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十二桥惨案真相

　　 十二桥大惨案，实际上包括了敌特于1949年12月4日在外西抚琴台（现王建墓），7日在通惠门外十二桥分别施行的两次法西斯大屠杀。因为杀害在十二桥的革命人士最多，解放初又将两处牺牲的共35位烈士合葬于十二桥畔的青羊宫墓地，建立墓碑，故统称为十二桥死难烈士陵园。

         重庆解放，毛人凤率领一伙大特务飞逃成都，一场残杀革命志士的密谋开始了

　  　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的炮声震撼山城，国民党政府盘踞的西南首府重庆解放了，毛人凤带领一伙大特务乘飞机逃到成都。这个双手沾满歌乐山大批殉难烈士鲜血的刽子手总头目，下机伊始，惊魂未定，又立即在东门街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军统公开机构）处长周迅予的公馆内，召集同机逃来的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和在蓉的军统头目吕世锟、杨超群、周迅予、何龙庆等，秘密策划组织反共游击武装，布置潜伏特务、电台，屠杀全部在押“政治犯”等罪恶勾当，并召见军统蓉站司法专员兼四川省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1946年前叫特种委员会，习惯简称“省特委会）秘书罗慧开。当罗前往见毛人凤时，毛问他：“现在特委会还关有多少人?”罗答称：“还有三四十人。”毛便命令说：“你回去立即造个名册送来我看。”

　　 12月2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员兼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又到周迅予公馆见毛人凤，向毛请示省特委会关押的政治犯如何处理。毛答称：“总裁8月间就有指示，原则上是：情节比较重大的一律处死，秘密执行。重庆关押的政治犯，绝大部分已经干掉了。”徐又问：“情节重大，是以什么作标准?”毛说：“只要有相当证据，可以确定为共产党或其他反动党派就行；即使没有证据、口供，也可以参照逮捕前搜集的情报来处理。”徐听罢说：“那好，我去叫他们造个名册，送来请你核示!”临别时，毛又一再叮咛说：“事情要赶紧办，现在局势变化很快。”徐回到省特委会，立即向罗慧开布置缮造名册。此时，罗早已按照毛的当面指示，预先开始办理了，他连日闭门翻阅案卷，于12月4日将特委会和稽查处两处关押的共36名“情节重大”的政治犯，汇造成册，交徐中齐转呈毛人凤。

　   　12月4日，毛人凤又在娘娘庙街38号军统蓉站召集军统特务头目进一步密谋策划，徐中齐携带囚禁的政治犯名册参加。在研究如何处置时，军统蓉站站长杨超群说：“逮捕这些人不容易，宁肯错杀，不要放脱。”毛人凤接过徐呈交的名册，略一翻阅，并与徐远举、徐中齐耳语后，随即批上“一律枪决”4字。当即将此名册交还徐，并说：“这件事，你还得按手续找王主席（指王陵基）商量一下。”

　　 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即省特委会）主席的王陵基，在1948年上任后清理积案时，就不顾军、政、绅、学、新闻等各界人士要求释放政治犯的舆论，对1947年特务机关搞“六·二”大行动逮捕的杨伯恺、于渊、王伯高等革命志士拒不开释，还说：“他们骂我们都骂得，我们为什么关不得。”1949年7月，军统蓉站和省会警察局联合侦破的“川西解放组”一案所关押的杜可等 5人（原捕15人，后释放10人），经王陵基批转省特委会审讯后，他早就批准枪毙而暂未执行，是因为临近解放，社会动荡不安，害怕惹出事来。此刻毛人凤这项血洗监狱的决定，正中王陵基的下怀。所以当徐中齐驱车将毛已批“一律枪决”的名册送呈王陵基会审时，他不加思索地就提笔在上面签批“如拟”二字，仍交令徐“漏夜执行”。但老谋深算、奸狡巨猾的王陵基对这种伤天害理的罪行仍不能无所顾忌，他害怕引起成都人民革命怒潮的总爆发，危及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因此，他又再三叮咛徐中齐：“关于枪毙异党分子的一些具体问题，你去和周迅予详细研究，作出行动计划，要做到绝对秘密，不要闹出事来！”

