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杨天石：追求信史和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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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追求信史和新知时间:2010-08-18 12:02 作者:杜然点击:434次
南朝诗人徐陵小时候就很聪明，有人摸着他的脑袋说“此天上石麒麟也”。后来这就形成了一个典故——用“天上石麟”夸一个小孩特别聪明。杨天石说，这就是他的名字中“天石”两字的来历。
1955年，杨天石因为想当作家，从无锡考入北大中文系。中学时，杨天石读了许多苏联作家的作品，最喜欢西蒙诺夫和法捷耶夫。他发现他们都是记者出身，“我当时觉得学新闻当记者，是当作家、走上文学创作之途的一个最佳道路。所以我想报北大中文系的新闻学专业。”但这个专业里有两门他不喜欢的课，一个是“布尔什维克报刊史”，一个是“摄影”，于是在进大学后分专业的时候，他报了汉语言文学专业。
两年后，第二次分专业——语言专门化和文学专门化。根据个人志愿，杨天石分到了文学专门化。后来，他的毕业文凭上写着“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专门化”这个拗口的名字。那两年大学搞“向科学进军”，杨天石说，那段时间他读了许多书，但后来并未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而是转到做研究，是因为进入大学不久所受到的一次打击。“北大诗社吸收我成为社员，我把《我走了，故乡》和《让我再看一次你露水般的眼睛》交给诗社的刊物发表。但北大团委审稿的时候，认为这两首诗歌的感情不健康，给毙了。”一首描述离别故乡，一首描述对友人依依不舍的感情，他和社员都想不通究竟哪里不健康。“后来我想明白了，那个时候他们要写国家大事，写革命感情，歌颂红旗，我却在怀念故乡，还要再看一次别人露水般的眼睛。”自然，要被认为“不健康”了。之后，杨天石就极少写诗，直到1988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才恢复写诗。
杨天石想，文学创作搞不成了，那就做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吧。那会儿，杨天石常跑到哲学系偷听朱光潜、宗白华开的美学课，当时跨系听课是不被允许的。后来发生一件让他备受挫折的事情：班上搞了一次讨论，美学理想究竟有没有全人类性，讨论下来，全班20多个人，绝大部分认为美的观念有阶级性，贾府中的焦大就是不可能爱林妹妹，不可能有全人类性，“就像前段时间有人批普世价值似的。”在他看来美学研究这条路也走不通，“我连同学都不能说服。”于是，他的兴趣转移到研究唐代诗歌为什么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所有的诗我都读过，唐朝的诗，大部分或者说主要诗人的诗，我也都读过。”
时间到了1958年，大搞学术批判，拔白旗，插红旗。“白旗是教授们，他们是资产阶级白旗，我那个时候虽然是学生中的白旗，也是同学们要拔的对象，但在老师面前，我就是红旗了。”当时有同学提出自己编文学史，三年级的杨天石第一个表示拥护。
放暑假，大家不回家，要争取利用暑假写出一本红色的中国文学史。杨天石被认为是业务不错的学生，所以分在隋唐五代文学组。“党支部决定两个组长，正组长是政治方向正确的，政治把关的；我是副组长，业务上不错的。”但编写没多久，杨天石就和组长及组里的大部分组员发生了分歧。当时《文艺报》连载茅盾的《夜读偶记》，里面有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主流，另一个观点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贯彻文学史的始终，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文学里的一个反映。“对于民间文学是文学主流这一点，我没有反对，但我极力反对 ‘一部文学史就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这是讲不通的。例如白居易写了很多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反映老百姓贫困生活的诗，但他也写了很多歌颂山林隐逸的诗。”他不赞同一部文学史应这么写。但同学们说，要看本质，要看主流，于是仍然坚持那种写法。到了1959年纠偏，大家觉得杨天石讲的还不错，所以文学史后来又修改了一次，从原来的两卷本修改到四卷本，不再划分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了。但1960年又强调反修。“胡启立找我谈话。他问我，李商隐写给妓女的那些诗，有什么价值？我不吭声，觉得无法和他谈通。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毛泽东很喜欢三李 （李白、李贺、李商隐），要知道我就反驳他了。”
