了。

这起爆炸事件可谓非常偶然，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刘公的弟弟刘同从外面进到屋里，在一边观看共进会领导人孙武配置炸药，边看边抽烟，无意中落下一点火星，立即引致爆炸，把孙武的脸部烧伤。据学者朱纯超、蔡树晖在《宝善里机关炸弹史实考》一文中考证，爆炸现场唯有孙武一人受伤，而当时炸药威力颇大，墙壁烧毁，连隔壁的房子也剧烈震动，为何刘同却没有受伤？共进会秘书长谢石钦也在场，他事后回忆，孙武用瓷匙和炸药，由于用力过大，激发火花，引致爆炸。孙武在手稿里也说是自己调药过急引发轰燃。

■ “剪辫者死”

孙武被同志送到日本人开设的同仁医院救治，俄国租界巡捕逮捕了刘同等三人。最为致命的是，巡捕也搜去了革命党起义宣言、告示、旗帜、印信和地方革命党人名册。

革命党面临着一个抉择。孙武等人猜想名册被租界巡捕搜去后，一定马上交给政府，政府很可能会按照缴获的花名册捉拿革命党人。上了名单的革命党人约有二百多人。而文学社的领袖蒋翊武恰好于此日回到武昌。他带来同盟会黄兴的建议，将起义推迟到十一月。但那颗爆炸了的炸弹让大部分革命党人极为不安。

10月9日下午五点，蒋翊武以临时总司令的名义发布起义命令，派人分送各新军标营，定在午夜12点，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革命党人一齐举事。不过，送信的革命党人到达南湖炮队的时候，士兵们早已就寝，信号炮从未发出。

此时，一则内容为“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的谣言，已经在新军中流传。事实上，从现有的一些材料可以证明，瑞■选择了一种较低调的处理。警察并未按照花名册大规模搜捕革命党，而是集中搜捕革命社团的集会地点。蒋翊武和其他人刚开过会的武昌机关部也不能幸免，刘复基等三人被捕。

对刘复基、彭楚藩和杨洪胜三个革命党人的处理很能说明瑞■的心态：他不想扩大事态。尽管指挥巡防营的首领满人铁忠主张全面清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但当其他新军军官建议毁掉花名册，避免激发更大的冲突时，瑞■采纳了这个建议。这天晚上，瑞■和铁忠，武昌知府双寿在督署连夜会审被捕的三位革命党人。经过简短的严刑逼供，黎明时他们就被处决。按照常理，如果清朝地方政府想顺藤摸瓜，进而将革命党人赶尽杀绝，应该继续审问，套取更多的党人口供。

10月10日在大风之中迎来了黎明。前一天发生的事并没有泄密，外国的通讯社和报刊记者都没有到现场采访。然而，市面上和军中已经盛传，清政府正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这个谣言，因为被处决的三位革命党都剪掉辫子而显得颇为可信。尤其是早晨另一位被捕的三十标排长张廷辅也没有长辫（他的家便是武昌机关部），这更增加了谣言的真实性。

■ “捕杀汉兵”

在大风中飞播的谣言，刺激着新军中剪去发辫的汉族士兵。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在这年年初的剪辫风潮中剪掉了脑袋后面的那个象征物。尽管瑞■只是下令搜捕革命机关部，关闭城门，取消士兵请假制度，以避免革命党人互通声气，但是10日凌晨的处决行为，加深了在变乱时刻的恐怖气氛。政府将继续杀人，恐怕已经成了一种共识。一种可能遭遇大规模报复的恐惧情绪在新军中蔓延，甚至谣传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

10日这天，瑞■电奏朝廷，武昌已经不动声色地拿获了“革匪”三十二人，成功地把一场祸乱消弭于无形。他的报告获得了北京的表彰。毫无疑问，瑞■对自己的报告也拿不准，武昌、汉口并不安谧。但出于帝国官员一贯的报喜不报忧的心态，他还是汇报说此案破获尚早，地方并未受害。

然而，他可能未曾预料到时局的发展已经不可收拾。前一天《汉口中西报》“本省纪闻”中呼吁：“此时必要之计，应在息谣言以镇人心，免致满城仓皇，根本摇动。”瑞■和革命党人打的是一场攻心战。

事实上，在辛亥年，人心是个关键词。清朝政府的失控和信用破产，已经到了绝峭之境──激发了中国传统的“天命”预言。天命可是中国人精神成分中都携带的命运定律，它有一种巨大的神秘力量，足以唤起人们的激情，忘记恐惧和理性，去干一些“掉脑袋”的事情。

此时，革命党也在一片混乱之中，孙武在医院养伤，蒋翊武为躲避搜捕逃窜，刘公藏匿汉口。文学社约定午后以吹出操号为信，武装发难；孰料，当局侦知之后命令各营不准发号。举事计划再次流产。

一天之内，革命党人两次举事计划失败，如果是在平常，很可能就会偃旗息鼓，然而，辛亥年10月10日的湖北省城，已经陷入了一种谣言催生的狂暴感情之中。不管有罪还是无罪，汉族士兵都害怕自己会在大清洗中丢掉性命，意识到投入叛乱比丢掉性命更合算。

于是，一则谣言经过奇妙曲解简化之后，进入新军士兵们的大脑，然后演化为行动。黄昏时刻，当工程第八营一个排长查哨时，发现有两人携带武器，双方发生了争执，当他指责那两人要“造反”时，造反真的发生了。企图弹压的军官都被击毙或打伤，此时，共进会员熊秉坤放枪为号，集合部队，前去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哗变的官兵们纷纷加入造反者的行列，步队二十九标和三十标、城北的二十一协混成协工程营和辎重营响应起事，涌入城内。

这天，立宪派人士张謇正好到湖北筹办大维纱厂。这位著名的实业家和新成立的“宪友会”（会员有梁启超、孙洪伊、谭延■、汤化龙等人）是旧精英、新绅士。他们希望扩大政府民众支持的基础。“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化”让他们感到被清廷出卖了。张謇公开说，这个国家正在土崩瓦解。

谈完生意的张謇乘船东下。长天尽于低野，浊流滚滚，激起一江浪头，船行江中，犹如枯叶在空中飞舞，只见远处武昌城内火光冲天。

黎明时分，革命军攻入督署，瑞■从后墙挖洞逃走，在张彪护送下逃到军舰上。革命军宣告武昌光复。上午，革命党人寻到了黎元洪，拥他到楚望台，然后至谘议局，成立湖北军政府。有人认为：“黎元洪的被选定，不仅仅是革命队伍内部继续分裂的产物，它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参加起义的士兵，并不全部是革命党人。有许多是在十月十日谣言四起的气氛中卷入兵变的。因为，参加兵变，似乎是最安全、最机灵可行的一着。这些兵士，对革命领袖并无忠诚感情，最易接受早就认识的军官的领导。”（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 ■

孙中山逝世了

1924年5月13、14日，路透社连发专电：宣布孙中山因脑膜炎逝世，这一消息迅速在海内外掀起轩然大波。各界纷纷向报馆探寻，此消息到底是真是假。在谣言发源地香港，英文 《商务日报 》和 《德臣西报 》率先登出“孙中山逝世”的消息。据 《德臣西报 》称“中华民国元祖，及可称谓中国最著名之孙中山，于今晨点半钟在广州逝世”。在上海，14日午后“孙中山逝世”的惊人消息即传遍全市。上海 《民国日报》报馆成了心存疑虑者探访的中心。当时，上海各大报馆俱已找出孙中山的肖像，赶制铜版，预备四边加一个很厚的黑边，第二天印在报上。一些心急的报馆已经将孙中山肖像铜版发交排字房。一直到噩耗未曾证实，于是又从排字房将铜版撤回。5月16日，广东警务处以造谣罪拘捕了路透社驻广州访员黄宪昭，谣言方告平息。(庄秋水整理)

   

摄魂：1928年中山陵巫术恐慌

主笔┃庄秋水

一桩发生在南京的摄魂谣言，引发了市民持续近两个月的大恐慌。而此时，正值国民政府兴师北伐的敏感之际，作为新首都重要政治象征的中山陵，却被卷入了妖术风波。

1928年3月，江南刚刚进入煦暖的早春。

国民政府的新首都南京城里，突然刮起了一阵风：许多十岁上下的小孩胸前都悬挂上了一个红布条，上面写着一些奇怪的歌诀。譬如“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当；快快回家转，自己背石板”；“你造中山墓，与我不相干，一叫你魂去，再叫你去当”。

市民们传言，有人正在收摄孩童的灵魂。在孩子们身上佩戴这种被称作“石和尚”的符咒红布，就是为了避免他们的魂魄被摄走。

■ 妖妇摄魂

自从上年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建立新的国民党政府，南京作为首都已近一年。南京特别市宣传科在报纸上刊发标语，号召市民们帮助市政府建立“艺术化”、“科学化”、“平民化”的新南京。

三月底的一天，住在下关一带的姚张氏带着一岁多的儿子坐马车去了城东，转了一圈之后回到了城西北的家中。当晚，孩子开始发烧。姚张氏以为早春料峭，小孩子受了寒气，便请大夫抓了驱寒的药。然而，第二天小孩高烧不退，开始呕吐，身上还出现了类似淤青的斑点。姚家人开始惊慌。姚张氏原本是姚家女佣，因少奶奶没有生育，做了姚家少爷的二房，这才为姚家添了一个男丁。当他们得知姚张氏头天带小孩去了城东，顿时感到大祸临头。一向很少出门的姚张氏，不晓得南京城里，正在流传着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

据说，从1925年开始修建的孙中山的陵墓即将完工，石匠需要160个童男和160个童女的生魂以合上龙口。为了得到这些童男女的灵魂，市政府正在进行户口和学龄前儿童调查，要把小孩的生日时辰报上去。南京东门一带，已经有好几个孩童被摄走灵魂而夭亡。姚张氏的儿子三天后也死了。姚家人悲痛欲绝。街坊邻居对此更为恐慌，中山陵摄魂的谣言逐渐在全城蔓延。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正在进行二次北伐，翻看这段时期南京的报刊，充斥着政府的北伐宣传，头版社论，宣言标语，以及军事胜利的消息。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频频受到国府嘉勉，3月23日，他写下《北伐与民众》 呼吁民众支持北伐，这场战争“不特本党的成败所关，实为我国的兴亡所系”。

4月初，南京城里的摄魂谣言有了新内容：前方需要阴灵助阵，所以政府派了许多妖妇出来施行妖术，摄人灵魂。那些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神秘妖妇，身边携带着药瓶、符■、小针等摄魂工具，出没于南京的大街小巷，随时准备走向无辜的受害者。

4月13日傍晚，南区剪子巷育婴堂的姚屠氏行走在街巷之中，被一个妇人用手一指，她觉得头晕，至今卧床不起。这个名叫倪王氏的妇女当场被巡逻的警察带走。这一天，南京市公安局还接收了一起摄魂作案人。“妖姑”董李氏被皮殷氏扭送到了警署，后者指责她使用邪术，摸了她儿子的头部之后，她的儿子就开始发热。

两天后的一出摄魂事件让谣言变得愈发可信，在市民间引发了更大的恐慌。

白兰花家住闸口，她八岁的儿子在街口与伙伴们玩耍。有一个妇女走到他身旁，摸他的头，问他叫什么名字，还给了他三块面包。然后，这个妇女转身离去。孩子的脸色立刻变成了紫色，四肢不再动弹，身体僵直。愤怒的路人追赶这个邪恶的妇人，终于在摆渡口追上了她，扭送到警局。警察从她身上搜出了两个玻璃瓶，里面分别藏着红色和绿色的丝线、纸人。这个妇女身上，再没有别的东西。这位妇女说，她收一个人的魂，要花费50元，如今她所收灵魂已经收支平衡，即便因此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 谣言四起

