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无禁区

原作者李洪林  今年是《读书》杂志创刊30周年，当年备受关注的有关“读书无禁区”的话题，又被人们重新忆起。30年沧海桑田，最起码表面上看起来，“读书无禁区”似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然而若是没有“言论无禁区”作为保障，“读书无禁区”也就只能是一句没有多大意义的口号而已。

道理很简单，书籍（包括报刊）首先是言论的载体，如若没有言论自由以及奠基于其上的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那么老百姓有机会看到的书必已被一次甚至数次“滤清”，这样的“读书无禁区”有多大意义呢？陆定一同志的临终遗言中有一句就是“要让人民讲话”，这样的话从一位长期担任党的思想宣传战线重要领导人的口中说出，其沉重与沉痛不言而喻。我们今天究竟拥有多大的话语空间，我想是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的事情。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明明白白地载入国家大法，中央领导也在多种场合再三强调要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要让老百姓讲话，然而因言获罪、因文罹祸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王帅案”、“吴保全案”只是这种“前现代”野蛮现象的一般性标志而已。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刘小萌去年曾在台湾一所大学执教，他发现了一个说出来让人难以置信的现象：“和内地的大学生比起来，台湾大学生对中国当代史的了解要多很多。包括对‘文革’、对知青史的了解。”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细思之亦属正常：对那段沉重而苦难的历史的严肃拷问与追究至今还是言论的“准禁区”，而对这样的“强迫遗忘”，新闻出版界并没有喊出他们“拒绝遗忘”的声音，相反，把那段充满了血腥与残酷、扭曲与疯狂、牺牲与苦难的历史轶事化、宫闱密事化、庸俗化、趣味化，则不惟可以向权力献媚，亦且可以赖此“圈钱”。钱钟书先生借《围城》里的方鸿渐之口说：“古代的愚民政策是不让人受教育，现代的愚民政策是只让人受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了教育的人因为识字，上印刷品的当。” 而让“草民”受什么样的教育大抵是通过让“草民”看什么样的书来实现的。可供中小学生学习的“榜样”几十年来说来说去就是一个雷锋，而那些同样、甚至更应该被我们铭记的名字：张志新、遇罗克、林昭，今天的大学生又几人知道？而正是他们在野蛮的年代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了“人”的定义，用面对苦难的坚忍与庄严活出了“人”的形象；正是他们在一个公民权利被随意践踏的时代里以良知和勇气，最终是以生命实践着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未来公民教育的第一课就应该是向这样的先贤致敬，是向他们的墓碑（如果幸而还有墓碑的话）献上一束鲜花！

批评家向继东先生在为《2007年中国杂文精选》撰写的“序言”中曾感慨：“最好的杂文是那些没有刊布出来的；最精彩的段落和句子是那些不得不被删去的。”我也经常收到这样的退稿信：大作写得很好，观点我也同意，但是恕不能发，一发就会被“揪辫子”。历史是如何被遮盖甚至篡改的？现实是如何被回避甚至涂饰的？答案显在，不待多言。中国的国情是地方各级官员似乎还兼着或主动负起“思想侦探”和“舆论一律”的职能，这样的专事“揪辫子”、“打棍子”的官员多了，断非民族、国家之福，也于建设和谐社会有碍，因此，中央领导才会有“要让人说话，要听得不同意见，要受得批评，天塌不下来”这样的情绪化表达。最近陆续出台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及《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彰显了执政党切实落实公民宪法权利的决心。

今年是约翰·密尔（一译约翰·穆勒）《论自由》发表150周年，当年伟大的学术发现如今早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政治常识。密尔的一大贡献在于划定了政府“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与限度”。密尔首先论及的就是公民的“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也即“言论自由”。密尔用以支持对异见的宽容的四条理由今天已为人熟知，这里无需赘言。倒是密尔所指陈的禁锢言论的可怕后果，至今读之，让人心颤！如密尔所言，禁锢言论的代价有二，一是“牺牲掉人类心灵中的全部道德勇敢性”；二是“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中，从来没有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教育，就会有什么样的明天。君不见，现在连小学生都几乎是无师自通地知道了“只能说那些被允许说的话”，知道了说什么，如何说最安全，知道了在老师面前怎么说，领导来了怎么说，面对电视镜头又怎么说；我们的教育教会了学生很多“知识”，唯独没有教会学生如何独立地面对问题，思考问题，以致今天你要在课堂上讲些跟教科书上不同的东西，他们已无法体会那种思维被激活的欢悦，相反是那种手足无措、如临大敌的恐慌！一个女学生曾怯生生地、真诚地对我说：“老师，您还是照书上的讲吧，那样我们心里踏实些。”密尔的话烛照出我们今天教育的最大失败，怎能不让人悚然而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