写完文学史初稿，领导觉得杨天石爱捣乱，就把他支到丰台桥梁厂编厂史。此前，作家阿英看到文学史的初稿，提了一个意见，说清末民初有一个叫南社的文学团体要写进去。当时近代文学组已没有人力了，所以杨天石就被临时借调到近代文学组，补写南社这个章节。南社研究让杨天石接触到清末民初的一批作家和历史。
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红极一时，“被认为是新军新史，革命的新生力量，现在看来，那个红色文学史，连我自己都不愿意看，左得太离奇，我看了都脸红，但那个时候，康生、陈毅都写信祝贺，我们还成为全国先进社会主义集体，书特别出了精装本，送到莱比锡的国际书展去展览。”
文学史出版之后，大家讨论怎么继续革命，“大家继续写书啊，一组写毛泽东文艺思想，一组写中国小说史，另外分了一组编 《近代诗选》，就是选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这一段时间的优秀作品，不仅要选还要注释……当时大量地看近代人的诗集，大概看了几百种……可以坦率地讲，我是这本书主要的注释者和编选者。然后就毕业了。”
那个时候杨天石政治上被视为走白专道路，所以他知道毕业分配不会好。他想起龚自珍的诗：“至竟虫鱼了一生”。“我也不敢有什么更高的想法，就想能够到中华书局当编辑，搞注释之学，给古书做注解就满意了。”
他的接收单位是北京南苑八一农业机械学校。“我在北大念了5年中文系，而且不客气地说我是一个高材生嘛，怎么能被分到一个农业机械学校去？不瞒你说，那个时候批判怕了，从1958年以后我不断地挨批判，所以不敢提一个不字。”杨天石先到永定门，从永定门坐公汽到南苑，从南苑又换了一辆郊县车，到了那个叫五爱屯的地方。原来那是一个培养拖拉机手的学校。
杨天石对这个分配很不服 ，他想起李白的一句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梁斌的《红旗谱》里面有一个农民，他的口头禅是“出水才看两腿泥”，这句话鼓舞了杨天石，“我那些同学不是都分配得很好吗，北大啊，研究所啊，那就走着瞧吧，出水才看两腿泥。”他写了一本书，叫《南社研究》，他想通过自己的研究，被社会看中，能够有机会调出来工作。“我的榜样就是李希凡和蓝翎啊。”
这所学校本是“大跃进”的产物，所以1962年北京市委让它下马，那时杨天石有勇气了，向领导提出做自己喜欢的专业，当通知他到另一个技校去教书时，他一口拒绝了。“在我看来，一个技校的教员，师范学校、中专毕业生就可以了，何须我去教呢！”这时北京师大附中来挑教员，从1962年的2月，他就到了师大附中当语文教员，这一当就是16年，直到1978年到社科院近代史所。
在师大附中，杨天石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做业余研究。那会儿农村、城市开始“搞四清”，杨天石被内定为“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不好说我是资产阶级分子啊，一个月工资才五十几块，所以我不是资产阶级分子，我也不贪污，无以名之啊，所以就创造了一个名词，就说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64年，批资开始，电影《早春二月》和《北国江南》成了大毒草。《南社研究》改名《南社》准备出版，中华书局已经出了清样。“他们给我来了封信，表示现在正在批资产阶级，南社是个资产阶级团体，要加强批判。我觉得我已经批判得很严厉了，再加强批判，做不到。后来，中华书局就说，你不改我就拆版。”《南社》出版的时候，已到1980年。
1964年，杨天石还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明朝泰州学派的文章，文章批评了历史大家侯外庐等人的观点。“我的观点和侯外庐、杨荣国等几个大家的相反。”文章发表之前，杂志让侯外庐看过，他觉得这篇文章讲道理，同意发表。“这个老先生不简单，因为我是批评他的。我更没有想到的是，侯外庐提出来要把我调到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去做研究。我反对他，批评他，他却要把我调到他手下去工作，这是老一辈学者的高尚风格。我当时应该去拜访他的。”