南京的空气中都是谣言的味道。

市民们把自己的孩子藏在家里，自己也尽量减少外出。小些的学校，儿童自动退学，市立小学一度也要到了停课的地步。

事实上，这类事件并非首次发生。在1916年，浙江杭州也因为普查学龄前儿童而引致一场谣言。在那场摄魂风波里，风传7至14岁的儿童，会被招去魂灵定木桩，镇压钱塘江水，以便铺设铁路。谣言激起了市民的愤怒，他们鸣锣聚众捣毁学校，打伤教师，直至官兵出面弹压，局势才稳定下来。与引起1916年杭州摄魂谣言的原因相似，此次南京摄魂恐慌最早亦是与市政府调查学龄儿童有关。这两起摄魂恐慌中，那些害怕政府建设新学校而丢掉饭碗的私塾先生，不仅仅牢骚满腹，甚至散布和助长摄魂谣言。

南京市政府的处理如今看来富有理性和建设性。当谣言刚开始传播之际，南京市社会调查处马上报告教育局，请教育局通令各小学，细致耐心地向学生家长解释调查学龄儿童的意义，打消他们的疑虑，以此辟谣。4月2日，南京特别市教育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提议印发广告，解释调查户口和学龄儿童，纯是为了市民利益，办理市政，兴办教育，以此消除市民的误会。很快，教育局就发了一张白话布告，解释中山陵需要小孩灵魂之事纯是谣言惑众。

教育局长陈剑■也亲自上阵，为该局做调查的良好动机“鸣冤”：“如果我们不晓得学龄儿童是多少，我们如何知道要办多少学校，要请多少教师，以及要需要多少经费等……不料正在实施当中，竟发生许多笑话出来”。他还反驳那些摄魂与学龄儿童调查联系起来的谣言：“如果世界上，是真有妖邪恶劣的当道，要着你们的小孩子的命或灵魂，还来公开地调查么，早就秘密的捉将去了。”

特别市市长何民魂在教育局布告发表后，亲自到南门外询问佩戴红布条的孩童，查问谣言所自何来。4月9日，市政府特地发布第881条政府令，要求教育局劝止孩童们胸前悬挂红布。

事实上，中国人历来认为，人之生，是为魂魄的相合；而人之死，则意味着魂与魄的相分。民间百姓最恐怖的莫过于“勾魂鬼”，因为灵魂一旦离去，人便要死了。吴越之地，尤其信鬼神，重淫祀。兼之从南北朝以来佛教文化兴盛，转世、轮回等灵魂观念早已深植人心。是以每逢岁时节庆和神灵诞日，吴地的民众就要到庙宇中去叩头祭拜， 或抬着神灵偶像四处巡游，驱除邪祟。 占卜、看相、算命、求签、扶鸾、讲僮更是日常生活的重要成分。1909年，作为预备立宪的一项基础工作，官府开始户口调查工作。结果，江苏许多地方流传官府调查户口， 是要查清每个人的生辰八字，是要把被调查者的灵魂卖给洋人修建铁桥。谣言广泛流传，激起了慌恐不安的乡民们和官府的对抗。乡民群殴调查员、捣毁调查员住宅、撕毁调查册、拒钉门牌、毁坏自治局所和学堂，甚至与官兵发生武装冲突，民变覆盖了江苏绝大部分地区。（因反对调查户口的民变遍及全国10个省区，共计69次，其中江苏居首位，占37起。）

如今，南京特别市政府与之对抗的是民众内心深处的观念。那些歌谣和神秘谶语，唤醒了民众心理上的狂热激情。群体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极易受人暗示，正如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所说，“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 

■ 妖术恐慌

教育局完全合乎逻辑的解释所起的作用看来颇为有限。4月中旬以后，妖妇摄魂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由于此时摄魂谣言中的受害者不再限于孩童，南京城里的成人也纷纷在身上挂一个红布口袋，里面装上茶叶、桃树叶、生米和七小块妇女月经布，以此来辟邪。

南京市民陷入集体性的幻觉之中。

4月16日，李高氏经过马巷口一家烧饼店，她发觉自己迷路了，于是向店主问路。烧饼店主却突然全身打起了寒噤，身体麻木僵硬。一个卖油条的妇女正好经过，也犹如魔怔了一般，昏迷了过去。

像李高氏这样的普通南京妇女，在1928年4月，突然成了众矢之的。和1768年妖术大恐慌下的民众反应一样，南京市民的矛头指向了社会底层的流动人口。那些平日里走街串巷的三姑六婆，尽管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却一贯是受歧视的角色。她们过分热情的言辞和夸张的表现，看上去和摄魂妖妇有天然的联系。

于是，民众见到这样的妇女，开始是扭送到公安局；到后来发展到群情汹汹，南京街头，行人动辄被饱以老拳。一个女人仅仅因为看到一个拉黄包车的，因有一面之缘，便对他微笑致意，就被路人误以为是摄魂妖妇，于是众人一拥上前，扭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

社会秩序如此混乱，人们心理紧张到没有基本的辨析能力，想象力却前所未有得活跃。一个玻璃瓶、几张纸、一个微笑，或一句言语，都会引发他们的敏感情绪，进而导致暴力行为。

自然少不了有人乘乱谋利。市民邓荣福经过马马氏家门前，向她问路。孰料，马马氏高声喊叫，说他为摄魂者。路人立即上前围住邓荣福殴打，他的衣服被撕破，身上携带的三十元票洋也被乘乱抢走。纱帽巷一家女塾的教读成文玉，到城南书店买书，用手巾包好。回家路上，走到二道高井，也许是她买到了想要的书籍，脸上挂着高兴的神情。于是，有一个妇女突然指她是摄魂的。可怜的女先生，衣服和手包都被抢走了。

一向循规蹈矩的底层民众突然发现自己也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指责别人是摄魂者，成了最有效的报复手段。面店老板娘发现自己的幼女被吃面的算命先生逗哭了，便大声喊叫，说他是摄魂人，于是不用亲自动手，其他顾客便蜂拥而上，为她出了一口恶气。

媒体为此忧心忡忡。4月20日《京报》发表了署名“怎不愁”的文章《摄魂把戏》。这位怎不愁氏描绘了南京可能出现的可怕局面：“商旅裹足、家家闭户，柴米油盐，无人挑卖，几十万市民坐而待死而已。”几天前，《京报》就发出“妖妇摄取魂魄耶，流行病之传染耶”这样的质问。《京报》记者说，如今春气和暖儿，南京人一向不讲求卫生，可能是一种传染病流行。

教育局的第二次布告证实了《京报》记者的猜测。教育局长陈剑■发布了七字韵语布告，解释妖妇摄魂纯是荒诞不经的谣言，它的流传，实际上是由于“反动分子”的“乱凑趣”和“时疫”流行，他呼吁市民不要轻信，要注意自家孩童的卫生健康。

首都卫戍司令部也发出辟谣报告，指谣言是潜伏的敌探、共党和地痞流氓等人编造的，目的是扰乱后方秩序。从1927年以来，时局动荡，南京始终是一个漩涡中心。所以，才会出现阴兵助阵这样的谣言。毫无疑问，国民政府也正好藉此清查南京城里的敌对势力，树立政府的威信，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

■ 多管齐下

4月17日下午两点，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孙伯文召开了一次研讨会。

当天上午，公安局已经发出了辟谣警示，针对连日来民众“聚殴六婆，时伤行旅”的混乱秩序，指出一切要依照法律来办，“民众非裁判之官，街衢非审判之地”。对于那些已经被扭送警局的疑犯，要讯取供词，转送地方法院依法讯办。同时，也通令各区警署严密查拿在案的逃犯等。

下午的研讨会可谓是谣言传播以来最有效的一次行动。农、工、商、妇女团体，公安局各区官佐、新闻媒体，共50多人，从生理学、心理学的维度探讨防治谣言之法。根据医生诊断，孩童和市民死亡的原因，实际上是一种传染病“拉麻症”（可能是脑腹炎一类的流行病）。正是在修建中山陵这个背景下，东门一带孩童染病死亡这一偶然巧合，配合学龄儿童调查这一契机，谣言得以讹传蔓延。

整个南京被动员起来了。各界自发组织废除迷信宣传队，公开辟谣，以正视听。市长何民魂也于次日下午向公安局职员训话，要求扩大民众的知情权，把涉及谣言的几十起案件审讯详情公开。19日下午，他又在第一通俗图书馆召集南京64个团体谈话。详细解说摄魂谣言的种种，请各团体向亲朋好友宣传，详为解释。自然，他也痛诋“地痞流氓、孙传芳党羽、共产党徒”从中鼓弄。当天，南京市市政府也发布了政府布告，解释摄魂谣言，公布了对市民扭送公安局的“妖妇”的审讯结果，证明所谓摄魂之事皆为子虚乌有。若市民私自殴打行人，也将受到惩罚。

很快，就有人充当了政府的“宣传工具”。20日下午，一个叫康泉生的人到下关永宁街一家肉档买肉，被陈姓屠户指认为摄魂人。结果，康泉生被殴打致伤。岗警把两人带到下关区第二分署。署员的处理结果是，罚陈屠户赔偿康泉生被撕破的衣服和医药费，原本要严办他，后经下关总工会办事处主任出面说项，这才作罢。最后，陈屠户被要求雇了一辆马车送康泉生回家。他还要披红插花，沿途燃放爆竹。

一直处于风口浪尖的教育局长陈剑■乘机拟定了五条辟谣标语，广为宣扬：（一）莫信妖人摄魂的谣言；（二）严防反动分子鼓动邪说；（三）邪说是煽惑人心的；（四）只有疾病能死人，邪术是不能死人的；（五）破除迷信，消灭邪说。

于是，在各职能部门的努力下，一场闹得沸沸扬扬的妖术恐慌渐渐平息下来。

这起摄魂事件无意中也推动着政府建设新南京的步子。4月24日内政部长薛笃弼根据各国成例，拟定了《扫除法》草案十条，保持南京市的卫生清洁和市容整洁。南京市特别市政府也推动发起了5月1日至3日连续三天的“卫生运动”，鼓励市民自发打扫街道，对公共厕所进行消毒，参观卫生陈列等。卫生被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卫生程度之高下，一国强弱可推知之。

国民党政府在处理摄魂恐慌这一社会危机时，与社会各领域在动态的配合过程中，重构公民和社会的理念，政府威信亦得以在更大范围内确立起来 。这可是寻常政治运作都难以实现的深入人心的效果。

而就在南京市民的恐慌渐渐趋于平缓的时候，摄魂谣言却在上海、镇江、扬州、无锡、常熟等地再度复生，尤以乡村为盛。谣言说中山陵即将竣工，需要1500名阴兵把守。甚至安徽无为县的父母也给自家小孩挂上了红布条。■
   

五四：投毒谣言与反日风潮

本刊记者┃李远江

在五四运动的敏感时期，一批“日本人投毒”的传闻突然爆发，打破了学生试图将运动控制在和平范围的努力，使上海陷入民族情绪与安全恐慌交织的氛围中。

1919年5月底，一个“日本人投毒”的小道消息开始在上海市井中流传。一开始，并没有多少人理会它。然而，进入6月份以后，上海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这类消息。一种莫名的恐怖开始升腾，并逐渐笼罩着这座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

■ 风起沪上

6月6日，《新闻报》登载消息称，5日晨法租界南阳桥附近，有人当场扭获一名在华人水桶中投毒的日本人；就在同一天，《申报》也刊登消息说，前一日，有日本人在法租界与华界交界处的自来水龙头上放毒。尽管同日的《民国日报》专门撰文澄清，经警察局检验，该日本人瓶中之物实为酱油，绝非国人所言之毒品，但虚惊一场的结局却丝毫没有消解人们的恐慌情绪。