　 　徐中齐立即又去东门街公馆会见毛人凤和周迅予密商，请周派行刑队和刑车执行，并表示特委会愿出几桶汽油钱，还要奖赏行刑人员。周迅予则以“特委会关押的人不是一个机关逮捕的，为什么要稽查处派人行刑”为由，假意推辞。徐说：“杀共产党人有啥关系！”毛人凤也说：“迅予，这件事是我们自己该办的嘛，你派稽查处特务队杀了就是了。”接着将政治犯名册和72块银元交给周迅予。周即在名册上写了“遵办”两字，并用电话通知稽查处第二科科长汪道生、特务大队长王赞荣马上来到他的公馆，当面交待说：“毛先生令我们将在押政治犯处决，已批了72元犒赏费，给行刑人员打牙祭，这件事就交给你们办了。”同时，徐、周两头子还商定了残杀的时间、刑场、刑车、凶器、警戒、掩埋等行动计划的准备和分工问题。

        在即将展开血腥屠杀的前夕，特务们也没有放过在“政治犯”身上发一笔横财的机会

　 　徐中齐立即回到特委会，对其秘书罗慧开、龚速度等特务作了具体布置，指定罗慧开为行刑的总负责人，特委会直属组主任干事吴翰文担任“监斩”，由刚组建的别动总队警卫一支队一大队担负看守所和刑场警戒。并说明由稽查处派人行刑，刑场原定在龙泉驿山上，因来不及布置，改定在外西抚琴台和十二桥；先杀稽查处关押的，后杀特委会关押的。

　 　12月4日晚12时，即在省特委会“监斩官”吴翰文的监督下，由稽查处二科科长汪道生派特务中队长王建谋，率领武装特务雷雨田等10人，将关押在玉带桥稽查处看守所的“川西解放组”成员刘仲宜、云龙、彭代悌3人，杀害于抚琴台王建墓甬道内。云龙在临刑前告别难友时，慷慨激昂地呐内喊：“我死了算不了什么，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人会站起来!”

　 　12月7日下午，在将军衙门的省特委会看守所后面院坝里，内勤特务们在秘书龚速度指挥下，为了毁灭罪证，急忙烧毁了全部特务文书档案材料，火焰将纸灰冲向天空，飘落在监狱放风的场地。狱中难友们心中明白，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惊恐中准备逃跑了。正在放风的同志看到这情景，含蓄机智地转告各牢房说：“下雪了啊!看到没有?”牢房里的难友一齐拥向铁窗口回话：“看到了，冬天来了，春天也快到了!”说着，难友们都会心地笑了，但也料到在黎明前敌人会向自己下毒手的。

　　  当晚8时，奸狡的徐中齐又匆匆忙忙赶到省特委会，再次向心腹特务龚速度、罗慧开和当天从夹江奉急电返成都的原江油县和广安县特委会情报组长、绵阳区特委会助理秘书廖俊义（派往夹江准备反共游击基地）等3人作了最后交待，他说：“本来我是决心与大家一起撤退的，现在总裁要我先到台湾去，明天就乘飞机走，不能与你们一道了；今后要看情况，如果在四川不能够坚持，就向滇缅撤退，到时我去那里接你们。”这个敌特头子临到垮台和屠杀革命者的关头，还要给心腹特务下指令，许下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虚愿，再同其他特务头目一起飞逃台湾。而且他在逃跑之前并没有放过在“政治犯”身上发一笔横财的机会，他曾公开向在押人的家属要价，至少5条黄金才放一个人。第一牢房的川大学生朱君友便由家里托人送给徐10两黄金，徐即手令监狱管理员谢鲁于大屠杀的前一天深夜将朱释放，朱也就成了本拟“一律枪决”的36人中的惟一幸存者。此外，还有因病保外就医的翁季常，其亲属也被狱中特务敲诈了一笔钱财，才未被重新抓回监狱杀头。