“文革”期间杨天石到历史研究所和一个朋友聊天，对方跟他讲“你幸亏没有调来，要是你调来也逃不掉”，杨天石一打听，才知道侯外庐曾想把他调过去。虽然杨天石不清楚为什么调动没有成功，但他怀疑跟自己在北大的鉴定有关：“我的鉴定做得很坏，其中最严重的话就是反右斗争中丧失立场，严重右倾。”人生充满了偶然性。如果那次调动成功，杨天石现在做的研究就该是思想史，而不是近代史。
上世纪70年代初，社科院近代史所已经恢复业务，决定编中华民国史，先编资料，其中一个题目叫南社资料。近代史所的王学庄发现杨天石于“文革”前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里面有一段专门讲南社。“他觉得我对南社的研究很深，所以就把他们的编写提纲给我寄了一份，我非常认真地提了意见。之后他们找我面谈，我又提了不少意见。他们就提出来，让我和他们一起工作，当时叫‘协作’，原单位工作照做，没有报酬。”
杨天石一有空就骑车到近代史所，“我可以利用近代史所的藏书，我觉得这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他们大概对我印象不错，三年后，要调我来正式当研究人员。这次我要再不参与就完了，所以就主动找了师大附中领导，革委会主任倒也开通，他发现哪怕是‘文革’期间，我照样在做研究，而且1972年我还出版了一本 《王阳明》，30万2000册的印量，放在今天是天文数字啊。”
杨天石终究不放心档案里的那段评语。“不是要调我吗，我提前告诉你们我是什么人。一天晚上，我下定决心到了建国门。”近代史所的副所长李新不在家，夫人接待了杨天石。“她说你有什么事情吗，我就把情况告诉她了，说自己在反右斗争中严重右倾丧失立场，这位老太太见过世面，她一听就笑了，这个不说明你正确吗！”
访谈
经济观察报：2002年的时候，你受到过一次冲击，究竟是怎么回事？
杨天石：将来我有工夫，一定会写一篇回忆文章。当时我出版了《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蒋介石很重视历史资料，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把自己的一部分日记、函电、电报和书信的底稿、原稿以及别人给他的信件等资料交给了他的老师毛思诚。毛思诚去世以后，他的家人就把这些东西砌在墙里面。“文革”期间，红小兵抄家，把墙砸开了，这批东西就暴露了。红小兵很高兴，蒋介石的资料，反革命总头目的资料啊，他们没有烧，作为一个战功，报告给宁波市革委会，宁波市革委会报到了浙江省革委会，浙江省革委会又报到了公安部，这批东西从宁波运到了北京公安部，后来交给了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我偶然看到这批资料，就开始研究，后来写了这本书。
统战部有一个华夏英才基金，资助党外人士的。我这本书是经过近代史所和院党委的推荐，华夏英才基金审查以后，决定资助出版。出版之前新闻出版总署转请统战部再次审查，统战部表示同意出版。
2002年平安无事，2003年海外出了个书评，叫《大陆重要学者痛诉民族英雄蒋介石》。问题是我的书里没有“民族英雄”四个字啊。某些人看到这个书评，甚至都没来得及找我的书看看，就按捺不住了。他们以“一批老红军、老八路军、老新四军、老解放军战士”的名义给高层写了一封信，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杨天石，出了一本关于蒋介石的书，吹捧蒋介石是民族英雄，在我们看来，蒋介石是头号战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如果蒋介石是民族英雄，那么我们这批老革命是什么？毛泽东是什么？如果蒋介石是民族英雄，那么天安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岂不是要推倒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岂不是问题吗？这个人很会写文章。他们说，杨天石不是一个人，他这么做，肯定背后有他的主子做后台，然后就提出来，要把杨天石这样的人从党内清除出去。
经济观察报：你本来就不在党内嘛。
杨天石：所以说，这个写信的人是糊涂虫。社科院院长陈奎元把我的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说这本书是一本扎实的学术著作，是研究，不是吹捧，然后把这个结论上报，有关领导认可陈奎元同志的意见。后来由社科院的秘书长朱锦昌向我传达结论。
开始我也有点紧张。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从“反右”到“文革”，中国人培养出了一个本领，搞大批判的本领，任何一本好书都可以说成是反革命的书。刘少奇当年的《论共产党的修养》，是整风文献，全党学习啊，“文革”期间，也成了大毒草。