紧接着，6月9日《新闻报》一口气登了三则消息，一则称，7日晚，小南门一带，有外国人假冒中国学生向井中投毒。待附近华人上前诘问时，此人竟乘隙逃走；另一则称，8日晨，有两人在闸北共和路菜场将袖藏药水瓶悄悄洒于各摊菜蔬上，众人高呼捉拿时，二人飞奔逃逸；第三则称，8日午后，一乔装之外国人将一枚铜元投入东辕门老协记馒头店门前之茶缸。店主发觉异常，遂舀一碗茶请这个外国人饮用，不料竟遭其坚决拒绝。店主认为此人有投毒之嫌疑，遂报警，将其交由警察处置。尽管事后证实三条消息无一例外均是“查无实据”，但这种消息的不断增加无疑加重了上海市民的恐慌。

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6月11日，《新闻报》又报道说，有一日本人乔装携带酱桶木箱，经搜检发现身带毒药多瓶。与此前查无实据的新闻不同，这条消息给读者传达了明确的信息——日本人投毒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证据确凿。

6月18日，《救亡雪耻报》一篇文章中写道：“最近城内外流传着关于某外国人在食物中下毒的消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我想那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是谣言而已。然而后来我不仅听见这些事实，并且亲眼看见这些事实。”

至此，“日人投毒”从最初的坊间传闻，演变成了整个上海市民的“社会共识”，一场大恐慌引发的社会风潮正扑面而来。

■ 鼓动

北京“五四”游行的消息传至上海后，上海学界开始积极宣传反日，推进抵制日货的活动。中日民众之间的对抗情绪开始逐步升温，5月18日，一些游民公然在大街上抢走路人头戴的东洋草帽并当场踏毁。在学生团体的宣传鼓动下，黄包车夫开始拒绝日人乘车，游乐场也拒绝日人进场。

为了促请商人参与抵制日货的行动，“各学生结队先自南市十六铺各水果行前，跪求闭市。凡少不表同情者，学生跪求不起。”（杨尘因：《民潮七日记》）基于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以及爱国心的驱使，上海商会采取统一行动，于6月5日开始实行罢市。

为了推进罢市的持续进行，同时考虑商人们的利益诉求，学生们反复向市民宣传不要采取激烈行动，学生们在演讲中手持“万勿暴动”、“切勿暴动”、“爱国同胞切勿暴动”、“警告同胞请勿暴动”、“文明抵制不可野蛮”、“敬劝同胞慎守秩序”、“举止文明幸勿暴动”等标语，并将这些标语张贴在大街小巷，目的就是希望一切抗议行动都在控制和秩序之中。

上海学生联合会为了防止外人假借学生之名闹事，特意组织童子军维持南市和租界的秩序。甚至当自来水、电灯厂、电车公司、小菜场也议定参加罢工时，学生从公众安全考虑，还“力劝其不得罢工，否则救国适以害国”。

学生们的努力一开始似乎收到了效果，“除了罢市开头几天200多名在街头讲演的学生被警察和士兵逮捕外，这一切都还是有秩序地进行的。被捕学生很快就被释放了，形势变得平静下来。”（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一开始，人们对那些不愿意参加罢市的店铺只是进行语言攻击，骂以“乌龟”、“王八”、“卖国贼”等，进而一些激进的地方开始对不听劝阻的商贩施以暴力，一些商贩遭到群殴，货品也为油火焚烧，局势慢慢开始向着失控的方向发展。

也就是在此时，大批量的“日人投毒”传闻突然爆发，打破了学生们将运动控制在和平范围内的努力。被点燃的群众情绪一旦释放，恰如破堤的洪水，夹带着巨大的能量，冲毁一切。

■ 失控

传闻在不断地变换着花样。从一开始的饮用水被日本人放毒，到后来自来水龙头、公用水井、饮用河水、免费茶水供应的水缸甚至自来水厂等均有放毒消息传出。传闻此起彼伏，牵动人心。常常是一处传出日人放毒消息后，迅速口耳相传，导致城内其他各处皆有反应，搞得市民们人心惶惶。

6月7号，报纸刊登了日人冒充学生在南市义井投毒的消息，上海各处居民立即对露天义井、茶缸及各酱园之酱缸等格外小心，甚至提议要全部加上木盖。再后来，报纸传出东辕门有日本人投毒于茶缸的消息，导致上海城厢所有茶缸一律撤消。而自来水龙头有人投毒的消息传出后，华界每个自来水筒都派有岗警防范。

日人投毒的传闻还严重影响了上海自来水公司的正常营业。有消息称，有人试图向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水池内投毒，导致该公司不得不一再声明绝无此事，并加派人役日夜轮流守护水池、水塔，甚至要求警察当局派警力协助防护。

谣言还在不断地扩大着。6月5日罢市后一二天内，谣言就已经传遍了整个上海城厢，并迅速波及郊区甚至邻近城市。杭州、宁波、苏州、镇江等地均出现了日人放毒谣言，并在当地引发了不少冲突。

极度的恐慌必然造成行为的异常。谣言笼罩下的上海市民在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下，开始对可疑人员施加暴力行为。

一开始，人们的攻击对象主要是日本人。6月5日，两个日本人在南京路先施公司与中国市民发生口角，二人“且行且骂”，激起众怒，欲群起而攻之。6月10日，日本侨民片刚恒雄在沪西小沙渡造中国百姓围殴。原因是，乡民怀疑其乘黄包车到河滨投毒。6月14日至17日，每天都有日本人被殴打的新闻见诸报端。

围殴事件频出后，日本人尽量减少出行，与上海市民接触的机会也大为减少。但是，恐慌并没有减弱，市民们便怀疑起了操外地口音的中国人。“遇有向自来水龙头洗手之人，即群指为某国人指使，加以丛殴，驯至头破血流，祸及无辜。”（《上海罢市实录》）

6月8日，复旦公学学生萧某在北浙江路贩卖《上海学生联合会日刊》时，因相貌口音与本地人有异，被路人指为某国人（日本）乔装，遭围殴。6月10日，陆军少将官成鲲（浙江台州人）途径康脑脱路，被乡人指为投毒之日本人，遭围殴至奄奄一息，经巡警驱车送至医院，未及救治即伤重而死。此后数日，围攻外地华人的事件接连发生，至少有两人伤重不治。而杭州也有一名驻军排长，被怀疑放毒遭殴打致死。 

■ 平息与分裂

人们从怀疑日本人，到怀疑所有不熟悉的外地人，从怀疑水中被投毒，到开始怀疑华人售卖的蔬菜、肉类、米面、糕点，但凡能食用的东西都有日本人或受雇于日本人的华人投毒。于是，部分市民连蔬菜、豆腐、食油等也不敢吃了。一时间，上海全城的食品店生意变得极为冷清，而日本人聚居的虹口一带尤为惨淡。

“对日人的攻击与排斥除了可能有激进分子的鼓动因素外，是与民众对集体安全受到威胁的似乎有点竭斯底里的恐惧分不开的。这种恐惧的弥漫与扩散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对在他们周遭出现的陌生人表示怀疑，甚至实施攻击。此种暴力举动在置毒风潮传播的过程中几乎日有数起。”（冯筱才：《上海下层民众对五四运动的反应》）

为了维持秩序，淞沪警察厅及租界工部局等官署多次布告称：“近日上海各处发生一种谣言，辄谓日人贿通内地流氓，散放毒药，捕风捉影，全属无稽。显系不逞之徒，捏造谣言，以图惑乱人心。即间有手持瓶水等件，形迹可疑者，亦显系奸徒故意借此挑衅，希冀激怒群情，破坏秩序，彼乃得以从中取利，其心极为叵测。”

上海官方还迫使报纸转变立场，由传谣变为辟谣。各大报纸争相发表文章分析“日人投毒”谣言产生的原因，揭示其真相。《申报》还特意刊登了上海医院院长王彰孚的信，以医学权威的身份劝告市民要正确区分食物中毒与投毒之不同，避免轻信谣言。

为了避免被当作谣言的发起者，加之北京政府已经宣布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上海学联也向工部局保证：“上海学联全部停止活动，没有会员在街上进行宣传。但在城里，可能有人冒充学生出现在街上，这样可以使人不相信学生运动。”学生们一转由过去大规模鼓动人们上街，转而呼吁市民起来维持秩序。在不少地区，出现了童子军、学生与警察共同维持秩序的场面。

“日人投毒”的传闻随着学生运动的退潮而渐渐消退。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种两难的前景摆在了学生们的面前，要想让运动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就必须让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进来，而一旦公众参与就会导致运动的过激，超出学生们的控制能力，“日人投毒”引发的谣言恐慌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此时，究竟是该抽身退出，还是进一步组建控制力更强的大型组织，鼓动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不少人选择了后者。

6月16日，来自各重要省市的30多名学生代表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这个组织成为影响此后三十年学潮的关键，并成为各方政治势力竞相争取和渗透的对象，它的历史意义直到1947年，才由政治史学者李剑农点破，“后来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军阀势力压迫下的各省，大概是靠着学生联合会作宣传主义吸取青年党员的大本营。可知‘五四运动’的意义了。” ■

东北鼠疫与日人投毒谣言

1911年1月24日《东三省日报》报道，中国村民曾抓获一名往井里投毒的日本间谍。此时正值东北鼠疫大爆发，作者认为，鼠疫正是日本人投毒的结果。紧接着，承德、镇安、榆树等地也相继爆出抓获受命于日本的投毒案犯。一连串的日本人投毒报道很快引起了东北社会的大恐慌。但事实上，这些消息最终被证实均系谣传。1911年3月26日，《盛京时报》登载了日本医学博士柴三五郎的演说，称此次瘟疫属于“肺百斯笃”实“由呼吸传染，至于水为媒介传播之说，则吾辈苦难索解云云”。此外，驻吉林日领事于1911年3月5日要求禁止谣言，以免“民间种种谣传日久，恐起仇视外人之心，再蹈庚子之覆辙”。（李远江整理）   

“共产共妻”：舶来谣言变形记

本刊记者┃刘永峰

剧烈的社会变革，使得基于不同立场的民众，对“革命”产生着各种误传和曲解，由此而生的谣言，却往往成为一种“政治”武器。

1927年4月的一天，汉口三分区的十字街头，一位年轻的女子对着聚集的人群和过往路人，高声演讲：“要坚决放脚！要坚决剪发！还要坚决反对束胸！束胸是不人道主义的！妇女同胞们，你们解了束胸没有？解了吧，男人没有束胸，我们为什么要束胸？”

讲到激动处，这名女子突然解开纽扣，脱掉上衣，托着自己的乳房，说：“你们看，这就是真正的解放。打倒封建主义！铲除封建思想！”顿时，呐喊、笑声、口哨声四起，人群中一片骚动。女子热泪盈眶，振臂高呼：“全中国妇女解放万岁！国民革命胜利万岁！”（安广禄《北伐时期武汉裸女游行风波》）

发生在远东传统社会里的疯狂行为，甚至引起美国媒体的关注，“在民族主义首都武汉，发生了一起由八名庄重的、充满爱国热情的女大学生举行的沿江裸体游行”。4月25日，《时代》如是报道。这则报道如今看来都触目惊心：走在前排的，手举竹竿撑起的标语牌，除了架在鼻子上的大眼镜外，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其余七个也都赤身裸体。标语牌上写着：“自己解放自己！我们丢掉的是基督教的耻辱，而赢得了自由。把中国从基督教列强手中解放出来！”（李炎胜《1927年“武汉裸女游行”真相》）

事实上，这是武汉妇女协会宣传妇女解放运动的活动之一。而在1927年的部分武汉女性的认知里，裸体、解放自己的身体，就是革命的行为。就在3月8日那天，武汉国民政府党政要员、女界领袖和20万军民在汉口举行国际妇女节大会，会后举行游行活动的时候，突然有些赤身裸体、手举彩旗的女人们冲进游行队伍。游行的人惊呆了，队伍有些混乱，但这些裸体的妇女却顾不得街上众目睽睽，依然随着队伍前进，边振臂高呼：“打倒军阀！”“中国妇女解放万岁！”