　 　徐中齐离开特委会后，罗慧开、龚速度又立即召集一伙骨干特务，对第二批大屠杀勾当进行具体策划和详细分工：吴翰文担任刑场的“监斩”；廖俊义带领从别动总队警卫一大队挑选的武装特务16人，持机枪和步枪，负责刑场警戒和尸体掩埋；艾九如率警卫一大队（此时，省特委会已改组为反共救国军别动总队，艾任一支队一大队队长），负责特委会大门到看守所一段的密布岗哨；看守所管理员谢鲁则根据吴翰文在监狱外每敲门3下送出一个“政治犯”的暗号，交由武装特务一个一个地押到会客室前验名捆绑。

　　 当晚11时，稽查处派中队长唐体尧率行刑队员16人，每人佩带着美制左轮和可尔德手枪，乘汽车到达省特委会后，罪恶的行动立即开始。谢鲁将在押的32名革命志士逐一叫出牢房，由武装特务押解到罗慧开面前按名核对，并假惺惺地哄骗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现因时局紧张，奉命把你们转移到安全地方。”话犹未了，武装特务又上前将他们用绳索捆绑，棉团塞嘴，布条蒙眼，强行推拖扔上刑车。

　　 敌人的谎言，骗不了在血与火中久经考验，具有高度警觉性的革命勇士们。顽强的许寿真竟徒手同施行捆绑的敌人搏斗，拒绝上车，当场被毒打致昏，眼镜破碎；老革命王干青当面厉声质问特务：“你们就这样把我黑办了!”共产党员晏子良，愤怒地对准前来捆绑他的特务兜头揍了一拳。革命女青年毛英才被押出牢房时，不堪特务的侮辱而极力反抗，高声怒骂，继而愤恨已极昏倒在地。英勇的烈士们在生命最后一瞬间，犹奋力反抗!

　　 刑车开动前，别动总队警卫一大队队长艾九如，将10把雪亮的刺刀交给稽查处行刑队的刽子手们，嘱咐他们：“为避免惊动附近群众，最好用刺刀戳杀，如果不行，再用手枪击毙。”还特别强调：“必须行动秘密，动作要快，干净利落、不露痕迹。”

　　 半夜12时左右，吴翰文、唐体尧、廖俊义带领两部刑车，沿金河街飞速驶向新西门外十二桥停下。在桥西南200多米处的乱坟坝里，残留一条长50米，深、宽不到1米的防空壕，这就是监斩特务吴翰文事先选定的刑场。廖俊义带领姓金的中队长为首的武装特务，布置好岗哨警戒，架设好机枪后，吴翰文、唐体尧就指挥并亲自动手，开始了惨无人道的血腥大屠杀。当晚西风飒飒，细雨濛濛，黑暗无光，寒气袭人。凶残的特务们每次从刑车上拉下两名革命志士，由 4个行刑队员挟持着拖向防空壕，先用刺刀戳杀，因不易很快致死，又使用手枪射击。他们在腥风血雨中作贼心虚，廖俊义特命汽车司机就地发动汽车，开大油门，企图借马达和喇叭的轰鸣掩盖罪恶的枪杀声。

　　 在刽子手们灭绝人性的逞凶过程中，王伯高又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一个特务赶上前去，用圆锹猛击王的脑袋，致王脑浆迸流，壮烈牺牲。王干青虽双手反缚，眼睛被蒙，仍第一个奋力挣脱了嘴里的棉团，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顿时口号声怒起，在黎明前的黑暗里久久回荡。武装特务们来回16次的残酷迫害，至午夜两点半钟才将32位革命志士全部屠杀完。此时，吴翰文和唐体尧急忙率稽查处特务队10多人乘车先行进城回到省特委会，向罗慧开报功请赏。廖俊义则带领特委会的10多个特务喽罗，将受害者尸体推人壕内掩埋。这伙凶残的特务发现烈士于渊尚在血泊中呻吟挣扎时，竟用掩埋工具铁锹猛劈去，并向于补射一枪，至于渊气绝身亡。这时已是黎明前的4时许，青羊官方向又传来了不明原因的密集枪声，特务们惊恐万状，廖俊义令人急忙到附近农家强拉3名农民，带着锄头帮助掩埋。直到次日（12月8日）早上5时许，东方露出曙光，这批害怕阳光的魑魅魍魉，才将烈士们的尸体草草掩埋完毕，仓惶地爬上汽车，狼狈逃回省特委会。参加这次大屠杀的凶手们，除头头受到重赏外，其余每人只领得了一块银元的奖赏。既残暴可恨，又卑鄙无耻已极。