经济观察报：那会儿你还是《百年潮》的主编吧？
杨天石：这是个奇迹。我是非党员，但是当了九年党史刊物的主编，这个大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得感谢两个人，一个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一个是常务副主任龚育之，他们非常开明。
《百年潮》那会儿很有点名气。什么原因？第一，我们这些编辑全是兼职，没有一个专职，我和杨奎松都是近代史所的，韩刚和谢春涛是中央党校的，所有人员的编辑思想都比较解放。另外，社长是郑惠，他是原来的中央党史研究的副主任，就是说我们有条件自己审稿，稿子到了郑惠那里，他可以拍板。所以有一段时间，《百年潮》思想很解放。
一些人还直接攻《百年潮》，他们写了两封信给管宣传的领导，说《百年潮》号称中共刊物，像吗？看来不像。领导让查实情况。于是成立了调查组，把《百年潮》创刊以来的文章都查了一遍。最后给中央领导写的报告中，调查组讲《百年潮》有三个优点和三个不足。优点第一点是说我们发现了一些党史的珍贵资料；第二点是说我们澄清了一些历史错误；第三点是普及党史知识。不足第一个是对老人家的晚年错误，有的地方讲得过细；第二个是作者队伍还不够宽广；第三个是个别的文章格调不高。都不是大问题，杂志过关了。
一些人把杂志上季羡林的一篇文章说成是大毒草，把王元化的一篇文章也说成是大毒草，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季羡林先生那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当年被评为全国最佳散文，可是在他们的密告信中，这篇文章却被视为是“吹捧胡适”的毒草呢！
到了2005年，党史学会改选，龚育之离任。学会领导宣布杨天石同志年事已高，要换一个主编。这样，我就离开《百年潮》了。
经济观察报：你说民国史的研究要突破内战思维。
杨天石：为了这个观点，我也曾经挨骂。这个话是《南方周末》的记者访问时谈到的。毛泽东曾经讲过，要克服 “内战时期的情绪”，我受到启发，因此才提出要突破“内战思维”。
过去共产党骂国民党是“蒋匪”，国民党骂共产党是“共匪”。1995年，台湾方面召开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讨论会，大陆学者去了31个。我们浩浩荡荡去参加会议，有个年轻人挺兴奋，就在楼道里大叫“共匪来喽”。到了闭幕式，我就发言讲了一段话，说以前双方彼此称对方为匪，现在看来双方都不是匪，举个例子，在座有一位蒋永敬教授，他原来还当过国民党的兵，按照这个理论推下去，他是标准的蒋匪；但在我看来，他知识丰富，温文儒雅，身上找不到一点匪气。我呢，是中共培养长大的，大家和我相处这么些年，在我身上也找不到匪气，所以我们历史上这种彼此互相攻击对方为匪的现象不正常。
中研院的院士张玉法在我后面发言，他说，中国就是两种人，一种拥护国民党，一种拥护共产党，如果拥护国民党的是蒋匪，拥护共产党的是共匪，这样的话，中国人不都是匪了吗，他说这是“土匪史观”。我觉得他讲的话有道理。后来《南方周末》的记者帮我总结为“摆脱内战思维，克服土匪史观”。这一登出来不得了，有些人不是从正面理解你的话，而是上纲上线，恶意歪曲，把你往“有罪”的方向引导。“双方都不是匪”，这个观点有什么错！既符合历史真实，又符合中共现在的政策嘛。难道我们现在还坚持认为对方是“匪”，或者历史上是“匪”吗？
冯小刚拍了《集结号》，片子放了以后，有人批它没有革命和反革命之分，没有进步和反动之分，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然后把我拉出来陪斗，说冯小刚这个片子的理论根据是我。幸而，冯小刚这部片子还得了奖。
经济观察报：前几年你提出要建立中国近代史新的解释体系，和这个问题也相关吧？
杨天石：对，这个话我在台湾中研院做报告的时候讲过，在大陆有的地方也讲过，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写到文章里去。这是捅马蜂窝的事情，有人会受不了。其实，说“双方都不是匪”并不等于说双方的分歧没有是非，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除了称对方为“匪”外，我们总应该找寻一种“新的解释”吧！