这些裸体的女子是一些想参加到“革命”中来的妓女，结果报考武汉中央军校女生队，未被录取；想参加妇女干部培训班，也被拒之门外。彷徨失望之际，一位常光顾青楼的黄公子唆使她们说，学习有什么用，裸体游行才是“最革命”的。（安广禄《北伐时期武汉裸女游行风波》）

在1920年代， 妇女解放运动伴随着革命风起云涌。长久以来，中国妇女被压抑的人性，被禁锢的生命突然有了冲破禁闭的可能，那些猛然爆发出的激情，身体本能的狂热往往无所顾忌到令人惊讶的程度。

这股潮流与剧烈的社会革命相结合，性与政治交织，在整整三十年里上演了一出版本不同、内核皆为谣言的戏剧，其最耸人听闻的内容就是：“共产共妻”。

■ 离经叛道的年轻人

此时，国人对于“共产共妻”这个舶来名词已经早有耳闻。

这个名词来自关于从社会主义苏联的传闻。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后，人类历史上一种新制度开始实行，大部分人对此感到新奇陌生，也自然地设想起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一些荒唐的愿望也由此而生。甚至有材料显示，在俄国，私底下存在过“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

尽管在苏联的正式文件中，始终找不到关于女人“公有化”的任何文字。但是，有关共产主义政权“共产共妻”的说法，却不胫而走。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标题出现在西方各大报纸上，“苏维埃的一夫多妻制”、“社会主义将卖淫合理化”、“布尔什维克将俄罗斯丢在了人类文明的角落里”等等。

很快，这则在俄国起源的谣言，就转道进入中国。

事实上，苏联确实曾经努力要把妇女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丈夫控制的经济权力中解放出来。在1917年和1918年，列宁颁布了两条法令，废除男性对他们的家属拥有的特权，确定了妇女拥有完全的经济、社会和性自主权力。但显然，这些做法在数千公里之外被误传和曲解了。

当中国的革命者把目光投向苏联的时候，改变有史以来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便成为最有表现力的革命行为。激进的青年人掀起了一股毁家、废婚运动的高潮。诸如“工读互助团”、“男女生活互助社”、“利群书社”等团体也在古老的中国社会里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团员们纷纷脱离与家庭的经济联系，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然后过起了群居的“公社”生活。

于是，当“安那其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幻想依然让人着迷不已的时候，“共产共妻”的谣言，也与这群看上去离经叛道的年轻人如影相随了。

广东海丰县教育局长彭湃，出身豪富，留学日本时，深受俄国革命影响。归国后，在家乡建立起“社会主义研究社”、“劳动者同情会”，试图以社会主义教育工农大众，革新社会。

在20年代初期，彭湃给这个偏远的小城带来了闻所未闻的“社会主义”、“自由恋爱”等新名词，这引起当地豪绅的不满。很快，就有人向主政广东的陈炯明告发彭湃在海丰大肆宣扬“共产”、“共妻”，彭湃不得不到广州待了两个月，“整日里只向人解说社会主义是主张共产不是主张均产，是主张自由恋爱不是主张共妻”。

但显然，他的这份解释毫无用处。1922年5月4日，彭湃组织了海丰有史以来第一次“五一”游行。游行当天，彭挑选了个子最高大的一位学生，擎着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边，旗子上醒目地写着两个大字：“赤化”。在彭湃等人的带领下，各校的师生敲铜鼓吹喇叭，齐唱着彭湃自己写的《劳动节歌》：“劳动最神圣，社会革命时机熟……”高呼着“劳工神圣”的口号，浩浩荡荡、穿街而过。

这种狂热的宣传赤化的行为，让海丰的豪绅惊骇不已，他们深信，这个年轻人是铁了心要搞“共产共妻”的了，他们在报上连续发表《借教育宣传主义之谬妄》、《铜鼓喇叭可以休矣》等文，攻击彭湃。但他们知道，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劳工神圣本是很具有诱惑力的宣传，而只有将惊世骇俗的“共妻”传说鼓吹起来，才能让人们在“共产主义”的面前望而退却。 

■ 谣言与敌人

自共产主义传入中国的那一天开始，“共产共妻”就成了反对者攻击这种制度的有力武器。受到污蔑的不仅仅最初的左倾知识分子们，而且在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的政策后，这个“赤色”的国民党政权也难逃“被谣言”的命运。

军阀们说，“孙中山讲讲三民主义还罢了，他不该又与赤党合作，唱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高调，这就非同小可了。”“赤党主张‘共产共妻’，不讲人伦，不分穷富，谁能受得了！”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夏曦在《湖南政治党务报告》中，总结地主土豪劣绅压迫农民之手段时，第一条便是造谣农协及本党是共产共妻。与此同时，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一位农协会的代表发言说：“我们在家乡时，常听见土豪劣绅们说：国民党是赤化，赤化就是共产共妻。但是我们来到武汉一看，我们才知道完全没有这么回事，这完全是北洋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所造的谣。他们怕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好处，怕我们赞成国民党。”

孙中山联俄以来，国民党的左派逐渐主导了这个政权。但随着革命的进行，国民党右派对左派势力严重不满了。此时“共产共妻”不仅是外界对这个亲俄政权不满的发泄，而且也成了右派对左派进行打击的武器。

1927年4月24日，上海《申报》刊登文章，说“少数无知妇女发起举行各界妇女免耻裸体游行大会”，“名为免耻，实反增耻。发起者形同狗屎，赞成者无异禽兽”。“创此荒谬绝伦之邪说者，实系共产叛徒，以恶毒之设想，用狡诈之手段，利用无知妇女，举行免耻裸体游行，打破妇女廉耻，扰乱社会秩序，以为实行公妻之动机，遂其无限之欲望，是可忍孰不可忍！若不严行禁止，何以敦而维人格！”。文章并恳请各总司令总指挥，迅速禁阻，“并将赤党首领发起诸人，通缉严惩”。（李炎胜《1927年“武汉裸女游行”真相》）

于是，革命大潮下，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一些狂热行为，很快被政治所利用。 武汉的流氓势力专门收买妓女，组织起秘密的“妇女协会”，准备在“五一节”时举行更大规模的裸体游行。消息一出，武汉三镇顿时满城风雨。国内外报纸纷纷报道起这些惊世骇俗的事件，“共产共妻”的谣言甚嚣尘上。

■ 最“有效”的宣传

宁汉合流之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逐渐地控制中国的政局， 那些依然坚持着共产主义的“赤匪”们成了蒋介石最主要的敌人，此时，“共产共妻”也就转为反共宣传最凌厉的一着。

一位在江西剿共亲历者的日记《剿共随军日记》被军部政训处广泛分发传播。

《日记》中历数中共十大罪恶：“投降赤俄，阻碍抗日，反叛民国，劫掠人民，毁弃礼教，破坏建设，灭绝人道，蹂躏地方，奸淫妇女，造成恐怖”等等。还通过某些被俘士兵和变节分子之口，讲述了他们在苏区的见闻。“共匪随处强迫民间妇女当慰劳队、担架队及宣传队等，实际不过供匪首泄欲轮奸之具。”水口战役后，某俘虏士兵则交代：“白昼行军，见有白衣、黑裙、着袜、穿鞋之女郎五百口随军出发，驻军后则不知去向，芳迹杳然矣！柔香蕙泽，何有于我哉！”

在偏远的农村，红军未到，村长就带着村警，在村子又敲锣又喊又贴布告，说共产共妻的“共匪”来了，杀人放火的“红头蛮子”要来了。

于是，很多人的印象里，苏区就成了伤风败俗的匪窝，而红军则往往被妖魔化为“红眉毛、绿眼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恶魔。而这些，又因在当地发生的一些事情而有了捕风捉影的源头。

1931年5月，毛泽东来到江西省寻乌县做调查。他发现：运动胜利的地方，女人们“立即有了个人的自觉”，乡政府成立之初，每日所接离婚的案子必数起，而且“十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九个”。女人们从“魔爪”下挣脱出来，“决没有守独身主义的，离婚后必然很快地就要结婚。”有些男人失望地说：“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

初时的农民政权机关对于离婚几乎是不加干涉，并在法律外申明，禁止捉奸。婚姻自由的规定，造成了一些难以预料的混乱现象。“芳田赤卫队队长原有一个老婆，后来又勾到人家一个女子。”而在龙图和河角圩两乡的青年经常发生纷扰的事件，几乎造成械斗。“原因是两乡的青年男子，一群一群地时常调戏对乡成群的青年妇女。两乡的青年妇女都组织了妇女协会。她们有了团结，对于她们自身艰苦的劳动便自由地放松了一些。同时和她们的男性青年朋友（对乡的）恋爱的行为逐渐有了许多，在山上公然成群地‘自由’起来。”

不止是寻乌县，其他地方也存在着婚姻上“朝三暮四”、“一杯水恋爱”的现象。根据地时期，牛山县有一个妇女，三年里结婚、离婚竟达5 次。后来浦安修也号召妇女工作干部，“要教育妇女和农民，勿拿婚姻当儿戏”。

在湖南，“当时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积极投身革命，他们同样是走极端。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在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是又闹又唱，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在国民党封建制度压迫下感到压抑，渴望民主自由的新生活。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朱晓东在《通过婚姻的治理》一文中写道：在革命以前的传统农村，婚姻始终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基本活动，很少有人察觉到它。直到有一天，革命者们跑到村里来审视着这样的婚姻，他们的书箱里有“五四”和法国的气味。这个时候，共产党人的马列修养还很不到家，他们用的是五四时代的语言，比如项英将婚姻法的精神表述为‘彻底消灭封建社会束缚女子的旧礼教’。”这样，传统秩序突然崩塌，而新的完善的《婚姻法》及思想启蒙又不能一步到位，许多不好的东西也随即产生。

“每一次婚姻自由法令的出台，都会造成一阵‘青年男女过分浪漫’的性关系混乱的时期。”而正是因为某些“混乱”的现象，才给了国统区反共宣传 “共产共妻”以口实。

■ 红色宣传

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所说，蒋介石“制造了大量的谎言说他们犯下的各种罪行，以来煽动对红军的仇恨”。在被慢慢围缩的苏区之外，在漫长艰险的长征路上，那些贫苦农民们惊恐与异样的目光，也使得中共与他们最为倚赖的阶级之间，出现了联合上的麻烦。

1935年10月，红军终于到达陕北。12月，中共在瓦窑堡召开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的一切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为了打破国民党的舆论禁锢，中共开始联系国外记者、进步民主人士来到延安采访、参观。

1936年6月，31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通过几个月时间的采访完成了他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三周之内即售一万两千本，打破了远东时局书籍的畅销记录。

与此书的风靡一时相比，它的结果无疑是更为影响深远的事实，一个“在石堡般严密的新闻封锁下已与世隔绝了9年”的红色区域，在埃德加·斯诺的笔下被揭秘了出来。国民党以谣言拼命营造出的堡垒，突然出现了一丝的裂痕。“国民党一向宣传的什么共产党杀人不眨眼，共产共妻的滥调在我的头脑中清除了。”（钱正英：《从上海租界到解放区》）受着延安清新气象的吸引，那些不满国民党政治的知识分子，那些向往自由的叛逆青年，开始奔向大西北。

而在“共产共妻”传言发源地的苏联，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逐渐建立了它自己的说教式的、有束缚性的思想体系，一种新的专制主义结构，用不断赞美军事化成就和革命者功绩的方法，强调它自己那种对待男女两性和性行为的态度，以及它自己的以男性为理想和规范的标准。”（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当初在婚姻、离婚、人工流产和家庭方面的高度自由都受到了限制。恩格斯关于人性爱和性生活权利不应受国家约束的观点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不负责任的”。