        革命英烈死后不幸蒙冤，但历史是公正的，自会还英烈以清白，使他们留芳百世

　  　烈士们的鲜血浇灌了川西沃野，染红了黎明的朝霞。20天后，成都终于解放，知情者很快向我党和人民政府报告了两批不幸殉难者的下落。成都市军管会立即组织力量，于 1950年1月3日、4日和7日，分别在十二桥和王建墓发掘出35位革命烈士的遗体，并举行了隆重的起灵封柩典礼；1月19日，在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持下，隆重召开了成都市各界人民公祭殉难烈士大会；1月20日，又举行了盛大的公葬典礼，将这35位烈士连同在重庆牺牲的周从化烈士一起，安葬在绿草如茵、花团似锦的青羊宫烈士陵园。

　 　1961年，十二桥死难烈士墓经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对陵园重新进行了修茸，建立了庄严雄伟的“十二桥死难烈士墓”碑。

　　 但是，由于长期“左”的思潮泛滥，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的冲击使这批革命烈士的形象被歪曲，革命功绩和爱国事迹被埋没，甚至有个别殉难者被去碑平墓，取消烈士称号!一时功过不明，皂白不分，使人民群众迷惑不解，烈士的战友、亲属背黑锅，受株连。

　　 历史绝不能篡改，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先烈们的功绩。为了澄清事实，1983年底，在中共四川省委关怀下，中共成都市委作出决定：由市委组织部牵头，市委党史工委、市政协、市委统战部、市公安局、市民政局等部门参加，抽调部分得力干部，组成十二桥烈士调查组，开展了广泛深入细致的内查外调。尽管敌特机关撤逃前夕烧毁了全部档案材料，给调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是，调查组同志本着对党、对人民、对死难烈士负责的精神，跑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10多个省、市、自治区，查阅了大量档案材料，走访了数以千计的知情者和原敌特人员。特别是中央和省、市档案馆以及烈士生前的领导者、战友、亲属和狱中难友，他们为调查组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使调查工作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便胜利结束。历史的迷雾驱散了，烈士们的本来面自和名誉得以恢复。

　　 经调查终结证实，并已报经市委审定，在这35位烈士之中，有中共党员14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5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3人、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6人、其他革命志士7人。他们大部分是成都敌特机关在1947年6月2日、1948年8月20日、1949年4月20日先后3次实行大逮捕时入狱，以及1949年1月13日中共川康特委遭到破坏时被捕入狱的；另一部分是由附近县份的特务机关扣捕解送来的。他们之中，有中共建党初期和勤工俭学时的老共产党员杨伯恺；有1926年在震惊中外的万县“九·五”惨案中奋起抗击英帝军舰的民族英雄、老共产党员于渊；有1928年参加领导绵竹暴动、打响川西地区红色风暴第一枪的老共产党员王干青；有异军突起、以世界语为武器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腐朽反动、宣传人民解放军伟大胜利的老共产党员许寿真；有长期潜身敌营，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的优秀共产党员晏子良；有身陷囹圄，在敌人监狱里开展革命斗争的“川西解放组”杜可等5勇士；还有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建立新中国而甘洒热血的革命青年学生毛英才、缪兢寒、余天觉……尽管他们的革命经历和职业不尽相同，但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英勇不懈地战斗。他们被捕入狱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利诱威胁，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都有着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