有一次开会，我说多年以来我们的近代史研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离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样讲，可能比较容易接受。我这一行，现在很时髦，很热，但这是一个雷区，地雷很多，随时可能爆炸。所以，做研究的时候要分外严谨，分外小心。要把篱笆扎好，不给人钻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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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诗人徐陵小时候就很聪明，有人摸着他的脑袋说“此天上石麒麟也”。后来这就形成了一个典故——用“天上石麟”夸一个小孩特别聪明。杨天石说，这就是他的名字中“天石”两字的来历。
1955年，杨天石因为想当作家，从无锡考入北大中文系。中学时，杨天石读了许多苏联作家的作品，最喜欢西蒙诺夫和法捷耶夫。他发现他们都是记者出身，“我当时觉得学新闻当记者，是当作家、走上文学创作之途的一个最佳道路。所以我想报北大中文系的新闻学专业。”但这个专业里有两门他不喜欢的课，一个是“布尔什维克报刊史”，一个是“摄影”，于是在进大学后分专业的时候，他报了汉语言文学专业。
两年后，第二次分专业——语言专门化和文学专门化。根据个人志愿，杨天石分到了文学专门化。后来，他的毕业文凭上写着“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专门化”这个拗口的名字。那两年大学搞“向科学进军”，杨天石说，那段时间他读了许多书，但后来并未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而是转到做研究，是因为进入大学不久所受到的一次打击。“北大诗社吸收我成为社员，我把《我走了，故乡》和《让我再看一次你露水般的眼睛》交给诗社的刊物发表。但北大团委审稿的时候，认为这两首诗歌的感情不健康，给毙了。”一首描述离别故乡，一首描述对友人依依不舍的感情，他和社员都想不通究竟哪里不健康。“后来我想明白了，那个时候他们要写国家大事，写革命感情，歌颂红旗，我却在怀念故乡，还要再看一次别人露水般的眼睛。”自然，要被认为“不健康”了。之后，杨天石就极少写诗，直到1988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才恢复写诗。
杨天石想，文学创作搞不成了，那就做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吧。那会儿，杨天石常跑到哲学系偷听朱光潜、宗白华开的美学课，当时跨系听课是不被允许的。后来发生一件让他备受挫折的事情：班上搞了一次讨论，美学理想究竟有没有全人类性，讨论下来，全班20多个人，绝大部分认为美的观念有阶级性，贾府中的焦大就是不可能爱林妹妹，不可能有全人类性，“就像前段时间有人批普世价值似的。”在他看来美学研究这条路也走不通，“我连同学都不能说服。”于是，他的兴趣转移到研究唐代诗歌为什么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所有的诗我都读过，唐朝的诗，大部分或者说主要诗人的诗，我也都读过。”
时间到了1958年，大搞学术批判，拔白旗，插红旗。“白旗是教授们，他们是资产阶级白旗，我那个时候虽然是学生中的白旗，也是同学们要拔的对象，但在老师面前，我就是红旗了。”当时有同学提出自己编文学史，三年级的杨天石第一个表示拥护。
放暑假，大家不回家，要争取利用暑假写出一本红色的中国文学史。杨天石被认为是业务不错的学生，所以分在隋唐五代文学组。“党支部决定两个组长，正组长是政治方向正确的，政治把关的；我是副组长，业务上不错的。”但编写没多久，杨天石就和组长及组里的大部分组员发生了分歧。当时《文艺报》连载茅盾的《夜读偶记》，里面有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主流，另一个观点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贯彻文学史的始终，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文学里的一个反映。“对于民间文学是文学主流这一点，我没有反对，但我极力反对 ‘一部文学史就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这是讲不通的。例如白居易写了很多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反映老百姓贫困生活的诗，但他也写了很多歌颂山林隐逸的诗。”他不赞同一部文学史应这么写。但同学们说，要看本质，要看主流，于是仍然坚持那种写法。到了1959年纠偏，大家觉得杨天石讲的还不错，所以文学史后来又修改了一次，从原来的两卷本修改到四卷本，不再划分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了。但1960年又强调反修。“胡启立找我谈话。他问我，李商隐写给妓女的那些诗，有什么价值？我不吭声，觉得无法和他谈通。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毛泽东很喜欢三李 （李白、李贺、李商隐），要知道我就反驳他了。”