在中国，从五四以来，“我是我自己的”妇女解放的浪潮，亦最终溶解于革命之中，一种更大的力量──“组织”决定了人们的命运。无数革命妇女还是回到了家庭──革命家庭。■   

苏俄“共妻令”事件

编译┃彭华

1918年，苏联一个布匹店小老板伪造了一份“共妻法令”，并将之付诸实践。这位冒险家死后，“共妻令”并没有随着法庭的审判而结束，反而成为“共产共妻”谣言的源头。

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报道里，苏联“共妻”说曾持续多年。对于这一敏感而离奇的事件，苏联史学界观点并不统一。一些苏联史学家要么三缄其口，要么只是一笔带过。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星火》、《论据与事实》等苏联中央媒体才先后披露一个事实：在1918年，在许多地方报纸上，出现了一道伪造的“共妻法令”。那些吃白饭的好色之徒将这一法令当作护身符，并将其一直实践到了1930年。

■ 冒险家的奇想

1918年6月底，莫斯科米亚斯尼茨基街的交易所大厦，正在进行的法庭审判已经进入尾声。

庭审中的被告名叫赫瓦托夫，原本为一家布匹店的小老板。赫瓦托夫被指控涉嫌编撰《俄国少女及妇女公有法令》，擅自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大肆张贴，组织无政府主义者非法团体。该伪造“法令”由19段文字组成，通篇号召劳苦大众争取性享受的权力，在“法令”开篇这样写道：“所有绝色佳人皆成为资产阶级的笼中鸟，严重扰乱了人类在地球上的正常延续。”

这一真假难辨的法令颇具煽动性地宣告：从1918年5月1日起，所有17至32岁的女性应摆脱个人控制的束缚，宣布自己为人民的公共财产。

按照这份“法令”，男人将有权“享用”一名妇女，但每周不得超过三次，每次不超过三个小时。而要得到对这一“公共财物”的使用权，当事人必须事先加入“劳动家庭”，并领取工厂委员会、工会或地方苏维埃办理的会员资格证明。对原本有家室的男子，“法令”还给予一定照顾，允许原夫在规定次数之外亲近原妻。而对那些拒绝将妻子充公的男子，剥夺其与其他女性发生亲密关系的权利。

“法令”还规定，每名渴望享用“人民财产一份子”的“劳动家庭”成员，必须从其收入中扣除10%。而不属于“劳动家庭”的男子，每个月则需交纳100卢布的会费。管理部门将用这些工资扣除款及交纳金设立一个“人民后代”基金，对公有妇女支付232卢布的补偿金，对其中的怀孕妇女发放补贴，对她们所生子女进行抚养，让孩儿们在“人民摇篮”长到17岁，失去劳动能力的妇女还可领到退休金。

■ 荒诞的实践

法庭在司法调查过程中查明，在被捕之前，赫瓦托夫已经实践了“法令”上的部分内容。为此，他在索科利尼基村买下了一幢有三个房间的木屋，并将其命名为“社员爱宫”。他还为这所“宫殿”物色到了一些“住户”，并把光顾者统称为“家庭公社社员”。从“社员们”手上拿到会费后，赫瓦托夫便将钱款据为己有。有时候他也会亲自光顾一下“爱宫”，物色他中意的年青女子，当然是完全免费的。

根据赫瓦托夫的安排，社员们每10个人睡在一个房间，男女社员各自单独分开休息。在其中两个十个床位房间中，分别隔出了一个可供两人睡觉的小号（隔间）。在征得其他社员的同意后，一对男女就可以住进隔间，尽情享受性爱的欢愉。

“公社社员”的这些生活细节被传开后，一群青年人便带着他们女友纷纷要求加入这个“公社”。这下子“爱宫”乱了套，明显处于少数的已婚妇女不干了，倍受冷落的她们开始发出抗议，用带来的板条拼命抽打地板。

■ “无罪释放”

这真是是法学史上前所未闻的案件，受到了苏维埃执法机关的高度重视。为将这一事件审理清楚，苏俄党政机关派骨干介入了法庭审判和辩论。

法院主席名叫莫基拉，是一位剑术高强的前线老战士，担任法官助理的都是人民陪审员，而辩护人一个是国家救济人民委员科隆泰，另一位则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拉林。

作为公诉一方，政府派出了两位代表：一位是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妇女部主任维诺格拉茨卡娅，一位是莫斯科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党医”扎尔金德。他们在发言中反复强调，“工人阶级从维护革命利益出发，有权干涉自己成员的性生活。”在发言结束时，两位控告人提议追究赫瓦托夫的刑事责任：剥夺自由五年，关入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当莫基拉请辩护方发言时，女辩护人科隆泰轻盈地跃上了讲台。在长达40分钟的发言中，她以精彩的语言捍卫她的“爱神”理论。她为被告辩护说，男女关系过于随便，缺乏形式上的严格约束，导致时下人们举止轻浮，才使赫瓦托夫“法令”中所宣扬的东西有了市场。

科隆泰强调指出，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底层固有的自由散漫，以及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不会随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自动消亡，还会多多少少遗留下痕迹，资产阶级的沉渣陋习还会不时泛起。鉴于这种社会背景，科隆泰要求法庭对赫瓦托夫法外开恩，将其从法庭直接无罪释放，但对于从好色的“公社社员”手中收到钱款，则应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

发言结束，科隆泰刚一跳下讲台，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的警卫线便被赫瓦托夫的支持者冲破。一群已婚妇女浩浩荡荡地闯入法庭，一同高声叫喊：“暴君！亵渎神灵！丧尽天良!”叫喊了一阵儿后，她们就开始乱扔臭鸡蛋、烂土豆和死猫。挨砸的不仅有法官、控诉人和辩护人，而且还包括她们前来声援的对象——被告赫瓦托夫。

见法庭形势完全失控，警卫人员立即叫来增援部队。一辆装甲车迅速赶到出事地点，一群荷枪实弹的水兵从上面跳了下来。眼看大势不好，妇女们被吓得作鸟兽散。

法院里的局势安定下来后，独臂老战士莫基拉与两名士兵陪审员便进入另一间会议室，就法庭最后的裁决进行磋商。在反复商量了大约三个小时后，因科隆泰毕竟位高权重，他们最终采纳了她的意见。结果法庭当场判决如下：因赫瓦托夫犯罪证据不足，法庭当庭释放。同时法庭责令被告，索科利尼基村的“爱宫”要立即交公，非法获取的钱财必须上缴国库。

尽管赫瓦托夫暗自庆幸得以获释，但他的平安日子没过多久。就在获释的第二天，他被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杀死在自己的布店里。杀了人之后，他们还到处张贴公告，称这一谋杀是“复仇行动和正义的抗议”，原因是死者盗用无政府主义者的名义，私自发布色情的《俄国少女及妇女公有法令》，严重玷污了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声誉。 

■ 传播

冒险家赫瓦托夫死了，但伪造法令的故事并没有完结，而是恰恰相反。这个荒唐的法令出笼后，就以闪电的速度在俄国大地广泛传播、蔓延。到1918年的秋天，它就被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报纸大量转载。有的把它当作一个吸引读者眼球的怪异噱头，有的则是为了诋毁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名誉，进而给苏维埃政权抹黑。要知道当时的情况是，无政府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建立了统一战线，并在各个层面参与了苏维埃的工作。

假法令四处泛滥，新政权却没有及时控制这股势头。假法令在传播过程中还以讹传讹，各式各样的新版本不断出现。如在维亚特卡边区（基洛夫州），右翼社会革命党人维诺格拉多夫从《乌法生活报》摘录了赫瓦托夫的“大作”，将其进行添油加醋地修改，并以《不朽的文件》为标题，再度登载在《维亚特卡边区报》上。

在俄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白卫军也惯于拿伪造法令当武器。为把群众煽动起来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白卫军也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发布了大量假法令。1920年1月，白卫军头目高尔察克被捕时，在他军服的口袋也发现了赫瓦托夫的那道假法令。

■ 传播与消亡

赫瓦托夫的“杰作”及部分实践，不仅在苏俄国内家喻户晓，而且还“名扬海外”。

1918年夏天，美国和欧洲各大报纸上纷纷出现这样的头条：“禁止组建家庭，布尔什维克共妻”、“苏维埃实行群婚”、“社会主义令卖淫合法化”、“布尔什维克使俄国文明走向荒芜”等等。这些文章见诸报端后，让许多西方人对苏联留下了强烈的不良印象，认为布尔什维克破坏婚姻和家庭，将女性社会化。

英国著名作家赫伯特·威尔斯也听说了这一奇事。1920年，他专程从伦敦来到莫斯科，与列宁交谈了三个小时，想弄清俄共（布）领导是否真的颁布了《俄国少女及妇女公有法令》，是否准备在日常生活中贯彻实施。列宁解释道，苏维埃政权的中央机关与该“法令”毫无干系。威尔斯在《阴霾笼罩的俄国》一书中描写了此事。

在1920-1930年期间，苏联社会开始转向禁欲主义，社会生活规范十分严肃。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男女暧昧关系又被极度政治化。在报纸和杂志的扉页中，已经不再有对性问题的讨论文章。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衣着轻佻的姑娘也消失得无影无踪。1935年3月，在苏联一家纺织厂发生的事成为这一时期的最佳注脚：列宁共青团开除了一名青年钳工，因为他“同时与两个姑娘谈情说爱”。

对于社会主义式清心寡欲的生活，苏联政府给予了大力鼓励和提倡。1937年，《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社论说：“人民的敌人费尽了心机，妄图以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青年人的婚姻爱情观，从而在政治上腐化苏联青年。”在这个阶段，婚前性行为被彻底归入“有毒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即便是正式离婚，也被贴上了丑恶的标签，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共青团员或共产党员今后的事业和命运。

随着苏联上世纪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上演，“共妻令”事件的烟云被吹拂得云消雾散，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和谈资中。■
  

1950：谣言包围新中国

本刊特约撰稿┃凡歌

1950年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的新起点，然而，红色政权很快被卷入各种谣言的围攻之中，并且在这场舆论战中巩固了自己。由此，旧的迷信被一种新的信仰所取代。

“要变天了，国民党要回来了。”

“美国在朝鲜投了两枚原子弹，所以冷得早。”

“蒋经国已经到了上海，坐汽车进行秘密活动。”

“世界四十二个国家打苏联和中国。”

在陕西、河南、江苏、湖南、浙江、山东、上海，一些半真半假，似是而非的谣言迅速流传，听到这些消息人们莫辩真假。

1950年的中国，处于一个历史的新开端，也正经历着从混沌到蝶变的艰难时刻。

■ “鼓楼冒烟儿，八路军要颠儿！”

“天安门的石狮，在李闯王时就流过泪，天下没长久，如今又掉了泪。共产党也长不了。” “鼓楼冒烟，八路军要颠儿。”

1950年的夏天，北京城里到处流传着这样的消息。在没有短信，没有网络的时代，这个消息居然很快传遍了北京城。

石狮流泪不容易看到，但鼓楼冒不冒烟，一看便知。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袁光屿便和同学一起跑到鼓楼大街去看，那里果然是人山人海，“只见两个兽头各自慢慢升起一股很浓的黑烟。那黑烟并不立即向高空扩展，而是始终停留和弥漫在兽头上空久久不散。我们回到家以后自然对家长和邻居大说特说，弄得街坊四邻在第二天也纷纷跑去参观这个千古奇观’。”

不仅北京人看，附近的天津、河北等地也有很多人跑来看热闹，一时间鼓楼人满为患。时值北京准备举办第一次建国大庆，上下正在忙碌之际，这一谣言自然引起了高层关注。

时任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的刘坚夫受命调查此事。鼓楼高100多米，刘坚夫先组织消防人员架起云梯，想爬到鼓楼顶上去。但当时消防队所用云梯根本够不着鼓楼的顶部，传统建筑固有的飞檐也让消防员无技可施。刘坚夫随即又想到去找私人营造厂，想搭个木架子爬上鼓楼，但是短时间却也没人敢接这活儿。

谣言越传越传越凶，人心更加惶恐。在刘坚夫的说服下，一家营造厂终于同意相帮。高高的木架子搭成后，消防人员爬上去察看，发现鼓楼顶上的“烟”竟是一大群小飞虫。

1950年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登出了一条不足三百字的消息，称“京市鼓楼顶上‘浓烟’萦绕 原来是蚊虫飞舞不散” 。

“京市鼓楼顶上两角，近几日来，每日下午六时左右，有形似浓烟一缕，萦绕不散。很多好奇者聚集观看。因未能了解事实真象，纷纷揣测，以为楼顶冒烟。该管区公安局为彻底了解事实真象，于十五日派工人架设木架至楼顶，于当日晚六时三十分由公安局派人伴同中国科学院鼓楼教育馆工作同志等，前往观察。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同志会同架设木架的工人等登木架至楼顶，发现是很多小飞虫飞聚不散。当时即用白布罩捕捉此类飞虫甚多。楼下围观市民目睹此情况，疑团顿释，皆报以热烈掌声。据中国科学院的同志称：此系一种蚊虫，生长在潮温泥水地方，可能是由什刹海飞来。现在他们正在研究此种蚊虫的详情。”

看热闹的人不明究里，直到60年后，已经成为清华大学环境与工程系教授的袁光屿仍然清晰地记得此事，他的疑惑仍在：“谜底虽然已经得到，但究竟为何那些蚊子每天如此准时起飞，至少我到目前还没有理解。”

当时的《人民日报》尚无后来一言九鼎的舆论影响力，但是以中共中央党报之重要地位竟然如此郑重其事地刊登一则社会新闻，足以说明此事之严重性。事实上，共产党高层已经注意到了社会上谣言四布的这一乱象。

当时的报道通篇没有提及谣言之传播，但是冒烟之传言不攻自破。

■ 谣言四起的恐慌

末世谣言事实上在全国到处流传，“鼓楼冒烟”只是众多谣言中的一则。

此时尽管解放军已经控制了大部分省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也建立起了一整套党政权力控制体制，但是社会上仍然人心浮动，城市与农村的治安仍然相当混乱，而这一年南方大雨，北方大旱，也让经济起伏不定，物价上下翻飞。

初创时期的共和国，面临着新的考验。谣言的出现并非偶然，据统计，1949年的春荒造成179万人口外流，1950年这一数字虽有减少，但也达到35万人之多。在没有现代技术传播手段的时代，最大的信息传播工具就是流民。天灾流行之时，往往也是谣言横行之际，奇谈怪论层出不穷，以讹传讹的流言和谣言四处扩散。

1950年最初的三个月里，毛泽东不在北京。他第一次启程前往苏联，去寻求帮助与结盟。谈判时间相当漫长，双方因为荣誉与实惠争执不下，以至于美国有媒体怀疑克里姆林宫扣压了毛泽东。

连外国人都这么怀疑，毛泽东的久未露面在中国引起了更多的谣传。甘肃省兰州市就有谣言说，“毛主席与苏联商定，要用10万儿童与苏联交换军火”。一时各小学上学儿童骤减。在谣言煽动下，4月 29日四、五百名群众游行，有人乘机高呼“打倒解放军”、“打倒共产党”的口号。

辟谣的办法是，毛泽东公开出席了苏联的一个联欢会，西方的报纸赶紧报道了这位神秘首领的最新消息。

1950年的谣言不止于此，据研究者侯松涛统计，这一年各地都出现了类似的谣言。

在江苏和湖南等地谣传“美国已占领台湾，美国兵舰已开进了吴淞口。”“太平洋与中国沿海各地都由麦克阿瑟来指挥，台湾不可能解放了。”“麦克阿瑟发火啦！已由日本调去五百架飞机，由台湾调去三支军舰……。”“美国与蒋介石已收复海南岛，林彪牺牲啦！”

在河北、山西一带则风传“割蛋”谣言，称“苏联制造原子弹，要用男性的睾丸，女性的乳房做原料。”这则今天看来荒谬不经的谣言，当年却令许多人心寒胆战，在河北蔚县，晚上男人上房站岗，妇女并房睡觉。即使在白天，也是妇女不敢出村探亲，男人懒于下地劳动。由“割蛋”谣言造成的恐怖氛围，从7月中旬一直程度不同地延续到9月末。

事实上，有些谣言的确反映了民众的心理，1949年末参与接管广州的杨丰后来回忆说：“当时群众有四怕：一怕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二怕国民党反攻大陆；三怕土匪恶霸打击报复；四怕共产党‘共产共妻’。”

1950年的谣言大都在这“四怕”的范围之内，学者侯松涛认为，其时的谣言大概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种是关于台湾及东北形势问题；第二种则是关于朝鲜战争形势问题；第三种是关于世界大战问题；第四种是关于原子弹和和平签名问题；第五种按照当时的说法，是“挑拨群众与干部关系”的谣言。

这些五花八门的谣言一传十，十变百，百变千，变异出无数不同的谣言。

新政权最初无暇顾及辟谣，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在这一年仍把目光锁定在农村，他说，我们要过“两关”，一是战争关，一是土地改革关。其时大局已定，但是各地不时发生小规模的叛乱，特务的破坏。而在农村，涉及数亿人的土改工作刚刚开始，那些命运即将被改变的人们对前途并不乐观。所以毛泽东此年6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声称：“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

与此同时，尽管已经败退台湾，但是蒋介石对大陆的攻心战仍然在底层民众中掀起了新的波浪，国民党除了在电台上做反共宣传，更利用空军优势，不断地空投、气球空飘传单及食品衣物，邮寄、夹寄所谓“谋略心战”函件和宣传品等。江浙沿海城市经常收到这样的“大礼包”，这自然也影响了一些人的判断，一些传单甚至就此成为谣言的开端。

如是种种，加之民众对美国原子弹的畏惧、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爆发的悲观心态，甚至对共产党政权能否持久的怀疑态度，使得谣言有了更多的温床得以四处蔓延。 

■ 追谣、驳谣与镇反

1950年，党的领导人目力所及，都在提醒他们这个政党和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谣言关就是信任关，这一关非同小可，当时机来临，破谣需要一些雷霆手段。1950年浓缩在历史上的巨大痕迹，除了“土改”，则是“镇反”与“抗美援朝”。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颁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反运动就此开始。但是，据学者杨奎松研究，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毛泽东对镇反运动一直相当谨慎。

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在次日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才指示彭真、罗瑞卿代中央起草一个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彭真和罗瑞卿连夜赶写，在10月10日凌晨2点钟，把这个草稿送给毛泽东。

之后，《中央公安部关于全国公安会议向中央的报告》提出：“对付反革命谣言，必须实行讲、驳、追三个字的政策，即加强宣传，对谣言正面加以驳斥，以及追究谣言的来源等。除配合宣传、驳谣外，追谣主要是各级公安部门的责任。”

实际上的讲、驳、追则跟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结合起来了，镇反运动一直延续到了1952年。时任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之后担任罗瑞卿秘书长达10年的王仲方后来回忆说：“当时敌情确实严重，不镇压不要说搞经济建设，就是政权能不能维持都是个问题。

学者李若建的研究显示，其时谣言的主要传播者是：会道门、土匪、小商贩。

鼓楼冒烟的谣言传播者，后来被锁定为北方最大的会道门组织一贯道。之后的侦破记录表明一贯道只是将流传已久的“烧饼歌”改编套用罢了。但是“国民党打不了，八路军长不了，将来是一贯道的天下”、“天时将变，世界大战将起”、“五魔闹中原，万教齐发，法术齐施”等谣言显然已经超出了政府容忍的底线。

北京市政府断然出击，1950年12月18日，北京全市统一行动，130名一贯道首要分子几乎同一时间内被逮捕。据时在北京市法院工作的张思之回忆称，其时法院执笔写报告三易其稿都未通过。后来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急了，说“算了，你们（法院）别管了，我请邓拓来写。”

邓果然是高手，一挥而就。文章开宗明义定了性：一贯道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毒害中国人民的工具（大意）。彭看后大喜：“看，邓拓同志就是比你们这些纯粹搞法律的人高明！”从此开始，一贯道“点传师”以上的信徒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无不判了重判。随后的1951年1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在中山公园水榭举办了题为《一贯害人道》的一贯道罪证展，参观者络绎不绝，每天多达4000人。盛极一时的一贯道就此灰飞烟灭。

此后的镇反运动则不断升级，从城市到农村，到处是抓反革命的怒吼。大规模的镇反，将其时树为反革命分子的五类人群即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及其它半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一网打尽，还有一些流氓无产者、国民党旧军人亦遭牵连。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据学者杨奎松研究，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

谣言的传播与制造者大都在这一波的肃反中消灭殆尽。叶剑英后来在一次讲话中说道：“因而民愤平了，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基层组织已经纯洁。”

■ 信仰改造与宣传网

肉体消灭固然能使造谣与传谣者销声匿迹，但是谣言的源头仍未断绝。

“人民政府号召除虫时，农民群众就敬土地，求神灵保佑。人民政府号召积肥，做好春耕备耕工作，参加会门活动的群众就大吃大喝，互相请客”。湖北省的一份报告如是说。仅仅依靠高压统治显然不足以改变农民的信仰。

反击谣言传播的另一种方式，则是加大宣传。宣传员和读报组应运而生，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的《决定》提出，“报纸应当把建立和领导通讯员网和读报组的工作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

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的文件中，则提出两种办法来驳谣：一种是由党委宣传部召集宣传会议，指定党员担任宣传员向群众作宣传。一种是遇有重要的，的确属反革命的谣言发生，各级党委宣传部即与公安部门通力合作，穷究根源，务使制造谣言者受到惩办。

大量的关于宣传的小册子印刷发行，《怎样做一个宣传员》、《宣传员的经验》、《宣传员手册》都畅销一时，先后出现的新名词则是报告员、宣传员、土广播、读报组等。

在城市，街道宣传员成为主力军，山西太原市成坊街的宣传员赵锡岭不仅自己作宣传，还发展了七个宣传员，一百多个积极分子，作为自己的助手。有一次，赵锡岭到一个铺子里去，碰见一群人在闲谈，其中有一个人说黄寨村掉下一条龙，赵便问：“在那儿见来，还是听人说的？”那人回答是听人说的，赵锡岭便说：“是呀，没亲自看见怎能相信有这种事呢？”

在农村，除了办学习班，还让农民忆苦思甜，如湖南平江县采取的办法是让贫雇农回忆解放初期地主匪特的谣言，诸如“共产党共妻”，“十八岁以上的妇女要慰劳军队”，秋征时期的谣言“每人只许留二百零七斤谷子”，生产时期的“分青苗”，签名时期的“签了名就要去当兵”等等，让群众回忆这些谣言是不是事实，再追究“谁造谣”“为什么造谣”，发起了追谣运动。

中小学则成为家庭宣传的一个阵地，在天津、河北等地，发出的口号是“时刻别忘宣传”，让学生以家里的人和亲戚邻居为对象，努力地进行宣传工作。中高级同学每人都预备了一个宣传日记本。把每天宣传的情况都记在本上，每隔三四天交老师检查一次。许多学校都组织抗美援朝中心周，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批判一些混乱思想和匪特散布的谣言，发动儿童查谣和追谣。

当时报纸尚不发达，读报组的活动则是扩大宣传的最好办法。据统计显示，到1951年，全国建立起了6万个读报组，有近70万人参加这一政治活动。这一年12月12日的《人民日报》登载“读报组活动”一文称：“青海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在每天做‘礼拜’以前，都有一点钟的读报学习。”编者在按语中说：“西宁市各清真寺利用做‘礼拜’的时候读报，既不妨碍宗教信仰的自由，又加强了教徒们的政治教育。这种方法值得各地普遍推广。”