写完文学史初稿，领导觉得杨天石爱捣乱，就把他支到丰台桥梁厂编厂史。此前，作家阿英看到文学史的初稿，提了一个意见，说清末民初有一个叫南社的文学团体要写进去。当时近代文学组已没有人力了，所以杨天石就被临时借调到近代文学组，补写南社这个章节。南社研究让杨天石接触到清末民初的一批作家和历史。
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红极一时，“被认为是新军新史，革命的新生力量，现在看来，那个红色文学史，连我自己都不愿意看，左得太离奇，我看了都脸红，但那个时候，康生、陈毅都写信祝贺，我们还成为全国先进社会主义集体，书特别出了精装本，送到莱比锡的国际书展去展览。”
文学史出版之后，大家讨论怎么继续革命，“大家继续写书啊，一组写毛泽东文艺思想，一组写中国小说史，另外分了一组编 《近代诗选》，就是选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这一段时间的优秀作品，不仅要选还要注释……当时大量地看近代人的诗集，大概看了几百种……可以坦率地讲，我是这本书主要的注释者和编选者。然后就毕业了。”
那个时候杨天石政治上被视为走白专道路，所以他知道毕业分配不会好。他想起龚自珍的诗：“至竟虫鱼了一生”。“我也不敢有什么更高的想法，就想能够到中华书局当编辑，搞注释之学，给古书做注解就满意了。”
他的接收单位是北京南苑八一农业机械学校。“我在北大念了5年中文系，而且不客气地说我是一个高材生嘛，怎么能被分到一个农业机械学校去？不瞒你说，那个时候批判怕了，从1958年以后我不断地挨批判，所以不敢提一个不字。”杨天石先到永定门，从永定门坐公汽到南苑，从南苑又换了一辆郊县车，到了那个叫五爱屯的地方。原来那是一个培养拖拉机手的学校。
杨天石对这个分配很不服 ，他想起李白的一句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梁斌的《红旗谱》里面有一个农民，他的口头禅是“出水才看两腿泥”，这句话鼓舞了杨天石，“我那些同学不是都分配得很好吗，北大啊，研究所啊，那就走着瞧吧，出水才看两腿泥。”他写了一本书，叫《南社研究》，他想通过自己的研究，被社会看中，能够有机会调出来工作。“我的榜样就是李希凡和蓝翎啊。”
这所学校本是“大跃进”的产物，所以1962年北京市委让它下马，那时杨天石有勇气了，向领导提出做自己喜欢的专业，当通知他到另一个技校去教书时，他一口拒绝了。“在我看来，一个技校的教员，师范学校、中专毕业生就可以了，何须我去教呢！”这时北京师大附中来挑教员，从1962年的2月，他就到了师大附中当语文教员，这一当就是16年，直到1978年到社科院近代史所。
在师大附中，杨天石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做业余研究。那会儿农村、城市开始“搞四清”，杨天石被内定为“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不好说我是资产阶级分子啊，一个月工资才五十几块，所以我不是资产阶级分子，我也不贪污，无以名之啊，所以就创造了一个名词，就说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64年，批资开始，电影《早春二月》和《北国江南》成了大毒草。《南社研究》改名《南社》准备出版，中华书局已经出了清样。“他们给我来了封信，表示现在正在批资产阶级，南社是个资产阶级团体，要加强批判。我觉得我已经批判得很严厉了，再加强批判，做不到。后来，中华书局就说，你不改我就拆版。”《南社》出版的时候，已到1980年。
1964年，杨天石还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明朝泰州学派的文章，文章批评了历史大家侯外庐等人的观点。“我的观点和侯外庐、杨荣国等几个大家的相反。”文章发表之前，杂志让侯外庐看过，他觉得这篇文章讲道理，同意发表。“这个老先生不简单，因为我是批评他的。我更没有想到的是，侯外庐提出来要把我调到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去做研究。我反对他，批评他，他却要把我调到他手下去工作，这是老一辈学者的高尚风格。我当时应该去拜访他的。”
“文革”期间杨天石到历史研究所和一个朋友聊天，对方跟他讲“你幸亏没有调来，要是你调来也逃不掉”，杨天石一打听，才知道侯外庐曾想把他调过去。虽然杨天石不清楚为什么调动没有成功，但他怀疑跟自己在北大的鉴定有关：“我的鉴定做得很坏，其中最严重的话就是反右斗争中丧失立场，严重右倾。”人生充满了偶然性。如果那次调动成功，杨天石现在做的研究就该是思想史，而不是近代史。
上世纪70年代初，社科院近代史所已经恢复业务，决定编中华民国史，先编资料，其中一个题目叫南社资料。近代史所的王学庄发现杨天石于“文革”前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里面有一段专门讲南社。“他觉得我对南社的研究很深，所以就把他们的编写提纲给我寄了一份，我非常认真地提了意见。之后他们找我面谈，我又提了不少意见。他们就提出来，让我和他们一起工作，当时叫‘协作’，原单位工作照做，没有报酬。”
杨天石一有空就骑车到近代史所，“我可以利用近代史所的藏书，我觉得这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他们大概对我印象不错，三年后，要调我来正式当研究人员。这次我要再不参与就完了，所以就主动找了师大附中领导，革委会主任倒也开通，他发现哪怕是‘文革’期间，我照样在做研究，而且1972年我还出版了一本 《王阳明》，30万2000册的印量，放在今天是天文数字啊。”
杨天石终究不放心档案里的那段评语。“不是要调我吗，我提前告诉你们我是什么人。一天晚上，我下定决心到了建国门。”近代史所的副所长李新不在家，夫人接待了杨天石。“她说你有什么事情吗，我就把情况告诉她了，说自己在反右斗争中严重右倾丧失立场，这位老太太见过世面，她一听就笑了，这个不说明你正确吗！”
访谈
经济观察报：2002年的时候，你受到过一次冲击，究竟是怎么回事？
杨天石：将来我有工夫，一定会写一篇回忆文章。当时我出版了《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蒋介石很重视历史资料，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把自己的一部分日记、函电、电报和书信的底稿、原稿以及别人给他的信件等资料交给了他的老师毛思诚。毛思诚去世以后，他的家人就把这些东西砌在墙里面。“文革”期间，红小兵抄家，把墙砸开了，这批东西就暴露了。红小兵很高兴，蒋介石的资料，反革命总头目的资料啊，他们没有烧，作为一个战功，报告给宁波市革委会，宁波市革委会报到了浙江省革委会，浙江省革委会又报到了公安部，这批东西从宁波运到了北京公安部，后来交给了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我偶然看到这批资料，就开始研究，后来写了这本书。
统战部有一个华夏英才基金，资助党外人士的。我这本书是经过近代史所和院党委的推荐，华夏英才基金审查以后，决定资助出版。出版之前新闻出版总署转请统战部再次审查，统战部表示同意出版。
2002年平安无事，2003年海外出了个书评，叫《大陆重要学者痛诉民族英雄蒋介石》。问题是我的书里没有“民族英雄”四个字啊。某些人看到这个书评，甚至都没来得及找我的书看看，就按捺不住了。他们以“一批老红军、老八路军、老新四军、老解放军战士”的名义给高层写了一封信，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杨天石，出了一本关于蒋介石的书，吹捧蒋介石是民族英雄，在我们看来，蒋介石是头号战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如果蒋介石是民族英雄，那么我们这批老革命是什么？毛泽东是什么？如果蒋介石是民族英雄，那么天安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岂不是要推倒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岂不是问题吗？这个人很会写文章。他们说，杨天石不是一个人，他这么做，肯定背后有他的主子做后台，然后就提出来，要把杨天石这样的人从党内清除出去。
经济观察报：你本来就不在党内嘛。
杨天石：所以说，这个写信的人是糊涂虫。社科院院长陈奎元把我的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说这本书是一本扎实的学术著作，是研究，不是吹捧，然后把这个结论上报，有关领导认可陈奎元同志的意见。后来由社科院的秘书长朱锦昌向我传达结论。
开始我也有点紧张。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从“反右”到“文革”，中国人培养出了一个本领，搞大批判的本领，任何一本好书都可以说成是反革命的书。刘少奇当年的《论共产党的修养》，是整风文献，全党学习啊，“文革”期间，也成了大毒草。
经济观察报：那会儿你还是《百年潮》的主编吧？