一张巨大的宣传网由此铺展开来。

1950年开始搭建的巨大的宣传网的触角一直深入到农村的每一个小队，城市的每一个工厂和街区，宣传员的任务要以谈话、传递消息、读报、收听和传布人民广播、书写和绘制宣传性的文字图画、编辑墙报等方式，经常向自己周围的人民群众进行关于国内外时事、政策、任务，以及生产劳动的模范经验的宣传解释，批驳各种谣言及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错误思想。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的作者，不无感慨地说道：“数十年后再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可以看到它在1950年形成时期的样子。二元化统治支撑着中国的社会舞台，处在前景突出地位上是一些这样的组织——妇联、共青团、工会、少先队；其背景是党——它无处不在。”

正是这些组织支撑起了宣传网的巨大骨架，到1951年12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宣传员192万多人，党的报告员5万多人，人们把报告员和宣传员叫做“问事处”、“思想大夫”和“毛主席的传话人”。追谣、查谣与强大的宣传形成了立体的攻势，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扫荡了谣言所带来的阴影。

一种新的信仰逐渐形成，1951年《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出版发行，至少印刷了两百万册，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认真学习这本书，未来30年这种语言将一统天下，重新构造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在农村破除封建迷信观念的同时，农民则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信仰——视毛泽东为大救星，他们将过去对神灵的崇拜，转移到使之获得翻身解放的毛泽东身上。据学者潘光旦考察，华东区江苏、浙江、安徽省等省完成土地改革的广大乡村中，“农民们在土地改革运动和学习中提高了觉悟，纷纷撕毁菩萨像，换上毛主席像”。有的地方，甚至因为抢不到毛泽东像而发生争斗。

谣言散去，破谣模式则渐渐确立。

“镇反”渐渐转化为之后的“严打”，每当社会治安恶化、人心惶惶之际，以震慑为目的严打总是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一切，而“全民运动”的网络化模式则将中国人逐渐套入一个巨大的网格之中，激起的波浪起伏则令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无法逃脱。■

（本文部分参考 杨奎松 《新中国镇反运动始末》 侯松涛《朝鲜战争的爆发与新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 ）    

“总理遗言”：卷入政治的年轻人

主笔┃杨东晓

文革十年间，这是最大的一起“反革命谣言”案件。这起利用伪造周恩来“临终遗言”的事件看似荒诞，却折射出风雨飘摇的国家里那些惴惴不安的人们的心情。

23岁的杭州汽轮机厂学徒工“蛐蛐儿”手里拿着两份自己编造出来的“总理遗言”给他的父亲看，一份是周恩来写给“主席、中央并政治局诸同志”的，一份是写给“小超”的。“蛐蛐儿”问父亲，“像不像真的”？他的父亲，杭州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李容认真地看完后，说：“像是真的”。但马上叮嘱他“不要外传”。

时间是1976年2月中旬。周恩来去世一个月之后。轰轰烈烈的“文革”进行到第10年，中国人对各种传单和各种真假难分的消息习以为常的时代。但是这位年轻人并没有听父亲的话，这份手写的两则“总理遗言”依旧被他拿出去传播。

■ 传播

“蛐蛐儿”先把这遗言拿给他前几天一起聚会的朋友们看，“瓜子”、晨光、“大耳朵”等，2月5日的那次聚会上，大家还讨论过一番，总理在这个多事之时离世，临走前最放心不下的是什么？会不会留下遗言？如果有遗言，将会是什么？

现在，“蛐蛐儿”拿来的正是他们这些天来一直惦记的东西，这群青年人中最有政治头脑的绰号“瓜子”，也是23岁，他和朋友们讨论了一下，像不像真的？得出结论，像真的。于是分头抄写起来。没有人问一句：“蛐蛐儿”，你个小学徒，从哪儿弄来这样的“国家机密”？

看到朋友们专心致志地抄写他拿来的“总理遗言”，知道这些手抄本很快就要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抄下去。“蛐蛐儿”知道，自己成功了——为了写好这份“总理遗言”，他这几天大量研读了周恩来讲话、报告，在晨光家里看到的任弼时追悼会纪念册，也给了他很大启发。

离开自己这群最要好的哥们儿后，“蛐蛐儿”把“总理遗言”又拿到厂里给工友们传看，就像他曾经看到的情景一样，工友们也不问来源，低头就抄。

“蛐蛐儿”还把“总理遗言”和其他学习资料通过邮局寄给了远在陕西户县工作的姐姐。他姐姐的同事“一轰而上抢着看，当时没有看到的只好排队预约。”

“蛐蛐儿”伪造的“遗言”开始只是通过人际传播，他没有像别人传谣言那样，把传单偷偷一撒，来个查无实据。看到“总理遗言”的人都视若珍宝，偷偷传抄和转送。但是，当有人把“蛐蛐儿”的手抄本变成油印件以后，传播的速度就大大加快了。

两个月后，除了新疆等少数几个边远省份，全国各地都知道了周恩来总理在逝世前有这么两份遗言。

“总理遗言”还随着这个年代一些偷渡客到了香港，即便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此案不再被大陆人提起，香港传记作家协会会长韩文甫在他的《邓小平传》中还是记下了这一事件。（韩文甫《邓小平传·治国篇》）

■ 出笼

1975年周恩来沉疴已深。从8月到10月进行过三次癌症手术，但并不成功。进入12月，他时时处于昏迷状态。这一年1月，邓小平重新恢复了工作，国内形势刚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而周恩来病情的加重，又一下子使得中国政治走向扑朔迷离起来。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此时，“文革”已经进行了十年。十年狂热和洪荒之后，是大厦将倾的局面，这场运动始终停留在“天下大乱”的程度，而没有朝毛泽东预定的“天下大治”转变，社会矛盾越来越多、经济业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6年2月5日，也就是周恩来去世后的第28天，几位青年来到杭州市延龄路延龄坊2弄14号——回城知青“大耳朵”的家聚会。

这群朋友中，有半山发电厂工人“瓜子”、建设兵团的“阿斗”、知青晨光。最后来到的是刚刚失恋的汽轮机厂学徒“蛐蛐儿”，他进门时眼睛还红着。这天，“大耳朵”从乡下带来一块乡亲送他的狗肉，加上一军壶黄酒，算是开宴了。

聊天从“大耳朵”反映农村饥荒开始，说到“中央一号”文件高层人事变动中没有了邓小平的名字。对时局的忧虑、国运的担心，让这帮青年有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袁敏《重返1976：我亲历的总理遗言案》）最后一个话题摆到眼前：总理会不会留下遗言？如果有遗言总理会提到哪些内容？

突然，一直被同伴们以为还沉浸在失恋痛苦中的“蛐蛐儿”踱到窗前，已然满脸通红，挥舞着手臂，仿佛在演讲：“刘胡兰牺牲的时候才几岁？而我们现在又几岁？我们不能等待，我们要积极去斗争！”“瓜子”接着他的话：民众现在已经是一点即燃的干柴，缺的是点燃干柴的火星，我们是可以做火星的。（袁敏《重返1976：我亲历的总理遗言案》）

聚会结束后，“蛐蛐儿”回家偷偷地模仿周恩来的口吻起草了两份遗言。

在给“主席、中央并政治局诸同志”的“遗言”中，“蛐蛐儿”这样写道，“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而在另一份“遗言”中，“周恩来”嘱托说，“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最后一句则是“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逼真的周氏语气、忧国忧民的心态以及恰当的政治逻辑，混合着当时一种莫名的社会情绪，使得这两份遗言迅速传播开来。

所有传抄的人，都没有仔细去追问这两份遗言从何而来，是否属实？在习惯了文革十年中，大多数重大的真实消息都是以小道消息的形式传播开来的方式后，人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两份遗言的可靠性。 

■ 追查

那些被“文革”的政治风暴锻炼得异常敏锐的人们，很快就咀嚼出这份来路不明的遗言中所蕴藏的政治深意。在极力“挺邓”的后面，是对时局的深深忧虑，担心张、王随时会清除邓小平，于是，先安抚张、王，再肯定邓，并要他们配合工作。就是在追悼会的安排上，这份遗言也极尽心思，让王洪文做主持人，而由邓小平来致悼词，这种平衡显然是为了不伤及王洪文的面子，又能巩固邓小平的地位。

在大批民众疯狂传抄这两份遗言之时。北京高层很快就注意到了这股异乎寻常的风潮。事情很快被定性为有蓄谋的“反革命谣言”。从北京向各地发的紧急电话通知说，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

很快，“谣言”的中心被锁定在了杭州。王洪文派公安部副部长祝家耀亲自坐镇杭州，直接领导“四人帮”在浙江的代理人赖可可、罗毅追查“总理遗言”案。

上海造反派祝家耀是王洪文一手提拔到公安部的，在他的督阵下，不到一周时间，5月5日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就进了公安局，与其炮制“遗言”的深思熟虑风格相反，这名单纯的青年四下让人传抄的行为表现得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敏感性。

所以，被一百瓦大灯照了几天脑袋之后，他就意志瓦解、精神崩溃，把2月5日聚会上的人撂了出来。专案组在审查了所有搜缴的日记、笔记后得出结论：“总理遗言”是“瓜子的脑子”，“蛐蛐儿”的笔。

5月9日，23岁的“瓜子”在北京参加过清明节悼念总理的天安门活动后，来到上海亲戚家。这天晚上七点多，他回到姨妈家，发现楼梯旁蹲着两个生人，他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小流氓蹲这儿了。

他刚刚察觉到亲人脸上的反常，就听到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几个男人冲上楼来，对他实施了抓捕。这天距“蛐蛐儿”被捕仅4天，最初，他以为自己被捕与“天安门事件”有关。

这一天距他离开杭州的家已经快3个月了，这3个月来，他去了青岛、沈阳、大连、长春、锦州、哈尔滨、北京、上海。他想了解，在即将展开的路线斗争中，工农兵会站在哪一边？作为干部子弟反“四人帮”能否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他到车间找工人沟通、甚至到全军模范红九连和副指导员于小平捧着高粱米饭彻夜长谈，希望能得到国家机器的武装支持。

■ 反制

对付谣言，“四人帮”早有一套成功经验。1966年秋天的“梅花党案”同样是民间传出并在几个月里传遍全国，但很快就被“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成员江青、康生、陈伯达利用，把一桩由境外传入的谣言变成“文革期间”牵扯高层干部最多的政治案件。借台湾国民党军情局离间中共与李宗仁、郭德洁夫妇关系，制造了“文革”初期上千起政治冤狱，打倒了一大批干部。

所以，追查“总理遗言”，迅速铲除政治对手成为反制“总理遗言”谣言的当务之急。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听取“总理遗言”案追查情况汇报会上，王洪文和张春桥分别做了指示，王洪文说：眼睛不要光是盯着面上的几个毛孩子，要挖出长胡子的老家伙！张春桥的指示更深远：儿子背后有老子，司机背后有首长。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袁敏《重返1976：我亲历的总理遗言案》）

王洪文发布了一系列揪走资派的言论：“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里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就是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叶永烈《“四人帮”兴亡》）

由于“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所以，“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

现在已经抓到了黑线的一端，正好可以沿着黑线向上查、查到北京的好机会——“瓜子”的社会调查日记正好给他们提供条件——“瓜子”按着父亲在京老战友名单里的地址一一登门，这些老干部普遍对“四人帮”不满，又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瓜子”把他对社会的考察和人们对时局的不满详细地写在日记里，没想到这个日记本却给这些人带来了灾祸。

杭州的公安们通过“蛐蛐儿”，查到了他身为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的父亲，这是一个解放前就回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但高知并不是上面要的结果。当时中央内部斗争激烈，“四人帮”一派认为，这样大的政治案件一定有干部阶层的介入，他们要挖出更深更高层有政治能量的人。