杨天石：这是个奇迹。我是非党员，但是当了九年党史刊物的主编，这个大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得感谢两个人，一个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一个是常务副主任龚育之，他们非常开明。
《百年潮》那会儿很有点名气。什么原因？第一，我们这些编辑全是兼职，没有一个专职，我和杨奎松都是近代史所的，韩刚和谢春涛是中央党校的，所有人员的编辑思想都比较解放。另外，社长是郑惠，他是原来的中央党史研究的副主任，就是说我们有条件自己审稿，稿子到了郑惠那里，他可以拍板。所以有一段时间，《百年潮》思想很解放。
一些人还直接攻《百年潮》，他们写了两封信给管宣传的领导，说《百年潮》号称中共刊物，像吗？看来不像。领导让查实情况。于是成立了调查组，把《百年潮》创刊以来的文章都查了一遍。最后给中央领导写的报告中，调查组讲《百年潮》有三个优点和三个不足。优点第一点是说我们发现了一些党史的珍贵资料；第二点是说我们澄清了一些历史错误；第三点是普及党史知识。不足第一个是对老人家的晚年错误，有的地方讲得过细；第二个是作者队伍还不够宽广；第三个是个别的文章格调不高。都不是大问题，杂志过关了。
一些人把杂志上季羡林的一篇文章说成是大毒草，把王元化的一篇文章也说成是大毒草，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季羡林先生那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当年被评为全国最佳散文，可是在他们的密告信中，这篇文章却被视为是“吹捧胡适”的毒草呢！
到了2005年，党史学会改选，龚育之离任。学会领导宣布杨天石同志年事已高，要换一个主编。这样，我就离开《百年潮》了。
经济观察报：你说民国史的研究要突破内战思维。
杨天石：为了这个观点，我也曾经挨骂。这个话是《南方周末》的记者访问时谈到的。毛泽东曾经讲过，要克服 “内战时期的情绪”，我受到启发，因此才提出要突破“内战思维”。
过去共产党骂国民党是“蒋匪”，国民党骂共产党是“共匪”。1995年，台湾方面召开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讨论会，大陆学者去了31个。我们浩浩荡荡去参加会议，有个年轻人挺兴奋，就在楼道里大叫“共匪来喽”。到了闭幕式，我就发言讲了一段话，说以前双方彼此称对方为匪，现在看来双方都不是匪，举个例子，在座有一位蒋永敬教授，他原来还当过国民党的兵，按照这个理论推下去，他是标准的蒋匪；但在我看来，他知识丰富，温文儒雅，身上找不到一点匪气。我呢，是中共培养长大的，大家和我相处这么些年，在我身上也找不到匪气，所以我们历史上这种彼此互相攻击对方为匪的现象不正常。
中研院的院士张玉法在我后面发言，他说，中国就是两种人，一种拥护国民党，一种拥护共产党，如果拥护国民党的是蒋匪，拥护共产党的是共匪，这样的话，中国人不都是匪了吗，他说这是“土匪史观”。我觉得他讲的话有道理。后来《南方周末》的记者帮我总结为“摆脱内战思维，克服土匪史观”。这一登出来不得了，有些人不是从正面理解你的话，而是上纲上线，恶意歪曲，把你往“有罪”的方向引导。“双方都不是匪”，这个观点有什么错！既符合历史真实，又符合中共现在的政策嘛。难道我们现在还坚持认为对方是“匪”，或者历史上是“匪”吗？
冯小刚拍了《集结号》，片子放了以后，有人批它没有革命和反革命之分，没有进步和反动之分，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然后把我拉出来陪斗，说冯小刚这个片子的理论根据是我。幸而，冯小刚这部片子还得了奖。
经济观察报：前几年你提出要建立中国近代史新的解释体系，和这个问题也相关吧？
杨天石：对，这个话我在台湾中研院做报告的时候讲过，在大陆有的地方也讲过，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写到文章里去。这是捅马蜂窝的事情，有人会受不了。其实，说“双方都不是匪”并不等于说双方的分歧没有是非，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除了称对方为“匪”外，我们总应该找寻一种“新的解释”吧！
有一次开会，我说多年以来我们的近代史研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离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样讲，可能比较容易接受。我这一行，现在很时髦，很热，但这是一个雷区，地雷很多，随时可能爆炸。所以，做研究的时候要分外严谨，分外小心。要把篱笆扎好，不给人钻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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