于是，“瓜子”的父亲、“阿斗”的父亲、“蛐蛐儿”前女友的父亲，这些文革中正在靠边站的老干部，顺理成章地被列入黑手名单；在“瓜子”家中搜到了一位叫“阿胖”的男青年给“瓜子”的姐姐晓燕的来信，这位来信者的父亲是浙江省赴京参加周总理追悼会并面见邓颖超的三位省委领导之一。当黑手被查到省级干部时，这个案子，仍没有结案，这些“黑手”以及他们的孩子，统统被抓捕。 

■ 结案

除了被押解进京的这批人，杭州还有一批“蛐蛐儿”的朋友被押解到临安西天目山的留椿屋。

在北京长安街边上，全国总工会对面一个胡同里的中央政法干校，关押着从杭州解来的7名政治犯，“瓜子”一家三口（“瓜子”及其父亲、姐姐）、阿斗父子、“蛐蛐儿”父子——但是，这一行人并不知道自己的“同案犯”亲友就押在旁边的某一间房子里。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家人，都还在“相信群众相信党，没有事情总归没有事情”（瓜子母亲语）。

这里的政治犯在唐山地震后，每天有半小时放风时光，“瓜子”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寻找的机会，他不停地扫射目力所及的每一分每一寸。有一天，突然看到一个墙角砖壁上刻着：“小弟，对不起!”——只有家人和“蛐蛐儿”才这么叫他。但是他们在关押此地18个月间，从未见过面，只是在意识中，感觉到亲友就关在附近。

而在浙江省临安县西天目山，有5人被押在1939年3月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曾经住过的留椿屋，当年周恩来到这来，是为了敦促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抗日。

当年周恩来在一楼宣讲抗日的会客厅，1976年变成了一间审训室。被审训的5个人分别是阿斗的母亲、“蛐蛐儿”前女友的父亲，“大耳朵”、晨光和毛宁。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被关押至此。

“大耳朵”每天面对的审问离不开“狗肉聚会”这一“反革命预谋会议”，以及如何炮制“总理遗言”，某月某日几点几分和谁在一起、干什么，谁做证。问了一遍又一遍，不仅令被审训者神经几近崩溃，连看管他们的毛排长都说：你们能熬过来真不容易，要我早疯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大耳朵”突然听到远处青龙山脚下哀乐和国际歌交互播放，隐隐约约中听到广播里一个沉重的男中音：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谁都没有想到，毛泽东在这样的多事之秋，不再统帅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了，三零一医院的医生，不是在1967年还给他做过体检，后来传出的小道消息说他能活到150岁，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吗？当时全国人民听到这个消息，是怎样的激动和欢庆啊！

“大耳朵”知道：毛主席逝世了，阴谋家马上就要动手，一切都没有希望了。

于是，他决定：与其被拉出去审判枪毙，不如自己结束生命！（袁敏《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

他在黑夜中摔破了小镜子，划破右手腕，当警卫在凌晨发现这位强壮的体育老师躺在血泊中时，一声惨叫，惊醒了所有在押犯。

万幸的是“大耳朵”虽失血过多，但还是捡回一条命。不到一个月，山下又传来广播声：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以后，除了“蛐蛐儿”和“瓜子”，北京和留椿屋的在押人员都被释放回家——此前北京的7人已被判处死刑，只是“四人帮”倒台来得更早一些，他们才得以生还。而另两位青年人一直被关押到1977年11月。

1977年11月，“蛐蛐儿”带着这样的审查结论回家：他造的谣言“流传全国，政治影响极坏，并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直到两年之后的1979年12月，一份复查结论上，才认定他积极反“四人帮”，并撤消了1977年的审查结论。

另一位被“四人帮”认为在遗言案中用“脑”的“瓜子”，拒绝在释放他的审查结论上签字，这份结论上说他“和制造总理遗言无关，但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很复杂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损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

“瓜子”不签字，案子就结不了，谁都回不了家。在专案组的劝说下，“瓜子”签下：“这个结论我本人不同意，我保留向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反映情况的权利。”

面对这位想把牢底坐穿的青年，专案组成员劝他“你们是路线斗争的牺牲品，我党历史上每次路线斗争总有一批人要牺牲，这是革命需要付出的代价。现在“四人帮”粉碎了，邓小平已经出来工作了，你们的目标也已经达到了，虽然坐了牢，但到底没死人，你们还算是幸运的。”

“瓜子”就这样回了家，但是文革末期最大的谣言案并未真正了结。

1978年底，一份平反通知发到他的手中。又过了一年，在1979年复查结论中，认定“瓜子”是积极反对“四人帮”，并和伪造“总理遗言”毫无关系。

至此，这起由民间自发反对“四人帮”，旋即就被“四人帮”利用，打压政治反对者的谣言案，划上句号。■

“梅花党”案谣言

1966年3月29日，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去世后的第8天，香港一家具有台湾背景的媒体刊出《郭德洁之死》一文，以“史真”之名，把郭德洁和美国中情局扯上了关系。而此时，在台湾有一个人正在冷眼观望大陆的反应，他就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幕后指挥谷正文。

这个谣言从广东北上，秋天传到北京：“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组织的负责人”，她肩负着美国中情局的使命回国，以金质梅花胸针为记，在协和医院里与前去探视的“美国中情局长期潜伏的高级战略特务”王光美接头时，每人还各背两句诗对上暗号：“百本栽梅亦自嗟，每逢佳节必思家”，“眼前多少无情事，不认国花是梅花”。

据此，以江青、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开始了另一个向度的调查——将谣言作为真实存在追查涉案的“梅花党”员。

此案牵涉到刘少奇、王光美、严慰冰等人，但最终目的，是要揪出来把李宗仁请回大陆的周恩来，无辜牵扯进数百人。

（来源：谷正文口述《白色恐怖秘密档案》杨东晓整理）

报喜的谣言

1967年，全国都传遍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北京来电”：据北京三0一医院医生检查，毛主席能活到140岁以上！

下面是一行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则谣言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变化着发布人和年龄的数字，先后被说成是叶剑英接见群众时说的、江青对外发布的、叶群的妹妹发布的。年龄在谣传中有130和150之说。

另有一份“上海来电”报喜称：“毛主席的小儿子已经找到了。在江苏苏州专区吴县李公口公社十字大队当会计，现在已到韶山找他舅母去了。落款具有深深地时代烙印：“南京总字154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红卫直属店红色造反者转抄、京铝卫红战斗队转抄、崇文红色造反者纵队转抄”。

对于善良的中国人民来说，领袖能活150岁、在70多岁时找回了失散30多年的儿子，真是莫大的喜事和欣慰。所以，很少有人怀疑过该谣言的真实性。     

谣言止于社会开放信息公开

文┃十年砍柴

清朝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初夏，一条传言在北中国最繁华的港口城市天津流传：来华传教的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和所有的传言一样，没人能找出其确切的源头，但在口口相传中，经过无数人的加工润色，传言听起来越来越像真相。目睹洋人杀害小孩的证人、被杀死的孩子数目、干伤天害理之事的具体教堂和教士的名字……有鼻子有眼的，恐慌与愤怒集体情绪在天津乃至整个华北民间飘荡。只差一根火柴。

6月21日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武兰珍去望海楼天主堂对质，与前来保护该国侨民的法国驻华领事丰大业发生冲突，丰大业开枪打死了知县的仆人，围观的民众激愤之下，丰大业及其秘书、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 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

这就是近代史有名的“天津教案”，事后证明所谓洋教士杀死中国小孩做药材乃是无稽之谈。但这条现在看上去荒诞不经的传言几乎引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等国和满清再一次兵戎相见。奉旨前来处理此事的直隶总督曾国藩不得不赔礼道歉、赔偿巨额钱财、处死了十几位带头闹事的人，终于避免了一场战火。但一代中兴名臣为此背上了“汉奸”的骂名，悲叹“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次年在痛苦中逝去。

考诸历史，从“天津教案”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这一百来年中，中国爆发类似“天津教案”由谣言引起巨大社会风波的事件还不少，且每一事件中，谣言或小道消息的社会背景、流传方式、事件发酵过程、引起的社会危害，和“天津教案”非常相似。将这类事件放到历史的的坐标中比较、观察，基本上可以总结出这么一些规律。

一、能够兴风作浪的谣言或小道消息，一定有现实的社会基础，迎合流行的民间情绪，也就是说，谣言必须“借势”才能发威。以“天津教案”为例，其社会基础就是部分外国传教人员凭借领事裁判权横行霸道，干涉教民与非教民的民事争端，庇护入教的不法华人。而地方官吏害怕洋人，但求短期的社会稳定采取息事宁人态度，对教士的霸道行为一味姑息。如此，痛恨传教士和教堂是当时流行的民间情绪，而谣言符合广大民众对洋教士的合理想象。早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一条“剪辫”的谣言发端于浙江，很快席卷了山东、直隶、湖南、湖北等地，谣传有人要剪万人发辫，用来摄魂造桥。其社会基础与“天津教案”很类似。甚至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社会流传的“总理遗言”亦是如此，其社会基础是“四人帮”所作所为引起了民怨沸腾，而普通人对掌握巨大政治权力的江青等人无可奈何。而在周总理“文革”中保护了一批老干部、尽最大努力减少运动的副作用，便成为民间反抗“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道德符号，“总理遗言”的出笼，和这样的民间情绪十分契合。

二、谣言能发威，一定是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时期。1909年到1910年间，江苏许多地方流传着官府调查户口，查清每个人的生辰八字，乃是要把被调 查者的灵魂卖给 洋人修建铁桥。谣言的广泛流传激起了慌恐不安的乡民们和官府的对抗。这几乎是乾隆年间“剪辨”谣言的翻版。此时，清廷“预备立宪”的承诺一拖再拖， “皇族内阁”的组成让公众包括一些汉族士绅看到满清统治者没有一丝一毫“还权于民”的诚意。朝廷和各级官府的公信力流失殆尽，官府的“辟谣”不但难以让人相信，反而有可能对谣言推波助澜。

三、谣言能传播迅速，产生巨大的社会破坏力，乃是专制政府控制信息、钳制言论的愚民政策必然的结果，官府受谣言反噬是典型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谣言能够肆虐，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正常的信息传播渠道不畅通；二是民智不开，公众的现代科技知识和人文知识普遍低下。这两个原因又是相辅相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直被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统治者封为圭臬。再以“天津教案”、“妖术摄魂”这类谣言为例，谣言的内容显然违背现代科学常识。然而在一个科学不昌明、神秘主义盛行的时代，这类谣言却有很大的市场，因为涉及到人的生命安全，往往普通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而统治者极力想控制信息传播、钳制言论，使科学难以战胜蒙昧。近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中张扬的两面大旗：民主与科学，也正是针对专制与蒙昧的两剂良药。只有在民主的制度下，言论自由得到充分保障，正常的信息渠道畅通，现代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才可能在公民中得到无障碍地传播，而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的公民，又反过来促进民主制度的完善。

在一个公民言论自由有充分保障、信息传播畅通的社会里，各类传言自有其求证、甄别的机制，如是，谣言就失去了插上翅膀蛊惑大众的基础，如烈日下的冰雪，不多久就会融化。在信息相对透明的西方社会，关于世界末日的传言版本很多，流传也很 久，时不时还会发酵一下子。灾难大片《2012》上映后，还真有不少人打听如何购买电影中的方舟船票。当然可以把这种事当成笑话看，但这笑话至少说明：一是人类的恐慌是永恒的，决不会因为科技的发达而消除；二是公众对社会管理者的质疑也是永恒的，无论一个国家的政体如何，人们有理由怀疑管理者会对公众隐瞒 些什么。但若言论不自由,信息不畅通，这类谣言会被强化，直至引发巨大的社会风波。而若有中立的、自由的、有公信力的新闻媒体存在，通过专业传媒人士的深入采访，全方位报道，谣言的外衣会被一层层剥离掉，因谣言带来的群体性恐慌也会较快地消失。

谣言止于信息公开和社会开放。中国古代社会，谣言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杀伤力，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的统治之术，是反信息公开、社会开放之道的。■     (2010/08/20雨霖修改转载/编辑/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